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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決定命運:華國鋒自取滅亡之路

「兩個凡是」的最大危害,是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路線和方針政策得以繼續推行,造成兩年徘徊,喪失發展中國的機遇。同時使華國鋒等人壟斷了對毛澤東言論的發布權和解釋權,當政治上需要的時候,他們隨便拿出毛澤東的一兩句話,就可以任意設置各種障礙,定奪幹部的生死。

逮捕“四人幫”之後的第二天,即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做出決議:“根據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將來提請中央全會追認。”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召開“打招呼會”,通報王張江姚事件。中央機關、各省市區和大軍區負責人參加。會議提出了“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形勢”的方針。

在會議上,華國鋒主張繼續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他要求廣大黨員幹部要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

10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全國各地迅速掀起歡慶粉碎“四人幫”、慶祝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活動。

人們在稱頌華國鋒的時候並沒有吝惜辭彙。

但是,說實在的,中國人中了邪似地唱頌詞的勁頭在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差不多已經耗光了。在“三忠於、四無限”“紅海洋”的運動中,人們已經獻出了所有的熱情與虔誠,而得到的回報卻是晴天炸雷般的林彪事件、“四人幫”事件……

經過了10年老君爐一般地熬煉,雖不能說人人已經煉就了一雙火眼金睛,可畢竟成熟得多了,冷靜得多了。

中國,不能總是停留在讚頌上,中國還要思考、前進。

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發《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之後又下發了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四人幫”令人髮指的罪行一樁樁、一件件在報刊上披露出來了。

人們深思著,為什麼“四人幫”在中國大地上能夠如此長時間地橫行無忌,為所欲為,給中華民族造成這樣大的災難?

這就很自然地觸及了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錯誤。

與此同時,葉劍英、鄧小平等也認為,不但要揭批“四人幫”,粉碎其幫派體系,而且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糾正黨和毛澤東的“左”傾錯誤。只有這樣,中華民族才能從災難中走出來……

但是,當時華國鋒等主要領導人,對上述這些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卻沒有正確的認識。

10月26日,華國鋒對中共中央宣傳部門負責人作了四點指示:一、要集中批判“四人幫”,連帶批鄧;二、“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路線;三、凡是毛主席批准過的、講過的,都不能批評;四、“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

這已經是“兩個凡是”的先聲。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吳德在全國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說:“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們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人們的心,漸漸冷縮了。

粉碎“四人幫”陰霾仍未散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它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慘重災難罄竹難書。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甚至連毛澤東也感到孤立不安,喪失了信心。他去世前曾說,他這一生幹了兩件大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但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一段時期,卻發生一個奇怪的現象,這就是:一方面揭批“四人幫”,另一方面又肯定甚至稱讚“文化大革命”。

1976年10月24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的慶祝粉碎“四人幫”的百萬軍民大會上,吳德在講話中除了號召揭發批判“四人幫”之外,還要求廣大幹部群眾繼承毛主席遺志,“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

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兩報一刊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同樣號召全國人民“自覺地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兩報一刊聯合發表社論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創造。《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雜誌是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軍報》是中共中央軍委機關報。以兩報一刊名義聯合發表社論,表明文章具有最高規格,傳達了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統帥的聲音,極具威力。

甚至到了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發表的公報中,也還是以明確的口氣肯定“文化大革命”,要求全黨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

這自然與華國鋒有著直接的關係。

毛澤東去世前之所以給華國鋒以重託,就是希望他能維護“文化大革命”。

1976年10月8日,在中央召開的“打招呼”會上,華國鋒在講話中說:對“文化大革命”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我們要著重解決有所不足。這次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不要算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賬。搞“四人幫”,並不是因為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點錯誤,他們的核心問題是篡黨奪權。要教育我們的幹部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不然的話,有人會說:“‘文化大革命’整得我好苦啊,這下子可把根子找到了。”要翻過來。可要注意這個問題啊!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衝擊的人要注意。華國鋒還說: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辦。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要繼續批。

