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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當你沒有恐懼,他們就恐懼了!」

——「極權下的困獸」 她玩顏色

2015年維權律師王宇被抓、她的兒子包卓軒被禁出國,艾曉明在微信上公開說:「孩子你別怕,大姨我當年也是黑五類。你的世界註定寬廣,很多人都關心著你。」在《血統:一個黑五類子女的文革記憶》一書中,艾曉明曾講述過她家的遭遇。她的外公唐生智是國民黨陸軍上將,父親艾仁寬在文革時曾被打成右派。她書寫一家三代在文革中的經歷。展現了一幅荒唐、狂熱、殘酷的亂世鏡像。

艾曉明的畫作“哀囚”(圖片來源:以下皆來自《爭鳴雜誌》艾曉明提供)

有的人的一生是堪作榜樣的。翻開艾曉明的個人履歷,作為同齡人的筆者不能不感到羨慕。艾曉明是中國文革後的第一位文學女博士,退休前為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她所獲得的獎項,既有中國的“為了公共利益良知獎”、某年度“最有影響十大人物”之一,也有歐洲有名的人權獎——西蒙・波伏娃獎。

但艾曉明令我敬佩的,不在於她所擁有的這些學位、頭銜與獎項,而在於她以其獨立、骨氣、使命感、自由思想與批判精神,以其身體力行的生活方式,展現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罕見的道德形象。

艾曉明

十幾年來,艾曉明涉足於公共政治,向人們訴說正義與真實。她手中所持的工具,從文筆到攝影機,再到今天畫圖的顏色。她義賣畫作救助受難者,讓我們看到,藝術家和公民運動的情感關聯,看到極權政治無法摧毀的人間友愛,這些不僅對個人重要,對追求民主與社會正義同樣深具意義。

只要有人呼喊,就不能說是絕境

在劉曉波獄中患病時,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劉曉波的命運與中國民主的絕境》。其大意是,劉曉波的命運令人沮喪地反映出中國民主運動的命運,它誕生於希望之中,卻被中國對異見的不寬容所碾碎。

中國的歷史似乎是按照最荒謬的戲劇情節設計的。早已是21世紀了,但當局的政治打壓卻越發嚴酷,就像奧威爾在《動物莊園》里所說:“激烈的批評被消滅了,他們再來消滅溫和的批評,等到溫和的批評都沒有的時候,他們就消滅那些保持獨立不讚美的人了,……。”風刀霜劍嚴相逼,不少中國知識分子隱身了,不再充滿責任感地為社稷思考。

對艾曉明來說,繼續拍片已經很困難了,前路障礙重重。她形容自己的處境是“困獸”。“我覺得自己被年齡體力圍困,被政治壓力圍困,也被家庭的義務圍困。”在這三個因素中,政治壓力是最大的困擾和障礙。

異議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狹窄,但猶如困獸的艾曉明仍在縫隙中為人權發聲。她知道,發聲也許看不到效果,但沉默則是讓自己的良心承受更大的屈辱,讓中國陷入更大、更深的愚盲和野蠻之中。她為709律師發聲,為患病的劉曉波呼籲請願,……。就像法國思想家班達所指出的:“知識分子的規則是,當全世界在統治者面前屈服的時候,也應該正氣凜然地站立在那裡,用人類的良知與邪惡對峙。”

在一個令人恐懼的黑暗時期,只要還有像艾曉明一樣的中國人發出聲音,中國民主運動就不能說陷入了絕境。

信仰與社會抗爭的方式

記得我曾給艾曉明提出一個問題:你有宗教信仰嗎?我在你這十幾年的維權經歷中,看到你對這個世界的愛,以及你對女性,對每個個體的關懷。我想知道你的這種愛來自何處。

艾曉明回答說:“我有信仰,我要算一個非典型基督徒。我1999年在美國訪問研究時,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而受洗。基督的愛和犧牲精神是我內心的榜樣,只是我沒有實際參與到教會活動里。”

西方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的描述也許包括艾曉明這種狀態:“做義人就非得要有信仰不可嗎?…關鍵不是信仰,而是做。”基督教給她信靠和道德律令,使她理解與愛他人,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

