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丸（1916-2000），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畢業。1943年起擔任蔣介石的侍從醫官，至1975年蔣去世為止。
每周約一半的時間待在他身邊我自1943年擔任蔣介石侍從醫生起，只有一小部分時間可以回家。事實上他並不需要貼身醫生跟著，他的健康狀況一直都很好，因他乃軍人出身，每天生活定時，既不抽菸也不喝酒，還經常運動，懂得控制工作和休息時間，不過分忙碌，這一切均造就了他健康符合標準的條件。但即使如此，他與醫生的配合度仍很高，也與醫生保持密切聯繫。
起初蔣夫人的醫藥系統與蔣先生分家，故我們平常只在請吃飯時才與夫人在一起，但蔣先生便離不開我們這群醫生，他自拔掉全部牙齒，裝上假牙後，口腔里便經常發生潰瘍。當時並沒有什麼特殊有效的藥可治療潰瘍，只能利用硝酸銀將潰瘍燒掉，所以我們那時經常要替他擦硝酸銀，好讓他再戴假牙吃東西。蔣先生的口腔每月總有十天左右的時間是破的，因此我們幾乎一天到晚跟著他，為他擦藥。蔣先生要找醫官時，都會提早叫副官找我們，以便給我們準備的時間。
徐蚌會戰（中共史稱「淮海戰役」。編輯注。）之後，大陸情勢危急，蔣先生「引退」溪口。他在溪口生活十分有趣，行程滿滿不停，每早都到一處兒時母親帶他去過的地方，最後幾乎整個溪口都走遍了。我們那時跟著他，雖也看出他的情緒不佳，但身體狀況還不錯。
到上海以後，情勢更是危急。當時他的胃腸不好，常有嘔吐現象，但因情勢危急，恐怕到外面找專家也靠不住，我只好自己想法子來維護他的健康。
陽明山車禍後遺症
1968年，蔣先生和夫人曾在陽明山出了一次車禍。在車禍發生後的一次例行體檢中，我們在蔣先生的心臟大動脈中聽到了雜音，這是過去從來沒有的。心臟大動脈有雜音，表示主動脈瓣膜有些受傷，只是車禍發生時蔣先生自己並未察覺，故照常辦公。但就從那時起，他的精神便不像從前那樣好，當然這與他的年齡有關，但亦應與那次車禍導致心臟瓣膜受傷脫不了干係。
此外從那以後，蔣先生的攝護腺（即前列腺）也出了問題，我們找了一個西方公司的海軍泌尿科上校替他開刀，但那醫生刀也沒開好，使得蔣先生後來老是有小便出血現象，對心理打擊很大。有幾次軍事訓練安排好讓他去檢閱，但臨出門時他又因小便出血而決定不去。有時他堅持要去，回來以後心理上卻更疲倦。
我記得有一次在日月潭，蔣先生找我進去問話，當時我便發現他講話不大清楚，有點小中風的樣子。於是我找了盧光舜，向他說明情形，並決定要找神經科醫師來為蔣先生看病，後來便找了王師揆來。
蔣先生一直很喜歡中興賓館，那地方地勢又高，房子又大，夏天十分涼爽，風景也十分優美。但那地方風水不好，「總統」每次一去便生病回來。有一回他出去散步，突然在步道上就走不動了，還是我們拿了把椅子才把他扶回來，這表示他的心臟確實有問題。
有一天陳耀翰與盧光舜正好不在，只剩我與王師揆兩人，蔣先生突然覺得不舒服，便找我進去。我進去後他說覺得氣悶，我便告訴他：「『總統』恐怕需要住院了。」當時他馬上說：「好，我去住院。」就在王師揆下樓打電話先行準備時，老先生突然一下子站不牢，整個人癱了下去，正巧頭靠在我的手上，我立即警覺，準備針藥替他打針急救。
那副針藥是個救急的藥，極具危險性，我在打之前也曾考慮是否真要替他打那一針，假如打的話可能發生副作用，先生便可能死在我手中；但若是不打，先生也可能過不了眼前這一關。當時形成一個很緊急的狀況，我最後決定要替先生打針，打完以後他的情況確實慢慢地變好。那時王師揆電話也打好了，上樓告訴我醫院方面已準備好，我告訴他：「準備已經不需要了，因為我們不能去了，只能在這裡治療。」於是我們便把中興賓館當成臨時醫院，將所有醫療器材全部運來。當時的醫生除了我、陳耀翰、王師揆、盧光舜四人外，還把「榮總」幾位專科主任都請來，擴大成十二人的醫療小組。
