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新高考方案導致很多對物理有興趣的普通考生不敢選考物理。該方案若倉促推向全國，是否會演變成一場危機？
9月24日，浙江一位普通母親平日裡只有零星閱讀量的個人公號，以一篇《物理之殤》在幾天之內就達到「十萬加」。這位母親記錄了浙江新高考改革後兒子參加物理選考時發現的問題，比如大多數普通高校對物理不做要求、精英大學對物理又有要求，這使得物理選考變得尖子生雲集，而新高考的賦分機制會使得對物理有興趣的普通考生選考物理對自己不利、影響高考總體分數，結果選考物理的人數斷崖式下降。
財新網追溯信源看到網傳數據顯示「2016級考生選考物理從以往的7-8萬人驟降至1.2萬人」，直到9月23日選考課現場確認最後期限，仍有學校或家長讓學生緊急改掉原來的物理科目。面對公眾的恐慌，浙江考試院9月28日出面，認為該數據是謠言，但財新網認為官方未對物理選考趨勢進行回應，而今年6月的高考中物理考生急速下降以及本次報名中部分學校和家長的反應，已經無法打消考生和家長的擔憂，顯示出這次風波不僅僅止步於此，這引發了對全國新高考改革浙江試點整套方案的爭議。
2014年3月30日中國教育部《關於全面深化課程改革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意見》發布後，上海、浙江作為試點地區進行改革。作為落實該意見的關鍵改革點，浙江實施新高考方案，主要變化包括語數英之外的選考科目政史地理化生技（上海少一門技術課）進行七選三、增加選科高考次數、實現選科走班制。錄取過程則在原來的基礎上，由5所學校平行錄取的方式，改為按80個專業平行報考和錄取。
在觀察者看來，改革目的是為了打破唯分論和文理區隔、增加高校自主權、學生選擇權和選課自由度。方案初衷雖好，但一開始就在家長、考生、和教師中爭議不斷，焦點在於負擔加大，實際效果和理想化的初衷不一致。
」七選三」方案提高了高校和考生自主，但這種自主，在信息溝通不對稱時，會導致結構性問題。比如高校自主確定各專業的選考科目的範圍，至多3門。考生如果想報考該專業，至少要1門選考科目要在選科範圍內。這加大了考生和高校間的博弈，除了會導致上述「棄考物理」的可能性外，學生高一就得開始選科、進行未來大學專業的規劃，但在國家尚未建立系統的專業指導體系時，這對於對大學專業不熟悉的學生和家長來說是個挑戰。
選科高考次數增加的初衷是取兩次高考的最高分那次，讓那些單次發揮失常的學生有了翻牌的機會。選科提前到高二，意味著從高一開始就得備戰高考。以前的傳統是高三集中備戰應試，現在變成備戰常態化和日常化，學生和教師的負擔都有增加。浙江地方媒體《錢江晚報》2016年10月19日的報導做過計算：「假如考生每一個事關高考成績的考試機會都不放過……那麼學考加選考的場次最多可以達到22場。」同時，「迷茫與擔憂的情緒交織在一塊，讓學生和家長都倍感壓力」。
對於高中老師來說，走班制名義上提高了學生的自由度，但目前教育的管理方式以及語數英是必考科目這兩個現實，決定了仍需設置行政班。想在高中實現西方大學那種沒有行政班、按興趣自由選課的理想模式，沒有考慮現實條件和環境。實際上，走班制使得選科老師的工作量急劇增加。
因而，雖說名義上學生自由度更大，但這種尊重興趣和選擇權是否是真的更自由，這種自由是提高了教育質量和指揮棒的效率，還是徒增辛勞，似乎存疑。因為，從這些觀察來看，新高考改革的本質還是圍著分數轉，而說打破文理區隔，實際執行時變成相對哪門對自己有利就選哪門。
錄取過程的改革，也讓考生變得無所適從。今年新高考錄取方式調整後，已經出現烏龍事件。一名646分本可以上進同濟大學投檔的考生，由於三本的同濟大學浙江學院在同一段中，被該獨立學院錄取。雖然後來有報導稱這是學生的自願選擇，但從6月考生諮詢以及該烏龍事件來看，在高中階段沒有普及專業規劃教育的前提下，要讓考生在極短的時間內進行80個專業的比較和考慮，以此做出影響其終生發展的決定，這比以前只需要考慮5個學校的難度要高多了。
浙江高考改革近年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尤其是錄取階段的改革。從最早開始實施陽光招生，做到高考閱卷科學化和透明化，到最先一批實施計算機遠程錄取和投檔，又率先實施了平行志願和多指標排名位次，也讓投檔變得相對透明和開放，降低了因為信息不對稱而導致投檔失誤，多指標評價的排名也讓投檔變得相對科學。
這些成績也是浙江成為試驗田的原因。人民大學自主招生醜聞之後，原高校自主招生方案改革放緩。業界預計，歐美大學那種理想式的自主招生，要等中國優質高等教育競爭的激烈程度不再像現在這麼激烈、以及高校做到學術自主才能實現。不然，自主招生只是從政府行政權力轉移到高校行政權力，並不能真正實現以教育和科研為導向。素質教育唱了很多年，好分數上好大學的邏輯暫時也不能完全消除。在這兩個大環境下，利用好高考指揮棒，利用政府權威繼續提高信息對稱的深度和廣度，打破文理區隔，打破學校等級，提高利用分數評價考生的科學性，似乎是一種務實之舉。