有多少種人生哲學,就有多少種社會抗爭的方式。追溯艾曉明所走過的道路,我看她一路的自我轉變。在2003年之前,艾曉明是大學中文系的一個教師,她的文學成果累累,既有長篇自傳體小說,有不少文學評論著作,還有一些譯作。從2003年介入“孫志剛案”和“黃靜案”起,艾曉明走出書齋進入公共生活。

2003年是艾曉明人生中的一個轉折點。在為孫志剛呼籲的同時,了解到湖南女教師黃靜非正常死亡一案,她開始拿起攝像機。2004年在胡傑的幫助下,她完成了紀錄片《天堂花園》。後來,她獨自繼續往前走,在年過五十後學習操作攝像機和剪輯軟體。就如胡傑所說:“她從一個象牙之塔走出去,從女權主義問題,又發現法治問題、人權問題、民主問題,在這一路上奔跑,就是一路上往槍口上撞。”

中國公民維權運動的一些重要事件,成為艾曉明紀錄片的主題。如2005年發生在廣東番禺的罷免村官事件《太石村》,2008年川震校難系列《我們的娃娃》、《公民調查》、《國家的敵人》等五部作品,2010年的烏坎事件《烏坎三日》,有關新公民運動的《新公民案審判》,還有近年完成的《夾邊溝祭事》。於此同時,她也是08憲章第一批聯署人。從2009年起,她被禁止出境,在去香港的海關被攔截。當局認為她出境後將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

戲稱不拍片,改行“玩顏色”

當歷史被歪曲被抹殺之時,尋找歷史變成一件危險的事情。撞了這個禁區,紀錄片導演也變成“國家的敵人”。在雲數據監控和社區網格式管理、定點維穩的社會,獨立紀錄片作家舉步維艱。艾曉明告訴我,她的一些紀錄片戰友已經陸續離境或移民異國。艾未未、黃文海、何楊以及最近舉家避難德國的楊偉東,這些都曾是活躍在中國、富有創造力的紀錄片導演。

在接到艾未未電話時,艾曉明曾問他:“你還回來嗎?”艾未未說:“不回了。”他說的八個字一直在艾曉明心裡盤旋:“沒有空間,浪費生命。”

艾曉明不斷地問自己:如果你註定死在中國,你在死定之前,是不是還在尋找空間,保持創造力?在中國,目前連微信群主都可能因涉足政治被治罪,發布群體事件消息的年輕人也被關進監獄;那麼,涉足政治歷史和公共事件的紀錄片導演,你還能走多遠?更不必說,缺乏資金和助手團隊;也沒有空間公映作品;歷史研究怎麼做,還要不要繼續?

今年,她的歷史紀錄長片《夾邊溝祭事》問世後,警察和校方多次施壓。在這種情況下,她戲稱從此不拍片,改行玩顏色了。我看到她不時在朋友圈裡曬畫。國畫筆法,風花雪月,表面上似乎在與殘酷政治無關。但畫如其人,艾曉明正是發揮了水墨的寫意精神,將風花雪月元素與個人的政治情懷關聯起來,從標題和立意,都投射出強烈個性。

她明碼標價,並宣布說所有收藏費全部捐贈義人。朋友們因此慷慨解囊,二千一幅的水墨不到半天就被收藏了。這些作品猶如愛心紐帶,將公民間的關愛傳遞到良心犯的家庭。

例如,著名網路作家王五四收藏一幅《雞年》,立意令人忍俊不禁。蘇州一位書法家收藏了艾曉明的墨荷,畫面題詩表達了作者的哀痛。《哀囚》是艾曉明有感於燕文薪律師對公民屠夫獄中情形的通報。得知劉曉波保外就醫,艾曉明畫了這幅《天堂鳥》,此畫為一家民間的藝術文件倉庫收藏,收藏費捐給了屠夫的家人。

將畫作義賣當作紀念品贈送,艾曉明說:“我不專業,畫是心意。一位藏家的話深得我心:我們收藏的是歷史的細節和人性的溫暖!有意私信,情義無價!”

