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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上四大瘟疫

美國堪薩斯州賴利堡(Fort Riley)的軍營醫院,病房內被感染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的軍人塞滿。

歷史上四大瘟疫:西班牙流感,黑死病,天花,艾滋病。

脆弱的人類連小小的病毒和細菌也對付不了,也許哪一天出現一種我們不知道的病毒,就可以毀滅人類了。

殺死4000萬人的感冒——西班牙流感

作為一種傳染病,流感至少已經有了2000多年的歷史。一個人從誕生到去世,最少也要得幾十次流感,多則數百甚至數千次。對於今天的人類來說,流感只是頭疼腦熱的小毛病。

可是誰又能想到,流感在歷史上的某一個時刻,卻成為可怕的瘟疫,造成數千萬人的死亡,這就是大名鼎鼎的西班牙流感。

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危害甚至超過了中世紀歐洲爆發的黑死病,與最近30年流行的艾滋病打了一個平手(全球大約有7000萬人感染艾滋病,2000萬人死亡)。

在1918年3月到1919年底,全世界大約20%的人感染了西班牙流感。人們被強制性要求戴口罩,特別是紅十字會和其他醫護人員。

最危險的感冒

“西班牙流感”也被稱作“西班牙女士”(Spanish Lady),不過它卻有些名不符實,因為這場流感絕對沒有它的名稱那樣溫柔。

現有的醫學資料表明,“西班牙流感”最早出現在美國堪薩斯州的芬斯頓(Funston)軍營。

1918年3月11日午餐前,這個軍營的一位士兵感到發燒、嗓子疼和頭疼,就去部隊的醫院看病,醫生認為他患了普通的感冒,開了幾片感冒藥。

然而,接下來的情況出人意料:到了中午,100多名士兵都出現了相似的癥狀。幾天之後,這個軍營里已經有了500名以上的“感冒”病人。

在隨後的幾個月里,美國全國各地都出現了這種“感冒”的蹤影。

不過,這一階段美國的流感疫情似乎不那麼嚴重,與往年相比,這次流感造成的死亡率高不了多少,癥狀也幾乎一樣。

在一場傷亡數千萬人的世界大戰尚未結束時,軍方很少有人關注到這次流感的爆發——儘管它幾乎傳遍了整個美國的軍營。

隨後,這種西班牙流感,突然演變為可怕的致命流感,而且爆發速度之快,讓人始料不及。

西班牙流感之所以叫做西班牙,是因為西班牙全國感染該病的高達800萬人,連西班牙國王阿方索三世也被感染,是感染率最高的國家。馬德里三分之一市民受感染,一些政府部門被迫關門,電車停運。

西班牙流感至今還是一個謎,它突然出現,突然消失,前後又三波感染,並不是每一波都造成大量死亡。

它的奇怪之處在於兩點:

第一,死亡率極高而且都是青壯年。普通流感導致的死亡率一般是百分之0.1,而且死亡的多是體弱多病的老年人或者抵抗力很弱的兒童。

但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卻正好與之相反。它的致死率高達百分之2.5,全世界高達10億人感染,死亡人數為2500~4000萬人,而且死亡的均是身強力壯的年輕人。

第二,突然出現,突然消失,至今為止不明白消失的原因。

就如同之前說的,這次流感是1918年2月首發於美國堪薩斯洲,很快傳播至底特律等3個城市→3月美國遠征軍乘坐船帶至歐洲前線→4月傳播至法國軍隊,然後至英國和其他國家軍隊→5月達義大利、西班牙、德國、非洲,印度孟買和各爾各答→6月由英國遠征軍傳播至英國本土,然後至俄羅斯、亞洲達中國、菲律賓、大洋洲至紐西蘭→1919年1月達澳大利亞。即不到一年時間席捲全球。

出現是迷:第一波流感到底在哪裡發生已經不可考證。明確有記錄的流感發生於1918年3月4日一處位於美國堪薩斯州的軍營(Camp Funston,Kansas),但當時的癥狀只有頭痛、高燒、肌肉酸痛和食欲不振而已。4月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也傳出流感,3月中國、5月西班牙、6月英國,也相繼發生病情,但都不嚴重,死亡率也很低,僅僅比普通流感略高,所以沒有國家給與重視。

