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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之謎:是袁世凱導演兵變拒絕離開北京就任嗎?

我們大家都知道:在辛亥革命當中,清帝退位之後,孫中山將“臨時大總統”的位置“禮讓”給了袁世凱。為了約束袁世凱,革命黨堅持要袁世凱南下、赴南京就職。出於這個目的,革命黨派了以蔡元培、宋教仁、汪精衛、王正廷、紐永健、劉冠雄等人組成使團、北上京師、迎接袁世凱南下就職。

蔡元培使團一行來到北京,是1912年2月27日。29日晚,袁世凱屬下的第三鎮(曹錕部隊)突然爆發了兵變。

當晚8點,第三鎮的士兵們以“長官(曹錕)扣減軍餉”為理由,突然發動兵變,在北京城各處地方,對平民四千多戶人家實施搶劫,並放槍鬧事,一夜之間,把北京城鬧得雞飛狗跳。

袁世凱及時動用軍隊,把兵變給鎮壓了下去。這下一來,北京城裡的商、民兩界人士頓時都被嚇壞了,紛紛發表社論:請袁世凱不要南下南京就職,北京城不能沒有了袁大總統。

蔡元培、汪精衛、宋教仁等南京使團人員也被這個形勢嚇倒了,他們也覺得:袁世凱的確是不能離開北京。於是,他們也發表了附和的言論。

結果是南方革命黨集團作出讓步:同意袁世凱留在北京就職。

這件事,歷來被史家定義為“袁世凱陰謀策劃兵變、為自己拒絕南下製造借口”。但是,歷史的真相是這樣的嗎?

歷史研究有一個老大難的瓶頸:死無對證。就拿本案來說,倘若果真是袁世凱下令的兵變,那麼袁世凱應該是口頭對曹錕進行吩咐,從邏輯上而言,這種兩人之間的口頭信息,除非其中一方以回憶錄或日記的方式傳世,否則兩人一死,真相就石沉大海,永遠無法百分之百還原了。

換句話說:袁世凱有沒有口頭吩咐曹錕在北京搞一次兵變?這個問題是無法獲得肯定答案的,理由很簡單:因為袁世凱和曹錕都死了、他們都沒有留下關於此事的回憶錄或日記。

那麼,後世人研究這個案件,其實也只能從袁世凱的身邊人入手,去揣摩個大概。於是今天,請讓我們一起來,通過袁世凱的身邊人:袁世凱的兒子和幕僚,看看他們在史料里,是怎麼記錄袁世凱在此期間的言行的,並以此判斷個大概。

首先,我們一起來看看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在兵變當天,做了些什麼。

袁克文回憶錄性質的著作《辛丙秘苑》書中有一章名叫《壬子兵變記》,就是指的是本次的兵變事件(1912年系壬子年)。

袁克文的原文如下:

……是日,予以友人之招出城小酌,薄暮,歸至東長安街,即聞槍聲。詢之警察,尚謂時近燈節,必人家所放花炮也。車前行,槍聲益近,其聲烈,殊不類花炮,予心知有變,令御者疾行。至石大人衚衕口,守兵見予服西服,不令入,蓋先公時居外交部之公所,即此衚衕中也。正俄延問,彈自後至,碎予車燈,御者急轉車入煤渣衚衕,彈復續至,幸馬疾奔,未為所中。予謂御者曰:“既不能歸邸,可至交民巷英使署,一詢何變。”乃至英使署,途中尚無阻者,晤英使朱爾典。朱亦聞槍聲而未悉何變,延予坐待,命其參贊往探。少頃,探歸報朱,朱謂予曰:“兵變,焚掠街市,總統府無恙,總統亦安,君可勿慮。惟街市已不能通行,君可寓此,亂定再歸,予已遣人報尊公知矣。”予謝之,必欲歸,朱曰:“不可。非阻君行,實亂兵滿布,車不可通耳。”時槍聲愈雜,予知不能強行,乃止。朱時以佳音慰予,而予心終不可安,彷徨竟夕,如曆數年。至晨,槍始漸息,乃別朱歸邸。先公亦終夜不眠,見予嘆曰:“予練兵三十年,威信一旦喪矣。”予曰:“軍屬部久矣,兵非故兵,將非故將,雖有一二舊部,又無實權。今大人帥軍方數月,不及整布,豈能損大人之譽耶?惟彰德為家所在,男有守責,恐為牽動,男何以對祖先!”先公曰:“爾明日返,因機制宜,予心已碎於國事,不能問家事矣!”……

