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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毒辣專政手段令法西斯望塵莫及

勞教既是這些「小勞教」的身份,又是他們的生存狀態,饑荒則是他們在勞教身份和被勞教生存狀態下的又一種生存狀態。這兩者相互作用,將「小勞教」的身體、精神殘酷地抽空,令他們在飢餓,在難以與父母相見而哭泣、絕望,並在飢餓、絕望中死亡,繼而對死亡的麻木中成為真正的罪犯,一個盜竊國家、集體和個人糧食的罪犯。

2013年5月1日,一部揭露四川2,600個被勞教少年死亡真相的記錄片《大堡小勞教》在香港和台灣兩地同步首映。有知名學者觀看完該影片表示,被勞教的2,600名少年的死亡是發生在1960年代中國的奧斯威辛悲劇,是遭受集體滅絕的慘痛記憶。(視頻截圖)

《大堡小勞教》是我獨立拍攝、製作的第二部紀錄片,第一部是《右派李盛照的飢餓報告》。這兩部片子,都與1960年代發生在四川的大饑荒有關,我好像在不知不覺中被那段歷史纏上了。

《右派李盛照的飢餓報告》基本上是八十歲的李盛照一個人的獨白。他在衰老中,坐在光線黯淡的房間里,回憶自己在那個歷史時期,對家鄉四川省隆昌縣、成渝鐵路線周邊公社饑荒、餓死人情況進行調查,並結集上報中央,以致為此付出二十年監禁的代價和犧牲。片中展示了李盛照、馬寅初、鄧子恢等五十年前的文字、檔案,這些文字、檔案與他的陳述相互映證,成為那段歷史的見證。

《大堡小勞教》則是一個群體關於少年勞教以及在勞教過程中遭遇大饑荒的慘烈記憶,時間跨度從1957年到1963年。回憶講述者超過二十人,他們中有當年在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的右派、大組長、教研組長、醫生、小勞教、大堡鎮的彝族人,漢族人,這些人以不同身份,從不同角度出發,娓娓講述那段歷史,復活那段歷史。

歷史稍縱即逝,但歷史也從來沒有隨著時空的轉變而真正消逝,只是時間久長以後,它的真實面目會日益模糊,尤其那些構成歷史事件鏈條的生動細節,會隨著當事人的死亡帶入墳墓,而後人要考證其真實性、全面性、透徹性,則需要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成本。我很幸運,在它還閃爍著生動光亮的時刻介入了對它的追索。

當小勞教遭遇大饑荒在四川省樂山市峨邊縣大堡鎮,稍微上點年紀的人十分熟悉這段並不遙遠的歷史。他們稱那些孩子為“勞教娃”。在他們年少的時候,曾經看見那些穿著藍色勞教服的孩子在公安幹警、成年人的押送下,步行到大堡鎮糧站來背糧,他們則跟在隊伍後面,撿拾掉在地上的苞谷籽;他們看見“勞教娃”一個個枯瘦如柴,成群結隊在夜晚時分來偷地里的農作物,並受到當地幹部、彝人毫不留情的懲罰;他們甚至能夠準確指認出那些埋葬“勞教娃”屍骨的山溝。大堡鎮雙石包的中年彝人告訴我,小的時候,他們放牛、放羊,牛羊的蹄子將那些埋得很淺的墳踹開,一排一排小小的孩子的白骨,就暴露在他們面前,令他們驚駭不已。

