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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才子郭沫若 從反蔣英雄到毛的叭兒狗

郭沫若,四川樂山人,與宋代文豪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的老家眉山相距不遠,可算大同鄉。四川自古人才輩出,特別是文人,以李白、蘇軾為代表可謂名冠千古。“蜀江水碧峨眉秀,幻出文君與相如”,也許這與四川的山水靈氣有關。應該說郭沫若也沾了一點山水靈氣,他有點才,可總體看來,更多地則是“缺德”,這就讓他的才黯然失色了。關於郭沫若的人品,魯迅曾以“流氓才子”概括之,那主要是指其生活品性方面的問題。但那時郭政治上的品性、投機小丑和流氓本質尚未充分暴露,所以我們在此主要展示一下他後來、主要是在毛統治下這些方面的表現。

本來郭沫若確也可算當時中國一個文化方面的人才,中共就封給他詩人、劇作家、翻譯家、歷史學家、金石考古學家、書法家以及“社會活動家”等一大堆頭銜和官銜。他的官銜一般人不大清楚,只是其中兩個最基本的頭銜:中國文聯主席和中國科學院院長,人盡皆知。通俗地說,他是當時官、民雙方都認可的毛政權下的“文化班頭”。

郭這個文化班頭在毛澤東當政時代可謂中國文化界的不倒翁。這一現象是很奇特的,因為在毛統治下的中國,文化精英幾乎被逐一打倒,最後一掃而光,即使是毛的黨內“親密戰友”亦不能倖免。不是被送去見閻王,就是去秦城監獄,最次也被剝奪了官職,靠邊站了。而唯有這“郭班頭”卻始終不倒,而且在台上上竄下跳,搖旗吶喊,呼風喚雨,好不風光。不管是真是假,在一般人看來他總算是毛的寵臣。

郭沫若被毛澤東選中為文化班頭是有緣由的,他確實有資格擔當此任。

首先,郭先生曾經是位中共黨員,反蔣介石的英雄,與中共在政治上有著共同語言、共同的思想基礎。1926年在廣東大學任教的郭沫若看到了當時的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大有成功希望,於是毅然投筆從戎,時為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對文人一貫依重,對郭氏亦待之不薄,郭從宣傳科長做起,然後是宣傳處長,行營秘書長,政治部副主任,被授予中將軍銜。當時的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乃中共領導人之一,一貫思想左傾的郭沫若與其一拍即合,相互配合默契。後來中共想通過工農運動將這場由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轉變成共產黨的無產階級革命;察覺了中共這一陰謀的蔣介石不動聲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進行了“清黨”,使共產黨功虧一簣。已經被深度赤化的郭沫若立即逃離蔣的大本營,奮筆寫下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討蔣“檄文”,痛斥蔣氏“背叛革命”。蔣介石便下令緝捕郭氏,郭投奔共產黨陣營,參加周恩來領導的所謂南昌起義,並經周恩來、李一氓介紹,加入了共產黨。南昌起義失敗,郭大概受不了去四處奔波打游擊之苦,脫離了共產黨組織,並於次年東渡日本。因此,郭曾遭到共產黨內“臨陣逃脫”的指責。但後來毛澤東大概見其忠順可嘉,且有重要利用價值,叫有關部門澄清說:“郭赴日本乃經組織批准,無逃脫之義。”仍對其以“同志”相稱。

郭氏在日本一住十年,玩弄了多個日本女子,在那裡生兒育女,好不快活。只是沒有官職。1937年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國民黨不計前嫌,撤消了對郭的通緝令,允其回國參加抗戰。郭欣然回國。回國後即被蔣任命為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負責抗戰宣傳工作,再次獲得了充分施展才華的機會。

從抗戰開始到1949年中共建國之前,是郭沫若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其間郭氏跨越國、共兩黨,左右投緣,八方貫通,既有發號施令的官權,又有能呼風喚雨的文壇領袖身份,蓋因魯迅死後,郭的主要對手沒有了,依其在文藝、學術方面的成績和政治上的縱橫捭闔,投機取巧,順利地佔領了雖沒有名號卻有其實的文壇領袖地位。單看1944年郭氏在重慶舉辦的五十生辰祝壽會的盛況就可知一斑。據親歷者雲,郭的壽宴排場可謂令人目眩神搖,任何朝中權貴都無法與之相比!出席壽誕的幾乎包括了當時各方顯要、各界名流、共達二千餘人,真可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其千種風情,萬般榮耀,令人嘆為觀止!當年的郭沫若集豪氣、俠氣、官氣、書生氣於一身,其志得意滿之情,領袖群倫之概,溢於言表。觀之者曰:人生至此,死亦無憾矣。

然而水盈則溢,月滿則虧,郭氏最終亦逃不出這萬物自然規律。抗戰勝利後,郭又選定了再度投向共產黨。這一次又投對了,毛及周恩來出於政治需要,對其寵幸有加,1949年毛共建國後,郭沫若獲得一大堆頭銜,不僅成為文化班頭,還榮登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之高位。表面上看,郭投機成功,回報頗豐;但郭氏自己清楚,這麼多頭銜,實際上還不及當年他的一個“詩人”桂冠。在天下紛亂、兩黨逐鹿之際,僅憑這個“桂冠詩人”的身份,國民黨、共產黨都得想方設法籠絡他、拉攏他,他倒向哪邊,中國政壇的天平似乎就向哪邊搖擺;而他的亦官亦民身份,使之既可稱雄於體制之內,又可游弋於體制之外。加之其風流倜儻,長袖善舞,在政壇、文壇都遊刃有餘,如魚得水。當此時也,萬物皆備於我,各方有求於我,郭某人何其快哉!郭氏當年真可謂置身於五彩雲中的無冕之王了。