袁克文這段回憶,翻譯成現代中文的話,是以下的這個意思:

“爆發兵變的當天,我應朋友的邀請,出了北京城(內城?外城?)吃喝,傍晚時分,我回到長安街,就聽到了槍聲,我問警察,警察說現在離元宵節不遠了,老百姓在放鞭炮。於是我繼續驅(馬)車前行,槍聲越來越近,聲音很大,不太像鞭炮,我覺得肯定出什麼事了,於是我讓馬車夫跑快點,到了石大人衚衕口,衛兵見我穿的是西裝,不讓我進,因為當時我父親就在這衚衕裡面辦公。正在僵持之間,從後面發來一顆子彈,打碎了我的馬車燈,馬車夫急忙拐彎、轉入煤渣衚衕,後面的子彈呼呼地持續射來,幸虧我的馬跑得還算快,沒打中,我對馬車夫說:既然不能回府,那麼我們去東交民巷,找(英國公使)朱爾典,問問他到底怎麼回事。於是我們到了英國公使館。途中還算暢順。我見了朱爾典,他說也聽到了槍聲,但是不知道怎麼回事,然後叫我坐下。朱爾典叫他的參贊出去問問到底怎麼回事。一會兒,參贊回來報告。朱爾典跟我說:發生兵變了!亂兵焚燒劫掠街市,總統(袁世凱)還好,你不用擔心,但是街道已經不能通行了,你儘管住在我這,等兵變平息了再回去,我已經吩咐下人告訴你父親了。我向朱爾典道謝,堅持要回府,朱爾典說:不行,我不是不讓你走,街上亂兵實在太多,車輛無法通行。當時槍聲越來越密集,我知道走不了了。朱爾典時不時安慰我,而我始終無法心安。第二天早上,槍聲終於逐漸平息,我告別朱爾典回府,我的父親(袁世凱)一夜沒有睡覺,見我,說:我練兵三十年,現在我的威信一天喪盡了!我說:軍隊屬於陸軍部很久了,現在的兵已經不是當年你練的兵了,將領也不是你當年培養的將領,儘管有一兩個舊部,他們沒有實權,父親你剛接手部隊幾個月,都還來不及整頓呢,此事怎麼會損害你的威信?只是河南彰德是我們家園所在,我是男丁,有保護家屬的責任,倘若家裡人被牽連,我沒臉面對祖宗!我父親說:你明天就回彰德去,相機行事,我近期為國家大事操盡了心,沒有功夫處理家裡的事情了!”

從袁克文的回憶,我們可以看出來以下幾點:

1、在兵變爆發的當天,袁克文事先不知情,外出吃喝,傍晚回到北京市區、遇上了兵變。亂兵見到袁克文的馬車,認為袁克文必定是有錢人,於是追著他來放槍,將袁克文的馬車燈爛,袁克文差點兒命喪槍下、橫死街頭;

2、兵變第二天,袁世凱對袁克文說:昨晚的兵變事件,嚴重損害了我的威信,使我名譽掃地;

3、袁世凱吩咐袁克文第二天就回河南彰德去、保護家屬,以防萬一。因為兵變一旦失控、演變成全國性的叛亂,則袁世凱在河南彰德的家屬將陷入危險。

我們對上述的狀況加以分析,就可以引出這樣的一些疑問:

1、倘若這場兵變是袁世凱密謀策劃的,事前袁世凱為什麼不吩咐袁克文躲起來?要知道兵變是玩火,生火容易滅火難,袁克文在兵變當天仍然外出、並且差一點喪生於變兵的槍下。所謂“虎毒不食子”,袁世凱為什麼要陷自己的親生兒子於生命危險之中而不顧?

2、兵變事件在事實上的確損害了袁世凱“收拾時局非袁不可”的聲威、使袁世凱在中國的威信受損。要知道,在時局搖晃的1912年,權威受損的後果可以很嚴重。如果這場兵變是袁世凱策劃的,那麼我們可以說:這賭注也有點太大了。

3、倘若兵變是袁世凱策劃的,那麼事先袁世凱為何不派兵保護好自己河南彰德老家的家屬親戚?要知道兵變如星星之火,一旦燎原則不可收拾,將禍及自己的親人。

由此可知,“袁世凱策劃兵變”一說,與其子袁克文的回憶錄《辛丙秘苑》所記錄的事實,明顯是相互矛盾的。

當然,讀者也可以說:袁克文是袁世凱的兒子,他當然要為自己的父親辯護,因此袁克文的回憶錄,是不可信的。

讀者這樣說,也並非全無道理。因此,讓我們再來看其他的證人證言。

第一個證人是許寶蘅,事發時候袁世凱的幕僚之一,兵變當晚,許寶蘅就在袁世凱的身邊。《許寶蘅日記》記錄了兵變當晚,許寶蘅在袁世凱身邊的所見所聞,原文如下:

“……正晚飯,忽報齊化門外所駐第三鎮之九標炮輜各營兵變,攻入齊化門,因傳說將下剪髮令,又因陸軍部將該營加餉扣減,遂爾嘩潰。正在查詢,即聞槍聲甚近,蓋府內尚駐有十標一營與變兵相應,遂與總統避入地穴內,一面派人宣諭並無扣餉、剪髮之事。又聞槍聲甚急,一面派人分頭探察宣諭,勸令歸伍……”

許寶蘅的這一段日記,翻譯成現代中文,是這個意思:

“……兵變當晚,我們正在吃晚飯,突然接到報告:說朝陽門外駐紮的北洋軍隊第三鎮第九標炮兵、輜重兵等營隊發生了兵變,變兵攻入了朝陽門,聽說是因為即將下令剪辮子,也因為陸軍部扣發這些兵的工資,所以這些兵嘩變了。正在四處打聽的時候,突然聽到不遠處響起了槍聲,考慮到當時周邊駐紮著十個標、一個營的兵力,萬一這些人響應兵變,後果將不堪設想,於是我們和總統(袁世凱)一起、躲到了地下室裡面。同時,我們派人對外發出通告:政府並沒有命令剪辮子、也沒有扣發工資的意思。這時槍聲越來越密集,於是我們也派人出去、傳達上述通告,並勸士兵們歸隊……”

可見,我們從袁世凱的身邊人、兵變事件親歷者許寶蘅的日記當中,了解到以下的事實:

1、兵變當晚,袁世凱並未躲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例如城外),而是仍然很鎮定地在府內,和幕僚們一起吃飯;

2、當晚來人報告:兵變的原因是士兵們聽到“剪辮子”、“減工資”的傳聞,人心不服,所以起來造反;

3、事變之前,袁世凱並沒有對總統府的衛兵做出一定的吩咐,因此衛兵有加入兵變的可能,換言之:袁世凱本人也可能陷入危險;

4、知道兵變之後,袁世凱和幕僚們立即躲進了地下室,並立即派人對外發出通告:政府並不打算“剪辮子”、“減工資”,因此請變兵不要再鬧事。

於是,許寶蘅的證言,顯示了以下難以解釋的疑點:

1、如果是袁世凱策劃的兵變,為什麼袁世凱當晚不躲到別處?例如城外、例如承德、例如某個隱蔽地點,反而是鎮定自若地留在府內?要知道袁世凱的辦公官邸是個惹眼目標、兵變一旦失控,袁世凱本人也陷入嚴重的危險當中(誰能保證兵變不失控?);

2、如果是袁世凱策劃的兵變,為什麼當晚跑進來報告的人,說兵變是因為“剪辮子”和“扣工資”,而不是因為“(曹錕)大帥有令”?

3、如果是袁世凱策劃的兵變,那麼在兵變事發之時,袁世凱的幕僚們為何擔心總統衛隊會加入兵變、因而給袁世凱造成危險?

4、如果是袁世凱策劃的兵變,那麼事發之時,袁世凱為何怕死、為何要躲進地下室?演戲給誰看?演給自己的心腹幕僚看?有必要麼?另,袁世凱又為何立即派人外出宣告:沒有“剪辮子”、“扣工資”的事、請大家不要再鬧了?

顯而易見,《許寶蘅日記》所記錄下來的袁世凱在兵變當晚的言行舉止,與“袁世凱策劃兵變”一說,是相互矛盾的。值得注意的是:許寶蘅的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很難說許寶蘅有必要在自己的日記里造假、自己騙自己。

許寶蘅的證言,在另一個證人的回憶里,得到了印證,這個人就是第三鎮曹錕的幕僚——陳文運。陳文運寫過一篇叫《當我調回第三鎮以後》的回憶文章,在文章中,陳文運回憶了兵變當晚第三鎮曹錕帥府發生的事情,原文如下:

……2月29日下午,曹錕召集我們在帥府園司令部開會……一直呆到晚上十點多鐘,忽然聽見東北方向有“轟、轟、轟”的炮聲。大家相顧失色,正在摸不清頭腦的時候,有人跑來送信,說:“齊化門外炮隊開炮了,兵變了!”這時,大家都吃驚不小,紛紛走散,電話鈴響了好久,也沒有顧得去接。我信手接過來一聽,大概是總理辦事處打來的。大意說:“剃小辮,自由;加餉,照舊;米貼也照常。趕緊通知隊伍,不要鬧事。”原來士兵們在打仗時另加餉銀一兩,另外還有米價補貼。最近聽說南北議和,沒有戰事了,加餉和米貼都要裁減,還因為民國成立,士兵也要剪去小辮,軍隊里很多人表示不滿。袁世凱認為這是釀成兵變的原因,所以臨時發出命令,指示這三件事都照常不變,安定軍心…….

