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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與葉劍英決戰廣東背後的毛周內鬥

——廣東為何「反地方主義」

廣東「反地方主義鬥爭」在中共建政後共進行三次,分別從1951年1月至1953年;1957年6月至1962年10月;1966年文革開始到1971年林彪機毀人亡。是一場跨度長達近40年的政治鬥爭。廣東「反地方主義鬥爭」令中共中南局與華南分局矛盾激化,兩方代表人物林彪、葉劍英正面交鋒的背後又牽連著當時中共最高層的派系鬥爭,其中涉及毛澤東、周恩來、陶鑄、廣東「地方主義頭子」乃至日後成為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

1963年3月3日,軍委常委會後於廣州東山小島合影。左起前排:陳毅、劉伯承、林彪、賀龍、羅榮桓;後排:羅瑞卿、聶榮臻、徐向前、陶鑄、葉劍英

何謂“廣東地方主義”

如果簡要地概括“廣東反地方主義”歷程,可以這樣說:“廣東反地方主義”起因於周恩來支持葉劍英組閣華南分局和毛澤東委派林彪主持中南局;發難於李雪峰批“廣東土改右傾”,深入開展於趙紫陽、陶鑄入主廣東,停止於林彪、黃永勝垮台,終結於毛澤東去世;初步平反於葉劍英上升為中共三號人物、成為鄧小平必須依靠的元老,徹底昭雪於趙紫陽下台、江澤民尚未完全獨立主政之時。

葉劍英統帥“廣東派”

1949年9月之前,中共華南分局領導人為方方,但1949年9月11日-19日,葉劍英奉命代表中央主持了在江西贛州召開的中共華南分局委員會擴大會議,宣布中央決定:由葉劍英為首,張雲逸為第二書記,方方為第三書記,陳庚、鄧華、賴傳珠為常委組成新華南分局。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又任命葉劍英為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達為副主席[3]。這兩次改組,就形成了以廣東籍回鄉幹部(葉劍英、古大存)和解放前外地來粵幹部及廣東籍本土幹部(馮白駒、方方)三合一的“廣東派”幹部。這種“廣東派”幹部的共同特點是,熟悉廣東、熱愛廣東,力主因地制宜治理廣東。由於這時“四野”為主的大批南下幹部還未成為廣東領導層主流,沒有真正的“外來通天權威”,這一階段是“廣東派”的發展良機,毫不存在“反地方主義”。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將全國一分為四,批准成立東北、華東、西南、中南四大軍政委員會[4],“分封”給高崗、饒漱石、劉伯承、林彪。廣東省隸屬於中南軍政委員會,葉劍英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林彪任主席)。1950年春,根據中南軍政委員會的指示,廣東開始試行“土改”,由方方擔任廣東省土改委員會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了廣東省土改工作團,團長李堅真,副團長林美南、羅明。葉劍英提出了“廣東特殊”,先從“三縣著手”的土改試點方案,確定先在揭陽、興寧、龍川三縣進行試點。“同年8月,李堅真到中南局參加土改會議,向中南局彙報了‘全省著眼,三縣著手’的做法,中南局沒有提出不同意見。10月,葉劍英向毛澤東彙報土改工作,毛澤東說:‘土改面積除原定三縣外,其他各地委均需選一個區鄉進行試點。11月,分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增加了惠陽,鶴山、曲江、寶安、遂溪、豐順、英德、普寧等八個縣各選取一個鄉為土改試點。[5]”

陶鑄、趙紫陽提出廣東“地方主義”三大特徵

但是,以林彪為第一書記,鄧子恢為第二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土改委員會出面),在對廣東土改的評價上,一直同華南分局存在著嚴重分歧。不久,時任中南局土改委員會主任的李雪峰,公開對廣東的土改工作不滿意,多次在機關報《長江日報》批評廣東土改群眾發動不夠,太右,是“和平土改”(若沒有中南局一號人物林彪的支持,能在機關報上公開批廣東么?)。然而以葉劍英為代表的華南分局卻一再不同意中南局的批評,我行我素。在這一背景下,1951年4月,中南局開始大動“手術”,將河南南陽地委書記趙紫陽調到廣東,任華南分局“俱樂部”(辦公廳)秘書長,不久升任廣東省土改委員會副主任。1951年12月25日,又將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廣西省委代理書記陶鑄調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陶鑄一來,就接替方方主管廣東土改運動。於是,陶鑄與趙紫陽緊密合作,從牢牢抓住廣東土改大權為突破口,全面接管廣東大權。至此,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廣東黨組織嚴重不純,要反對地方主義”的口號。

在陶、趙主持下,廣東先後36次大規模進行“土改整隊”、“整肅”,到1952年5月,全省共處理廣東“地方主義”幹部6515人。這期間,提出了“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南下幹部挂帥的方針”,於是,各級黨委都要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挂帥,當第一把手。任命四野第十五兵團副政委歐陽文、第四十三軍政委張池明分別擔任粵東區和粵西區黨委第一書記,第四十四軍政委譚甫仁、第四十五軍政委謝明分別擔任東江和珠江地委第一書記,其他各地、縣,原則上均由南下幹部擔任第一書記;先後調入數萬名大軍、南下幹部。作為廣東地方幹部的老領導方方,一直不同意“廣東幹部隊伍不純”的估計,挺身保護廣東幹部。這樣,陶、趙便開始提出廣東地方主義問題,最終得到中南局和毛澤東的肯定。