這個講話說明了華國鋒和“四人幫”有一個基本的共同點,他們都是擁護“文化大革命”的。

華國鋒和“四人幫”的矛盾在於:華國鋒認為“四人幫”是“另搞一套”,對他的領導地位提出挑戰,想要推翻他,企圖“篡黨奪權”。這一矛盾激化起來,才促使華國鋒與“四人幫”決裂了。

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在北京召開。

在會上,華國鋒講話說:“偉大領袖毛主席總結了我國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對立統一的學說,深刻分析了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關係,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

“毛主席的偉大理論,解決了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個當代最重大的課題,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偉大理論的偉大實踐。”

華國鋒這裡說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毛澤東發動和指導“文化大革命”的理論。

1967年11月6日,由陳伯達、姚文元起草,毛澤東圈閱同意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將這個理論歸納為六個要點:

一、必須用對立統一規律觀察社會主義社會。

二、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鬥爭、兩條道路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本質上仍然是政權問題。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領域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

四、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我們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就必須要充分注意識破“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充分揭露他們,批判他們,整倒他們,使他們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

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自下而上發動群眾,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要用無產階級思想戰勝利己主義,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

很明顯的,如果認為這個理論是正確的,還要用這個理論來指導人們的思想和工作,那就不可避免地還要發生“文化大革命”。

1977年1月初,《紅旗》雜誌社打報告請示當時主管宣傳的汪東興,“張春橋在1975年春發表的《論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和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兩篇文章是否可以點名批判”?

汪東興以這兩篇文章是毛主席生前看過的為理由,不同意點名批判。

另外,這一時期,汪東興在談到“四人幫”的時候說:張春橋、姚文元是書獃子,哪有什麼理論?

197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宣傳口的一個請示報告。該報告要求宣傳戰線在批判“四人幫”的同時,要“宣傳毛主席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

這正是華國鋒的意圖。

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學者金春明在1995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一書中指出:“如果按照華國鋒這一套繼續幹下去,那隻能是沒有‘四人幫’的‘文化大革命’。”

這樣的指導方針,同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形勢距離太遠,同億萬人民群眾的要求針鋒相對。

在新的形勢下,華國鋒的“文化大革命”方針是根本執行不下去的。他的錯誤主張理所當然地遭到以葉劍英、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胡耀邦等為代表的黨內人士堅決抵制和反對。

但是,華國鋒死死守住對“文化大革命”的正面評價。

1977年3月14日,華國鋒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說:要高高舉起和堅決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如果不這樣看,就會有損我們的旗幟。

1977年5月1日,華國鋒利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的時機,在這一天《人民日報》上發表他自己署名的長文《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進行到底》。文章說,貫穿《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毛主席為我們黨制定了一條清楚的、明確的、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這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路線。”

“四人幫”是“左”還是右

“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力鼓吹實施的“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進行到底”、“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受苦受難的人民”、“批判文藝黑線”、“反對獎金挂帥”、“砸爛封、資、修”、“人民解放軍要支持左派”等等,到底是“左”還是右?當然是“左”,而且是極“左”。

但是,粉碎“四人幫”之後一段時期,報刊聲討和揭批“四人幫”,卻反過來了,一個勁揭露他們的右。對於“左”,則避口不提。

這樣批下去,不是越批越糟糕嗎?

這當然與華國鋒確定的指導方針有關。

華國鋒等領導人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反覆強調要批判“四人幫”的極右,閉口不提批“左”。換句話說,只能批右,不能批“左”。

在華國鋒的指示下,1976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宣傳工作座談會,部署批判“四人幫”的任務,只提批判“四人幫”的極右,閉口不提批“左”。

11月28日,《人民日報》根據會議精神發表了社論《徹底揭發批判“四人幫”》。

社論說:“‘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代表了地、富、反、壞和新老資產階級的利益,反映了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願望。他們推行的是一條禍國殃民的路線,亡黨亡國的路線,是一條極右的路線。”