然而天下一統之後,毛氏登基,一個空前強大、高度集中統一的帝國宣告誕生,也宣告了中國近半世紀的政治混亂狀態的結束,同時,也就宣告了各類“山頭”和無冕之王們命運的終結。在這個過程中角色轉變最快、最好的當屬郭沫若了,他很快就從一個豪氣干雲的無冕之王變成對新朝和毛皇俯首貼耳的順臣,弄臣、直至一隻叭兒狗……

郭氏為什麼能快速完成這種角色轉變呢?這其中自然有內因更有外因,從外因來說,當然是毛澤東的手段高明。毛喜歡“後發制人”,他先以海納百川之胸懷,將天下英雄盡數賺入其“彀中”,然後再來個“關門打狗”,“瓮中捉鱉”,採用包括慢火炙烤、當頭棒喝、抽筋換骨、泰山壓頂等各種招式,將昔年那些狂傲不可一世、藐視政治權威的“魯仲連”和“劉文典”們一個個收拾得象馴服的羔羊。

毛先不直接觸動這些新政權的“客卿”們,而是讓他們去各地參加(或參觀)“土改”、“鎮反”運動,讓他們見識一下階級鬥爭的腥風血雨,領略一下共產黨的手段,從而使他們內心得知,今日已是毛某人、共產黨“一家”之天下,他們都己身處在毛的“籠子”之中,無異於一只只任由其宰割的羔羊。只要毛下令,隨時都可以讓這些前朝遺老遺少們頃刻之間變成“地主”、“反革命”,然後或關或殺,使之變成萬人唾罵、萬劫不覆之“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緊接著而來的是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那些剛剛見習了毛共階級鬥爭手段、驚魂未定的“客卿”、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們,被勒令去學習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去檢查、檢討自己的“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和歷史上“投靠國民黨和美英帝國主義”,對共產黨、對“人民”犯下的“罪行”,一個個“洗澡”、“洗腦”,“脫褲子”、“割尾巴”,人人過關。這時,誰還敢不誠心誠意、誠惶誠恐檢查、檢討,“敬酒不吃吃罰酒”呢?——“階級敵人”的可怕下場像一根無形的鞭子,在時刻抽打、提醒這些身負“原罪”的人們。除了真心實意馴服於共產黨,馴服於毛已別無選擇。

光是這麼文縐縐的“教育”、“檢查”、“檢討”毛認為還不行,他知道這些精英、“客卿”們,這些知識分子們,其實最害怕暴力,只要拿他們中的一些“沒有多大用處”的當作“雞”處理掉,其餘的“猴子”們就會真正乖乖地服服貼貼了。於是有了接下來“反胡風”、“肅反”、“反右派”等各種以知識分子為對象、更加可怕的運動……

這樣,倖存下來的“客卿”們便一個個爭先恐後向新政權、向毛領袖表忠獻媚,歌功頌德,山呼萬歲。郭沫若就是這一人群中當之無愧的“首領”,表現最佳者。這除了因為郭作為現政權“客卿”首領的地位需要帶頭表率之外,更有其內心難以對人言表的隱衷,那就是他曾參加過共產黨又自動脫黨那段歷史。郭知道,只要他不小心拂了聖意,一頂巨大的“叛徒”帽子就會落在他的頭上,瞬間他就會失去一切,變成“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這一切他心明如鏡,令他時刻膽戰心驚。所以,他必須超越一般人向毛歌功頌德,獻媚取寵,而且要一以貫之,不能稍有懈怠。這就是郭沫若由昔日的“反蔣英雄”、“反專制、反獨裁”鬥士,蛻變成新朝毛皇的弄臣、小丑、叭兒狗的原因和箇中奧秘。而在毛來說,他的政權也需要一批吃閑飯之人,需要大批吹喇叭、抬轎子、做應景文章的文人墨客,而擁有這種能力和資望,最適合當這群人的首領、班頭自然非郭莫屬了,而郭自知有“把柄”握在當局,不敢不順從。主、仆雙方心有靈犀,一拍即合。

毛選中郭沫若作新朝文化班頭,還因為他看中了郭的本性和品格中的另一特點:投機善變又屈從政治權威。郭在國民黨統治前後,雖然寫過很多反蔣和嘲諷當局的文章,除了前面講到的《試看今日之蔣介石》之外,還有什麼《脫離蔣介石以後》、《革命春秋》、《洪波曲》、《南京印象》、《天地玄黃》等等,這些作品的基調就是左傾、反蔣;但同時,只要蔣介石放出和他妥協的氣球,給他一些“甜頭”誘餌,他就又會立即來個180度轉變,做起歌頌蔣的肉麻文章來了。如抗日初期,蔣起用了郭,郭於是立即為蔣鼓吹,在其《蔣委員長會見記》一文里,郭寫道:從蔣的一個眼神,就“充分地保證著鋼鐵的抗戰決心”;而蔣的身體健康,就“充分保證著鋼鐵樣的抗戰持久性。”對於一個曾發誓不共戴天的政治仇敵,郭尚且能夠如此變臉之快,如此厚言無恥,如果新政權能給予他更大的甜頭,更高的位置,這個郭沫若還不惟命是從,死心塌地緊跟自己、謳歌自己嗎!

主意已定,毛對郭氏先行籠絡之策,封以高官,賜以厚祿,給予禮遇,毛還特地稱郭為“郭老”(郭少毛兩歲)以示尊敬。看到毛對自己如此禮遇,郭被感動得五體投地,同時內心也戰慄難安,因為他知道,如果中共要追究自己的歷史,其罪惡肯定比很多被判處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嚴重得多。毛不咎既往而給予他如此厚待,除使他五內銘感之外,就是決心全力以赴效犬馬之勞。

幸好郭又有這種能力和這種“才華”。他的辦法其實也很簡單,就是撤下自己身上的光環和裝扮、委下身段,不怕訕笑、不懼人指點,厚顏無恥地對毛大擁大順,大歌大頌,投其所好,觀其顏色,以毛之是非為是非,毛之好惡為好惡,盡其吹牛拍馬之才,阿諛奉承之能事。

毛喜歡搞“運動”,郭氏除了做毛的運動喇叭筒和留聲機以外,還運用他的文藝專長,帶頭以詩歌形式為各種運動作圖解助威:

抗美援朝運動來了,郭作歌以助之曰:

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

中華好兒女,齊心團結緊,打敗美國野心狼!