1952年6月,毛澤東在中南海親自主持會議,在周恩來、薄一波、羅瑞卿、鄧子恢、葉劍英、方方、趙爾陸、陶鑄在場的情況下,毛當面批評方方:廣東搞地方主義,並說:“這裡是最高會議,討論廣東問題。”又說,方方“你犯了兩條錯誤。一是土改右傾;二是幹部問題犯地方主義錯誤。——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國三個烏龜,廣東、福建和廣西。現在福建、廣西爬上來了,廣東還在爬[6]”。毛澤東宣布,陶鑄取代方方,葉劍英抓總(實際上讓葉不要管陶)。葉劍英只好當場檢討自己的廣東特殊論。這時,人們方明白,所謂“廣東地方主義”,其特徵是:1、反對中南局提出的“依靠大軍、南下幹部”,在幹部任命中,偏重本地幹部。2、提倡廣東特殊性,搞“和平土改”。3、拉幫結派,“組織反黨小集團”。

廣東“反地方主義鬥爭”的真正根源

從1979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廣東省委《複查地方主義案件的請示》報告,1980年10月29日以調和折中留尾巴的方式為馮白駒、古大存地方主義反黨聯盟案平反,1982年4月7日以任仲夷為首的廣東省委上報中共中央要求徹底為地方主義平反割尾巴(《關於馮白駒、古大同志問題複查結論的請示報告》),到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徹底為馮白駒、古大存同志恢複名譽的通知》,到1994年4月,中共中央下達關於為方方徹底平反的通知——歷經15年的反覆伸冤,廣東反地方主義冤案才算真正徹底平反。中共中央1994年批複的《複查報告》說——

1994年4月,中共中央根據廣東省委關於方方歷史問題的《複查報告》,作出平反決定,指出:“解放初期,方方同志在華南分局、葉劍英同志領導下,為建立和鞏固人民政權,恢復和發展廣東的國民經濟,作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貢獻,應予肯定。1952年對方方同志‘土改右傾’、‘地方主義’的批判,1953年對方方同志的‘官僚主義、分散主義’的批判,都是缺乏事實根據的,應予否定”,決定撤銷原對方方同志撤銷華南分局第五書記、常委、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本兼各職的處分,為方方恢復政治名譽。這樣,廣東解放後的所謂“反地方主義”鬥爭,從組織上、政治上均得到徹底糾正。[28]

廣東反“地方主義”為何能持續20年,廣東為“地方主義“平反為何要歷經15年——一個省的“地方主義”冤案,竟比全國的‘反右擴大化’、為‘資本家’平反還要艱難?這個問題必須通過挖掘廣東反“地方主義”的真正根源,才能回答。

葉劍英的“廣東特殊論”為導火線

中共中央1994年為方方平反後,廣東的“地方主義頭子”全部平反了,廣東的“地方主義”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這證明,1986年10月29日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葉劍英追悼會上的悼詞仍是正確的——“葉劍英在領導廣東省的土地改革運動中,根據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同廣東省的實際結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體政策,注意保護華僑和民族工商業者利益,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29]這也證明,葉劍英當初關於廣東土改應注意廣東七個特點的論斷也是正確的。葉劍英的“廣東特殊論”有這樣一些內容——

(一)以公嘗為名的大量土地佔有。廣東全省公嘗土地佔有總耕地的33%。公嘗田名義上是宗族或家族所有,實際上絕大部分支配權在地主手中。由於公嘗以公有財產的面目出現,“活地主”隱藏在“死地主”後面,掩蓋了階級矛盾。但另一方面,也確有一小部分公嘗田由該族子孫輪流掌管或耕種,其收入作為祭祀和辦學的費用。因此,應作深入調查,區別對待。

(二)佔總耕地面積10%的沿海、沿江圍墾沙田,高度集中在官僚、惡霸、地主以及“大天二”手中,他們利用封建特權,在沿海、沿江淤泥積快要成田的時候,圍以鹵草,就有所謂“沙骨權”,如果別人在他有“沙骨權”的地方圍墾,他們仍然可以按季向農民收取所謂“粳谷”;如果他們將沙坦圍以木樁或堤壩,向政府繳稅領照,就可以取得土地權。他們取得的土地,除大部分出租外,也有少數僱工經營。沙田的租佃關係複雜,農民往往須向“二地主”、“三地主”租種土地,地主層層加租,封建剝削嚴重。

(三)華僑和工商業地主佔有相當數量的土地。華僑地主或華僑小土地出租者多是在國內無法生活而出國謀生,以在國外出賣勞動力或經營工商業所得贍養家屬。抗日戰爭期間,由於僑匯斷絕,許多僑眷無以為生,餓死或逃荒。華僑鑒於此,所以在家鄉購買一些土地,作為瞻養眷屬或歸國後生活憑藉。

