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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會急轉向 諸侯對抗中央另有隱情

七千人大會的初衷,是著力解決各路諸侯的分散主義問題。至於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則是要附帶解決的次要問題。「毛澤東順應人心,毅然改變了會議方向;劉少奇講話直言不諱,痛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固然令人稱道,會議後來取得的積極效果也讓人稱讚。」但是一年大規模的調查研究,竟然沒有使中央領導發現困難的主要原因,而是集體偏離了實事求是的軌道,豈不是發人深省嗎?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

1962年1月在北京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是中共歷史上規模最大、對共和國歷史走向產生深遠影響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至今還有不少疑問沒有解開,還有一些謎團沒有消散;正規黨史的說法和一些專家的觀點時有衝突。因此我們很有必要進一步深入探討,深入思考,總結出接近真相的觀點,給人以有益的啟示。

大會的召開,距毛澤東發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已經整整一年。按說,一年大規模的調查研究結束以後,黨中央以及全黨上下一定掌握了大量的真實情況,思想認識應當是一致的,做出的決定應當是實事求是的。然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

黨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的初衷,也就是開始時召開會議的目的和主題,並非如此,而是矛頭向下,著力解決各路諸侯的分散主義問題。至於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則是要附帶解決的次要問題。

何謂分散主義?就是大躍進以來,中央把權力下放,各省市自治區違背中央集中統一的領導,各自為政,自行其是。

為何此時突然想起反對分散主義?

原來,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1959年廬山會議後更大的“躍進”,使國民經濟不斷倒退以致瀕臨崩潰,全國各地發生大饑荒,糧食全面緊張。億萬農民忍飢挨餓,似乎產生不了多大政治影響,形勢還似乎比較“穩定”;而中央從各地徵調糧食發生嚴重困難便大為驚慌!

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從各地上調糧食32億斤,可是到了11月中旬,時間過半,任務只完成20%多一點,京、津、滬三大城市糧食全面告急,斷糧的危險時刻都會發生。而1962年的徵購任務更是難以落實。奇怪的是,各地大員的口徑也發生了變化:過去對糧食是以少報多,現在是以多報少,在落實中央糧食徵購指標時,總是強調困難。李先念為徵調糧食,見了地方領導總是作揖打躬;周恩來為徵調糧食,竟然向地方領導說盡了好話。

1961年11月,中央專門開會,向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落實糧食徵購問題。鄧小平在會上悲嘆說,1961年就靠這30天工作了,這30天如果抓不到糧食,就要嗚呼哀哉!

在中央的壓力下,雖然大家都有畏難情緒,但還是勉強接受了1962年150億斤的征糧指標。這些中央大員在討論這個問題時,竟一致認為,目前征糧發生困難,主要是地方分散主義在作怪,下邊是有困難,但若把形勢講透,思想搞透,還是可以的。毛就說過,各地不要總是強調困難,只顧農民這一頭,不顧大局。於是,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向中央建議,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開個地委書記以上幹部會議,打通思想。鄧小平把會議情況和陶鑄的建議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覺得應該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的幹部會議,更有利於總結經驗,打通思想。於是黨史上空前絕後的七千人大會就召開了。

由此可見,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的最初目的,是為了打通地方幹部的思想,批判分散主義,以解決糧食徵購問題。現在普遍流傳的七千人大會的積極成果,是大會轉向後產生的結果。

這裡有個疑問需要澄清。1961年,不少地方大員在向上面彙報糧食產量時,一改往日高指標、浮誇風、以少報多的做法,而是變得謹小慎微,以多報少,捂緊農民的糧袋子。此時的地方幹部為何一下子變得愛惜百姓,為民請命,甚至不惜冒著“分散主義”的風險來維護老百姓的利益呢?

原來,在大躍進狂潮滾涌下,“五風”橫行,衛星滿天飛,紅旗遍地插,導致田園荒蕪,食堂斷炊,民不聊生,餓殍遍野。雖然這些事件發生地的領導百般遮掩,但終究紙包不住火。後來這些地方幹部大都被定為“勾結地主富農的反革命分子”“階級異己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受到嚴厲懲處。信陽地委9個常委被逮捕了8個,十幾個縣委書記被逮捕了8個,其餘全被撤職;通渭縣17個縣委政府領導被逮捕法辦。幾位紅極一時的省委書記也黯然下台。這些地方幹部實際上成了極左路線的犧牲品。殘酷的現實使他們意識到,對極左政策如果執行得太堅決,忘記了老百姓“這一頭”,一旦釀成事件,激起民怨,地方大員和基層幹部照樣逃不脫被懲罰的厄運。於是他們變“精明”了,頭腦清醒了,對中央的徵購指標軟抵硬抗,總是強調困難。

即便如此,1961年農村公共食堂剛剛解散,億萬農民從大饑荒的陰影中走出來,肚子僅得半飽;四川、貴州等地餓死人的現象仍在繼續發生,全國各地缺糧斷頓的危機依然普遍存在。批評各地幹部是只顧農民“這一頭”,不顧大局,好像廣大農村糧食滿倉,豐衣足食,就是不願上繳,是在鬧“分散主義”“本位主義”,則完全是脫離實際的。

大會開始起草的主題報告,是以反對分散主義、加強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為中心內容。但是這個報告在大會上讓大家討論時,引起了強烈的不滿和爭議。地方官員大都不同意中央反對分散主義的意見,代表們認為,工業上可能有分散主義傾向,而在農業上,根本不是分散主義導致生產下滑,恰恰是中央集中統一的政策,導致糧食產量連年下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大轟大嗡的集體化生產方式、違背經濟規律的強迫命令瞎指揮,危害嚴重的大鍊鋼鐵和公共食堂,才是造成農業大倒退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發現中央決定的大會主題與地方幹部的思想認識發生衝突,馬上改變會議方向,充分聽取地方官員的意見,決定重新起草報告,大會的主題隨之發生變化,由反對分散主義為主,轉為以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為主,隨之揭開了大躍進失誤的蓋子。中央領導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在內,紛紛檢討自己的錯誤,地方幹部在中央領導的支持下,也開展激烈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一場挨批會變成了“出氣會”。

這就讓人困惑:通過一年的調查研究,對於全國的經濟困境,以及糧食徵購遭到抵觸的原因是什麼,中央領導似乎都還蒙在鼓裡,竟一致認為是各地“分散主義”在作祟,要召開大會“打通”分散主義思想,和地方幹部掌握的情況竟然大相徑庭,究竟是為什麼?

毛澤東順應人心,毅然改變了會議方向;劉少奇講話直言不諱,痛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固然令人稱道,會議後來取得的積極效果也讓人稱讚。但是一年大規模的調查研究,竟然沒有使中央領導發現困難的主要原因,而是集體偏離了實事求是的軌道,豈不是發人深省嗎?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七千人大會上中央和地方的分歧》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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