在無畏者面前就有路

這些因義而生的斑斕水墨色彩,也溫暖了遙在北歐的我。我想起阿倫特的格言“經歷造人”,試圖認識造就艾曉明的時代背景,理解她為何會把紀錄片當作“匕首”與“投槍”,思考為什麼她會比大多數體制內自由派學者走得更遠,其步伐更為堅定。

2015年維權律師王宇被抓、她的兒子包卓軒被禁出國,艾曉明在微信上公開說:“孩子你別怕,大姨我當年也是黑五類。你的世界註定寬廣,很多人都關心著你。”在《血統:一個黑五類子女的文革記憶》一書中,艾曉明曾講述過她家的遭遇。她的外公唐生智是國民黨陸軍上將,父親艾仁寬在文革時曾被打成右派。她書寫一家三代在文革中的經歷。展現了一幅荒唐、狂熱、殘酷的亂世鏡像。

我們那一代,很多人早年都有類似的“黑五類子女”經歷,但有些人不認為那種歷史還有什麼價值,當年被歧視被侮辱的記憶,早已讓位於實用主義者的功利算計。與之不同的是,艾曉明一直在紀錄和思考那一段血淚交織的心靈史。

在抗爭的路上,艾曉明比前輩知識分子走得更遠。今年春,艾曉明當年北師大的恩師兼師兄王富仁先生過世,錢理群先生在回憶王富仁的文章中,講到王富仁曾在他承受壓力時反覆告誡他:“你不要再說話了。”懷念恩師,艾曉明和朋友們討論師長的未竟之志。不要再說話——這是相濡以沫的兄弟情誼,但不能把它作為知識分子的道德態度。她寫道:

“我尊敬的師長,最遠就只能走到這兒了。可是,不能走得更遠嗎?他們的止步之處,便是留給我輩的挑戰。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總不能把這句話再作為遺囑。……當你沒有恐懼,他們就恐懼了!可見,在同一個時代,總還是有大勇者,他們把抗爭倫理的標杆扛住了!繼承師兄的學術思想,並從新的鬥士那裡汲取勇氣吧!”

艾曉明說,在她現在這個年齡,常常會想起一段話,那是魯迅翻譯的《與幼小者》的結尾:“幼小者阿,將不幸而又幸福的你們的父母的祝福帶在胸中,上人生的行旅去。前途是遼遠的,而且也昏暗。但是不要怕。在無畏者的面前就有路。去罷,奮然的,幼小者呵。”

從年輕一代的抗爭看到希望

在荒謬昏暗的現實里,艾曉明的心情有時也會陷入灰暗迷茫。作為曾經的體制內知識分子,她之前一路走來的維權,被我視為“改良”之路,即沒有政治要求,只在中國現行法律下要求法定權利得到保障。與很多自由派人士一樣,艾曉明曾相信改良漸進會“水滴石穿”。後來她發現,自己連石頭在哪都不知道,何談穿透。

原本體制內的她,居然就偏向了“口炮黨”的觀點。近年來,在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中,所謂口炮黨和改良漸進派的爭論不斷發生。所謂“推特口炮黨”的,原指一群光說不練的人,結果有變革派人士以此自稱,使之具有了正面意味。學者莫之許曾總結口炮黨與改良派的分歧,說:“改良公知不承認政治反對之於漸進轉型的必要,而口炮也不承認社會發育之於變革的必要。”

而長期觀察維權運動的艾曉明,則是現實經驗中發現:只改良而不終結專制,僅僅呼喚當局寬鬆開明一些,要實現民主只是“虛假希望”。例如,她曾介入過“孫志剛案”,看到當局在結束了收容遣送之後,黑監獄很快死灰復燃。她曾用鏡頭紀錄的烏坎村,後來被當局秋後算賬。據莫之許說,近來隨著當局的打壓力度增大,改良公知變得消沉,也不再抱著心理期待對“改良”進行合理化論證了。

近日,艾曉明推薦了甄春燕的《甄江華印象》一文,年輕的維權人士甑江華目前已被拘留,尚未見到律師。他的姐姐春燕記述了姐弟倆在底層社會跌跌碰碰的成長。艾曉明說:“因為這樣的年輕人存在著,他們能夠表達自己經驗的真實,他們忠於自己的內心去生活,這就是極權所無能馴服者。”

這位本可安閑享受退休生活的女教授,由於其價值選擇和批判立場而走出學院,走進底層真實的生活,去維護那些面容哀傷的人們:失去女兒的母親,患艾滋病的村民,震災受難的孩子,被打成右派的老人,系獄的囚徒……。以實際行動和人格操守來完善自我,她也獲得了命運的垂青。她的人生,如同她生動畫筆下的花卉一樣綻放。

(有刪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爭鳴》雜誌2017年十月號(停刊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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