一說是中國廣西最早爆發了流感,因為趕赴歐洲的中國勞工帶到法國。但這沒有任何證據,而一般歐洲爆發瘟疫,當地人不是推給猶太人,就是推給其他少數民族,所以將中國人作為替罪羊也不稀奇。

第二波西班牙流感開始於8月,這個階段開始出現大量死亡現象,很多地方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七到八,甚至十。

1918年8月剛離開西非國家獅子山的英國船上發生了致命的流感,在該船抵達英國之前,75%的船員被感染,7%的船員死亡,另外多艘船隻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另一說第二波的源頭是當時蘇聯的阿什哈巴德(1918年8月初波斯的麥什德(Meshed)便發生了高死亡率的流感,據說是由阿什哈巴德所傳出,但因俄國內戰而無法確認。

8月27日,流感傳入美國,並在波士頓的碼頭工人間傳播,而法國的布萊斯特(Brest)也在幾乎同一時間爆發了流感;9月開始在歐洲和美國普遍傳播,並在數星期內傳到世界各地。

第二波流感死亡率極為驚人,遠非普通流感可以相比。奇怪的是,和普通流感死亡者多是老人兒童和病人相比,此次流感在20~35歲的青壯年族群中死亡率特別高,其癥狀除了高燒、頭痛之外,還有臉色發青和咳血等;流感往往引發併發症而導致死亡,以肺炎最多。

由於不知道致病原因,該病幾乎無法治療,依靠人自身體抗力決定是否能夠脫險,造成普遍的恐慌。加上傳染性非常強,許多城市限制市民前往公共場所,電影院、舞廳、運動場所等都被關閉長達超過一年。同年10月是美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個月,20萬美國人在這個月死去,1918年美國的平均壽命因此比平常減少了12年。

西班牙流感平均致死率為2.5%,但有些地方遠遠高於這個數字,比如美國舊金山病死率8.98%,幾乎10個感染者中就有1人死亡。

其實西班牙流感本來也許不會傳播這麼快,但是戰爭中,軍隊大規模的調動為流感的傳播火上澆油。有人甚至懷疑這場疾病是德國人的細菌戰,但當時的德國也在一年內死亡了幾十萬人。

第三波流感在大約1919年冬季開始在許多地方出現,至1920年春季起便逐漸神秘地消失,至今也搞不清消失的原因。

在澳大利亞,流感延續到了1919年8月(南半球的冬季);至於在夏威夷,則是延續到了1920年3月。此流感漫延全球,從阿拉斯加的愛斯基摩部落到太平洋中央的薩摩亞島,無一倖免。

許多愛斯基摩部落由於缺乏醫療,都是一村一村的死絕,有一村80人死於流感73人,居然成為死亡率較低的村子。在薩摩亞死亡率更高達25%,該國到處屍體堆山,因為沒有足夠的人力來掩埋。

亞馬遜河口的馬拉若島,是當時世界上唯一沒有感染報告的人類聚集地。

西班牙流感奪去2千5百萬到4千萬(一說7千萬或一億)條生命,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還多。西班牙流感的爆發,也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提早結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各國青壯年死亡太多,都已經沒有額外的兵力作戰。

至於在青壯年死亡率較高,有兩種理論:一是老年人口已經經歷過各種流感,可能感染過西班牙流感的某種雛形,因此已有抗體,所以對流感比較有抵抗力。二是青壯年體內免疫力太強,反而會導致抗體反應過於劇烈,形成“細胞激素風暴”,致使肺部組織嚴重受傷害,可能造成患者呼吸困難而死亡。

西班牙型流感在18個月內便完全神袐消失,而其病株從來都沒有被真正的辨認。

最近的研究結果

在1910年那個時代,人類尚且不知道存在病毒性感冒。到了1933年,英國科學家分離出第一個人類流感病毒,並命名為H1N1,這才知道病毒是導致西班牙流感的罪魁禍首。