(四)典當土地比較普遍。有農民典給地主、高利貸者及其他剝削階層,受典者再轉租給其他農民耕種的;有地主富農之間或農民與農民之間典當土地的,有破落地主典當給農民的,等等。

(五)華僑眾多是廣東的一大特點。因此在制定廣東土改的華僑政策時,主張對90%以上的貧苦歸僑、僑眷,應給以合理照顧。對一般的華僑地主,其在“農村中所有土地和房屋,大多數是靠本人辛勤所得匯回國內購置而來,與一般封建地主剝削階級有所區別……應予照顧”。他認為對待華僑地主同靠封建剝削為生的地主一樣對待的主張是幼稚的。據此,在政策上,規定要保護華僑勞動人民的小量出租地,其出租地不超過當地平均每人土地一倍者,均保留不動,超過者也給予酌情照顧;對華僑地主,只沒收其出租的土地,房屋、傢具、耕畜、糧食、農具保留不動(原由農民居住的房屋除外)。

(六)廣東城鎮較多,工商業比較發達,許多工商業者與港澳有密切關係。在土改中,廣東制定了一系列維護城市正常工商業活動秩序和保護工商業的具體政策。1951年,華南分局在《土改工作指示》中明確指出:所謂放手發動群眾,“是放反封建之手,不放反資本主義之手”,“特點對兼地主的工商業者,講明人民政府保護工商業政策,使他們解除顧慮,安心就業”。如果只是工商業財產、絲毫也不動他的。

(七)廣東還有愛國民主人士較多、沿海漁民較多、海南少數民族較多和特殊土地(如沙田、公嘗田、山林、魚塘、桑基、果園、塘禾田等)較多的特點。華南分局和廣東省人民政府都制定了相應的具體政策。如對沙田,規定處理的原則是:凡應沒收與徵收的沙田,“屬於水利工程較小,適合於分散經營者,其土地應分配給農民所有”,“屬於水利工程較大,不利於分散經營者,均應收為國有,按實際情況分別採用下列四種辦法經營之:一、私人投資經營;二、國家與私人合作經營;三、農民合作經營;四、國家經營”。[30]

但是,為何當時和今天看來都言之成理這個葉劍英廣東土改特殊論,會帶來中國建國以來最大的反地方主義冤案呢?1995年以來,廣東黨史研究工作者對這個問題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特別是1996年出版的《馮白駒傳》(吳之、賀朗著,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4月版的《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楊立著,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印刷)以及《劉田夫回憶錄》、《曾生回憶錄》,把反地方主義的根源作了翔實的分析。綜合這些分析,主要意見如下:廣東反地方主義,是中南局與華南分局的矛盾所致,即是林彪與葉劍英,四野與兩廣縱隊、廣東地方幹部、軍黨與地方黨的矛盾,葉劍英的“廣東特殊論”只是林彪要找的一根導火線而已。

兩廣縱隊曾與“四野”開火結怨

有人認為,趙紫陽、陶鑄之所以相繼來到廣東,是因為在“四野”南下廣東後,中南局認為以葉劍英、方方為首的華南分局不尊重“四野”,不徹底貫徹“依靠大軍,依靠南下”,由“四野”(也就是林彪)領導廣東的政策。1999年10月,原東江縱隊、兩廣縱隊幹部,現為深圳東縱老戰士聯誼會秘書長的葉青茂和原兩廣縱隊炮兵團長、蛇口工業區董事長袁庚,向我回憶了一件從未披露的重要史料——兩廣縱隊曾與“四野”開火交戰——

1949年10月17日,已經轉隸四野的兩廣縱隊(新番號為24師),由鄔強副師長的指揮,在廣東羅浮山下的博羅縣龍華墟一帶,圍殲國民黨一五四師。包圍圈縮緊後,一五四師少將副師長鄭蔭桐派來一團長聯繫,聲稱他們已向華南分局聯繫起義,兩廣縱隊即令其撤出所佔山頭,進鎮接受投降起義儀式。在接受過程,兩廣縱隊袁庚率領的炮兵團一連在夜晚接收一山頭時,卻遇到開槍阻擊,連長王同遂率領隊伍全力進攻,結果攻下山頭,俘虜“敵軍”一個連和連長。

可是仔細一看,原來這被俘的一個連,並非國民黨一五四師,而是四野赫赫有名的塔山阻擊戰英雄團的一個連隊,那個被俘的連長更是號稱“英雄連長”的英雄。這時兩廣縱隊方知打了一場誤會戰,誤俘了同志,一面道歉,一面也為自己的戰鬥力而自豪——兩廣的兩個縱隊,其戰鬥力竟然可以打勝四野大名鼎鼎的塔山英雄團。而四野的塔山英雄團,雖然知道是一場誤會戰,但卻深為敗在了地方軍“兩廣縱隊”手下而惱羞不已。據葉青茂分析,這一次小小的誤會戰鬥,從此種下了“四野”憎恨廣東地方黨政策幹部的禍根。現在雖無明確材料證實當年林彪等人對此事的發怒,但後來四野方面一再批評廣東地方幹部不尊重四野,不能排除這個微妙因素的。