在沒有取得共識之前，由行政管理部門設計出的高考機制，應取最大公約數，並漸進式地向世界公認的成功模式引導。同時，儘可能避免只考慮某幾個環節的利益和想法，也要避免讓考生承擔改革的風險和成本，並要照顧到大學已有的改革成果。
比如，大學前一輪改革，已經形成了按照大類招生和培養的機制。很多專業彼此類似，只有在培養方向上有所不同。大類招生和培養的優勢也有目共睹，一方面為剛進大學還不明白自己喜歡和適合什麼專業的學生，提供了在大領域內進行比較和抉擇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彌補了本應該在高中就開展的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學通識教育的不足，為學生在高年級以及研究生階段接受更專業的訓練打好基礎。
浙江新高考打破了大學的這套模式，從行政單方面倒逼高校又要重新調整培養方式。前幾年部分地區以就業指標考核專業設置及招生名額的機制建立後，已經使得部分所謂「市場認可度不高、需求不大」的人文社科專業在行政評估上面臨更多壓力和風險。
改革的另一個對象——文理區隔這個問題已經今非昔比。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隨著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發展，專業化程度加深，所謂學文科的也需要學點理科知識，在高校的院系根據專業的需求設計一些基礎的文科或理科必修課程以及網際網路促進知識傳播後，矛盾不再那麼突出，說文理科生互相不懂對方所學的時代早已經過去。再把文理科區隔作為靶子進行革命，顯然是不妥的。
那麼，這場以「新高考」為名的改革，會不會讓素質教育的初衷變成「輸質教育」的後果？除了育人這個教育的終極目的之外，高考本身的本質或者說終極目的是什麼？僅僅是一場考試，還是為高校錄取提供依據的工具？或者是高等教育資源以及促進階層流動的手段？還是浙江提倡的打破文理、促進專業導向以及所謂的素質教育？
我們可以把高考作為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樞紐來反思這些問題。近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高等教育規模已達世界第一，這為進一步深化高中教育以及高考改革提供了基礎。從歐洲部分國家的經驗可以看到，到高等教育完全大眾化階段，會考是升學的主要樞紐，而高考或者類似的選拔性考試，旨在挑選部分尖子生，作為高水平教育選拔通道更為合理。
而從中國來說，高考目前承載了考試和教育之外的社會意義。無論採用什麼機制，應該回到高考的兩個基本方面來看。一個方面是教育層面的責任，即培養具有合格現代精神的公民以及促進階層流動。另一個方面則是高考作為技術手段的任務，即如何更好更科學地把學生送入高等教育階段，促進涉及高考主要利益方的要素流動，主要就是考生及家長、中高等教育者以及教育行政方。
雖然網際網路已經讓高校的資訊流動不是障礙，但對於埋頭苦讀三年的高考生來說，對高校的理解仍然存在非常大的信息不對稱，碎片化、刻板印象、商業利益導向的高等教育諮詢信息充斥於網際網路。建設一個全國統一、各方參與的權威諮詢平台，在各大學區設置日常的專業規劃諮詢員似乎都值得探索。
高中教師和大學的交流與聯繫仍舊不夠，尤其是在大學教育者看來。大學教師和高中教師在學生培養和教學內容與方法上展開交流，把一些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學的基礎讀本下沉到高中，是提高高中階段素質教育的非常有效的辦法。而通過高考出卷、講座和培訓等手段，可促進大學和高中教師的交流。若能普及中科大拔尖計劃中的日常交流機制，減少掐尖的意涵，而把注意力放在使大學教育者能提前接觸到高中生、和高中教師共同發掘各類專業學科的好苗子上，也是好的方向。
很顯然，浙江的新高考方案，沒有立足於高考作為樞紐、從長遠打算反思這些根本問題，倉促設計出這麼一套看似科學精美複雜但實際上狀況不斷的機制。
浙江做得好不好，直接影響未來中國高考改革的步伐。據稱這套方案將在全國推廣，但這套基礎設計有缺陷、易被認為是「換湯不換藥」唯分數論又加重負擔的方案，第一次接受實戰檢驗就暴露出結構性問題。若就這麼倉促推向全國的話，是否是會竹籃打水甚至演變成一場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