“鎮反”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一時間人頭滾滾,血雨腥風。郭作詩配之以曲:

鎮壓反革命,大家一條心。

特務惡霸是豺狼,

你不殺他他咬人。

大家快起來,堅決徹底,乾乾淨淨,全部肅清——肅清反革命!

總之,但凡有運動,郭必以“詩”配合之、響應之。1956年毛提出文藝要“百花齊放”,郭作為文藝界的班頭,自然雀躍響應,郭詩人煞費苦心,羅列了一百種花名,各成一首詩,共計百首,以應“百花”之景。惜乎其“詩”太長太臭,有污讀者之耳目,不錄也罷。

運動的最高潮當數“大躍進”運動,大躍進乃毛親自發動的全民運動,全國上下如飲狂泉,如痴如醉,如火如荼,號稱“一天等於二十年”。面對這個獻媚邀寵的良機,郭班頭當然不會錯過,因此,此段時間郭之詩興大發,“詩思”泉涌,僅1958、1959兩年,便出版了五部詩集,占郭在毛政權下總共出版的詩集近一半。其中“佳作”頗多,請看《迎春序曲》:

“趕上英國只需十五年,農業綱要七年就可實現;一個大躍進接著一個大躍進,英雄氣概可以翻天覆地。看吧,要把珠穆朗瑪峰剷平!看吧,要把大戈壁變成良田!勞動人民歷來就是創世主,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嚴。”

大躍進事事要求快馬加鞭,一天等於二十年,於是郭詩人想到把傳統詞牌《聲聲慢》改為《聲聲快》,欲與李清照一比高低:

“轟轟烈烈,喜喜歡歡,親親熱熱密密。六億人民躍進,天崩地裂,一窮二白面貌,要使它幾年消失!多益善,看今天,遍地英雄豪傑。八大煌煌決議,十九字,已將路線總結。鼓足幹勁,爭赴上游須力!多快更兼好省,更增添億噸鋼鐵,加緊地將社會主義建設。”

大躍進中很快掀起“放衛星”高潮,中國快步進入“共產主義”時代。在毛示意下,全國同時掀起“詩歌大躍進”高潮,郭詩人義不容辭,引領潮流,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下面是其表現我國農民衝天幹勁的《太陽問答》(前部分):

農民:

太陽太陽我問你,

敢不敢來比一比?

我們出工老半天,

你睡懶覺遲遲起。

我們摸黑才回來,

你早收工進山裡。

太陽太陽我問你,

敢不敢來比一比?

太陽:

同志同志你問得好,

我舉起雙手投降了。

我因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你見不到。

西方的情況真糟糕,

不勞動的人光胡鬧。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志同志我敢擔保。

接下去是農民和月亮、農民和星星的對“詩”,亦極盡“浪漫”之能事。

大躍進之中毛又發動了一個叫“除四害”的運動,即消滅臭蟲、虱子、老鼠、麻雀的次級運動,郭當即在《北京晚報》上發表了大作《咒麻雀》:

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塌下來你不管。

麻雀麻雀氣太闊,吃起米來如風刮。

麻雀麻雀氣太暮,光是偷懶沒事做。

麻雀麻雀氣太傲,既怕哄來又怕鬧。

麻雀麻雀氣太嬌,雖有翅膀飛不高。

你真是個混蛋鳥,五氣俱全到處跳。

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你總清算。

毒打轟掏齊進攻,最後方使烈火烘。

連同武器齊燒空,四害俱無天下同。

後有科學家指出麻雀並非“害鳥”,其實是“利大於害”,不應列作“四害”消滅之。毛起初不予理睬,後因“蘇聯專家”亦支持利大於害之說。加上消滅麻雀的地區出現了其天敵害蟲肆虐的狀況,毛不得已才點頭取消麻雀的“四害”之一的罪名,而以蟑螂代之。得此消息,郭詩人亦趕緊聲明“此詩作廢”。

郭當然不會只作這種“運動詩”,更要緊、更重要的是直接歌頌偉大領袖。郭這方面的佳作自然數不勝數,但最傑出的當推“人間出現雙太陽”之名句,此詩全名《宇宙充盈歌頌聲》:

國慶年年溢光輝,今年又有新景象。

人民英雄紀念碑,屹立天安門廣場。

廣場浩蕩人如海,豐碑巍峨天變矮。

人間出現雙太陽,天上地下添光彩。

郭班頭還深知毛領袖於當今世界,最推崇唯蘇聯之斯大林,曾稱斯為“偉大的慈父與導師”(見其《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郭深知“愛領袖之所愛”,於是作詩云:“斯大林,我們的父親……”

郭詩人還巡遊四方,每到名勝古迹,或遇工農商學兵先進典型,都要題詩頌之以作紀念,且時時不忘突出政治,如到新興鋼鐵之城攀枝花,郭詩人放聲歌唱曰:

“主席思想挂帥,精神物質互變,滿望新愚公……”

引述了郭詩人如此之多的“佳作”,也許讀者有些不耐煩了,筆者當然也有同感。不過為了領略這位文化班頭的風采,不得不這樣做。人們看了郭的這些“詩”,會為他感到悲哀,堂堂當年的“桂冠詩人”,號稱中國新詩之奠基者,居然到處去題寫發表這種連下里巴人都談不上的“馬屁詩”,為何不考慮一下自己的身份,不想一想後人對自己的評論呢?