“林、葉之爭”與中南局與華南分局的爭鬥

另有一種分析認為,上述偶然衝突,只能在更本質的矛盾背景中起作用:長期以來的林、葉之爭,是中南局與華南分局的爭鬥的根源。因為林彪的四野在完成平津戰役、揮師南下後,已經把中南及廣東作為了自己新根據地與落腳點來設想,但是葉劍英離開北京市長之任,到廣東佔據華南分局,打破了林彪的預期設想。為了奪回“華南廣東”,林、葉必然要爭戰一番。葉劍英雖與毛澤東關係不錯,但是林彪與毛澤東關係更緊,而且在東北戰場之後,戰功到了功高震主之地步,在這場爭鬥中,林勝葉敗是必然的。葉劍英在調離廣東時,對一些幹部長嘆:“主帥無能,累及三軍”,是一句實話;接下來又說,“有人告了我的御狀,陶鑄這個人,在廣西一腳踢開了張雲逸,到廣東,又一腳踢開了我葉劍英。”[31]卻並未說出全部事實,光靠一個陶鑄,如何搬倒葉帥?沒有林彪出面,斷然不能。

林彪1949年5月把東北讓給高崗,毛澤東當然要重新給他一個新地盤,自古功臣必封侯,雖是共產黨,雖是“社會主義”,也依然少不了這個傳統,把中南兩廣分給林彪,是毛澤東的人情之常了。正是在此大背景下,當兩廣縱隊司令曾生奉命在北京接收整編國民黨獨立第二十四師而後轉隸四野時,林彪就是派當時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鑄去下達任命,宣布團以上幹部的任職。這說明,陶鑄管理廣東,並非是1951年的想法(並非因為廣東出現了“地方主義”,出現了“土改右傾”,這些罪名都是為了既定方針而必然要構陷的),早在1949年4月14日安排陶鑄在給兩廣縱隊重新宣布任命時就定下了。

而這時,葉劍英正在就任北京市長。不知是何人指使還是葉本人想搶佔廣東山頭,後來才有葉到廣東之行。以葉劍英“一生大事不糊塗”,辦事唯謹慎的性格來看,葉自己提出要回廣東當還鄉團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是一直分管南方局的周恩來提出了讓自己老部下葉劍英回廣東。周恩來自從到達延安後,原來分管的長江局、南方局逐漸被架空,而劉少奇依據華北局實力在中央地位逐漸上升的事實,是否使周恩來感到也有重建自己的地盤的必要——重新控制南方或華南呢?

 

周恩來與廣東“地方主義頭子”關係密切

從現有材料來看,當時廣東華南的大部分幹部與周恩來有密切聯繫,廣東“地方主義分子”大多都受過周恩來的深厚關懷。據曾生回憶,1949年3月,是周恩來通知他,“和中央首長一同乘坐專列進北平……離開西柏坡以後,周恩來同志要我和他一起坐他專用的吉普車前往”,又介紹他見毛主席,進行了一番長談。而在北京,他又見了葉劍英,專門談了解放兩廣的問題,葉專門借了一輛小車供他在北京使用。[32]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4次會議,決定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總理的政務院,同時全國成立五大軍政委員會,高崗為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林彪為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為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為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

這五大主席,也就相當歷代開國皇帝對功臣大將的封侯,有人戲稱林彪得中南是封了韓信淮陰侯。細考這五大侯王,高崗自成一派,有借斯大林之力擴張的野心;彭德懷、朱德與毛澤東長期貌合神離;饒漱石是劉少奇的老部下,算得劉的權力基礎;劉伯承參加周恩來領導的南昌起義,曾任長江局軍委書記,和周恩來關係密切;真正是毛澤東嫡系的,只有林彪。這種局面在當時中共中央幾大山頭毛、劉、周、朱來看,權力基礎最弱的是周恩來。特別是劉伯承因與毛澤東不和調離西南任軍事學院院長後,周的基礎就更薄弱。

作為早年任過廣東區委委員長(也就是廣東一把手)、軍事部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這時可能就對有許多老部下的華南廣東產生了興趣。雖然現在我們不清楚直接提議葉劍英到華南廣東去是否周恩來(周一向善於“引而不發”,讓別人說出自己的想法),但他積極支持葉回廣東則是毫無疑義的。

如果說1949年開國之時,毛澤東囿於傳統或迫於壓力,採取了變相對功臣封侯劃地的作法,但他很快看到了這一分封制的危險性,繼“朝鮮戰爭”把彭德懷調離西北(所謂林彪稱病不去朝鮮,很可能是毛澤東一計,讓彭赴朝可謂一箭三雕:既拿回彭的諸侯大權,又可讓美軍消耗彭的嫡系部隊,還可由此把各諸侯都調回京城控制)之後,又於1952年8月將鄧小平、高崗、饒漱石、鄧子恢、習仲勛從西南局、東北局、華東局、中南局、西北局調進京,迅速解除了分封制的危險。但是這一調動所造成的權力新安排,則是不可避免的。

