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下午，張作霖發表「出關通電」。晚八時，留守人員為之舉行告別晚宴，張作霖毫無食慾，且神不守舍。次日凌晨，張作霖由國務總理潘復等高官陪同，乘車駛往前門車站。臨行前，他命令許蘭洲將安國軍大元帥的印、旗，以及國務院的印信、外交部的檔案運往關外，做好隨時打回北京的準備。[29]
日本《朝日新聞》的記者生動地描寫了當時的場景：「沿著新緑街道微透森芒的月光，從過去住了兩年的大元帥府正門出來，經過窗子，依依不捨地回望中南海樹叢的張作霖的眼睛裡，竟閃著光芒。」此前，張作霖多次因戰敗而逃離北京，但這一次氣氛尤其冷寂。凌晨二時三十分，列車啟動，駛出北京。
六月四日凌晨五點二十分，專列經過皇姑屯時，發生了可怕的爆炸。張作霖的保衛處長溫守善受了輕傷，如此記述血腥的場面：
早晨五六點鐘，張和吳（俊升）望著車窗外熹微的晨光和春綠的莊稼，邊看邊談。正當這節花車穿行老道口交叉點時，轟隆一聲巨響，煙塵滾滾，砂石紛飛，正好把這節車廂炸碎。……張作霖被炸出約三丈遠，當時沒死，內傷看不清，只見咽喉處有很深的一個窟窿，流了很多血，污染領襟，我用一個大綢子給堵上了。然後我和張學曾把張作霖抱到趕來的齊思銘的汽車上。看樣子，張非常難受，已神志模糊。[30]
當時，輿論一致將肇事者指向關東軍。日本政府在調查報告中加以否認，卻無人相信。中國史學界認定幕後兇手是關東軍，日本和西方學者也大都接受此一觀點。
戰後多年，日本背負戰敗者的恥辱，知識界是左翼占上風，很少有人對關東軍暗殺張作霖這一「不言自明的事實」有所懷疑。近年來，有一些日本學者發掘新材料，提出新觀點。歷史學家加藤康男在《解謎炸死張作霖事件》一書中指出，河本大作暗殺張作霖之說是謊言。當時奉天領事內田五郎命令館員所繪製的示意圖，成為河本大作並不是首謀犯的證據。內田五郎將這張圖交給英國人，加藤在倫敦的英國公文書館內發現了這份決定性的證據。
日本歷史學者宮協淳子認為，張學良和他的部下相當可疑。張學良早已是國民黨員，後來發動西安事變，證明他是共產國際內部人員。或許他成為國民黨員，只是為了隱藏共產黨員的真實身份。[31]站在日本的立場來看，「張作霖平安無事撤回滿洲是好的，反之，他的死沒有任何加分作用。」[32]宮協淳子也將矛頭指向蘇俄：「老是想著要讓中國人和日本人起爭執的蘇維埃，絕對很可疑。日本人雖然不是主犯，但是這件事之所以被視為日本人所為，是因為日本人之中，的確有部分人信奉世界共產主義、同時革命，而這些人在這件事中摻了一腳。」[33]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將大量原蘇共中央、共產國際和克格勃的檔案解密。這些解密檔案讓皇姑屯事件的真相浮出水面。一九二零年代末期，與張作霖矛盾最大的外部勢力，不是日本，而是蘇俄。張作霖最堅決反對「赤化」，多次嘗試收回蘇俄掌握的中東鐵路的權益，嚴厲打擊蘇俄特務在東北的活動。張作霖控制北京政府之後，與蘇俄的衝突進一步加劇：他命令軍警沖入蘇俄駐北京使館，逮捕並處決躲藏在內的李大釗等中共要員，查獲並公布蘇俄利用共產國際等組織顛覆北京政府的文件。
一九二八年初，張作霖預感到難以守住華北，需要與日本就東北的未來達成妥協。他派負責外交事務的心腹於沖漢去日本，與日方簽訂了《滿洲獨立密約》。其主要內容是，日本繼續支持張作霖統治滿洲，張作霖必須同意以下條件：成立「獨立滿洲共和國」，包括滿洲和內蒙古地區，受日本保護；日本將外蒙古變成緩衝國；「獨立滿洲共和國」雖不與中國的中央政府為敵，但禁止從事「赤色」宣傳和「赤色」運動；滿洲政府與日本政府共同反對蘇聯政府對東北地區的蠶食和滲透等。[34]
這份密約達成後，日本與張作霖的緊張關係改善，日本不再有除去張作霖的理由。對於日本而言，這種「代理統治」是代價最小的方式。而蘇俄在第一時間就通過間諜獲知此一密約，史達林為之震怒，蘇共政治局下達對張作霖的暗殺令：「該密約已經威脅到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必須對變本加厲反蘇反共的張作霖實施清除計劃。」[35]