遺憾的是,當時的西班牙流感受害者遺體大多被焚燒,少量被深埋,到了1933年早已腐敗,無法研究。

1950年代,美國曾經組織了考察隊趕赴阿拉斯加挖掘死於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病人的屍體,期望得到可供研究的病原體。很遺憾,那些埋葬在永久凍土帶的屍體因為解凍腐爛而失去了研究價值。

1998年2月,美國國防病理中心(AFIP)轄下所屬的分子病理部門,幸運的在阿拉斯加發現了一具被完整冰封近80年的愛斯基摩女子的屍體。這個愛斯基摩人聚集的小鎮,在1918年11月由於流感失去了85%的人口。4件樣本的其中之一含有一些1918病毒的基因物質。這個樣本給予科學家第一手資料來研究這個病毒。

美國科學家在高度隔離的實驗室中,研究當年的病毒。

2005年10月5日,研究人員宣布1918病毒的基因序列已經被重組。2005年在亞洲發生的H5N1禽流感病毒與1918病毒有些地方類似,但是目前禽流感很難變成人傳人,大部分只能在動物和人之間傳播。

重新調查“西班牙流感”有一定的危險性。科學家建議在生物安全性最好的實驗室中進行研究,以免“西班牙流感”病毒泄漏出實驗室,再度危害人類。

不過相比之下,大自然才是終極的“生物恐怖分子”。研究表明,野生的水禽是感冒病毒的“基因庫”——它們擁有全部15種HA基因和9種NA基因。而豬由於既能感染水禽身上的流感病毒,又能感染人類流感病毒,它很可能會成為一種病毒的“混合器”,即產生了擁有新的HA和NA的流感病毒。這樣一來,人類的免疫系統就可能面臨一場像1918年那樣的嚴峻考驗。

數十年來,世界衛生組織(WHO)在全世界系統地監視人類流感病毒的變化趨勢,但是對於豬流感,卻沒有一個很好的監視系統。2003年2月份,在WHO的一次關於流感疫苗的會議上,病毒學家韋伯斯特(Robert Webster)提議,WHO應研製儲備針對所有15種HA的疫苗,以防止類似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出現。

科學家們還在繼續追蹤“西班牙流感”。用陶本伯傑的話說,這個惡貫滿盈的凶手,還從未接受正義的審判。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西班牙流感在中國爆發不是很嚴重。

1918年西班牙流感也波及中國,3月始自廣州直至東北,由上海至四川,蔓延廣泛,北平警察患病過半,哈爾濱人40%被感染,學校停課,商店歇業。上海也出現過兩個流行波。

中國熱河省警察局1918年10月15日至1922年11月12日的統計數據,流感發病6203人,死亡151人,病死率2.4%。

1918年11月6日上海《申報》全文刊登了定海縣知事馮秉干撰寫的《救治時疫之布告》。

對各種文獻分析表明,1918年-1919年,中國的確發生了流感疫情,但與世界其它地方相比疫病比較平和,發病率與死亡率較低。但具體原因也是不明,照常理來說,由於中國當時非常落後,衛生和醫療條件遠比西方要差,應該死亡率更高才是。

一種說法是,中國人得流感的種類比西方還要多,可能體內有針對西班牙流感的免疫力。

1348年佛羅倫斯的瘟疫

上帝對人類的懲罰——黑死病

黑死病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瘟疫,致病是因為鼠疫桿菌,死亡率極高,目前為止死亡總數高達2億人,肆虐地球至少300年。

歷史上鼠疫有三次大流行,首次大流行發生於六世紀,起源於埃及的西奈半島,波及到歐洲所有國家,死亡近二千五百萬人。但由於缺乏詳細資料確認,一般不能確認這是鼠疫造成的。

第二次發生於十四世紀,僅歐洲就死亡二千五百萬人,即歷史上著名的黑死病,英國近1/3的人口死於鼠疫。到1665年,這場鼠疫肆虐了整個歐洲,幾近瘋狂。僅倫敦地區,就死亡六七萬人以上。1665年的6月至8月的僅僅3個月內,倫敦的人口就減少了十分之一。到1665年8月,每周死亡達2000人,9月竟達8000人。鼠疫由倫敦向外蔓延,英國王室逃出倫敦,市內的富人也攜家帶口匆匆出逃,劍橋居民紛紛用馬車裝載著行李,疏散到了鄉間。倫敦城有1萬餘所房屋被遺棄,有的用松木板把門窗釘死,有病人的住房都用紅粉筆打上十字標記。當時還是大學生的牛頓,還因此從英國劍橋大學輟學一陣子。