雖然各地空缺基本上由原有體系新安排,但這種新安排就留下可以爭奪的機會,各體系既可進一步純化,亦可能讓外系統滲透,廣東的反地方主義、林彪的改組華南分局、改組廣東、調葉倒方實際上也就是進一步排除周恩來的影響。而此時葉劍英被迫調走,與周恩來在中央權力相對削弱也大有關係。高崗進京後,不僅已擔任中央政府副主席,毛澤東又讓組織了“經濟內閣”——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這樣一來,周恩來的政務院失去了經濟管理權,實際上只成為了外交、文化部長。在這樣的劣勢下,周恩來自然想幫葉劍英主持廣東了。根據廣東近年來大量的“反地方主義”資料史料披露,廣東的“地方主義頭子”,幾乎都與周恩來關係密切。

1、馮白駒與周恩來的親密關係

廣東“地方主義”第一號人物馮白駒,因為堅守海南,領導瓊崖縱隊“23年紅旗不倒”,始終是周恩來直接領導與關懷的老部下,馮白駒與周恩來的直接聯繫,最早在1930年初——1930年初,馮白駒先後到香港、上海向省委和中央彙報工作。他在上海期間,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人周恩來單獨接見。周恩來聽了馮白駒的工作彙報後,高度評價瓊崖特委在土地革命運動中緊緊抓住發展紅軍、組織蘇維埃政權和建設根據地三項工作的正確性。

周恩來鼓勵瓊崖特委今後要緊緊依靠群眾,更高地舉起武裝鬥爭的旗幟,堅持長期鬥爭以奪取革命的最後勝利。[33]1940年,當馮白駒與外來幹部林李明發生矛盾時,周恩來親自指示:“瓊崖特委書記還是馮白駒同志當好”,使馮白駒在1941年2月又重任了海南黨政軍一號人物。此後海南工作都是馮白駒派人直接向周恩來彙報。如1946年8月,馮白駒親自派莊田、羅文洪到南京梅園新村30號向周恩來彙報工作。[34]周恩來專門要廖承志從香港給馮白駒弄來一部電話,以便聯繫。

1950年11月2日,馮白駒隨葉劍英進京,周恩來親自陪他向毛主席彙報。早在1939年5月,周恩來就對莊田說過:“馮白駒是瓊崖人民的一面旗幟,這次又明確告訴毛主席,瓊崖23年武裝鬥爭紅旗不倒。”[35]毛主席也接著說:“陝北有劉志丹這面紅旗不倒,南方就是瓊崖有你馮白駒這面旗不倒。”

2、方方是周恩來的老部下

廣東“地方主義”分子最大的官是方方,而方方自到廣東工作後,就是一直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1946年周恩來在南京接見彙報工作的廣東代表莊田說:“這次電告方方同志請你們來”,這說明那時方方就直接與周恩來聯繫,周恩來也通過方方領導廣東革命鬥爭。方方來廣東是1946年1月,作為國、共、美三方監督停戰協定的“三人委員會”的“方方少將”來粵時,對外稱為“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第八執行小組。“北平軍調處”中方首席代表是葉劍英,而中共中央分管停戰軍調的是周恩來,這也就自然形成了周恩來領導葉劍英、葉劍英領導方方的歷史機緣。周恩來負責南方局和主管軍調談判,自然與方方的關係日益密切。在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七大”上,方方就和葉劍英一起作為中央指定閩粵贛邊代表團主席,這一安排,應當說是周恩來早已以南方局書記的許可權,布置了在華南的最高領導幹部。

3、古大存早就追隨周恩來

廣東“地方主義”第三號人物是古大存。古大存早年追隨彭湃,聽說周恩來率南昌起義部隊入粵,就專門到海陸豐去找周恩來,雖然未見到周恩來,卻相遇了與周恩來一起起義的南昌起義前敵委員彭湃,開始了在周恩來指揮下的革命生涯。彭湃犧牲後,古大存成為紅十一軍軍長。1938年4月,古大存在香港找到廖承志,由廖介紹,轉移到武漢法租界見到了長江局副書記周恩來以及葉劍英。從此,古大存與周恩來的直接聯繫開始了。1940年12月,古大存作為中共七大廣東代表團團長到達延安,在中央黨校任一部主任,1945年當選七大中央侯補委員,應當與周恩來的推薦分不開。

而古大存與葉劍英同年同月生,1924年就去葉劍英任師參謀長的粵軍第二師負責戰地宣傳,這就更使他緊隨葉劍英而與周恩來聯繫緊密。而古大存1946年至1949年在東北工作時與林彪、高崗在土改政策上的分歧,促使他雖然一度脫離南方局,也依然心向周恩來。1949年9月底古大存在北京參加了全國政協會議後,周恩來便要本擬任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長的古大存回廣東輔佐葉劍英工作,據其秘書楊立回憶,古大存曾寫信回家,告知周恩來已找他談話,因他是廣東早期黨員,故華南分局提出要他回廣東工作。

