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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兩會」的前世今生

兩會是中共政治偽善的產物

中國的人大、政協是毛澤東的創造,但在文革動亂期間,“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的毛澤東視兩會為過時的政治累贅而一度廢除了它們。毛死後,鄧小平為給中共政權披上“人民民主”的合法性外衣,又讓兩會死而復生。雖然中共一直公開拒絕作為西方政治文明主要產物的現代議會制度,並堅持認為人大、政協與西方議會存在“本質區別”(這倒是不打自招的真實供述),但在形式上,兩會仍然是西方議會上、下兩院的中國對應物,並以此為依據而欺世盜名,存續至今。

羅馬人發明了貴族院,英國人發明了近代代議制度,美國人使議會制度成為現代民主政治走向成熟穩定的不可或缺的關鍵構造。人們在閱讀英國政制史、美國立憲會議紀錄和《聯邦黨人文集》的時候,都能夠深切地感受到英美先賢為了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為了國家長治久安所展現的高瞻遠矚和深思熟慮。但中共的人大、政協並非如此,它們只是毛澤東政治機會主義的即興創作,從設計、組成到運作、效能,都是人類政制史上的笑話,是權力奸謀、民主欺詐、政治偽善的產物。

一九三一年,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初建分裂割據政權之時,毛尚未成為中共最高領袖,那時的政權組織形式全盤照搬蘇聯老大哥,叫做“中華蘇維埃”。到延安後,毛澤東逐步獲得“全黨領導地位”,中共在西北建立陝甘寧邊區政府且自封為“抗日和民主的模範區”,此時的最高政權機關便不再叫“蘇維埃”,而叫“邊區參議會”。參議員分為民選、特約兩部分,前者由中共把持的選舉委員會逐級“選舉”,後者為中共特邀的若干“開明紳士”組成。而事實上,所謂邊區參議會從議員的提名、選舉到會議的議程、表決都在中共中央的嚴密操縱之下進行。在假選舉、假民主方面,此時的邊區參議會已經具備了後來人大、政協兩會的基本特色。

“舊政協”與“新政協”

“政治協商”本是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期毛澤東提出的主張。一九四五年,按照斯大林的指令,毛澤東、周恩來應蔣介石邀請,在美國大使赫爾利陪同下飛赴重慶與國民政府展開和平談判。談判中,雙方同意設立一個國內各黨派的聯席會議,具體名稱國民黨方面建議叫“政治諮詢會議”,赫爾利建議叫“政治會議”,中共方面都不同意,最後採納了國民黨代表張治中迎合中共而提出的“政治協商會議”。重慶談判簽訂《雙十協定》,規定迅速召開由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以便協商新憲法,實現軍隊國家化和“解放區”國統化,儘快“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完成國家的政治民主化,並“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全部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一九四六年一月,由國民黨、共產黨、民盟、青年黨及無黨派知名人士組成的政治協商會議(中共謂之“舊政協”)如期於重慶召開,蔣介石在會上宣布了人民享有自由、政黨一律平等、實行全國普選、釋放漢奸以外一切政治犯四項承諾。在國民黨的處處讓步之下,此次政協會議就憲法、國民大會、施政綱領、政府組織等議題均一致通過了相關決議。然而,在中共眼裡,決議不過是一張廢紙,就在政協閉幕僅三個月之後,中共軍隊在蘇聯的支持下突襲長春、佔領北滿,美國調停無效,國共內戰全面爆發。

儘管如此,“政治協商會議”這個名詞和這種以多黨協商為內容的政治組織形式卻被毛澤東保留了下來。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內戰中勢如破竹、勝利在望,志得意滿的毛澤東提出要“建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組建聯合政府”,這便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有“八個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所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個匆忙出籠的政治機構絕非傑出心智深謀遠慮的產物,但它卻是開國大典上毛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法理源泉所在。這個由中共一手包辦的“新政協”不僅收回了“舊政協”承諾的人民自由、黨派平等,一統天下在即的共產黨就連軍隊國家化也不再承認了。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內戰時期曾與共產黨在“統一戰線”里協同反蔣、現已過期作廢的“八個民主黨派”至此全部覆滅。從那以後,所謂政協,與所謂“民主黨派”一樣,也就只剩下了一具殭屍。

