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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鎮反運動小議

我父親出身於河南農家,自幼聰明好學,家裡供他讀書,後來考上公費的中央政治學校,畢業後當過縣警察局長、縣長、總務課長、禁煙督導專員等。1948年冬參加到河南的國民黨軍隊127軍,第二年夏天,該軍軍長張軫率部於湖北金口“起義”,編入解放軍51軍,我父親在212師政治部宣傳科擔任幹事。當時共產黨說“起義光榮”,保證“既往不咎”,還發了一紙證書,住家門上還掛了一塊“光榮軍屬”的木牌。但是到了“鎮反”運動,仍然當做“歷史反革命”被處死。我父親在1952年4月由湖北省軍區押返原籍,6月就被處決。1984年年底,許昌縣法院發給我家一份刑事判決書,上面寫道:“按照黨的既往不咎政策,原判確屬錯誤,應予糾正。”

1984年秋和1986年春,我兩次到許昌,處理有關為父親平反的善後事宜。從許昌縣法院工作人員的口中,我進一步證實了父親被處死完全是因為他過去在國民黨政府和軍隊中的那段歷史,並不是因為他後來有什麼現行的問題。

鎮壓反革命運動,是中共在建政初期發動的一場極其殘暴的政治迫害運動。在這場運動中,被殺死的有71萬人(按照毛澤東在1959年廬山會議的說法是100萬人),被關押的有120萬人,還有120萬人被管制。

當然是政治迫害,因為被鎮壓的對象,絕大多數都不是有過什麼現行的違法行為,也不是有過什麼反對新政權的活動,僅僅是由於他們的身份,由於他們曾經在舊政權任職。即便其中一些人在過去曾經犯過共產黨眼中的“反革命罪行”,那也早被共產黨明文宣布“既往不咎”。因此,鎮反運動的政治迫害性質是不容否認的。

歷史上也有過一些政治集團對已經投降歸順的敵人橫施暴虐,例如秦將白起坑殺40萬趙軍降卒。但那通常都是發生在戰爭期間,發生在贏得全國政權之前。共產黨的鎮反運動卻是發生在內戰之後,發生在共產黨已經贏得全國政權之後。這正是極權暴政和歷史上其他專制暴政的一個重大區別。傳統的專制統治者都是以奪得政權為目的,當代極權統治者卻是以奪取政權為手段。毛澤東說:“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第一步”。共產黨不以奪取政權為滿足,它是要藉助於政權的力量去實行它那套消滅階級、建設共產主義的偉大計劃。希特勒要屠殺猶太人,不是因為猶太人從事了什麼反抗活動,而是因為猶太人是猶太人,他們按定義屬於“劣等民族”而理當被消滅掉。共產黨鎮壓所謂“階級敵人”,與其說是因為這些人敵視、反對新政權,不如說是依照共產黨的理論這些人被定義為“敵對的階級”。最令人怵目驚心的事實是,納粹法西斯和共產黨在奪權成功後整死的人數,要遠遠超過它們在奪權過程中所整死的人數。所以有人指出:凱撒、成吉思汗和拿破崙是為了征服而屠戮,而希特勒、斯大林,還有毛澤東、波爾布特,卻是為了屠戮而征服。

在80年代我就在想,為什麼共產黨要在1950年發動鎮反運動?除了它一貫主張的“消滅階級”這個一般性的大背景外,還有沒有什麼特殊的背景?我猜想,這個特殊背景是有的,那就是朝鮮戰爭。3年前,我從網上讀到一篇文章“毛澤東指示鎮反不要‘浪費時機’”,證實了我的猜想。這篇文章原題為《從“不要四處出擊”到仇美教育抗美援朝改變了中國的政治走向》,作者黃金生,首發於2013年第13期《國家人文歷史》。

文章寫道,1950年,毛澤東經過反覆思考,決定派志願軍入朝作戰。他把這場戰爭看作是“帶給共產黨解決國內問題的良機”。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代表中央軍委命令東北邊防軍改組為人民志願軍,準備入朝參戰。第二天,毛澤東就把羅瑞卿、彭真等人請進中南海,要求他們連夜起草一份鎮壓反革命的文件,這就是著名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即“雙十指示”。毛認為,現在抗美援朝戰爭打起來了,財經問題基本解決了,因此,“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僅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為了發動群眾。”劉少奇說得更直白,他說,鎮壓反革命的運動為什麼能夠大張旗鼓地搞起來,關鍵在於有了抗美援朝戰爭。“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裡打死一個地主,那裡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

原來如此!

1992年8月,中共當局繼人權問題白皮書之後,又發表了一篇關於它“成功改造罪犯”的報告。其中特別提到,中共“對日本侵華戰犯、偽滿州國戰犯、國民黨戰犯、乃至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沒有一人被判處死刑”,用以顯示它對前政敵的寬大。

共產黨極端殘忍地殺害了千千萬萬的普通政敵,與此同時,它又特意保留下少數頭面人物裝飾門面。一般人很容易以為,既然連日本侵華戰犯、偽滿洲國戰犯、國民黨戰犯、乃至末代皇帝溥儀都免於一死,那麼其餘的人員想必就更寬待了。我們知道,大凡一個新政權鎮壓前政敵,總是依據對方的職權大小分別給予不同輕重的懲辦。中共卻反其道而行之,而一般人又習慣於沿用過去的經驗去思考題,這就可以造成十分強烈的欺騙效果。

斯大林說:“殺死一個人是謀殺,殺死一百萬人只是一個統計數字。”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殺死了沙皇一家,這筆帳被世人牢牢記住,直到蘇聯解體後,葉利欽總統還親自主持一項儀式重新安葬沙皇。毛澤東留下一個末代皇帝溥儀做活口做人證,就在毛撒手西歸,毛昔日的罪惡再也不是秘密之時,這段故事還激起義大利導演的靈感,拍了一部電影《末代皇帝》,贏得奧斯卡獎。觀眾津津樂道溥儀被思想改造,從皇帝變成公民。在有意無意之間,人們得到一個印象,似乎中國共產黨對政敵不像俄國共產黨那麼兇狠。至於說中共殺害了好幾百萬舊政權的中下層官員,由於這些人默默無名,遠遠沒有末代皇帝的故事那樣富於戲劇性,不會有人把他們的遭遇寫成書拍成電影,就是有人寫了拍了也不會有多少人看,所以不會給人留下多深的印象。

據我所知,鎮反運動的受害者,絕大多數在80年代都平了反。當局對鎮反運動的平反工作,做得特別低調,幾乎見不到有什麼報道。可見當局也知道,共產黨對它自己先前公開承諾既往不咎的人極其嚴厲地追究既往甚至剝奪其生命,這種做法,無論從什麼立場出發都是極其無恥的,在道義上完全站不住腳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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