而華南分局也就是葉劍英當家,葉一再勸古回粵,並做好了已在廣東而久與古大存有意見的方方的工作。[36]從這一細節可見,當時葉、古回廣東,皆是周恩來在安排。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次會議通過了葉劍英任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達為副主席。當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日常工作的,正是周恩來。

4、尹林平緊跟周恩來

廣東“地方主義”分子第四號人物是尹林平,尹林平系1938年就任廣東省委軍事部長的老南方局幹部,從1936年起,他就往來於港粵之間,接受周恩來、廖承志的指揮。1941年12月7日,周恩來急電廖承志,要將鄒韜奮、茅盾、夏衍等一批文化名人從香港搶救回大陸,令尹林平負責率部護送工作,建立秘密接待站。時任港九大隊政委的尹林平和司令員曾生嚴格遵照周恩來指示,圓滿完成了任務。1942年7月,周恩來以中共南方局書記名義電令尹林平暫停國民黨統治區活動,並於1943年擔任中共廣東省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1943年12月2日,又奉周令成立了東江縱隊。

1945年3月9日,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尹林平秘密飛抵重慶,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介紹在廣東有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東江縱隊,3月18日,又參加周恩來以中共代表團團長為名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再次揭露國民黨否認廣東有中共武裝部隊的陰謀。3月下旬,尹林平隨周恩來秘密到延安,向劉少奇彙報工作。此後在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尹林平和曾生指揮了東縱北撤山東。

1947年1月,在周恩來傳達了中央指示後,尹林平和方方組建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方方任書記,尹林平任副書記。同時尹林平以中共南方代表身份在香港公開活動。[37]1949年5月,又根據周恩來指示,香港分局改稱為中共中央華南分局,領導班子不變。1949年9月,葉劍英南下,任華南分局第一書記,方方任第三書記,尹要平任分局委員。1967年,尹林平以“反軍”、“為地方主義翻案”罪名,被黃永勝關進監獄長達6年。由於這些“廣東地方主義首領”皆是與周恩來關係親密的人,所以其部下也皆是周恩來關懷過的人,如1952年定案的海南地方主義分子、海南澄邁縣縣長李定南,被稱為“李家皇朝”、“李氏家族自治會”,但李定南是二三十年代和周恩來在一個支部過組織生活的老地下黨員,幾年後周恩來親自過問此案。

廣東反地方主義與“毛周之爭”

所有的“廣東地方主義頭子”皆與周恩來親密的現象,說明了什麼呢?廣東反地方主義,實質上是林彪與周恩來的矛盾?不,更深一層看去,這個表面的“林、周矛盾”,實際上是毛澤東與周恩來之爭。據前交通部部長曾生回憶,1949年3月26日,他奉令在西柏坡向周恩來彙報工作後,又在八天後和中央機關一起進京,在涿縣候火車去北平時,周恩來介紹他見了毛主席——

周恩來同志介紹我見了毛澤東主席。毛主席見了我就問:“你就是在廣東打教育廳那個曾生嗎?”我回答說:“是的”。他老人家高興地說:“打得好。”毛主席很關心兩廣縱隊的建設。他問:“你們接收獨立第二十四師後如何編法,要官還是要兵,還是官兵都要?”我答:“主要要兵,按周恩來同志指示整編為兩個師。”上了火車後,毛主席又來到我的身邊,和我親切交談。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他就在廣東工作,對廣東的情況很熟悉。他考問我:“你知道你們廣東是什麼時候開化的嗎?”我當時答不出來。毛主席說:“你們廣東開化很早。秦始皇時代,廣東就是秦朝管轄的地方。河北人趙佗在廣東做官,他對地方治理得不錯。秦朝末年,天下大亂,他乘機擴佔了粵西、海南島等地方,自立為王。漢高祖平定天下後,派人去見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漢朝的管轄。[38]我很慚愧,自己是廣東人,但對廣東的歷史知道得不多。

中共建政後,我在廣州市工作時,查考了一下。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就設置了南海郡,治所就在番禺,即現在的廣州市。趙佗是河北省真定(今正定)人。秦朝時,他初為南海郡龍川令,後為南海尉。漢高祖劉邦曾讚揚過他:“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秦末,他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國,自封南越武王。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〇六年),臣服漢朝,“奉漢約”,正式受封為南越王,因而維護了國家的團結統一。毛主席當時和我談趙佗的故事,意思就是要我們在解放廣東後,要把廣東治理好,建設好。[39]

1、防止中國出現新的趙佗

應當說,曾生對毛澤東這次談趙佗的深意,並未理解。其實毛澤東這番話,分明流露了對廣東能否真正緊跟以毛為核心的中央,表示出憂慮。秦始皇是何等英武帝王,但他派去廣東做官的趙佗居然在秦朝末年自立為王,毛又怎麼能對戰爭年代並非由他直接領導的廣東地方黨放心呢?所以就在這次談話後,陶鑄就開始接收曾生部隊併入四野了。曾生回憶道——