據說最初黑死病從中亞地區向西擴散,並在1346年出現在黑海地區。它同時向西南方向傳播到地中海,然後就在北太平洋沿岸流行,並傳至波羅的海。約在1348年,黑死病在西班牙流行,到了1349年,就已經傳到英國和愛爾蘭,1351年到瑞典,1353年到波羅的海地區的國家和俄羅斯,連莫斯科大公和東正教的教主都相繼死去。黑死病的魔爪伸向了各個社會階層,沒有人能逃避死亡的現實。

只有路途遙遠和人口疏落的地區才未受傷害。根據今天的估算,當時在歐洲、中東、北非和印度地區,大約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間的人口因而死亡。

西方一般把這次作為鼠疫爆發的首次記錄。

第三次發生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死亡一千二百萬人。

傳說黑死病起源於亞洲西南部,一說起源於黑海城市卡法,約在1340年代散布到整個歐洲,而“黑死病”之名是當時歐洲的稱呼。這場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約7500萬人死亡,而當時世界人口只有三到四億人,其中明朝人口就有六千多萬。

同樣的疾病多次侵襲歐洲,直到1700年代為止,期間造成的死亡情形與嚴重程度各不相同。較晚的幾次大流行包括1629年到1631年的義大利瘟疫、1665年到1666年的倫敦大瘟疫、1679年的維也納大瘟疫、1720年到1722年的馬賽大瘟疫,以及1771年的莫斯科瘟疫。關於這些疾病的異同仍有爭議,但是其致命型態似乎於18世紀消失於歐洲。

黑死病對於歐洲的歷史有著極為重大的影響,黑死病對歐洲人口造成了嚴重影響,改變了歐洲的社會結構,動搖了當時支配歐洲的羅馬天主教會的地位,並因此使得一些少數族群受到迫害,例如猶太人、穆斯林、外國人、乞丐以及痳瘋病患。生存與否的不確定性,使得人們產生了“活在當下”的一種情緒,如同薄伽丘在《十日談》之中所描繪的一般。

14世紀發生於歐洲的事件,剛開始被當時的作家稱作“Great Mortality”,瘟疫爆發之後,又有了“黑死病”之名。一般認為這個名稱是取自其中一個顯著的癥狀,稱作“acral necrosis”,患者的皮膚會因為皮下出血而變黑。而黑色實際上也象徵憂鬱、哀傷與恐懼。

黑死病的病原體現在可能已經滅絕。

現在大家自然都知道,黑死病是一種鼠疫,是通過老鼠身上的跳蚤傳播。但當時沒有人知道致病的原因,所以也無法預防。

最大規模的一場黑死病,應該是14世紀初期。

1348年,一場鼠疫大流行,改變了歐洲的歷史進程,也改變了人類的衛生保健史。這個時候是中國的元朝末年。

這次鼠疫最早由一位名叫博卡奇奧的義大利佛羅倫薩人記錄下來:最初癥狀是腹股溝或腋下的淋巴有腫塊,然後皮膚會出現青黑色的斑塊,因此當時被稱為黑死病。染病後,幾乎所有的患者都會在3天內死去。

疫病皆有傳染源,黑死病的源頭是老鼠及其攜帶的跳蚤。當時傳說:最早感染黑死病的是蒙古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上的老鼠把瘟疫傳染給了他們。蒙古人居於中國北方,從成吉思汗起向西擴張,橫掃中亞和歐洲。

鼠疫曾經肆虐中國,並且於1331年開始肆虐中國。時值中國住民武力反抗元朝統治的頂點,元朝遂於1368年滅亡於明朝。其實在元朝之前,鼠疫曾多次傳入中國,所以雖然中國也曾發生過地區性鼠疫傳染,但中國人也逐漸有了對鼠疫的免疫力,死亡率相對較低。而歐洲人則在此之前幾百年內從未接觸過鼠疫,一旦爆發,自然死亡驚人。

