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言事兩權分立」與四人幫的覆滅

古代的言官一般不居主流地位,他們只能上上彈章而已。“四人幫”在所謂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下,坐上了“言官”的地位,口銜天憲,言語殺人,積仇聚怨。他們的威權大於古代的言官,其實又與古代的言官一樣淺根弱植,權力根基並不牢靠,所以他們的下場一定慘於歷代的言官。

  1974年6月1日,周恩來因癌症住入305醫院,並進行第一次大手術;同月中旬,毛澤東的身體狀況也出現明顯問題,中央為他專門成立了醫療組。毛周二人的生命都已進入最後階段,可以說,以這一個月為界,中共最高領導正式進入“最後過渡期”。

  也正是在1974年的下半年,毛澤東一方面發出了著名的“三項指示”,一方面加快落實自己身後的人事布局。而這兩者之間是存在一定的內在聯繫的。

  所謂“三項指示”,即毛澤東在1974年8月發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的指示;同年11月發出的“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以及12月發出的“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的指示。

  人事格局也是在1974年下半年逐漸敲定的: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掌握意識形態的解釋權和掌控權;鄧小平、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汪東興等主導行政事務。在軍事系統中,則又有自身的“言事分立”:葉劍英、鄧小平、陳錫聯等主導軍事工作;張春橋兼任政治部主任,主導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

  總體來看,毛澤東設計的權力格局可稱為“言事二權分立”,即“辦事權”與“發言權”兩權相互牽掣,類似於軍隊的司令員、政委的兩權制。這是1974年下半年,毛澤東布下的“理想的過渡方案”。這一格局成為毛澤東身後權力消長的基礎。

  那麼,毛澤東的“三項指示”與人事格局之間有什麼關聯呢?“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是給“事官系統”的權力目標,“學習理論反修防修”是給“言官系統”的權力目標,而“安定團結”,則是意在調和“事官系統”與“言官系統”,雙方和衷共濟,在堅持“文革”一系列理論的前提下,搞好國民經濟,攜手進入自己身後的新時期。這就是所謂的“三項指示”與人事格局之間的全部內容。

  一、言事兩分的形成

  言事兩權分立是如何形成的呢?這是經過新中國成立後十多年反覆變動後形成的。

  毛澤東歷來十分重視權力的分割和制衡,他最早警惕的是政務系統權力過大。1952年底,毛澤東認為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錯誤,撤銷了政務院黨組幹事會,成立以高崗為首的計劃委員會,獨立於政務院之外,一時有“經濟內閣”之稱,用以分割政務院的權力。1954年,高崗倒台以後,政務院升格為國務院,計委歸屬國務院之下。

  1958年“批判反冒進”期間,毛澤東再次批評國務院的“分散主義”,“把大權攬過去,讓黨委搞點小權。這樣就沒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於黨委、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只能有一個核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p674)隨後在八屆五中全會期間,在書記處之下成立財經、政法、科學、文教等小組,1958年6月8日,毛澤東為此作出文字表述:“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這一次整風,對國務院領導人來一次大“洗澡”。周恩來為此曾提出辭職試探,其他副總理也至為緊張,李先念睡不著覺,要吃安眠藥,毛澤東為此說:“何必那麼緊張。今後還是靠你們辦事,此外沒有人。”(見上引薄著)“辦事”二字是金緘!國務院的定位從此明確,就是純粹執行機構,無涉於國家大政方針。

  書記處既對國務院的“事權”有指導監督之權,又負有言權,即意識形態的掌控權。自從與蘇聯產生意識形態爭論之後,中共對意識形態的解釋權更提到了空前高的位置。這一態勢是從“九評”以後逐漸形成的。從1962年到1966年,意識形態方面的重要文件,包括“九評”中的多數文章,都是由康生任組長的“中央反修領導小組”起草,由鄧小平、彭真等主持審核的(見吳冷西《十年論戰》,p540)。

  到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下達,打倒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4個書記處成員,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組,書記處漸漸萎縮並消亡,以江青為核心的新的“中央文革小組”作用突顯。但是,儘管江青要周恩來像對中央書記處一樣對待“中央文革”,但其實“中央文革”只繼承了原中央書記處的“言權”,並沒有繼承書記處的事權。只是“中央文革”把“言權”清晰地獨立出來了。

  到“九大”時,“中央文革”成員被納入政治局,成員權力與功能未變。但由於林彪集團在政治局內所佔的比重大,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也是部隊幹部居多,在“三支兩軍”過程中,各軍區司令員更以兼任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形式主導地方政權,以至於“九大”前後形成了一個軍政不分的局面。當時中共一度被蘇聯稱為“軍事官僚集團”,這一格局讓毛澤東內心十分不安。

