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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共警察對比強烈 台北警局開成淘寶店 我也真是服了

從開始進警察局,到做完筆錄,大概花去了一個多小時。在這期間,從警局門前經過的人,不停地有人進來問路,坐在前台的警察會立馬站起身來,很有耐心地指給對方。有一個路人一時聽不明白,警察還出了門,為他比劃。一個位於火車站的警察局,人流量巨大,在大陸都是藏污納垢、警情不斷的地方,在這裡竟然在一個多小時里,沒有第二個人來報案。

台北夜景(圖片來源:pixabay)

打開後備箱,我驚出了一身冷汗:我的背包不見了。

這是在台北,寶哥從台北高鐵站接我到酒店,下車取行李時發現的。寶哥是我在台灣多年的朋友。

這個包里,幾乎有我全部的家當,護照、現金之外,還有我的電腦,這幾年寫的文章、拍的照片,以及工作的所有資料,都存在電腦里,沒有備份。

寶哥一臉凝重,他知道這些資料對我的價值,未作任何猶豫,說了兩個字:報警。

對於報警,我沒有報任何希望。一是我覺得警察對丟失物品的破案率極低,如同大海撈針;二是我對和權力部門打交道有天生的畏懼,畢竟是自己的錯,對方不僅會給臉色,說不定還會被奚落一番。

就在去台灣的一個多月前,我在濟南丟失了自己的錢包,也是從高鐵站到酒店辦理入住時發現不見了,錢包里有我的身份證、銀行卡和幾百元現金,打電話到高鐵站查詢,列車上沒有,車站也沒有。

我有些無助地問寶哥,報警有用嗎?寶哥說得模稜兩可:“報警了警察就會幫你查。”

我們去的是鐵路警察局台北分局台北分駐所,位於台北高鐵站一樓。一進門,警察就坐在正對著門口的辦公桌前,好像單位的前台,我們大概說了情況,未等警察回話,旁邊一位白髮蒼蒼的奶奶上前來,邀請我們坐到大廳的沙發上,“別急,天太熱,先喝杯水吧?”

老奶奶身著粉色的馬夾,是這裡的志工。在台灣,所有的服務部門都會有志工,景區的導遊、交通協管員、衛生清潔工、榮民之家,只要有需要,就會有人報名做志工。而且做志工需要上網提交申請,統一安排。

心急如焚的我們哪有心情喝水,但是老奶奶就像超市的推銷員一樣,端著水遞到我們跟前,“別急,喝口水再說。”

面前的茶几上,竟然貼著二維碼,上面寫著,誠摯邀請掃描至臉書粉絲專頁按贊,為鐵路警察加油打氣。

堂堂的警察局,一點都不嚴肅,讓我懷疑是否可以找到自己的背包。

警察讓我回憶,背包丟在了哪裡。我實在是想不起來,我發現,自從媒體把40歲的人歸到中年人之後,我的記性就越來越差了。

我說,我唯一記的在台南火車站候車時背著包,有可能在候車時丟在了椅子上。警察馬上撥通台南火車站的電話,經查詢沒有發現。

那麼就是落在了高鐵上。我說。警察又根據我提供的車次,撥通了列車組的電話,同樣是沒有發現。

警察猜測,是不是前往酒店的路上丟了。我們分析,不可能,因為車輛一路沒停,到了酒店取行李時就發現包不在了。

我心想,會不會被別人順手牽羊拿走了。寶哥看出我的擔心,肯定地說,不可能有人偷你的包。我沒好當面駁他,台灣出了那麼多電信詐騙,怎麼就不會出小偷呢?

最後的希望,就在台北高鐵站了,警察打電話到台北高鐵站失物招領處,同樣是沒有。

我徹底絕望了。

雖然沒有任何線索,警察依然讓我去做筆錄,說做了筆錄,他們會將這個信息上網,如果有其他警局撿到包,會聯繫我。我有些不情願,浪費時間而已。

“你是不是喝酒了?”警察問我。

“沒有。”

“那你的臉色怎麼這麼紅?”