1345年,佔領中亞、西亞的蒙古人進攻黑海之濱一個叫加法的城邦,加法向東羅馬帝國稱臣。面對驍勇善戰的蒙古人,加法人堅壁清野,閉城不戰。蒙古人圍城一年,久攻不下,而瘟疫在蒙古大軍中蔓延。蒙古人知道這種瘟疫會傳染,於是用拋石機將染病身亡的士兵的屍體拋入城內,這可謂全世界最早的細菌戰。加法人不了解這種瘟疫,對拋進來的屍體置之不理,甚至莫名其妙。屍體腐爛後,恐怖的瘟疫便隨之爆發。現在看來,是腐爛的屍體釋放出病菌,污染了空氣,毒化了水源,導致了瘟疫。

加法人大批死亡,全城恐怖,打開城門,紛紛倉皇逃竄。而城外的蒙古大軍也沒有高興多久。入城幾天後,他們同樣放棄加法倉皇逃走,因為鼠疫也沒有放過他們,蒙古人也大量死於黑死病。

劫後餘生的加法人乘船逃往他們的宗主國——東羅馬帝國。然而,加法城爆發瘟疫的消息已經傳遍歐洲,所有的港口都拒絕他們登陸。義大利威尼斯讓他們的船隻在海上隔離40天後才准許上岸,意在阻止瘟疫傳入。

只是讓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是,船上攜帶細菌的老鼠卻是會游泳,它們早已泅渡到岸上,可怕的黑死病因此開始在整個歐洲蔓延。

當時歐洲城市的衛生極差,大街上四溢著髒水和糞便,到處都是垃圾和雜物,這正是老鼠的天堂。任何一個歐洲城市,都有大量的老鼠存在。

歐洲人把瘟疫的爆發遷怒於人,首當其衝的就是猶太人。

在德國的梅因茲,有1.2萬猶太人被當作瘟疫的傳播者被活活燒死,斯特拉堡則有1.6萬猶太人被殺。只有少數頭腦清醒的人意識到可能是動物傳播疾病,於是他們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貓狗等家畜身上,他們殺死所有的家畜,大街上滿是貓狗腐敗的死屍,腐臭的氣味讓人窒息,不時有一隻慌亂的家貓從死屍上跳過,身後一群用布裹著口鼻的人正提著木棍窮追不捨。沒有人會憐憫這些弱小的生靈,因為它們被當作瘟疫的傳播者。

當時,歐洲教會不知道老鼠是傳染源,認為貓是幽靈和邪惡的化身,鼓動人們捕殺貓。貓幾乎瀕臨滅絕。加上瘟疫爆發後,人們認為貓有可能是傳播瘟疫的載體,更是大肆捕殺。沒有了天敵的老鼠肆意繁殖,加劇了黑死病的流行。那時歐洲的醫學也非常落後,不論得了什麼病,都是千篇一律地實行放血療法,放血不奏效,又使用通便劑、催吐劑,仍不奏效,就用火燒灼淋巴腫塊。

這都是西方醫學鼻祖、古希臘醫學家希波克拉底傳下來的方法,不過也超越了希波克拉底,新療法是把干蛤蟆放在皮膚上,或者用尿洗澡。這些療法自然也無效。於是人們只好相信上帝,把瘟疫歸結為人類自身的罪孽惹得上帝憤怒。要贖罪,一些人手執帶著鐵尖的鞭子彼此鞭打,一邊被打一邊哼唱著“我有罪”。

這場黑死病使歐洲人死亡約2500萬,占當時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所造成的恐怖只有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才可比擬。

古代歐洲人對於這次黑死病的恐懼,勝過對戰爭的恐懼。義大利人薄伽丘的《十日談》寫作背景就是黑死病流行時期。當時佛羅倫薩十室九空,七位男青年和三位姑娘為避難躲到郊外的一座別墅中。為消耗時間,他們每人每天講一個故事,一共講了十天,講了一百個故事。《十日談》書名由此而來。