設想,如果我作為普通旅遊者進入大堡,我觀察到的也許僅僅是大堡那列“環山”所呈現出來的壯闊陽剛之美,我想,不可能那麼幸運地恰好遇上一個急迫地想將這大美之中隱藏的勞教、虐待、懲罰、饑荒、餓死人、為奪取食物相互殘殺等罪惡傳遞出去的當地人。因此,我和這段歷史的不期而遇,是我的緣分,我的機遇,也是我的責任。《大堡小勞教》這個題材的意外發現,讓我在2010年冬天到2013年春天進行的採訪、拍攝、剪輯的整個過程中,始終充滿了探索的熱情並保持了盎然的興緻。如果不是這樣,我想我早已被採集到的每一個發生在那個歷史時期的細節所擊潰,因為,太多的細節沉重到令人難以呼吸。真的,將這些沸騰喧囂於每個人腦海的碎片一一打撈,並用時空這兩條線串起來,去尋找每個碎片之間的邏輯關係,對我而言是一件十分有趣的工作,其價值遠遠超過我做任何一家公司的人力資源管理。因此,可以說,紀錄這段歷史的同時,也增加了我這個個體生命的重量。

這部片子使用了數量有限卻十分珍貴的“小勞教”個人檔案,以證實其身份的真實性、合法性,當年申請勞教的機構,以及這些孩子被勞教的具體原因。至今,有一點我不能理解,在勞動教養通知書上,他們的年齡普遍被篡改,陳桐均、楊友元、楊澤雲、周家厚,均大於他們實際年齡好幾歲。在1957年8月由國務院頒布的《關於勞動教養若干問題的規定》中,我找不到關於年齡適用範圍這一條。

“歷史睡了,時間醒著”還有,有觀眾問我,這些孩子為什麼有的是被自己的父母親或哥哥姐姐送去勞教?這一點在這個片子中沒有具體陳述,但我們在採訪中發現,一方面來自於當時政府工作人員,包括居民委員、派出所幹警以及學校、兒童福利院領導的宣傳,給家長做工作,許諾他們國家出錢出力通過模仿前蘇聯工學團“半工半讀”的方式,將這些調皮搗蛋的孩子培養成為社會主義新人,並將安排他們工作;一方面當時很多家庭子女眾多,生活困難,基本屬於城市貧民,在前夢感召下,索性將孩子交給政府管理。其實,這是一種信任,一種底層人民對政府以及政府工作人員徹底的信任。誰也不會想到,自己的孩子會這樣一去不回,甚至在他們遭遇飢餓、疾病和死亡威脅的時候,也無法將他們從大堡帶走。

也有觀眾問我,這部片子究竟在說勞教還是大饑荒,重點在哪裡。一開始,我脫口而出,大饑荒的比例更大一些。但仔細一想,這兩者其實我是很難將它們分清楚的,因為勞教既是這些“小勞教”的身份,又是他們的生存狀態,饑荒則是他們在勞教身份和被勞教生存狀態下的又一種生存狀態。這兩者相互作用,將“小勞教”的身體、精神殘酷地抽空,令他們在飢餓,在難以與父母相見而哭泣、絕望,並在飢餓、絕望中死亡,繼而對死亡的麻木中成為真正的罪犯,一個盜竊國家、集體和個人糧食的罪犯。

現代史上,德國納粹以各種野蠻殘忍的方式屠殺猶太人,但若干年後,他們知道懺悔,並向猶太人表達了充分的歉意。到目前為止,我沒有聽到哪一個受訪者告訴我,這個專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向他們道歉。過去就過了,就算了,現在,你已經過上好日子了,就不要再去想它,再去提它。似乎這樣了,每個受害者的創痛就可以得到平復,宛如根本不曾發生過一樣,這是當下大多數中國人對待歷史的普遍態度,亦是一個民族的悲哀。“以史為鑒”如同一句空洞而必需的廢話,橫陳於報刊雜誌、說話者的唇上。

在那個悲慘的時期,眾多“小勞教”沒有感受到一絲一毫的春天般的溫暖。被訪者中,唯顏嘉森說,當農場場長的妻子為他找身體上的虱子並掐死它們的時候,他感受到了母愛的光輝。但願這僅存在他記憶中的光輝,能照亮那些將屍骨遺留在大堡的“小勞教”的幽冥之路,令他們遊盪在荒野的魂魄聚集,並安放、安息。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往事微痕》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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