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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時進批判土地改革

1、被遺忘的農業經濟學家

對於中共的土改運動,當年知識界由於不明白真相,或是被內戰裹挾,大多數人處於失語狀態。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後,參加土改運動成了當局改造知識分子的一種手段,再加上正在開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使知識分子噤若寒蟬,喪失了對土改運動的深入分析和獨立判斷。相比之下,只有著名學者董時進有過驚人的表現。

董時進(1900-1984),四川墊江人,是我國著名農業經濟學家、農業教育家,中國農業經濟學學科的開拓者之一。他於1920年畢業於國立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兩年後赴美國康乃爾大學深造,1925年獲得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1926年回國後,擔任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教授兼農藝系主任,後來又擔任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代理院長、院長,併兼任農業經濟系主任。1935年,他到江西籌建江西農業院。1937年,他改任四川農業改進所所長。1938年他創辦農業學術團體“中國農業協進會”,1940年被“國際農業協會”接納。此後他又創辦了“現代農民社”,並自籌經費主編了《現代農民》雜誌,在全國公開發行。1941年,他參加“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第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47年5月,中國農民黨在上海成立時當選為主席。此外,他還擔任過國立北京大學教授、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教授,並在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任職。1949年6月,第四次太平洋學術會議在爪哇召開,中國各學術團體共推舉12位代表赴會,他是出席這次會議的中國代表之一。

1950年,董時進根據自己對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曾經上書毛澤東反對土改運動。1950年4月,第六卷第十二期《觀察》雜誌刊登一篇座談會記要,說董時進“為反對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並又印了到處散發過。”為此,北京農業大學的兩位教授曾出面召開座談會對他進行批判。第二年,董時進取道香港移居美國,從此在國人的視野中消失。文革結束以後,他雖然多次回國,但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可以設想,假如他在上書之後不能及時離開大陸,後果不堪設想。

2、他為什麼要批判中共的土地改革

董時進的那封信我們無緣看到,但是他當年離開大陸時,曾經寫過一本《論共產黨的土地改革》的小冊子。該書不到五萬字,1951年由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其中不僅提到那封信的內容,還更加系統地表達了他對中共土改的深刻批判。

在這本書的序言里,作者交代了寫這本書的目的。他說,中共的所謂土地改革,是目前國內的第一重大事件。無論是毀滅財產、殘殺人民還是製造恐怖,都是無比空前的。但是,對於這樣一件大事,許多人卻不是漠不關心,就是寄予幾分同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土地問題帶有很大的專門性,一般人、特別是生活在城市的人們對這個問題相當陌生。他們既不明真相,也好像無關痛癢。在這種情況下,當他們看到中共在報刊上宣傳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如何不合理、地主富農是如何殘酷剝削貧農時,就被弄糊塗了,還以為共產黨搞的一套果真有正當的理由。

正因為如此,董時進認為對於這一個關係極其重大的問題,人人都有正確了解的必要。他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指明共產黨基本理論的謬誤,根據事實的虛假和他們的真實意向所在。與此同時,他還要糾正一般人對於土地問題的誤解,讓大家明了這是共產黨最大的錯誤和最大的罪惡所在。

3、“封建”、“地主”:被刻意歪曲的兩個概念

為了討論中共土改理論的謬誤之所在,董時進首先提出了三個關鍵性的問題:

第一,中國的土地制度是一種什麼制度?第二,什麼叫封建?第三,中國有沒有“半封建”的土地制度?

對於第一個問題,董時進認為中國的土地是私有的,自由買賣、自由租佃的,無論什麼人,只要有錢並願意買地,同時又有人願意賣地,就可以進行交易。買主有了土地以後,自己願意耕種就耕種,自己不願意耕種就租給別人經營,收取一定的租金或實物。這種租佃關係完全建立在雙方自願的基礎之上,任何人不能向對方提出強制性要求,因此他認為這種關係是一種正常的自由契約關係,而不是剝削被剝削關係。

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指出:這種制度與其他物品的買賣、佔有、租佃,基本上沒有什麼區別,與所謂“封建”也完全沒有關係。在這個意義上說,應該把那些擁有土地的人叫做業主,而不是“地主”。何況,在漢語中,“地主”本來是東道主的意思。也就是說,後來流行起來的“地主”一詞,完全是別有用心的意識形態的產物。

對於第二個問題,董時進說所謂“封建”,本來是指國王把爵位和土地(包括這塊土地上的農民)賞賜給他的臣屬。其特徵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接受賞賜的既是貴族又是地主,而這些賞賜的土地只能繼承不能買賣;另一方面,被賞賜的農民其實是地地道道的奴隸,貴族地主對他們有隨意處置的權力,因此經常發生殘暴虐待農奴的事件。這是封建制度被歐洲人民痛恨和廢除的根本原因。與歐洲相比,中國在兩千多年前曾經有過一段封建制度,當時的封建主也是通過戰爭來爭奪地盤,但他們對百姓卻沒有歐洲封建主那麼殘暴。這可能與天子諸侯的並存有關。因此,人們詛咒唾棄的是歐洲封建制度,而不是中國兩千多年前的那個社會。如今有人硬把中國與歐洲相提並論,把收租行為說成是封建性的,甚至隨意使用“封建”這個特定的概念,把他們認為舊的壞的事物,都冠以“封建”二字,這就不僅顛倒了是非,而且也荒謬得可笑。