但因蔣先生心臟方面的問題愈來愈危急，我們大家都想：「是不是有必要到國外請一位專家替先生看病？」後來經國先生也來了，我們便與他商量到國外聘請專家之事，並推盧光舜到國外尋找。當時我們並沒有設定要找某一位特定人才，但盧光舜一到美國，便巧遇當時已被內定為全美心臟醫學會會長的余南庚（人稱Paul余），也是美國紐約羅徹斯特大學醫學院心臟科主任。
余南庚來的時候，我們倒還沒想到蔣先生的心臟疾病有那麼嚴重，只是想在心臟科方面多增人才以利研究。沒想到後來先生的心臟情況愈來愈差，非但血壓很高，連呼吸都很困難，晚上也不能睡，腳也腫了起來，仿佛有些心臟衰竭。余南庚便為先生做了一次整體檢查，我也找了一位專業化驗師到山上來，每天替先生驗血、驗小便。
我們每天早上都要開會，Paul余開始時都採用一些很劇烈的藥，那藥都很有效，差不多一用下去便可立刻看到蔣先生情況一天好過一天。經國先生與二小姐每天早上都參加我們的醫療匯報，不過他們兩個都不講話。全部的醫生共分成四組，兩人編成一個班，內、外科各一人，二十四小時輪班，另有四個心臟科隨時接應，余南庚則擔任整個系統的領導，每天主持醫療會議。
余南庚把蔣先生的病況處理得很好，還引進好幾種新藥。「榮總」也派來好幾位能幹的護士，先生病況可說一天好過一天。當蔣先生情況好時，還可與經國先生談些大事，這種情況由1972年維持到1975年，三年時間對經國先生未來處理許多問題上，有很大的助益。
經國先生的孝心確實令人感佩，他每天白天工作，晚上則一定前來陪伴父親。後來蔣先生可以自己吃晚飯時，都會先問：「經國來了沒有？」如果經國先生來了，蔣先生便說：「開飯吧！」如果經國先生還沒來，蔣先生就會說：「那再等等。」他一定要等經國先生一起吃飯。但緯國先生來時先生便不會如此，每次緯國先生來，才坐了一下子，先生便說：「好啦，沒事了，你下去吧！」他對緯國的態度就是這樣。但其實緯國都不敢走，他都到武官室去，吃飯時便到客廳吃。所以每次蔣先生吃飯時，身邊差不多就是經國先生、Paul余和我四人在他床前一起吃。
這種情形大約維持兩三年，好一點的時候蔣先生甚至可以起床，坐在輪椅上走一大圈。那段時間日子過得很平和，經國先生每天會把外面所有的事向老先生報告，他倆父子晚上經常講話講得很久。不過他們講話的時候，我們醫生都會站在遠遠的地方。後來，余教授因不能久待，過段時候便回美國去了，但我們還是每天利用長途電話與他保持聯繫，告知蔣先生的病情，而他也會給予意見與建議，所以老先生的病情一直都很穩定。
夫人後來發現自己得了乳癌，便住到「榮總」開刀，還交代不要讓蔣先生知道，只告訴先生她患了感冒，不方便來看。那段時間他倆夫妻都在生病，我們醫療人員往往也分成兩批，分別為他們看病，不過重心仍在蔣先生這邊。
「總統」的心臟又停了！
1975年4月蔣先生走的時候，我們真不知道他那一次會這樣過去，因為當時他的情況還維持得不錯，精神也還很好，腦子也還清楚。每天中午夫人會來陪他，夫人不在時經國先生也會來陪他，他與他們兩個講話也都講得很清楚。但在4月初時，我們在他的心臟監視器中，突然發現他的心臟曾停止一陣，於是我們趕緊在他的注射管中加一點藥進去，他的心跳便又馬上恢復跳動。不過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們應該立刻在他的心臟旁邊加裝一個心臟調節器，假使當初裝上那個東西，說不定他還可以活下去。不過要裝心臟調節器，需要將一根管子由動脈插進去，直到心臟的位置，再由另一邊打開胸腔，把調節器放在肉里，也是個不小的手術。而蔣先生當時身子太弱，年齡也大，余教授一直在美國遲疑不決，我們也都不敢替他做那樣的手術。