社論要求抓住這個“極右實質”進行徹底揭發批判。

華國鋒之所以強調批判“四人幫”的“右”,除了當時極“左”思潮在全黨全國還有很大的影響之外,還有他自身的一些原因。

華國鋒本人就是在極“左”思潮發展到高峰的形勢下,被毛澤東的“左”傾路線推舉上台的。他獲得的位置和利益與極“左”血肉相連。

華國鋒的思想體系也是“左”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堅決執行了“左”的路線和方針。由於這些原因,他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努力維護“左”的一套就不奇怪了。

但是,華國鋒批“極右實質”的主張,在實際貫徹中不能不打折扣。

“四人幫”本來就是極“左”。隨著揭批運動深入,勢必要擺脫“批極右”的軌道,觸及“四人幫”的極“左”。

1976年11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任平撰寫的《一幫禍國殃民的害人蟲》一文,批判“四人幫”以“革命”壓制生產的“左”的謬論,說:“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生產,搞好社會主義建設,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項基本任務。”

11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輕工業部批判組的《自力更生,洋為中用》一文,批判了“四人幫”的封閉主義,說:“對外國的好經驗、先進的科學技術都要學習,都要吸收過來為我所用。”

有的文章還揭發批判了“四人幫”迫害知識分子、推行文化專制主義的罪行。

這都是揭批“四人幫”的極“左”。

限制和反限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起來。揭批“四人幫”運動也在衝破重重限制的過程中,開闢著思想解放的道路。

“兩個凡是”出台

如前所述,華國鋒在一系列根本問題上,遇到了嚴重的挑戰。

他對付這些挑戰的辦法,就是抬出毛澤東,製造“兩個凡是”。

“兩個凡是”的思想,最早是由華國鋒在1976年10月26日對宣傳部門作指示的時候提出的。他說: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澤東批准過的,講過的,都不能批評。

汪東興也說過:“凡是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動。”

1977年1月,華國鋒要求他的寫作班子把“兩個凡是”的思想寫進為他準備的一個講話稿中。他還提出,可以就此問題寫一篇社論。

經華國鋒批准,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這篇社論,題目是《學好文件抓住綱》。

當天《人民日報》以通欄大字標題加框刊出。社論內文所用的字體也比一般社論字體要大。

北京其他報紙同一天以同樣規格轉載。全國其他報紙隨即也以同樣規格轉載。

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全黨全國,這是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的主張。

這篇社論首先論證說:

什麼時候,我們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勝利;什麼時候離開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敗,就受挫折。

然後,社論向全國發出號召: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這就是著名的“兩個凡是”。

“兩個凡是”更為廣泛的含義,則是神化毛澤東,對毛澤東的言論採取教條主義的態度,把毛澤東說過的話、決定的事都當做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夠照抄照辦,不許可半點置疑。

這一手,在當時還是很有威力的。

當時,毛澤東剛剛去世,個人迷信、個人崇拜有很大的市場。一般黨員群眾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還缺乏認識。別的不提,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是一次反對“四人幫”的思想解放運動,實際上也是向毛髮動的“文化大革命”挑戰的運動。但是,貼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天安門詩歌”當中,也還有“主席教導永不忘,階級鬥爭記心上”的詩句。由此可見毛澤東在人們心目中的偶像地位。

何況,華國鋒又是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華手中有毛澤東為他寫的“你辦事,我放心”的“最高指示”,還有“英明領袖一舉粉碎‘四人幫’”的功績。所以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有很大的權威性。

再有,如前所述,華國鋒憑藉權力,先後發出中共中央文件和國務院文件,動用專政手段鎮壓敢於對抗“兩個凡是”的人,強行推行“兩個凡是”。

“兩個凡是”的最大危害,是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路線和方針政策得以繼續推行,造成兩年徘徊,喪失發展中國的機遇。同時使華國鋒等人壟斷了對毛澤東言論的發布權和解釋權,當政治上需要的時候,他們隨便拿出毛澤東的一兩句話,就可以任意設置各種障礙,定奪幹部的生死。