這可能就是毛罵右派時所說的“利令智昏”所致了。他為了保持自己文化班頭的地位和既得之榮寵,是什麼都不顧、什麼都在所不惜的,可能就差“舔痔嘗便”了。這裡應說明一下,毛雖然給郭許多頭銜,但其實都是有職無權的“虛職”,就以他的本職中國科學院院長來說,也是“有職無權”,後來他說自己要“燒書”、辭職,就要呈報科學院中共黨組書記張勁夫批准。可見郭自己也知道自己是個傀儡、擺設,但他已滿足於這種身份了。

為了記錄偉大的大躍進運動,總結“全民寫詩”的偉大成果,郭與周楊合編了一本大躍進詩歌集:《紅旗歌謠》(上、下集)。其內容之醜陋齷齪不堪,前面所錄《太陽問答》可見一斑。然而郭詩人在其“序言”中居然大言不慚地說:“目前的中國正是詩歌的汪洋大海,詩歌的新宇宙,六億人民彷彿都是詩人……,”為名利所累,郭詩人是什麼大話、瞎話都說得出、什麼臟事、丑做得出來了,在“厚黑學”方面,可能己與其毛主子相伯仲,在“拍馬術”方面,則堪稱全國文化界的標兵、“師表”。

既要為“運動”造勢、服務,當然不只是正面歌頌,還要有對運動對象、“敵人”的無情打擊,要痛打落水狗。這方面也是郭之特長,如對胡風。郭對胡風深有了解,在毛共建國前,他與胡風都是非黨員的“左傾進步作家”,相互提攜吹捧。胡風與周楊的矛盾,胡風的所謂三十萬言意見書的內容實質,郭沫若都很清楚,這些其實都是毛共文藝界內部的派別之爭。然而在胡風事件被毛無限上綱,無中生有地定性為“反革命集團”之後,作為文藝界頭頭,中國文聯主席的郭沫若,不但沒有出來調停,而是一味唯毛的馬首是瞻,在一旁不斷煽風點火助焰。為了取悅毛,郭不惜將胡風往死里推!他先是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一文,為批胡鳳推波助瀾;胡風問題被認定為“反革命集團”之後,郭在文聯和作協主席團會議上大聲疾呼“對胡風反革命集團,必須加以鎮壓,而且要鎮壓得比解放初期(的運動)更加嚴厲……”人們都知道,所謂“解放初期的鎮壓”如清匪反霸、鎮反,是動輒就判處死刑的。比其更嚴厲,當然是立即將胡風及其追隨者斬盡殺絕了。緊接著郭又在《人民日報》發表《依法處理胡風》的文章……,郭的這一切表演,無疑都是為了取悅毛,郭知道毛一貫反對對敵人“施仁政”,主張對一切反動派窮追猛打,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所以他投毛之所好,必須要如此叫嚷。在他的帶領下,中國文藝界的大小頭頭們紛紛起來,聲色俱歷向胡風討伐,都學得了郭班頭見風使舵、落井下石的本領。此後,凡毛揪出了什麼“反黨集團”,郭都要應聲“痛批”,包括對他老戰友、老朋友都立即反目成仇,上綱上線,決不姑息。

為了表示自己對毛這一思想學到了手,1961年,在一次陪同毛觀看京劇《三打白骨精》後,郭就劇情寫了一首詩呈毛,前幾句是:

“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仁茲對友刁,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聖毛。”

在郭看來,唐僧應該千刀萬剮,罪名是敵友不分,立場不穩。毛閱後,回贈詩一首,指出:

“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

由此看來,郭沫若比毛澤東更“左得可愛”了。當然,毛對郭這種忠誠和“疾惡成仇”是深為讚許的。而這正是郭要達到的效果。

1957年毛髮動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派”運動,可說是古今罕有的最大、最為惡劣、最為卑鄙的文字獄。為了給自己出爾反爾、背信棄義的行為辯護,毛使出流氓無賴伎倆,將自己的陰謀說成是“陽謀”,還將在運動開始時白紙黑字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等等承諾,以“右派不僅是言者、還是行者”這樣的“理由”耍賴。

郭沫若立即響應,為主子補充,說什麼“無罪者言者無罪,有罪者言者有罪”。揣摸主子的意圖、為主子揚威、護短,這些古今中外奸侫的本領,郭都學到家了。

在文革之前,郭是能夠經常接觸毛的人之一,還是不時與毛詩酒唱和的“清客”之一。郭對自己的這一角色十分自覺,也非常謹慎小心。毛每有詩詞,郭必和之,這些唱和之作除了肉麻吹捧之外,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都寫得很蹩腳。起初有人以為是郭詩人江郎才盡使然,但仔細推敲不可能次次如此,於是才知道此乃郭詩人有意為突出偉大領袖而故意“藏拙”所致。為了成就主子,而不惜糟蹋、貶損自己,這種苦心和忠心難能可貴,不過如此一來,郭詩人就與下三濫詩人為伍了。

由於可以經常接近毛,當然可以從毛的言談中揣摸出主子的心態,好惡,郭作為史學、文學侍臣,在與毛的交談中不免提到一些歷史話題,包括對歷史人物的臧否。比如毛讚賞曹操,郭便不顧自己過去曾經著文罵過曹操,也不顧及近一千多年來曹操在中國人心目中婦孺皆知的“奸雄”形象,立即揮筆寫下為曹操翻案的文章,旋又寫下讚美曹氏的“歷史劇”《蔡文姬》。在得知毛對女皇武則天情有獨鍾之後,郭便馬不停蹄炮製了多幕歷史劇《則天女皇》。

郭又得知毛對我國唐代大詩人李白和杜甫有“揚李抑杜”的不同的評價,郭於是趕忙炮製了一本名為《李白與杜甫》的小冊子,郭拋開從作品藝術性、思想性去評價作者的傳統做法,卻搬來了毛的“階級分析法”,考證起詩人的“階級成分”。結果“發現”杜甫是“地主”出身,證據是杜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有云:“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郭證之曰:當時窮苦老百姓的茅草房只有“一重”,多者兩層,而杜的屋子竟然有“三重茅”,不是地主是什麼?

不知郭詩人是否想過他自己住在清朝的王爺府,算什麼“階級”?