薄伽丘在《十日談》中寫道:在我主降生後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義大利的城市中最美麗的城市——就是那繁華的佛羅倫薩,發生了一場可怖的瘟疫。這場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體的影響,還是威嚴的天主降於作惡多端的人類的懲罰;它最初發生在東方,不到幾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計其數;而且眼看這場瘟疫不斷地一處處蔓延開去,後來竟不幸傳播到了西方。大家都束手無策,一點防止的辦法也拿不出來。城裡各處污穢的地方都派人掃除過了,禁止病人進城的命令已經發布了,保護健康的種種措施也執行了;此外,虔誠的人們有時成群結隊、有時零零落落地向天主一再作過祈禱了;可是到了那一年的初春,奇特而可怖的病症終於出現了,災難的情況立刻嚴重起來。

這裡的瘟疫,不象東方的瘟疫那樣,病人鼻孔里一出鮮血,就必死無疑,卻另有一種徵兆。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間或是在胳肢窩下隆然腫起一個瘤來,到後來愈長愈大,就有一個小小的蘋果,或是一個雞蛋那樣大小。一般人管這瘤叫“疫瘤”,不消多少時候,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兩個部分蔓延到人體各部分。這以後,病徵又變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體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現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時候是稀稀疏疏的幾大塊,有時候又細又密;不過反正這都跟初期的毒瘤一樣,是死亡的預兆。

任你怎樣請醫服藥,這病總是沒救的。也許這根本是一種不治之症,也許是由於醫師學識淺薄,找不出真正的病源,因而也就拿不出適當的治療方法來——當時許許多多對於醫道一無所知的男女,也居然象受過訓練的醫師一樣,行起醫來了。總而言之,凡是得了這種病、僥倖治癒的人,真是極少極少,大多數病人都在出現“疫瘤”的三天以內就送了命;而且多半都沒有什麼發燒或是其他的癥狀。

這瘟病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觸,就染上了病,那情形彷彿乾柴靠近烈火那樣容易燃燒起來。不,情況還要嚴重呢,不要說走近病人,跟病人談話,會招來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觸到病人穿過的衣服,摸過的東西,也立即會染上了病。

活著的人們,每天看到這一類或大或小的慘事,心裡就充滿著恐怖和種種怪念頭;到後來,幾乎無論哪一個人都採取了冷酷無情的手段:凡是病人和病人用過的東西,一概避不接觸,他們以為這樣一來,自己的安全就可以保住了。

有些人以為唯有清心寡欲,過著有節制的生活,才能逃過這一場瘟疫。於是他們各自結了幾個伴兒,揀些沒有病人的潔凈的宅子住下,完全和外界隔絕起來。他們吃著最精緻的食品,喝著最美的酒,但總是儘力節制,絕不肯有一點兒過量。對外界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形他們完全不聞不問,只是借音樂和其他的玩意兒來消磨時光。

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巧相反,以為唯有縱情歡樂、縱飲狂歌,盡量滿足自己的一切慾望,什麼都一笑置之,才是對付瘟疫的有效辦法。他們當真照著他們所說的話實行起來,往往日以繼夜地,盡情縱飲,從這家酒店逛到那家酒店,甚至一時興來,任意闖進人家住宅,為所欲為。也沒有人來阻攔他們,因為大家都是活了今天保不住明天,哪兒還顧得到什麼財產不財產呢。所以大多數的住宅竟成了公共財產,哪一個過路人都可以大模大樣地闖進去,只當是自己的家一般佔用著。可是,儘管他們這樣橫衝直撞,對於病人還是避之唯恐不及。

浩劫當前,這城裡的法紀和聖規幾乎全都蕩然無存了;因為神父和執法的官員,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是連一個手底下人也沒有,無從執行他們的職務了;因此,簡直每個人都可以為所欲為。