至於第三個問題,即中國有沒有所謂“半封建”的土地制度?董時進根據已有的調查指出,除了極少數人是依靠開荒佔有土地外,私人佔有土地一般有三種情況;一是軍閥官僚利用搜刮或貪污的錢購買土地,二是工商業者做生意賺了錢購買土地,三是普通民眾依靠多年的積蓄購買土地。第一種情況極不合理,但那是涉及官風法紀的問題,而不是土地制度的問題。換言之這些人有罪是因為他們貪贓枉法,而不是因為擁有土地。第二種屬於正當的投資,而不是什麼剝削。第三種不僅正當合法,而且是辛苦所得。他還說,購買田地就好像做生意買股票一樣,是一種安置錢的辦法。這種辦法對於軍閥官僚和大商人來說,並不是他們的首選,這也是中國為什麼沒有大地主的一個原因。

在此基礎上,董時進問道:假如有五個人都掙了錢,甲買了土地收租,乙買了房產出租,丙買了車輛經營,丙買了股票分紅,戊存入銀行吃息。依照共產黨的說法,他們都是不勞而獲,但為什麼唯獨甲成了罪大惡極的封建分子,而其他四個人都平安無事呢?

隨後,他引述了自己在寫給毛澤東的那封信。這封信批駁了土地是天然物的論調,從而否定了中共所謂在農村投資具有封建性質的說法。

4、質疑毛澤東的兩個百分比

在這本書中,董時進對毛澤東提出的兩個百分比提出質疑。這兩個百分比是:占農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佔有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貧農、僱農,卻總共只佔有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

董時進說,他最初看到這些數字就感到很詫異,根據自己研究農業問題三十多年的經驗,他從來沒有聽說有人做過這方面的調查統計。因為這種調查是極其煩雜的工作,就連歐美髮達國家也不容易做到。事實上,中國的土地從未丈清,土地所有權從未登記,就連人口的調查也未曾著手。既然如此,那些百分比的又是從何而來呢?

董時進指出:對於“什麼叫地主,什麼叫富農,不僅共產黨的幹部們自己沒有搞清楚,連他們的主要人物的見解也不一致,而且根本就沒有確定的標準。例如中共土改權威任弼時在一九四八年一月的‘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一篇講詞中所說,在晉綏某處原評定地主富農佔總戶數百分之二十二點四六,經重新考慮之後,減為百分之十二點二六,一減幾乎減卻了一半,而且他認為還可以再減。原來他們所謂地主富農,並沒有地畝的標準,而只是按鄉村戶數的百分比評定,他們認為在一般地區,應定為百分之八的左右。”(見該書第26頁)

董時進還說,即使那些百分比是事實,也不能以此作為沒收土地的理由。如果真要把地主富農的土地拿出進行分配,後果只能是地主富農的生活無法維持,而貧民的問題依然存在。所以與其耗費那麼大的經費和人力搞土改,不如去舉辦各項事業,為人民創造就業機會,為國家增加更多財富。

5、中共土地改革的目的何在

此外,董時進還在討論地租、佃農和耕者有其田等問題的基礎上,指出了中共土地改革的目的何在。

他說,地主和佃農不是剝削、被剝削的關係,而是一種合夥經營的關係。在這種經營活動就好像租一個鋪面給人家開店、借一筆錢給朋友做買賣一樣,是通過出租土地的方式幫助對方從事生產,創造賺錢的機會。在這方面,沒有土地的佃農的擁有土地的自耕農,在生活水平上是難比出個高低來的。

正因為如此,董時進不贊成“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已經成為中共土地改革的借口,表面上是平分地主的土地,實際上是把佃農耕種多年的田地搶奪過去,發給一些既無能力、又無經驗興趣的貧民耕種。這種“土地改革”,對於農村的生產秩序和生產力是極大的破壞。

在談到土改的後果時,董時進指出:過去比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學甚至進大學讀書,因此農村中尚能產生知識分子和各種人材,但由於土改之後大家都成了只有十畝八畝土地的小貧農,糊口尚且不易,哪裡還能送子弟上學?即使有免費學校,農民的孩子也因為要拾柴撿糞,沒有受教育的時間。這就會使農村充滿極其貧窮而且毫無智識的農奴。他預言:這種農奴“永遠有強大的統治者騎在他們的背上,逼使他們在‘人民自己的田地’耕種,耕種出來的東西,盡量先送繳給統治者享用。這種情形,倒真是封建制度的復活。我們可以料想到,這些吃不飽餓不死的貧民,拿到這一塊恩賜的地皮,日子稍久,必會感覺它既不夠養活一家人,卻倒把大家的手足佔住了。到最後還是不能不放棄,跑到城裡面去做小工小販,拉車子,下野力(假使他們可以自由行動而又有工作的話)。”(該書第60頁)

中國農民在土地改革以後的悲慘命運,早已被董時進言中。

指出上述基本事實之後,董時進強調,共產黨搞土地改革的真正目的,並不是要耕者有其田,而是要把土地收歸國有,從而使它的政府變成獨佔全國土地的大地主。這不是私下的秘密,而是公開的計劃。因此他在書中寫道:

共產黨慷他人之慨,

聰明無比;

它把別人的田地和耕牛分配給農人,

博得他們一場歡喜;

它又把農人和田地分配給耕牛,

把耕牛和農人分配給田地,

分來分去,最後把一切都歸了自己;

田地和耕牛收為國有,

農場變為集體,

農人都作了共產黨的奴隸;

共產黨聰明無比。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董時進並不知道斯大林對中國土改有所指示,但是他在分析《土地改革法》自相矛盾的基礎上,也發現所謂“保存富農經濟”完全是騙人的話,並得出了中共借土改之名行搶奪之實的結論。

最後,他強調中國的問題不是土地制度不合理,而是土地太少,不夠分配。解決辦法,應該從多方面入手,其中最要緊的是大力發展工商業,增加就業機會。要想實現這一目的,就需要世道太平,社會安定,政治清明。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劉少奇與晉綏土改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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