在對近現代人物的評論中,郭更是充分表現了他那少有的“牆頭草”角色,這方面最典型、最突出的莫過於對魯迅的態度了,其言語之肉麻、無恥,堪稱前無古人。文藝界和愛好文學者都知道郭氏與魯迅原屬兩個勢不兩立的營壘,互相謾罵攻訐了好些年,而且雙方都使用了最惡毒的語言,郭罵魯迅是“封建餘孽”,“法斯西蒂”,“二重反革命”;魯迅則回敬郭氏以“流氓、地痞”,“流氓才子”的“桂冠”。郭沫若當年投靠以“四條漢子”(周楊、夏衍、田漢、邵荃麟)為代表的中共文藝營壘之下,滿以為肯定能得到共產黨的歡心和鼎力相助,誰知,後來掌控中共的毛澤東看到魯迅的影響力更大,決意捧魯迅以籠絡廣大文學青年,又因為魯迅己於1936年死去。於是毛決定“高舉”魯迅的旗幟,對魯迅進行了一連串至高無上、不著邊際、肉麻無恥的吹捧,連延安的文藝學院也以“魯藝”命名。這樣,郭氏在這一場政治投機中眼看失算了。可是,他決心挽回這一“失誤”,辦法很簡單,就是投毛所好,大力吹捧魯迅,反正魯迅不會從地底下爬出來與他爭辯了。主意打定之後,郭對魯迅的態度來了個180度轉變。郭語出驚人,文革中在紀念魯迅的會上他竟然裝作痛心疾首、厚顏無恥地說:

“魯迅生前罵了我一輩子,但可惜他已經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深切的關心了;魯迅死後我卻要恭維他一輩子,但可惜我已經有年紀了,不能恭維得盡致。”接下去竟然當眾以魯迅的“徒孫”自稱。又把魯迅描繪成“紅衛兵”,說:“魯迅如果還活在今天,他是會多麼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化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衝鋒陷陣,同我們在一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所沒有走過的路……”其肉麻無恥的水平,堪稱空前絕後了。

當然,誰都知道,他對死人魯迅的所有吹捧,都是做給活人毛澤東看的,都是為了向毛獻媚、取寵、以固其位,真可謂用心良苦的“曲線救己”了。

郭的厚顏無恥也許只有毛澤東能與之伯仲,區別只在於毛在這類無恥的表演中不脫流氓帝王的霸氣、痞氣。而郭體現其中的則是更多的奴氣和媚骨,這就是基於二人地位和身份不同帶來的差別。

就是憑著這種對毛無限忠誠和奴顏婢膝精神,郭穩穩坐了二十幾年文化班頭的交椅。歷次運動,郭都有驚無險,都被毛高抬貴手,保護過關了。

但正如俗語所云:天有不測風雲,人算不如天算。終於有一天,郭感到禍亊臨頭了。而這個“天”正是毛澤東。鑒於此事由來較長,不得不多說幾句。

事情的禍根在於對秦始皇贏政的評價,具體則是起於郭的一本歷史小冊子。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重慶,郭沫若等左冀文人無不在指桑罵槐譴責當時的國民政府沒有給人民民主自由,影射、謾罵蔣介石“專制獨裁”。作為歷史學家的郭沫若以其專長寫下大量“借古諷今”文章。1945年9月,郭將其於1943年至1945年間的十篇“批古”文章聚集出版,名為《十批判書》。其中第十篇叫做《呂不韋與秦王政批判》,主要觀點是肯定呂不韋的“人本思想”,認定“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批判秦王政企圖將天下作為-已私產並“傳之萬世”的獨夫哲學。書中還把孔子作為重要的“改革家”加以肯定。郭沒有想到,此文與毛當時在重慶發表的《沁園春·雪》一詞對秦始皇的態度相左,但當時毛忙於奪取政權等軍政大亊,估計無暇顧及此書。即使看過,因當時郭與毛還是“友人”、“諍友”關係,毛也對其無可如何。故這件事從未被毛提起。

然而,毛共建國毛成了毛皇以後,毛不止-次表達了對秦始皇的肯定和鍾愛,(後來則直接公開聲言“我就是秦始皇”,如1973年9月23日毛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的講話)。毛明確表達對秦始皇的鐘愛讓郭班頭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和恐慌,他決心“變臉”以求自保。六十年代初,郭氏出版了-本新書《讀〈隨園詩話〉扎記》,共77條,其中第八條為“論秦始皇”,藉機表達了與自己過去完全相反的觀點,在關於秦始皇“焚書”的問題上,郭居然將他原說的“普天之下大燒其書”,改變成秦始皇收書辦公立“圖書館”;把秦為防人民反抗“收天下之兵”,說成是“鑄劍為犁”。總之都意在“偃武修文”,在為人民辦好事。郭出的書自然要送呈毛澤東。郭想以此向毛表白:對秦始皇我和您保持-致。過去如有相左之處,萬望勿以為意,放我一馬。毛收到後暫且按下不表。

不久文革就來了,一些與郭班頭級別接近的馬屁精如翦伯贊、吳晗之流紛紛落馬。郭班頭一看大勢不好,他首先想到的辦法是辭官保身。1966年1月27日,他主動向當時的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提出辭去科學院的一切職務的請求,他誠懇地說:“我的這個請求是經過長期考慮的,別無其他絲毫不純正的念頭。”這後半句是向“毛”表明心跡:我絕對沒有以此發泄不滿、“要挾”領導的意思。但這個呈報沒有下文,大概毛未批准。

當年4月14日,在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擴大會議上,郭洗耳恭聽了文化部黨員副部長石西民所作的《關於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報告。在學習發言中(一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文聯主席都要洗耳恭聽一個文化部副部長的報告,還要學習、發言,可見郭沫若的文化班頭做得確實太窩囊了),郭即席提出了要“燒毀”自己一生的全部著作的驚人之論。郭說:“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接著他作了沉痛的檢討,“文藝界上的一切歪風邪氣,我不能沒有責任。”表示要誠懇向“工農兵學習,拜工農兵為師”,還說:“我今年已經七十幾歲了,雄心壯志還有一點,就是說要滾一身泥巴,我願意;要沾一身油污,我願意;甚至要染一身血跡,假使美帝國主義要來打我們的話,向美帝國主義分子投幾個手榴彈,我也願意。”