在北平,我住在北京飯店。在那裡會見了第四野戰軍的領導同志,他們指定政治部副主任陶鑄同志負責安排我們去接收獨立第二十四師。四月十四日,陶鑄同志和我以及鄔強、饒璜湘所帶領的四百餘幹部,到了北平市郊黃村獨立第二十四師駐地,陶鑄副主任代表第四野戰軍,宣布了團以上幹部的任職。師長和各團團長仍由原來的師長、團長擔任。鄔強任師政治委員,饒璜湘任師政治部主任。

我們派下去的團、營、連幹部,不管原來擔任什麼職務,一律任命為政治幹部。排一級,我們採取了原來東江縱隊的做法,任命我們的排長為政治服務員,和排長共同領導全排。[40]從這一細節來看,由“四野”兼并兩廣縱隊,接收華南分局,管理廣東,早在廣東1951年出現“和平土改”“右傾化”之前就有了安排。只是這時一切尚在伏筆階段而已,沒有驚動周恩來、葉劍英對廣東的部署。

事實上,廣東的反地方主義始終是與毛、周之間親疏關係變化而進展的。在1949年初,毛、周合作尚好,那麼也就可以容許“兩條腿走路”,一方面讓周、葉安排廣東幹部,一方面讓林彪中南局去牽制廣東,到得1952年8月,毛澤東對周恩來權力擴張的擔憂明確表示為“中央政府有分散主義現象”時,廣東的陶鑄、趙紫陽也就大打出手,開始了第一次反地方主義。據薄一波回憶,1953年初,毛主席下令“撤銷了政務院黨組幹事會,規定政府部門的黨組直接受黨中央領導,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均須事先請示中央,經中央討論決定批准後方能執行。對政務院各口的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恩來負責;計劃工作和八個工業部的工作,由高崗、李富春、賈拓夫負責;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檢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

羅瑞卿負責;財政、金融、貿易工作,由陳雲、薄一波、曾山、葉季壯負責;鐵路、交通、郵電工作由鄧小平負責;農林、水利、互助合作社,由鄧子恢負責;勞動工資工作,由饒漱石負責;文教工作,由習仲勛負責……高崗、饒漱石竟錯誤地認為,這是毛主席對周總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總理對政府工作領導權的步驟。”[41]

其實,高、饒雖然錯誤地會計了形勢,但是對毛澤東有意削弱周恩來的權力,對周不信任這一點並未判錯,他們錯判的是毛澤東對劉少奇也到了可以分手的地步。從毛澤東與周恩來歷史上曾處於對立,周恩來曾位高毛澤東的情況看來,毛對周始終未能達到放心與完全信任的地步,這從後來文革中儘管周恩來立下汗馬功勞,他也仍然選擇林彪、王洪文、華國鋒作二把手和接班人,毛對周的不信任與防範是始終如一的,在1952年至1953年,這種不信任則出現一個高峰。

所以與北京削弱政務院權力相聯貫,廣東反地方主義,調走葉劍英、方方,降職古大存、馮白駒等功臣,皆與防範周恩來權力基礎有關。由於葉劍英有周恩來的支持,林彪這個極懂戰術的常勝元帥,從未正面出來處理廣東反地方主義。他的意見,或者以中南局土改委員會主任李雪峰出面,由陶鑄、趙紫陽貫徹,或者由毛澤東直接拍板。毛澤東挺身而出親自處理廣東問題,不惜加劇與周、葉的隔閡,一方面是出於對親信林彪的全力支持,更重要的則是他需要防止“““新中國”””出現新的趙佗。

2、毛澤東親自出面來處理廣東問題

古大存秘書楊立(八十年代任廣東省副省長)回憶說——

1952年6月,毛澤東親自出面來處理廣東問題了。在中南海頤年堂。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薄一波、羅瑞卿、鄧子恢、葉劍英、方方、趙爾陸、陶鑄等。毛澤東直接了當批評了廣東搞“地方主義”。毛澤東宣布開會,並說:“這裡是最高會議,討論廣東問題”。他對著方方說:“你犯了兩條錯誤。一是土改右傾;二是幹部問題犯地方主義錯誤”。毛澤東繼續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國三個烏龜,廣東、福建和廣西。現在福建、廣西爬上來了,廣東還在爬。毛澤東幽默的語調里含有辛辣的批判意見,他對方方說: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得好,但是土改這件工作沒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級。

毛澤東宣布,由陶鑄取代方方,毛澤東確定葉劍英抓總、張雲逸主桂(廣西)、譚政主軍、陶鑄主黨、方方主政,這就是華南分局五位書記的分工。中共中央認為廣東解放以後,在主要問題上,“在決定關鍵上犯了錯誤”,“迷失方向”。會上,葉劍英、方方、馮白駒等分別作了檢討,華南分局一些領導對葉劍英、特別是對方方的所謂“地方主義”錯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批評葉劍英分析廣東情況、制定廣東土改政策是“廣東特殊論”。[42]