  到“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團被清出中央機構,並通過1973年12月的八大軍區司令員調動的機會,軍隊幹部一律不再兼任省革委主任,軍政混合的局面才告結束。軍官離開政府,軍人回到軍營。這時國務院的事權比“八大”時期與“九大”時期都更完整了。

  綜上所述,可以這樣總結:“八大”是書記處指導國務院,但功能存在重疊,呈黨政不分的特徵。“九大”有“軍事官僚集團”之虞,呈軍政合一的特徵。“十大”以後,由於“文革”成員只有言權,不具事權;而國務院的業務又相對獨立,才逐步形成了“言事兩權分立”的局面。

  二、鄧小平對言權的爭奪

  現在回到“三項指示”發布的時期。一方面毛澤東把國務院、軍委的很大一部分“事權”交給了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華國鋒、紀登奎等。

  另一方面,毛澤東在提出學習理論、反修防修時,點名要春橋、文元寫文章。隨後姚文元寫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張春橋寫了《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這兩篇文章分別在1975年三月和四月發表於《紅旗》雜誌與《人民日報》,並發行了單行本。以如此顯要的方式以個人名義發表理論文章,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可見此二人在當時意識形態方面的地位與分量。

  張春橋他們通過對列寧、毛澤東的思想解釋,提出觀點,對當時經濟工作作出系列批評和限制。比如抓住“風慶輪事件”“蝸牛事件”,紛紛發起批判,言官對於事官的糾彈是十分嚴厲的。從攻防雙方來看。言官系統把握著“學習理論反修防修”作為根本依據,祭出批判“經驗主義”的武器,打擊事官系統。反之,事官系統也以“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作為基本依據,以批判“教條主義”為武器予以反擊。

  總的來說,由於意識形態解釋權天然地高於行政事務執行權,所以言官系統有居高臨下之威。事官多處於守勢,言官多處於攻勢。

  在周恩來主導行政事務時期,一般不會有太大的衝突。周恩來從延安整風開始,甚至更早,就以“事務主義”來批判自己,一直到1975年2月1 日,在他最後一次召集國務院各部委會議上仍自我檢討,要“把事務主義減少一點”。據王力回憶:“總理常說,你們是管戰略的,你們定了我就給你們辦。他對劉少奇、小平也是如此,至於中央文革,陳伯達無所謂,江青打著毛主席的旗號,她定了總理就辦。連對張春橋,總理都說,你們是管戰略的,你們定了,我給你們辦。”(《王力反思錄》,p679)“事務主義者”的帽子幾乎是他的護身符,因此也減少了許多根本衝突。

  但到了1975年鄧小平主導行政事務,這種矛盾就來了。他以舉重若輕著稱,這位原總書記是要掌握髮言權的!1月,鄧小平被委以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就在這個月份,他就開始考慮組建國務院政研室,起用已冷藏多年的理論家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等人,領導一個類似1960年代“反修文件起草小組”那樣的組織,一是寫一些有關國際國內的戰略問題的文章,二是整理《毛選》第五卷,三是創辦一份《理論戰線》的雜誌。也就是說,要在國務院內部自組一個“言官系統”,與江青、張春橋等搶奪黨內意識形態的解釋權。

  10月5日,鄧小平就創辦《理論戰線》一事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當天在這份報告上划了一個圈。對於這個圈,無論是鄧小平還是胡喬木,都理解為同意了。連後來的史書如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也這樣認為。其實,毛澤東這個圈是不能被認為是同意的。早在1967年六七月間,王力與周恩來討論過毛澤東劃圈的涵義:凡毛主席只劃圈的,還不要急著去辦。因為如果毛主席支持的話,他會鮮明地表態,同意或不同意,這樣才可以積極執行。(見王力前引書,p572、p1029)

  其實,毛澤東不願意將意識形態解釋權交給鄧小平。還有兩件事可以知道:一是當鄧小平知道毛澤東“評《水滸》”語錄後,“曾經向毛主席建議,印發政治局討論一下吧?主席說,這是文藝問題,是對古典文藝的看法問題,用不著討論了。”(見鄧力群《十二個春秋》,p20)而姚文元提出將“評《水滸》”語錄印發政治局在京成員,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並說這“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這一次,毛批示:“同意。”顯然,毛澤東願意也同意由姚文元來作出解釋。另外,鄧小平指示胡喬木所整理的毛澤東舊稿《論十大關係》,毛澤東始終沒有批准公開發表。