還有好多人又採取了一種折衷的態度。他們既不象第一種人那樣嚴格節制著自己的飲食,也不象第二種人那樣大吃大喝、放蕩不羈。他們雖然也滿足自己的慾望,但是適可而止,他們並沒有閉戶不出,也到外面去走走,只不過手裡總要拿些什麼鮮花香草,或是香料之類,不時放到鼻子前去嗅一下,清一清神,認為要這樣才能消除那充滿在空氣里的病人、藥物、和屍體的氣味。

有些人為了自身的安全,竟抱著一種更殘忍的見解。說,要對抗瘟疫,只有一個辦法——唯一的好辦法,那就是躲開瘟疫。有了這種想法的男男女女,就只關心他們自己,其餘的一概不管。他們背離自己的城市,丟下了自己的老家,自己的親人和財產,逃到別的地方去——至少也逃到佛羅倫薩的郊外去,彷彿是天主鑒於人類為非作歹,一怒之下降下懲罰,這懲罰卻只落在那些留居城裡的人的頭上,只要一走出城,就逃出了這場災難似的。或者說,他們以為留住在城裡的人們末日已到,不久就要全數滅亡了。

這些人的見解各有不同,卻並沒個個都死,也並沒全都逃出了這場浩劫。各地都有好些各色各樣的人在自身健康時,首先立下榜樣,教人別去理會那得病的人,後來自己病倒了,也遭受人們的遺棄,沒人看顧,就這樣斷了氣。

真的,到後來大家你迴避我,我迴避你;街坊鄰舍,誰都不管誰的事了,親戚朋友幾乎斷絕了往來,即使難得說句話,也離得遠遠的。這還不算,這場瘟疫使得人心惶惶,竟至於哥哥捨棄弟弟,叔伯捨棄侄兒,姊妹捨棄兄弟,甚至妻子捨棄丈夫都是常有的事。最傷心、叫人最難以置信的,是連父母都不肯看顧自己的子女,好象這子女並非他們自己生下來似的。

因此許許多多病倒的男女都沒人看顧,偶然也有幾個朋友,出於慈悲心,來給他們一些安慰。不過這是極少數的;偶然也有些僕人貪圖高額的工資,肯來服侍病人,但也很少很少,而且多半是些粗魯無知的男女,並不懂得看護,只會替病人傳遞茶水等物,此外就只會眼看著病人死亡了。這些侍候病人的僕人,多半因此喪失了生命,枉自賺了那麼些錢。

就因為一旦染了病,再也得不到鄰舍親友的看顧,僕人又這樣難雇,就發生了一種聞所未聞的風氣。那些太太小姐,不管本來怎麼如花似玉,怎麼尊貴,一旦病倒了,她就再也不計較僱用一個男子做貼身的僕人,也再不問他年老年少,都毫不在乎地解開衣裙,把什麼地方都在他面前裸露出來,只當他是一個女僕。她們這樣做也是迫於病情,無可奈何,後來有些女人保全了性命的,品性就變得不那麼端莊,這也許是一個原因吧。

油畫《阿什杜德的瘟疫》(The Plague of Ashdod),Nicolas Poussin(1594-1665),法國,1630年。

有許多病人,假如能得到好好的調理,本來可以得救,現在卻都死去了。瘟疫的來勢既然這麼兇猛,病人又缺乏護理,叫呼不應,所以城裡日日夜夜都要死去大批大批的人,那情景聽著都叫人目瞪口呆,別說是當場看到了。至於那些幸而活著的人,迫於這樣的情勢,把許多古老的習俗都給改變過來了。

照向來的風俗說來(現在也還可以看到),人死了,親友鄰居家的女眷都得聚集在喪事人家,向死者的家屬弔唁;那家的男子們就和鄰居以及別處來的市民齊集在門口。隨後神父來到,人數或多或少,要看那家的排場而定。棺材由死者的朋友抬著,大家點了一支蠟燭,拿在手裡,還唱著輓歌,一路非常熱鬧,直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但是由於瘟疫越來越猖獗,這習俗就算沒有完全廢除,也差不多近於廢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新的風氣。病人死了,不但沒有女人們圍繞著啜泣,往往就連斷氣的一剎那都沒有一個人在場。真是難得有幾個死者能得到親屬的哀傷和熱淚,親友們才不來哀悼呢——他們正在及時行樂,在歡宴,在互相戲謔呢。女人本是富於同情心的,可是現在為了要保全自己的生命,竟不惜違背了她們的本性,跟著這種風氣走。