“人大”沒有任何民意代表性

至於中共所謂“人民代表大會”,則是毛澤東用以取代中華民國原“國民大會”的粗劣替代品。一九四七年底,解放軍攻佔石家莊,此時國民政府剛剛以普選方式選舉了國民大會代表,制定了頗具現代民主風範的民國新憲法(它也是台灣現行憲法),為了與國民黨爭奪“民主”旗號,毛澤東遂投機取巧,以“人民代表大會”相抗衡。毛決定將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個邊區政府合併為“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並決定由董必武以“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負責籌備召開“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華北人民政府”。此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之濫觴。

不久中共“武裝奪取政權”成功,只好把假戲做到底。四九政協之《共同綱領》、“五四憲法”均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設定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唯一的立法機關(有了人大之後,即便在名義上,政協也已經變成百無一用的政治廢品),號稱“議行合一”,“一切權力”歸人大,但這顯然只是個噱頭。看中共領袖的作為,中國比帝制還帝制,看中共制定的憲法,中國比議會制還議會制——即便法國大革命時期實行議會專政的國民公會,也沒有中國人大這麼多、這麼大的名義權力。就這樣,人大成了人類政治史上最為名不符實的、既可憐更可憎的怪物。

若縱向比較,中共的人大豈止比不上民國國民政府的國民大會和立法院,比不上民國北京政府的首屆國會,也比不上大清政府末年敢於駁回聖旨、痛斥軍機大臣的資政院和厲行地方自治的各省咨議局。可就是這樣一個無牙無骨的軟體人大,毛澤東也嫌礙手礙腳,“五四憲法”頒布三年後,毛澤東說:“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民法、刑法那麼多條誰能記得住……,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人大、憲法、法律,在毛澤東眼裡,全都一錢不值。事實上,人大從誕生到現在,既沒有任何民意代表性可言,也從來沒有真正行使過一次“權力機關”或“立法機關”的職能。

綜上所述,從兩會的“家世淵源”,足見其出身不正,不倫不類。在各國制度史上,人們創製一個新政治機構,要麼是基於邏輯嚴謹的政治哲學理論,要麼是因應迫切的現實政治需要,但人大、政協的存在僅僅出於共產黨裝點門面、掩飾專制的可恥動機。中國假貨泛濫,但與人大、政協這兩個“民主政治”假貨相比,所有的假冒偽劣產品都相形見絀,因為其他的制假販假者多少還有一些忌憚,還有一點羞恥之心,唯有兩會的製造者中共政權,不僅毫無愧怍,反而趾高氣揚。

改革“兩會”比登天還難

在對待兩會的態度上,鄧小平比毛澤東強的地方,是做假做得更認真,兩會一年一度,漸漸形成慣例;江澤民則是做假做得更透明,兩會向中外媒體開放,也逐漸形成了制度。鄧、江所為,一度讓人心生期許,一些有識之士甚至產生了改革兩會以此為政治體制改革破局的設想。畢竟,在現政權所有的政體構造當中,中共的黨代會、中委會、政治局、常委會、中紀委、政法委、中組部、中宣部全都是蔑視憲法、戕害自由、滅絕民主的極權專制機構,唯有兩會與普世通行的現代民主憲政體制稍有外觀上、形式上的相通之處。然而,這終歸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兩會浸淫黨文化數十載,為虎作倀、惟命是從的奴性早已養成,假選舉、假表決、假髮言、假參政議政的惡習早已根深柢固,改革人大、政協,實比登天還難。

當“當家作主”變成毫無底線的歌功頌德,當“參政議政”變成阿諛奉承,這兩個全世界人數最多、花費最大、議程最短、安保最嚴密、表決通過率最高的“議會”,就氣數已盡,奄奄一息了。照這個路子走下去,兩會如果有“改革”,也只能是向著毛澤東時代改過去,而眾所周知,毛澤東之於兩會,其結局就是始亂終棄,瀕於死亡。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爭鳴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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