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召開在即。最得意的莫過於總書記，最焦慮的也莫過於總書記。
習近平上台5年來，迅速地擴張個人權力；現在已擺好架勢，鐵定要在十九大更上層樓，故而躊躇滿志，春風得意。但是十九大到底會開成什麼樣子，開出什麼結果，不到會開完，誰也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當年毛澤東的權力可謂大矣，然而正像最熟悉毛澤東心理的林彪所說：毛澤東的「最大憂慮在表決時能占多數否」。
這就是共產黨專制和傳統君主專制的區別所在了。在傳統的君主專制下，乾綱獨斷，重大決策皇帝一個人說了算，沒有投票表決、少數服從多數一類規定。另外，在傳統的君主專制下，皇帝的權力來自所謂天命，來自世襲，不是來自臣民的選舉。共產黨專制則不然。共產黨專制，起碼在理論上，在形式上，重大決策不是總書記或黨主席一個人做主，而是要票決，要少數服從多數。總書記或黨主席是黨代會代表、是中央委員會委員們選出來的，也是可以選下去的。
因此，毫不奇怪，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一旦他獲得了最高領導人的名分，他一定就不喜歡開會，尤其不喜歡開中央全會，尤其不喜歡開全黨代表大會。
按照中共黨章，總書記是中央委員會選出來的。不開會的時候，總書記就幾乎是總代表，整個黨中央差不多都讓他一個人代表了，其餘所有的中央委員們都成了被代表－－被他們選出來的總書記代表了。在不開會的時候，總書記的聲音是唯一的聲音，就是黨中央的聲音，就是黨的聲音，其餘的中央委員們必須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只能發出贊同附和的聲音；如果有異議，根據組織紀律，是不可以公開發表的，只能以某種不公開的方式向上面反映；更不可以互相通氣串聯形成某種集體的反對意見－－按照共產黨的規矩，那樣做就是搞非組織活動，就是陰謀組織反黨集團，是大忌中的大忌。
然而一旦開起會來，情況就不一樣了。一旦開起會來，總書記的總代表性就打折扣，起碼，他不能代表與會的代表們。總書記可以施展權術，力圖主導會議，但畢竟，在會上，別人也可以發聲，總書記的聲音不再是唯一的聲音。在會上，持異議者有了在會場內部合法地發表異議的機會，於是也就有了互相通氣並形成臨時派別的機會。這樣，在會上，也只有在會上，最高統治者才有可能面臨其同僚們的挑戰，他的某些決策可能遭受批評，可能被修正被否定，甚至他本人都可能被迫檢討乃至被迫下台。
簡而言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在黨代會或中央全會都不開會的時候權力大，在開會的時候權力小；所以共產黨領導人必定是不喜歡開會的。
毛澤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1956年中共舉行八大。按照八大通過的新黨章，黨代會五年一次，照理說就該在1961年舉行九大，可是從1958年起，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導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黨內對毛也頗多非議，以劉少奇為首的務實派實力上升。毛擔心如期召開九大，很可能權位不保，被劉取而代之，所以毛硬是頂著不開，一直拖了十三年，等到1969年把劉少奇一派徹底打倒後才召開九大。
毛不但不喜歡如期召開黨代會，他也不喜歡如期召開中央全會。從1956年到1959年，毛認為形勢不錯，僅僅三年就開了8次中央全會；但等到了1960年，毛髮覺形勢對自己不利，就沒開中央全會；1961年、1962年又各開了一次，然後一直停開了4年之久，直到1966年8月才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
應該說，毛運用權術的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根據自己的利益來確定開不開會（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或中央全會），當他覺得開會對他不利時，他就儘量拖著不開會。
毛死後，中共有鑑於毛時代的教訓，對黨國體制進行了有限度的改革，例如規定了任期制，另外，對定期召開黨代會或中央全會也變得比以前更嚴格。如今的習近平雖然比江胡更強勢，但是他絕沒有力量隨意拖延會期，推遲開會。
習近平上台後，在反腐敗的名義下，展開了一場自文革以來最大規模的官場清洗，由此也引發了中共高層自六四以來最激烈的權力鬥爭。一方面，習近平的個人權力達到高峰；另一方面，黨內的不滿和潛在的反對勢力也達到高峰，他們必定會把十九大視為反擊的最後機會或最佳機會。我們可以說，十九大是中共建政以來最暗潮洶湧、最充滿不測的一次黨代會。所以習近平不能不最焦慮。這一點，只要看一看會前種種異乎尋常的大動作和詭異的高壓氣氛就清楚了。
固然，在49年以來的中共黨代會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反對勢力翻盤的先例。未來的十九大，反對勢力翻盤也只是一個小概率。但無論如何，中共高層的激烈權鬥早已暴露無遺，獨裁者的權力是建立在臣民的恐懼而不是建立在擁戴之上的這一本質也早已暴露無遺。正像我先前指出的那樣，一個建立在普遍恐懼之上的極權統治，可以是最強大、最穩定的；但同時它又是最虛弱最不穩定的。這種制度的建立不但是全國人民的災難，也是全黨的災難。結束這樣一種制度，不但是全體人民，而且也是絕大多數黨員的無可推卸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