陳文運的這段回憶是用白話文寫的,不需要翻譯,由此可見,兵變當天,在曹錕的第三鎮帥府,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1、第三鎮屬下的士兵發生兵變,身為第三鎮高級幕僚的陳文運,事前竟然不知情,事發之時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而且似乎大帥府象陳文運一樣摸不著頭腦的人,遠遠不止陳文運一個;

2、兵變發生之後不久,袁世凱屬下的總理辦事處給曹錕大帥府打來了電話,要求第三鎮對變兵進行通告:沒有“剪辮子”和“扣工資”這種事,請士兵們不要再鬧事;

3、陳文運作為兵變部隊——第三鎮的高級幕僚,直至多年之後,仍然不認為這次兵變是由袁世凱陰謀策劃的。

可見,陳文運的回憶和許寶蘅的日記是吻合的:兵變剛剛事發,袁世凱中樞就對外發出了口信:沒有“剪辮子”、“扣工資”的事,請立即制止兵變。

不但陳文運、許寶蘅,還有一個在場見證人——葉公綽,也留下了一段證言。葉公綽在其回憶文章《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幾段逸聞》中,留下了兵變當晚的證言如下:

“……同數人方晚膳,忽聞槍聲劈拍,起於所坐窗外,始以為新年爆竹。乃空中人聲鼎沸,旋而紅光燭天,知必有變。因同出天井,則衛兵秩序紛亂,出入雜遝。項城神色頗荒,屢由電話問西城情形,蓋其時本有禁衛軍欲入城為變之謠也。乃電話旋斷,電燈亦滅,眾益無措,項城乃與余等避入地窖。旋命將某處解來之餉,賞與衛隊每人數千元。時探報迭至,已知是兵變搶劫……”

葉公綽的這段證言,用白話文來說是這個意思:

“……兵變當晚,我們幾個人在吃晚飯,突然聽到外面槍聲四起,我們起來往窗外看,開始還以為是有人在放爆竹慶祝新年。突然聽到外面叫喊聲一大片,然後天邊一片紅光,才知道出事了。於是我們都跑到天井去,看到衛兵秩序很亂,跑來跑去。袁世凱神色慌張,因為此前有禁衛軍入城造反的謠言,所以袁世凱當場打了好幾次電話、詢問西城的狀況。後來電話線斷了,電燈也停電了,大家手足無措,袁世凱和我們躲進了地下室,並命令將某一筆軍餉拿出來,分發給身邊的衛兵,每人都發了好幾千元。不久報告來了,就知道是兵變了……”

很清晰,葉公綽的證言和許寶蘅的日記也是吻合的:兵變發生時,袁世凱和貼身幕僚們躲進了地下室。但是,葉公綽的回憶還透露了以下更多的細節:

1、兵變爆發的時候,袁世凱一臉慌張,頻繁打電話,問這問那,還躲進地下室,怕死得很;

2、袁世凱躲進地下室之後,吩咐幕僚給衛兵發錢,出手大方。“每人發幾千元”,要知道,當時的幾千元可是巨款,怎麼說至少也相當於現在的一二十萬人民幣。

袁世凱在慌張之餘,為什麼要給衛兵發錢呢?這正是袁世凱的老到之處:危難之時,要防止身邊的衛兵造反,所以要收買貼身衛士的人心,使他們心甘情願為自己賣命、拚命保護首長——同時,袁世凱的這個發錢舉動也恰恰證明:袁世凱的確是慌了。這很難說是一場表演。

如果說是袁世凱策劃的兵變,那麼在事發的時候,袁世凱為什麼會慌張到這個地步呢?

行文至此,我們也許仍然很難得出一個鐵定的結論,但是我想,讀者應該至少可以同意這一點了:袁世凱在兵變當晚的言行舉止,與“袁世凱謀劃兵變”的指控,不但於情理不符,而且恰恰是截然相反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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