曾任列寧貼身保鏢、時任蘇聯國家保衛總局局長的緬任斯基，向下屬發出指示：「必須選擇大智大勇、一擊必中的同志，完成這項極為特殊的任務。」蘇聯情報機關挑選了頂級特務出馬。這項行動的負責人為「冷面殺手」埃廷貢，此人在契卡「特別行動小組」工作多年，此後還策劃了對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的暗殺。這位擁有少將軍銜的殺手，一九五一年出任國家安全部情報局副局長。這項行動的參與者還有武器專家維納羅夫及其妻子、軍事情報局密碼報務員列別捷娃，以及負責招募亞裔特工和負責外圍工作的資深情報員薩爾嫩。[36]
行動前夕，莫斯科給該小組發去密電：「再次提醒你們，在實施清除行動時，一定要把人們的視線引導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蔣介石集團身上，最好能引導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華的媒體，做好宣傳工作。」[37]
就在張作霖的列車啟動之後幾分鐘，遠在奉天的薩爾嫩接到密電，特工們迅速行動起來。如同此前多次演練的那樣，埃廷貢帶著兩名亞裔特工，於三日子夜前將維納羅夫準備好的四十袋共一百五十公斤炸藥秘密擺放在老道口三洞橋下，然後躲藏到十多米外的路基下。當張作霖的專列疾馳而來之時，埃廷貢按下了手中的引爆器。
事件發生後，蘇俄的宣傳機器開動起來，咬定是日本所為。關東軍在千夫所指之下，無論如何辯白都脫離不了關係。而張學良由此蛻變成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在接掌東北的權力之後，宣布改旗易幟，歸順國民政府。[38]
二戰結束之後，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突然在國際法庭作證，承認自己是皇姑屯事件的策劃人。河本大作的證詞似乎坐實了關東軍的陰謀。然而，俄羅斯解密檔案顯示，河本大作的證詞乃是其恩師岡田啟介在蘇聯的指導下完成的。岡田啟介在戰前曾任日本首相，在少壯派軍官發動的「二二六」未遂政變之後被迫辭職，從此憤世嫉俗，思想左傾，並受蘇聯傳奇間諜佐爾格之招募，向蘇聯提供機密情報。佐爾格被捕並被處死，沒有供出岡田，岡田繼續與蘇聯保持聯繫。
當東京國際法庭開審並計劃重啟對皇姑屯事件的調查之際，蘇聯唯恐真相敗露，安排岡田配合演戲。一九四六年，莫斯科給岡田發去密電：「請在日本關東軍存活的人員中，尋找心理和精神狀態良好的子弟或屬下，把我們的對對方生命有益的合作意圖說清楚，使之同意：該案件系自己勢力所為。具體人員由您來物色。需要指出的是，您不僅需要物色好『坦白者』，而且要為其準備令人信服的『坦白材料』。『坦白材料』必須明白無誤地說明：該爆炸案是由自己領導並組織實施的。」[39]
岡田挑選了他的弟子河本大作出庭作證。當時，河本正躲藏在東北，隨時可能被當作戰犯抓捕並處決，在走投無路之下，他同意了蘇聯的合作建議。
即便如此，東京國際法庭的專家們經過長達三年的調查取證，以「缺乏可信性和實際證據」為由，決定不對此案專門立案審理，並得出結論：案犯不列為疑犯，皇姑屯事件仍是「懸案」。蘇聯方面掩飾真相的目的也達成了。
張作霖是一個「生不逢時」的人物，如果在過去的時代，他有可能像劉邦、朱元璋那樣的流氓無產者那樣歷經千辛萬苦而登上皇帝的龍椅。但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華民國，他卻是一個過時的、註定會失敗的人物。
曾擔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和日本政府內務大臣、外務大臣的後藤新平，一九一六年六月至九月，兩次對滿洲進行政治考察，認為必須放棄支持其他勢力，全力扶持親日的張作霖。他在《關於滿蒙日本軍隊的行動》一書中如此評論張作霖：