  而最使毛澤東不可忍受的是政研室的胡喬木、鄧力群等為鄧小平搞出了一個“以三項指示為綱”的口號。毛澤東意識到這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實質就是以“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為綱,最終必然導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說: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麼的?是階級鬥爭嘛。

  毛澤東可以容忍戰術上的不同意見,但絕不容忍在綱領上出現異端。這就是鄧小平1976年初被打倒的原因。

  三、毛澤東對老事官的憂慮

  毛澤東對於國務院系統與軍隊系統官員的“思想路線”歷來是有憂慮的。對周恩來、葉劍英都有過“投降主義”(1973年)的批評,鄧小平更有“劉鄧路線”的“前科”,李先念也是“二月逆流”分子。總的來說,他們都是“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的人,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就算對華國鋒這位新事官,也批評他“你是滿腦子農業,我是滿腦子路線鬥爭”(1971年)。

  毛澤東對言、事雙方的長短是洞若觀火的。他在1973年12月21日八大軍區司令員調動會議上說:“常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這是晉人評價漢初人物的一句老話,可惜隨何、陸賈這樣的文士不能打仗;周勃、灌嬰這些武將不能文章。毛澤東引這句話,並非只是讓軍官們學文化那麼簡單,而是表達他對“言官中人缺乏辦事能力,事官中人缺乏路線鬥爭覺悟”感到憂心。這是他無法解決的缺陷。

  毛澤東一度希望雙方能互補共生,說要“安定團結”,就是努力緩和言、事雙方的矛盾。1975年,他十分注意壓抑江青過於咄咄逼人的氣勢,並要開政治局會議批評她,迫江青作檢討,終於迫她說出:“對不起小平同志”的話。毛澤東是為身後江青的安危著想,緩解老事官對言官系統所積聚的怨望。

  據吳德的記錄,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開政治局會議,有這樣一段話:“歷來我對經驗主義沒辦法,我是沒辦法,(只能)慢慢來,還要十年八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可能好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我說安定團結,(批)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修正主義又要批評資本主義法權。誰過急就要摔下來。”(吳德《十年風雨紀事》,p163)。“安定團結”的真實含義還包含了更深一層含義:“熬”,最後經過“十年八年、二十年”,熬過那些“老事官”。王洪文對此是理解的,他跑到上海去跟人說,十年後再看。這話很快傳到鄧小平耳里,當時就與李先念談這事,十年後我們這些人都變成什麼樣子了?從年齡看,我們鬥不過他們呀。王洪文這句話對鄧小平很刺激,直到打倒“四人幫”後多年,還多次提起。(《鄧小平文選》第二卷,p192、p225、p280)

  1976年初,周恩來逝世,加速了以新事官替代老事官的進度。毛澤東停止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停止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改由陳錫聯主持。而此時,李先念也提出請病假。表面看來,似乎是“言官”佔了上風,新“事官”也逐漸到位。其實,毛澤東心知,“老事官”的能量依然巨大。所以他就“批鄧”“打招呼”有這樣一段語錄:“不要輕視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志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這一段話是話分兩頭,對言官說,“老同志還有點用”。更重點還是對老事官說的:“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

  毛澤東到了生命的盡頭,本著“熬”的思路,他對“老同志”的處分是“溫柔”的,葉劍英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但保留黨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二職,依然參加外事活動;李先念只是處於半休狀態,但他們在1976年這個關鍵年份,對軍隊對政府仍然影響力不減。

  到1976年9月8日,葉劍英看望彌留之際的毛澤東,他走近床前,毛忽然睜大眼睛,彷彿想同葉說話,但葉沒察覺,緩緩走向房門,毛澤東又示意召葉回來,但已不能言語,只是握著他的手,口微微張合(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p1785)。毛澤東不放心。他不放心什麼?可以推斷,自己身後最難保的是言官系統中人,他擔心老同志讓造反派“滾”。他在1974年3月給江青的信中就說:“我死了,看你怎麼辦?”