過去,毛曾發過話:郭沫若、茅盾、范文瀾、翦伯贊四人要保護。不過,毛又犯健忘症了,文革還沒開始,他自己就先把翦伯贊“打倒”了。對郭,毛既沒有重申“保他”,也沒有下令打倒他。毛在杭州聽了康生關於郭在人大會上提出要“燒書”的要求及其所作檢討的彙報之後,立即命令將郭的講話、檢討的原稿先由《光明日報》刊登,然後《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接著全國的報紙也轉載。這雖然不是明令“打倒”郭,但也是“搞臭”他的-步,讓他在全國人民面前出醜,掃面子,算是對他的一次敲山震虎。

看到毛如此處理自己的檢討,郭班頭感到大難臨頭,知道毛可能要跟他算賬了。自此提心弔膽,過著誠惶誠恐、朝不保夕的日子。此時他的自救之法,仍然是主動“檢討”、“認罪”、兼“拍馬”,不過現在他不但拍毛的馬屁,而且重點拍毛夫人江青的馬屁,希望以此“曲線救己”。1967年6月5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的討論會上,郭作了題為《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的閉幕詞。然而意猶未盡,又當場向毛夫人江青“獻詩”一首,郭班頭聲情並茂朗頌曰:

“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我們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然而遺憾的是,儘管如此賣力表演,總的說卻效果卻不佳。

先是,文革伊始,“毛主席的紅衛兵”就響應毛的號召,殺向社會,不久,就找上郭的門來了,紅衛兵殺氣騰騰勒令郭交待兩條“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一是,郭在一首與毛唱和的《滿江紅·領袖頌》詞中有一句:“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紅衛兵怒斥:全國人民都在高唱“東方紅”,你為什麼唱“東方白”?居心何其毒也!——這其實是一宗“冤案”,因為首先使用“東方白”一詞的是毛澤東自己,郭不過拾其牙慧而已。最早是毛在和栁亞子的《浣溪沙》中,寫下了“一唱雄雞天下白”之句。1964年春,毛又在其《賀新郎·讀史》一詞的最後一句寫道:“歌未競,東方白。”然而這幫“革命小將”是不講道理的,而郭詩人自然也不敢拿偉大領袖來為自己辯護。

第二條罪狀更加離奇,說的是郭為一本當年紅得發紫的紀實小說《歐陽海之歌》題寫封面書名一事,說是包藏禍心,極其惡毒,是一個巨大反革命陰謀。經過他們仔細辨認,發現那其中的“海”字是由“反毛澤東”四字組成,整個這五個字中紅衛兵發現了十六處“反革命罪證”。於是限令郭交待其動機、目的,以及反革命綱領、計劃等等,否則“後果自負”!

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這種事態的嚴重性,很多人可能就此淪為冤死鬼!這種欲加之罪如何能辯得清楚?眼看限期在即,大難可能臨頭。好在周恩來知道了此事,立即安排將郭秘密轉移。紅衛兵失去了目標,只好悻悻而去。經此劫難的郭后來專為此事填寫了一闕叫做《水調歌頭·海字》的詞,詞曰:

海字生糾葛,穿鑿費深心。

爰有初中年少,道我為僉壬。(僉壬,古語卑鄙小人之意)

誣我前曾叛黨,更複流氓成性,

罪惡十分深。

領導關心甚,大隱入園林。

初五日,零時傾,飭令嚴。

限期交待,如敢違抗罪更添。

堪笑白雲蒼狗,鬧市之中出虎,

硃色看成藍。

革命熱情也,我亦受之甘。

這事件雖然荒唐,但詞中兩句:“誣我前曾叛黨,更複流氓成性”,說的卻是事實,非“誣”也。最後一句,活畫出郭一付無恥奴才相,如果周恩來來看了可能後悔送他“入園林”,由他“受之甘”便了。

至於郭的家庭在文革中所受的打擊,就更慘了,簡單說就是付出了兩個兒子的代價。筆者以為,這是因為毛考慮再三,覺得直接拿郭本人開刀不太妥,但又不能讓他“逍遙法外”,故釆取“曲線報復”的辦法,在江青主持唆使下,由紅衛兵出面將郭的兒子用來“頂罪”。

第一個“頂罪”的是郭民英,是郭與於立群生的第三個兒子。

郭民英自小有音樂天賦,考入中央音樂學院。他隨身攜帶一部小收音機,為的是聽音樂、學音樂方便。文革初始,此事即被同學檢舉揭發,一些人直接上書給毛澤東說郭民英搞“特殊化”,並有裡通外國之嫌。此信竟然被刊登在《內參》上,可見“頂層”對此非常重視。郭民英受到重大壓力,一氣之下,放棄了音樂,去了部隊,去浙江前線當了一名海軍士兵。據知情者說,民英在部隊表現很好,被當作“接班人”培養,已被接納為預備黨員。但後來知道郭沫若受到批判、衝擊,郭民英的處境急劇惡化,就在討論他入黨應否轉正之際,郭民英於1967年4月7日突然“自殺”身亡……。其兄郭世英去部隊料理弟弟後事,問到其弟的死因,部隊的人說是郭民英患了精神分裂症所致。世英說:“我才不信呢!”但卻沒有其他方面的證據,郭家也不敢追究,便只好默認“自殺”。不過可以推斷,這樣一個有著強烈上進心才二十齣頭的青年人,如果沒有特別的原因,是決不會“自殺”的。

其時江青、康生正對郭沫若緊揪不放,這很可能得到毛的示意,否則他們是不敢的。江、康的醉翁之意不在郭,目的是將與郭有密切關係的周恩來牽扯出來,一併清算。而郭民英之死更可能是毛、江打擊郭沫若計劃的一部分。