從這段史料來看,毛澤東處理廣東地方主義是1952年6月,比撤銷政務院黨組要早幾個月,可以推斷,毛澤東採取了“去皮見骨”,首先把周恩來的地方權力體系給予摧毀,然後才直接動政務院。這正是毛澤東一貫的“先打分散部分”,先摻砂子破壞其基礎的老戰術。後來處理劉少奇,也是先打倒“彭、羅、陸、楊”;處理林彪,也是先整陳伯達,先南巡向各軍區打招呼。當然,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把“高饒反黨集團”處理後,為了顯示團結,又重新重用了周恩來,把許多權力還給了周恩來。但是,對周恩來在軍隊、在地方的權力基礎,依然是毫不留情地打擊。葉劍英被調離廣東後,周恩來成了中共中央高層人物中唯一沒有地方勢力的人。

3、陶鑄深夜帶槍見周恩來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放心,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典型事例,這就是“陶鑄深夜帶槍見周恩來”,據楊立回憶——

1954年2月6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前夕,深夜2時,周恩來召見陶鑄。陶鑄起身後向警衛員要了手槍,自己配帶後,就一個人去了。古大存向彭真、薄一波反映了情況。彭真說古大存警惕性高,很好。並且說明昨天深夜是周總理找陶鑄個別談話。為了防備高崗一夥進行暗害,中央叫陶鑄配槍以備自衛。[43]

這裡的“中央”指誰呢?顯然是毛澤東。這一珍貴史料說明,在高饒事件中,毛澤東開始對周恩來也是不信任的,在得到周恩來召見陶鑄消息後,竟要陶帶槍以防不測,顯然對周有高度戒備。也許,陶鑄這時才深知在廣東反地方主義,是傷害了周恩來的權力基礎。

任仲夷的期望

1999年12月29日下午,我在廣州拜訪了86歲的任仲夷老人,與他就“廣東地方主義”冤案平反進行一段對話——

朱:任老,您來廣東之後,“廣東地方主義”冤案也很快平反了。算不算是您主持的?任:是我主持的省委常委會議,並在會上做出決定的。朱:那您覺得“廣東有地方主義”之類的指責,還有沒有可能再出現呢?任:那倒很難說了,但不應該再出現了。朱:您來廣東20年了,有沒有感覺廣東人有排外思想?任:我認為,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不能說廣東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籠統地說是“地方主義”。比如,過去隸屬廣東的海南島,有個“五公祠”,五公祠里的“五公”都不是廣東人,但是當地人給這“五公”修了廟。後來雷宇到海南工作以後,海南島的人明知雷宇因汽車事件受了處分,仍然要念記他在海南的政績,還說也要給雷宇修祠。雷宇也不是廣東人。我的感覺是,地方情懷,每個省份都有一點,比如說在遼寧,也有什麼地方的幹部多了少了的議論,都是這樣的。

廣東也有,比如說,廣州說潮州人提拔得多了,為什麼省里的領導儘是潮州人,說什麼有“潮州幫”。但是潮州人也說,佛山盡出省長,因為有好幾個副省長都是從佛山提拔上來的。我沒有感覺到廣東人排擠我,沒有這個感覺。但是我剛來的時候,個別人有這樣的說法:難道廣東就不能出一個第一書記?其所以這樣講,大概是因為以前廣東的第一書記儘是外省來的。你可以說這種思想不大開放,但不能把這種情緒提高到“地方主義”。我認為地方觀念或地方情緒可能有的,但把它稱為一種“主義”就不對了。(對於趙紫陽在八十年代當政時不熱心徹底平反廣東地方主義的細節,任仲夷也有記憶。出於某種考慮,他不希望詳細披露。)

“以史為鏡,資治通鑒”。任仲夷的這一“不應該再出現反廣東地方主義”的呼籲,並非空穴來風,它是對“改革開放20年來又出現了新廣東幫”傳言的一種回擊,是對“廣東幹部大換血”的一種質疑。由是觀之,僅僅把“反廣東地方主義”的源頭追到毛澤東思想上,還不夠,我們還得深入思考:是否由於“社會主義”必然要產生新權威(新核心),而新權威必然要不斷地開展新的“反地方主義鬥爭”才能生存——“廣東地方主義冤案”其實是一種體制性的必然悲劇。只要體制不變,它就必然過去有,今天有,將來還會有。

(1999年10月26日初稿,2000年5月26日二稿。)

注釋:

[1]《毛澤東選集·井岡山的鬥爭》(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版,1969年4月遼寧第10次印刷,頁58。

[2][3][5][6][28][29][30][31][36][42][43]楊立《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內部出版”,1997年4月第一版,1998年3月第2次印刷(廣東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印刷廠,粵准印字第1185號),頁324,59,74,115,327,321,81,123,58,115,191,18。

[4]高凱、熊光甲主編《“““新中國”””的歷程》,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1991年第2次印刷,頁5。

[32]、[38]、[39]、[40]曾生《曾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1992年2月第1次印刷(北京國防大學第二印刷廠印刷),頁566,564,565,566。

[33][34][35]吳之、賀朗《馮白駒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廣東省珠江印刷廠印刷),頁5,589,747。

[37]《尹林平》,《尹林平》專集編委會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廣東新華印刷廠印刷),頁482。

[4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頁319。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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