  四、出人意表的新事官

  毛澤東對其“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有深深自信。經過“文革”,包括“批林批孔”等一系列從理論到組織的措施,在中央委員會內,意識形態的左傾強勢已經基本形成,而將來統率這一思想體系的,就是“言官系統”。後來,江青在毛澤東靈前所獻的花圈特意以“文官果”花束做成,似乎也是向全國宣示毛澤東內心的這重心愿。真正得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真傳的是這些掌握理論的“文官”,這些無武的“隨何、陸賈”。

  毛澤東對江青張春橋他們是寄望甚殷的。開過“十大”以後,毛澤東專門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吳德等談話,提出要扶助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指著房子外邊菜地的一些蔬菜比喻說,就像培植它們的生長一樣”(吳德《十年風雨紀事》p111、p224)。

  毛澤東認為身後真正能夠與言官們合作的,應該是新事官。吳德沒有明說與他一起受毛澤東囑託的還有什麼人,按理不會是周恩來李先念葉劍英這些老事官,最有可能的是紀登奎、華國鋒、汪東興這些“文革”中由省地幹部提到中央來的新事官。此外,毛澤東在軍隊中也起用了一批上將、中將、少將級的人物如陳錫聯、李德生、許世友、蘇振華,以替代老一輩的元帥、大將級的老軍官。他們都是“老、中、青三結合”的“中”。

  但江青、張春橋與這些新事官的關係也不好,言、事矛盾一樣尖銳。首先,他們沒把華國鋒看在眼內,毛澤東對華國鋒的評價是“你辦事,我放心”,也只是“辦事”而已,理論水平欠奉。對其他新事官更是居高臨下。據吳德回憶,有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外交問題,“四人幫”對外交問題百般挑剔。紀登奎很反感,發言說外交的原則已經確定了,活動由周總理負責處理。紀登奎這樣說,引起了“四人幫”極大不滿,紀登奎和江青衝突了,散會後,江青和紀登奎一起走,江青余怒未息,批評紀登奎跟著周恩來跑。(吳德《十年風雨紀事》,p110)可見,新老事官之間,倒更有合流的可能。

  有一次,江青請張玉鳳吃飯,席間忘乎所以地說:紀登奎是蘇聯特務,汪東興也是個大特務,吳德是國民黨(“文革”期間確受過審查)。張玉鳳隨後向汪東興彙報了。而王洪文、張春橋與軍事幹部之間的矛盾也不少,其中許世友最為耿直,不假辭色,在1973年8月推選十大副主席時,許世友明確反對推舉王洪文,張春橋起而指責許世友反對主席意見,許世友當眾大聲斥責張春橋:“你有什麼了不起!”(祝庭勛《李德生:動亂歲月》,p313)“文革”中起用的這批新事官,與四人幫的矛盾一點也不亞於老事官。

  到了1976年4月以後,鄧小平撤職、葉劍英病假,李先念半休,在一線主持事務的,已經是以華國鋒為首的新事官了。但毛澤東一定沒有想到,最主動積極謀劃“粉碎四人幫”的,正是他們。王洪文他們要等老事官們死,想不到的是新事官在等待時機。

  “文革”至此已經十年,它的理論已經顯出了論高難行的尷尬,“文革”實踐更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再加上江青乖戾專橫、張春橋刻薄寡恩,王洪文根淺無知,姚文元書生不實,都為新老事官們所厭惡,當這夥人在毛澤東羽翼之下,事官們都隱忍不發,但當毛一去世,事官系統中人,無論是得益於“文革”的新事官華國鋒、汪東興、陳錫聯、吳德,還是受過“文革”衝擊的老事官葉劍英、李先念,他們空前並且絕後地團結起來,一舉結束“言官系統”,真可謂不費吹灰之力了。隨何、陸賈又怎敵周勃、灌嬰呢?

  五、餘論

  歷代都有言官,也都有言事矛盾。言官往往因自恃掌握真理,高屋建瓴,放言高論,勢如破竹,讓事官們動輒得咎;而操辦實事的官僚對言官的不切實際、空言誤事也深惡痛絕。李鴻章說過:“言官制度,最足壞事。前明之亡,實亡於言官”(《庚子西狩叢談》,p751)李鴻章一生受了不少言官的攻擊,所以攻擊言官也最力。周恩來抱怨戰略家太多(王力前引書,p679),鄧小平也不喜歡理論家(《鄧小平文選》,第三卷,p375),華國鋒索性就把理論家抓起來了。

  古代的言官一般不居主流地位,他們只能上上彈章而已。而“四人幫”產生於所謂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下,意識形態有著空前高的霸權,坐上了“政委”的地位,等於言官氣勢壓住宰相,他們口銜天憲,言語殺人,積仇聚怨。他們的威權大於古代的言官,其實又與古代的言官一樣淺根弱植,權力根基並不牢靠,所以他們的下場一定慘於歷代的言官。

  “常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這句原話是“常鄙”,被毛澤東改為“常恨”,換一個“恨”字,就更覺得像一句讖語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南方周末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史海鉤沉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