接下來第二個犧牲品就是郭民英的胞兄郭世英了。世英是郭沫若與於立群所生第二子。

文革時郭世英是北京農業大學學生,“農大”中有一夥受到江青操縱的反周恩來的紅衛兵,他們在1968年4月9日將郭世英綁架,情勢非常危急,恰恰第二天郭沫若要參加一個由周恩來主持的活動,郭世英母親於立群便懇請丈夫將郭世英被綁之事面呈周恩來,請求周出手救援。次日,郭沫若按時參加會議,而且就坐在周恩來身旁。然而這位已經被嚇破了膽的可憐蟲父親,硬是將兒子的生死之事埋在內心,任憑它在內心倒海翻江也不敢向周恩來吐露半個字!結果在郭民英被綁的第3天,因不堪酷刑折磨而跳樓身亡,臨死也沒有鬆綁,身上的傷痕觸目驚心。此時是1968年4月12日,即其弟“自殺”的剛好一年之後。

可以想見於立群對這個丈夫的怨恨和失望!其實此時周恩來仍然有一定實權,只要郭向他開口,周決不會置之不理。後來周恩來得知郭世英死訊後,親自到郭的住所前海西街去弔唁。又兩次派人調查此案,但終因對方的後台“硬”,調查無果而終。

儘管受到如此殘酷打擊,付出了如此代價,毛仍然不肯完全放過郭班頭。

1973年7月4日,毛在一次講話中突然舊事從重提,說起郭班頭的《十批判書》中對孔子的讚揚,對秦始皇的不敬,即席作打油詩一首以戲之:

“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雖說語近戲謔,然而君無戲言,其中暗含殺機,令人震顫。郭班頭記得很清楚,就在文革前夕的1963年3月,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點名說:吳晗、剪伯贊“他倆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卻反對共產黨。”就這麼輕輕一句話,一個在文革開場時便命喪黃泉,一個在飽受屈辱和皮肉之苦後夫妻雙雙“自絕於人民。”如今毛又如此說自己“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這是性質相似的話語。郭得知後怎能不徹夜難眠?!

亊情還有後續,一個月後的8月5日,另一首由江青記錄的名為《讀封建論呈郭老》的毛詩“改定稿”送到了郭的面前: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

祖龍魄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遵行秦制度,《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郭知道,按常規,只要是被毛點名批判之人,只要他人在大陸,就在劫難逃了,輕者打入另冊,重則性命不保。不過,郭旋又看到,毛在開頭還稱他“郭老”,似乎還戀舊情,或許看在他多年為其不遺餘力歌功頌德的份上,能夠對他網開一面,只是將他戲弄-番罷了。

毛暫時沒有後續動作,郭班頭提著的心總算逐漸安定下來。可沒有想到,懲罰還是來了,而出面懲罰他的正是他苦心孤詣歌頌的江青女士。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屬機關召開“批林批孔”萬人動員大會,郭沫若事前接到必須全家到會的通知,他知道非同小可,只好抱著病體到會。果然此次叫他來是充當反面角色,大會上,江青當著萬餘中央幹部及郭的家人的面,兩次點名叫郭站起來,這個年屆八旬的“郭老”只好像小學生一樣報到,站著聽訓。江青不是一般地批評他,而是當眾宣讀毛澤東那兩首批郭的詩,外加無情的申引批判。可憐的郭班頭此時無地自容,恨不能如孫行者鑽入地下。事後,郭的病更嚴重了,住進了醫院。

我們知道文革中很多事情毛自己不出面,叫江青代行旨意,打先鋒,如整死劉少奇、陶鑄均是如此。正如後來在審判江青時她自己所說的,她只是毛的一條狗,毛叫她咬誰就咬誰。所以,後來那些將對郭沫若的迫害歸咎於江青或“四人幫”的說詞,完全是故意栽贓,為毛開脫。

其實,郭氏雖然人格卑污,但對毛確是忠心耿耿,亦步亦趨的,甚至到了不惜自辱人格,主動充當弄臣、小丑的地步。對於這樣一個超級奴才,毛都不能容忍,僅僅因為他在二十年前寫過一篇他不喜歡的文章。由此可見毛的刁鑽、刻毒、陰損,堪稱前無古人了。

令-般人絕對想不到的是,在毛面前如此奴顏婢膝、形同叭兒狗的郭沫若,當年作為“桂冠詩人”卻是何等的豪情滿懷,不可-世。下面引郭寫於1920年的-首詩:

我是一條天狗呀!

我把月來吞了,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切星球來吞了,

我把宇宙來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切星球底光,

……

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

(《天狗》)

何等高傲,簡直氣吞宇宙!看起來-個十足的“大我”,頗有毛領袖當年“我即宇宙!”的氣概。只可惜這個文人的“大我”碰上暴君的“大我”,立刻就變成了一隻漏了氣的氣球,天狗化作了-只叭兒狗。不過郭詩人當年將自己比喻成-只“狗”還是很正確的,即使是“天狗”也是狗嘛,具有狗的天性,如對生人、外人兇狠無比,對主人則無限忠誠,慣於搖尾乞憐。後來郭詩人的這種天性在毛領袖面前表露無遺。即使付出了兩個兒子,即使本人也遭到無情的打擊、羞辱,他對毛仍然忠心耿耿,無半點怨言。臨死前仍然囑其家人:“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按照主席的思想去做,就會很少犯錯誤。”

郭氏如何從一個氣傲如山、睥睨時流的“狂士”變成毛的一個弄臣、小丑的,這確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這種巨大的角色反差是怎樣形成的?內中蘊含什麼妙理?筆者以為,這種“郭沫若現象”,不能簡單用毛的暴虐酷毒和人的貪生怕死來解釋。當然,暴政造成的恐懼是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如郭沫若者流,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也曾面臨坐牢、殺頭的危險,也有不少共產黨員、左傾分子被國民黨“明殺”或“暗殺”,但他們沒有屈服,仍然阻擋不了後來者前赴後繼。可見暴力之外還有其他因素。