蔣先生過世的前幾天，興致還很高的時候，常找一位四川護士羅小姐替他讀唐詩。他一直很喜歡唐詩，但就在那幾天，先生突然要羅小姐為他讀「清明」詩，羅小姐翻了翻書，發現題為「清明」的唐詩有兩首，一首是「清明時節雨紛紛」，另外一首則是古詩。先生就是要羅小姐替他讀這首「清明」古詩，而且還連讀了好幾遍。我當時記得很清楚，現在雖不大記得，不過我記得它最後幾句的意思是：「任何事都不必看得那麼多，最後還不都是一堆荒土。」
4月5日晚，我還記得電視正上演《保鏢》連續劇，當時大家都看得很瘋狂，每個人連飯都不吃，只守在電視前。那天我正好也在樓上看連續劇，樓下則是鄭不非在蔣先生身邊值班，他是位泌尿科醫師。當時他緊急打電話給我說：「老熊啊，你趕快下來看看，『總統』的心臟又停了。」我告訴他：「你趕快給『總統』打藥啊！」他說：「我打過了，可是他的心臟又停了。你趕快來看看吧！」我一聽情況不妙，便馬上說：「好，我下來。」一下去之後，我發現先生心臟停的次數果然愈來愈多，我立刻告訴他們：「現在情況的確不大好，我們趕緊打電話，把幾個醫生都找回來。」那時余教授並不在台北，所以我們和「榮總」心臟科權威姜必寧都待在官邸，親眼看到蔣先生心臟停的次數很多。
那天蔣先生的心臟停了好幾次，因為用藥已經無效，於是大家開始使用電擊急救，另一方面做人工按摩。當時夫人及經國先生都在場，緯國則在台中。我們邊急救邊看著監視器，急救時監視器上的曲線還有些波動，不急救時便成一條直線。大家看情形不妙，便向夫人報告：「看情形是救不回來，是不是要停止急救呢？」夫人說：「不，再繼續！」等了半小時，夫人也看到情況仍是一樣，最後才說：「停止吧。」
當我們停止急救時，正如傳言所說，外面正是一陣大雨。此時我們已把秦孝儀先生找來，主要目的是為蔣先生立遺囑。當時秦孝儀大聲問道：「什麼時候（意指老先生何時仙逝）？」由我負責答覆。我那時也不曉得是什麼靈感，事實上秦孝儀問的時候，已是4月6日早上兩點，可我當時一想，真正開始急救的時間是4月5日晚上11點多鐘，便直覺地回答孝公說：「4月5日晚上11點50分。」因為「總統」真正過世的時間，應該是他的心臟停止自主跳動後，也正是我們開始急救時。我們為他急救後，他的心臟並沒有恢復自主跳動，換句話說，4月5日清明節的晚上，確實是他過世的正確時間。
事後想想，之前他一直要羅小姐讀那首「清明」詩，後來也果真在清明節去世，冥冥中似乎自有巧合。此外，士林官邸屋後原有一座修得很牢的亭子，卻在蔣先生過世當時歪了下來。日後我們還聽見一位華僑說，蔣先生過世那天，他正由日本東京搭船前往台北，突然海上一陣大雷雨，使得船身不停搖擺，他在船上很怕，突然間又聽到無線電報導老先生過世的消息，許多事情不光在台北有巧合，連在日本海上都有很巧的事。
我記得蔣先生的遺囑寫好後，夫人表示要看遺囑內容。她看完遺囑後對孝儀說：「你加幾句進去，說明他是信基督的。」很多人問蔣先生遺囑里，為什麼連基督的事情也要寫，事實上那是夫人的意思。
蔣先生去世那天，大家整晚都沒睡，連夜將先生移靈到「榮總」，爾後舉行大殮等儀式。大體來講，蔣先生去世的過程雖然經過很多複雜程序，但他並未受到太大的痛苦，也沒有經過太多醫療上的折磨，可說在醫療上能夠盡到的心力都已盡到。如今惟一覺得缺憾的，就是當初沒有為他裝上心臟調節器，如果當時為他裝上他也許還能多活幾個月。
夫人曾經很感慨地說：她一生與蔣先生共同經歷諸多患難，惟一一件歉然的事，便是後悔當初沒有阻止蔣先生動攝護腺手術。夫人說先生個性太強，決定開刀，夫人勸他等一等，要從美國為他請最好的醫生來，先生都不聽，故只好由他去。後來夫人看到那位美軍醫生準備手術時竟十分不鎮靜，以致手在發抖，便覺得應該阻止先生開那次刀，但又怕當時勸先生，便違背先生的本來意志，不曉得先生又要發多大脾氣，所以當時她便忍下，希望那位醫生能開得成功，結果……如今回想起來仍不免後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