張作霖在滿洲有一種特別之地位，他並無特殊的履歷，也與中國中央政府無密切因緣。其心中惟有權勢利慾，別無何等經論。且張認為日本在滿洲有絕大權力，知背日本之不利，而順日本之有益。若利用有如此地位和有如此思想之張作霖商議滿蒙之事，日本皆可橫行無阻。
後藤新平或許小看了張作霖。比起手無寸鐵、百依百順的滿洲國皇帝溥儀來，擁兵數十萬的「東北王」張作霖並非日本人的奴僕或花瓶。張作霖的傳記作者加文·麥考馬克認為，「就與日本帝國主義的關係而論，張作霖比一個純粹的傀儡還多些什麼，但卻比一個民族主義者少些什麼」。[40]當時在中國發揮重要作用的有三種力量——軍閥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張作霖正處在這三者的焦點之上。他是一個「好總督」，卻成不了「好國王」。他統治半開化的民眾似乎綽綽有餘，但處理東北亞地區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卻缺乏基本的知識、視野和理念。他像泥鰍一樣在這三者之間游弋，最終被近代的激流撕扯得粉身碎骨。
【注釋】
[29]來新夏等：《北洋軍閥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051。
[30]張氏帥府博物館陳列資料。
[31]宮協淳子：《這才是真實的中國史》，（台北：八旗文化，2015年），頁267-268。
[32]宮協淳子：《這才是真實的滿洲史》，（台北：八旗文化，2016年），頁185。
[33]宮協淳子：《這才是真實的滿洲史》，頁186。
[34]《俄羅斯對外情報綱要》（第三卷），轉引自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11年），頁207。
[35]（俄）戈爾巴基迪、普羅霍羅夫：《克格勃下達暗殺令》，轉引自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頁208。
[36]這個小組所從事的工作撲朔迷離，即便是專門研究蘇聯在中國的間諜活動的歷史學家烏索夫也只是蜻蜓點水般地寫道：「一九二八年，由北京來的拉脫維亞人薩爾嫩、保加利亞人維納羅夫和從莫斯科派來的年輕特工埃廷貢等人，在哈爾濱組成一個特別小組。他們在工業企業主韋格傑卡擁有的罐頭廠掩護下工作。維納羅夫的妻子列別捷娃從北京轉至哈爾濱遠東銀行工作，依然是該小組的密碼員。」參閱（俄）維克托·烏索夫：《蘇聯特工在中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頁136。
[37]（俄）戈爾巴基迪、普羅霍羅夫：《克格勃下達暗殺令》，轉引自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頁214。
[38]張學良並沒有膽量在戰場上抵抗日本。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時，張學良在北平醉生夢死，命令東北軍全線退入關內。時人皆稱：「大帥（張作霖）在，必不至此！」如果沒有皇姑屯事件，或許就不會有後來由溥儀當皇帝的滿洲國，也不會有張學良成為地下黨員、發動西安事變，致使共產黨獲得合法地位、不斷壯大，最終擊敗國民黨、奪取中國的統治權。日本也未必會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戰爭的真正得利者卻是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張作霖一生反共，死於蘇共之手，倒是死得其所；惟一讓他死不瞑目的是，他的兒子張學良成為共產黨員和共產黨崛起的墊腳石。
[39]（俄）莫洛佳科夫主編：《東京審判之秘聞實錄》，轉引自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頁242。
[40]（英）加文·麥考馬克（Cavan McCormack）：《張作霖傳》，頁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