竊以為,首先是,這些人都有“把柄”操在毛之手,除了“忠於”毛,別無選擇。比如,當時所有在大陸的中國人都曾在公開場合表示過永遠跟毛走(幹部和共產黨員就更不用說了),都在不同場合公開發表過反蔣、反國民黨、反美,後來是反“蘇修”的言論或文字,鐵板釘釘。所以,只要加給他們投靠蔣介石、國民黨,投靠“美帝”、“蘇修”的罪名,或者反毛、反共的罪名,對方就只能低頭認罪,只能辯護其“罪行”的有無,而不能反指事情本身的對錯。可憐全中國人被毛一人綁架、裹脅,全都成了“人質”,除了跟毛走、別無他法。

其二是,毛政權可怕的株連九族法。株連法在中國皇帝專制時代廣泛使用,但帝制被推翻後就被廢除了。可是在毛當政後得又撿起了這條惡法,並加以空前的發揚光大。一旦有人陷入了毛的“敵人”的境地,其配偶離婚、子女登報聲明脫離父子(母子)關係都是很正常的事,因為不如此,就將受到可怕的株連。另一方面,當事者一旦瀕臨絕境,知道自己無生還的希望之後,其人性本能促使他(她)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不要、或儘可能減少對親人、後代的株連。這時執掌刑律的當局便與你作交易:只要你表示認罪伏法,最好在臨刑喊幾聲“毛萬歲”,將大大減輕對你家人、後人的連累。這種交易能夠不做嗎?多數人是願做的。

其三是長期愚化、奴化教育造成一般人對對毛的迷信和絕對順從心理。也就是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發言所說的:被國民黨殺了不要緊,被共產黨殺了還要遺臭萬年。這種自我奴化、愚化,與在帝皇專制時代,接到皇帝要殺頭的聖旨時,還要說:“謝主隆恩,吾皇萬歲、萬萬歲”完全一樣。

除了以上三條之外,像郭沫若之流還有他的個人因素,這就是前面講到的郭氏為名為利所累,已習慣於趨炎附勢,投機取巧,出賣良心,他把一切、包括靈魂都交給毛了,對毛已經死心塌地,己經無法回頭,所以對其只能忠順到底。綜觀郭之一生,青年時代不失有一種意氣風發、狂放不羈的時代反叛精神;中年則轉化成全力追求名利之徒,但還披著一件“浪漫”的外衣;到了晚年,名利已經到手,便將全部心力用在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上了。加上其人格、本性的弱點,便做出了一般人難以做到的不顧廉恥的投機取巧、見風使舵、諂媚取寵的醜態。

擴而大之,郭的上述性格也反映在他對其他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毫無主見、隨風倒的態度上。比如,對落難的劉少奇、林彪、鄧小平,他緊跟著“變臉”,落井下石;華國鋒登上了“接班人”的寶座,他便歌頌華“英明領袖”;“四人幫”垮台後,他又跟著痛打落水狗了。總之,這時的郭已經看不出還有自己的人格,自己的是非,當權者的是非、愛憎就是他的是非、愛憎,他“唯權是拜”,“唯權是主”,誰當權、誰就是他的“主子”、“恩公”。正由於郭對權力絕對順從的奴才相,所以各個時期的當權者也就對他網開一面,讓這個郭班頭得以壽終正寢。

記得齊白石曾畫過一個不倒翁,並配詩一首,詩曰:

烏紗白帽儼然官,

不倒原來泥半團。

忽然將汝來打破,

通身何處有心肝。

這可能是郭某人最好的寫照了。然而你很難相信,正是這個郭沫若卻說:“我平生最恨的就是虛偽與做作”。看來郭班頭太“謙虛”了,從其所作所為來看,他其實早就可以獲得一頂“虛偽與做作大師”的桂冠。謂予不信,且看其在文革後期的幾首“佳作”:

其一曰《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十周年》(1976年5月16日作,這時毛尚在):

四海通知遍,文革捲風雲,

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

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

鶯梭勤織錦,茁茁新苗壯,

天下凱歌聲。

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

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

地動走雷霆。

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可惜就在當年的9月9日,“揮巨手”的毛死了。郭某立即加入為毛哭喪的行列,剛好《詩刊》向其約稿,郭於是立即寫下題為《毛主席永在》的七律二首。詩刊的編輯展稿一看,赫然映入眼帘的第一首第一句是:“偉哉領袖比爺親”。編輯們的眼睛瞪大了,一時不知所措,他們知道,郭比毛還大,現在居然叫毛為“爺”,雖然他自願當孫子,但公開發表合適嗎?……終於編輯們做了一個勇敢的決定:只刊發其第二首,將這“比爺親”退了回去。真得感謝《詩刊》的編輯們為中國人避免了一次令全民“蒙羞”的“事件”。(後來郭“從善如流”,將這句改為“偉哉領袖萬民親”,將其在《人民文學》上發表。)

又不到一月,“四人幫”垮台,江青等毛的嫡傳被捕。善於“觀風”“變色”的郭班頭立即寫下又一首“水調歌頭”,不過,其主旨和立意與五個月前那首完全相反:

《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

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

掃帚掃而光。

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梁。

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

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

接班人是俊傑,遺志繼承果斷,

功績何輝煌。

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你看,他當年衷心讚美的江青,不但變成了“白骨精”,還“迫害紅太陽”!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後來在郭的追悼會上,為其致悼詞、盛讚郭班頭一生豐功偉績的,正是被他罵作“螳臂擋車”的“走資派”鄧小平!而且鄧大人不久又取代華國鋒登上了中國“一把手”的寶座,可惜這時郭班頭已經入住八寶山,不然肯定又有更加精彩的“頌鄧”佳作供我們欣賞,真遺憾!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北京之春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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