現在有一些輿論認為,總起來說,華國鋒是一樸直老實的人,就是沒本事。這個看法可備一說。

但是,這種評價只是茶餘飯後的談論罷了。它沒有抓住中國向現代化轉型這一大的背景來觀察和評價華國鋒。

華國鋒對於從“文化大革命”的痛苦中掙扎出來的中國轉型需求,既沒有敏銳的感覺,也沒有前導性的思考。

“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實施一套“偶語者棄市”的嚴酷封建專制,再加上鎖國政策、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文化大革命”衝擊破壞,已經把中國拖到崩潰的邊緣。廣大群眾對此早已十分不滿。1976年4月5日天安門抗議運動,就是這種不滿的爆發。毛澤東去世,粉碎“四人幫”之後,人民看到周邊日本及“四小龍”在這些年裡獲得飛速發展,十分震驚。在這種情況下,廣大群眾迫切希望從根本上改變“文化大革命”那種局面,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內鬥局面,為國家開闢一條實現現代化的嶄新道路,真可謂是舉國期待。

華國鋒粉碎“四人幫”有功,可是他強力推行“兩個凡是”,說明他在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是不及格的。

“兩個凡是”表明他對毛澤東之後的時代需求麻木不仁,拿不出符合人心、符合時代潮流的對策。

從現代化的標準來看華國鋒的思想和實踐,他的性格和行為,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過去取向

“兩個凡是”的指導方針,說明華國鋒更為強調的是祖先崇拜和傳統尊敬。這正是小農社會為了延續家族並使人們留在土地上有效地從事農業生活所強調的價值觀念。其特點是認為傳統的事物最有價值,厭惡和害怕創新,認為新的東西十分可疑。中國封建社會“稱堯舜、法孔孟”,正是這一特點的體現。而現代化的工業社會的人則注重未來取向,厚今薄古,喜新厭舊,立足今天與未來,願意不斷創新與改進。

二、迷信傾向

結合華國鋒的情況來看,它的內涵主要是指:對權威盲目服從,神化崇拜對象。這也是前現代化社會即傳統農業社會的典型性格。華國鋒迷信什麼權威呢?毛澤東晚年的權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權威、“文化大革命”的權威,即使這些權威被長期實踐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他也要篤行不誤。而現代化社會是一種更多地強調平行、思考、試驗、探索的社會,對權威盲目服從和迷信的傾向較弱,由於社會向多元發展,一切都盡量代之以法律和法治,不熱衷權勢。另外就是多採用相對觀念,理解人與事的複雜性,不把權威和習俗絕對化。

三、依賴心態

鄧小平曾批評華國鋒“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可以說一語中的。

“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一種依賴。傳統社會的中國人,自幼及老都有強烈的依賴需要。這是因為整個社會向每個人提供的都是依賴的訓練。依賴什麼呢?依賴舊有的思想,依賴長者的指導,依賴單位……缺乏自信與決斷。因為自由與責任相聯繫,所以諸多中國人寧願捨棄自由,以迴避獨自承擔不可測的風險和責任?對於華國鋒來說,他的依賴對象是晚年毛澤東。鄧小平批評華國鋒說:“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離開毛澤東晚年的治國思路,華國鋒就很難開闢新的道路了。而現代化社會所需要和提倡的,則是凡事自動、自立、自主,免受不必要的甚至是錯誤的影響。這就需要有較大的自信心與決斷力,獨立思考,遇到困難嘗試用新的辦法來解決。

四、本本主義

本本主義的特點是從本本出發,而不是從實際出發,唯書唯上,泥古不變,理論嚴重脫離實際,主觀和客觀相隔絕。華國鋒正是如此。他把毛澤東的言論當做教條、教義,不分時間地點條件加以神化。他認為只要憑著這些條條,就可以凌駕實踐,指導一切,判斷是非,剪裁事實。這也是傳統社會傳統人的主要特徵之一。