我有些語無倫次地強調,“是黑,我長得黑。”越說,我臉越紅,我當時甚至想提醒他,這句話不要寫進筆錄里。

警察很好奇地盯著我看。寶哥又補了一刀,“他來自大西北,最近又在台灣曬了好幾天了。”

我也好奇,為什麼北回歸線上的台灣人,小白臉那麼多。

“你要確保你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真實的,沒有撒謊,否則你將要面臨刑事指控。”警察一本正經地說。我一臉嚴肅地回答:“沒有。”我的面前是一個攝像頭。這個場面,有點像多年前看的香港警匪片里的場景。

“你保證你今天沒有喝酒?”

“真的沒有!”

暈,不知道其他人做筆錄時有沒有這句話。

從開始進警察局,到做完筆錄,大概花去了一個多小時。在這期間,從警局門前經過的人,不停地有人進來問路,坐在前台的警察會立馬站起身來,很有耐心地指給對方。有一個路人一時聽不明白,警察還出了門,為他比劃。

一個位於火車站的警察局,人流量巨大,在大陸都是藏污納垢、警情不斷的地方,在這裡竟然在一個多小時里,沒有第二個人來報案。

正在我納悶時,突然,有幾個年輕小夥子火急火燎地進門來,看來是大事了!幾個警察一擁而上。原來是其中一個小夥子,上電梯時不小心劃破了腳,流血了。

那個穿著粉色馬夾的老奶奶也擠上前,“別急,先坐在這裡喝杯水吧,天氣太熱。”

警察很快撥打了緊急救護電話,有兩三分鐘的時間,醫生來了,為那位受傷的小夥子做了包紮。

老奶奶和警察的熱情勁,如同北京火車西站的假髮票販子。

我真懷疑他們是擔心下崗才這麼熱情。

出了警局,已是晚上8點多,大家都很沮喪,寶哥請我們到樓上去吃快餐。點的魯肉飯剛剛上桌,寶哥的電話響了,是警察局打來的,告訴我們,他們查了監控,發現我在台北下高鐵時,背著包。

我們迅速回到警局,警察分析說,我的包丟在台北高鐵站的可能性最大。警察似乎也很沮喪,因為沒有人撿到,就是被偷了,這種情況在台灣很少出現的。

正在無奈之際,一個警察忽然說,會不會在其他所?說完,他立馬拿起電話,一個電話接一個電話地打。

能聽得出,他是在詢問附近的派出所。我們站在旁邊,緊張得要命。

“你們那裡有沒有撿到一個黑色的雙肩背包?”

“沒有。”

掛斷再撥。就這樣,一直打了至少六七個電話之後,終於傳來了好消息。我的背包被一位路人撿到後交給了巡警,巡警將它帶回了他工作的派出所。

我們激動萬分,不停地向警察表示感謝,警察卻很萌地對我們說:“一定要給我們好評喲!”

暈,這那裡是警局,活脫脫一個淘寶店。

“你們台灣人真好。”我有些賤兮兮地對寶哥說,寶哥卻說,“這只是一方面,核心的原因是台灣有嚴格的法律,如果撿了東西不上交,是要按侵佔遺失物罪來懲處,而且台灣到處都是攝像頭,沒有人敢冒這個風險。”

“人是不分好壞的,好的制度就會造就好人,壞的制度就會造就惡人。”寶哥又補一刀。

搜索發現,真有人因撿到手機未上交而被法辦的新聞,最新的一個案子是在2016年12月,一位老人撿到454萬元的現金,16個小時後才報案,警方認為媒體已大量報道新聞,而老人不可能沒有看到,卻遲遲未能交還,以侵佔遺失物罪將其起訴。

做過記者的人,好去查究,我搜索了台灣的刑法,真的有這麼一條。而民法中的另外一個規定,讓我大跌眼鏡,關於遺失物,拾得人可以向丟物人索要十分之一的報酬,不過有幾種情況是不得索取報酬的:在公眾場合或公共交通設備內拾得遺失物,或者拾得人未於七日內交存拾得物,或者受領權之人為中低收入戶等特殊境遇家庭。

而更早前,報酬的比例高達十分之三,因為一位貧困的大學生丟失學費,被拾得者索取高額報酬,媒體報道後一片嘩然,法律隨之修改。

想想,這也是法律和人性的較量吧。

我將在台灣丟包的過程發到微博後,竟然有數千的轉發和評論,好多大陸人都遇到同樣的情況,失而復得讓人意外驚喜。

回到大陸,一直覺得應該給他們點個贊,按照警局的提示登陸臉書,卻顯示無法打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作者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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