以上,我們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分析了華國鋒的性格行為特點。

當然,華國鋒的決策,還有現實政治鬥爭的功利考慮,但是,我們從他做出這些決策的心理因素和政治文化背景深入考察,是不難得出上述結論的。

這樣的心理狀態、政治素質和文化積澱,顯然無法帶領“文化大革命”之後複雜的中國走向一條嶄新的現代化之路。歷史是由人物的性格行為構成的。華國鋒等人的思想局限客觀地講是一種歷史局限。如果華國鋒還是一個省委書記,那麼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他未必不擁護鄧小平理論。但是,他當時是一個大黨大國的“一把手”,他的行為將構成歷史。而在種種歷史假設中,赫魯曉夫式的反斯大林人物對華國鋒來講是一個可怕的咒詛。他不可能冒“背叛”毛澤東的風險,哪怕只“背叛”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他的經歷、資格、性格以及政治資格均不足以構成一種開創性的獨立行為。所以,1978年左右的中國改革歷程,不是由華國鋒這樣比較年輕的黨的領袖來完成,而是由一批長征老人來完成的。所以,華國鋒等人也就與後來一些有系統的理論綱領從政治上向鄧小平理論挑戰的人不同。

葉、陳、王抵制“兩個凡是”

“兩個凡是”的方針,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各種抵制和反對。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

會議之前,葉劍英對華國鋒的講話稿提出兩條意見:“一是‘天安門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對鄧小平同志的評價,應該把提法換一下,為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創造有利條件。”

葉劍英的意見非同小可。逮捕“四人幫”成功,主要依靠葉劍英,華國鋒心裡有數,全國也都是很清楚的。粉碎“四人幫”之後,華國鋒曾經請葉劍英出來主持黨中央的工作,葉劍英不同意。

根據華國鋒的指示,這一段華國鋒和葉劍英如有共同活動,比如接見國內重要會議代表等,《人民日報》頭版通欄大標題是這樣做的:“華主席葉副主席接見×××”。華國鋒與葉劍英並列。

而且,誰都知道,當時軍隊領導權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葉劍英手裡。

華國鋒心裡十分沉重,他對葉劍英是不能不讓步的。

挑戰接踵而來。在會上,陳雲、王震等許多老同志起來反擊“兩個凡是”,鄭重地、堅決地提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要求恢復鄧小平的工作。

這讓華國鋒有點被動了。他深知粉碎“四人幫”之後,這些身經百戰的元老在中國政壇上的分量和巨大的影響力。

在形勢的壓力下,華國鋒講話說,最近一個時期,在黨內和群眾中圍繞著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和“天安門事件”的問題有不少議論。在這樣一些問題上,我們要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要有一個根本的立足點,這就是要高高舉起和堅決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中央對於解決鄧小平的問題和平反“天安門事件”問題,是堅決地站在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這個根本立足點上的,如不這樣做,就會發生有損我們旗幟的問題。

關於鄧小平問題。華國鋒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幫”批鄧另搞一套,對鄧小平進行誣陷打擊,是他們篡黨奪權陰謀的組成部分。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央決定繼續批鄧,是經過反覆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幫”及其餘黨利用這個問題進行反革命煽動的任何借口,從而有利於穩定局勢。至於鄧小平過去的功過,毛主席早有全面的評價。1973年鄧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後,是有成績的,也犯有錯誤。經過五個多月揭批“四人幫”的鬥爭,解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條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華國鋒在講話中有了一些鬆動,這是他面臨巨大壓力不得不做出的一點讓步。

鄧小平語出驚四座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在尚未恢復領導職務的情況下,給中共中央寫信,從理論上反對“兩個凡是”。

信中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什麼是“準確的、完整的”?

三個月之後,7月21日,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作了說明:

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同志在這一個時間,這一個條件,對某一個問題所講的話是正確的,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也是正確的;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有時分寸不同,著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

鄧小平還列舉了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問題的一些講話加以分析,來闡釋如何正確理解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說:毛澤東曾經把知識分子看成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但他也歷來重視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我們不能因為毛澤東曾講過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一部分,就像“四人幫”那樣把知識分子污衊為“臭老九”。從整個革命和建設過程來看,毛澤東是重視知識分子作用的。因此,我們現在不能再繼續講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而應當從愛護知識分子出發,更好地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這樣才能正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在講話中還指出:毛澤東倡導的作風,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

這就是“準確的、完整的”。

這就駁斥了“兩個凡是”。

鄧小平的講話,在黨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為批評“兩個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在1977年7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恢復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摘編自《交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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