再說,人死了很少會有十個鄰居來送葬;而來送葬的決不是什麼有名望有地位的市民,卻是些低三下四的人——他們自稱是掘墓者;其實他們干這行當,完全是為了金錢,所以總是一抬起了屍架,匆匆忙忙就走,並不是送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而往往送到最近的教堂就算完事。在他們前面走著五六個僧侶,手裡有時還拿著幾支蠟燭,有時一支都不拿。只要看到是空的墓穴,他們就叫掘墓人把死屍扔進去,再也不自找麻煩,鄭重其事地替死者舉行什麼落葬的儀式了。

下層階級,以至大部分的中層階級,情形就更慘了。他們因為沒有錢,也許因為存著僥倖的心理,多半留在家裡,結果病倒的每天數以千計。又因為他們缺乏適當的醫治,無人看護,幾乎全都死了。白天也好,黑夜也好,總是有許多人倒斃在路上。許多人死在家裡,直到屍體腐爛,發出了臭味,鄰居們才知道他已經死了。

城市裡就這樣到處屍體縱橫,附近活著的人要是找得到腳夫,就叫腳夫幫著把屍體抬出去,放在大門口;找不到腳夫,就自己動手,他們這樣做並非出於惻隱之心,而是唯恐腐爛的屍體威脅他們的生存。每天一到天亮,只見家家戶戶的門口都堆滿了屍體。這些屍體又被放上屍架,抬了出去,要是弄不到屍架,就用木板來抬。

一個屍架上常常載著兩三具屍體。夫妻倆,或者父子倆,或者兩三個兄弟合放在一個屍架上,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人們也不知道有多少回看到兩個神父,拿著一個十字架走在頭裡,腳夫們抬著三四個屍架,在後面跟著。常常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神父只道要替一個人舉行葬禮,卻忽然來了六七具屍體,同時下葬,有時候甚至還不止這麼些呢。再也沒有人為死者掉淚,點起蠟燭給他送喪了;那時候死了一個人,就象現在死了一隻山羊,不算一回事。本來呢,一個有智慧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偶爾遭遇到幾件不如意的事,也很難學到忍耐的功夫;而現在,經過了這場空前的浩劫,顯然連最沒有教養的人,對一切事情也都處之泰然了。

每天,甚至每小時,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屍體運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墳地再也容納不下了,尤其是有些人家,按照習俗,要求葬在祖墳裡面,情形更加嚴重。等墳地全葬滿了,只好在周圍掘一些又長又闊的深坑,把後來的屍體幾百個幾百個葬下去。就象堆積船艙里的貨物一樣,這些屍體,給層層疊疊地放在坑裡。只蓋著一層薄薄的泥土,直到整個坑都裝滿了,方才用土封起來。

最後義大利人(其實當時還沒有義大利這個國家)無意中,找到了一種阻擋瘟疫蔓延的有效辦法:隔離。當瘟疫快要蔓延到米蘭時,大主教下令,對最先發現瘟疫的三所房屋進行隔離,在周圍建起圍牆,圍牆內的所有人不許邁出半步,結果米蘭避免了瘟疫。這是人類對傳染病第一次建立隔離制度,並一直沿用至今。

黑死病在客觀上促進了醫學的進步。一個名叫希利亞克的醫生在教皇支持下開始解剖死者的屍體,而在此之前解剖屍體被教會視為大逆不道,必須坐牢甚至處死。希利亞克正確判斷出鼠疫的兩種類型,即肺鼠疫和淋巴腺鼠疫,前者通過空氣傳播,後者通過血液傳播,前者的感染性更強。解剖學由此開始發展,西方醫學逐漸認識了人體生理,進而促進了外科學的發展。

歐洲人為了保命,也被迫改善了衛生習慣。在此之前,在巴黎、羅馬、佛羅倫薩等城市的街道上,污水橫流,垃圾遍地。人們終年不洗一次澡,為遮掩體味,法國人才發明了香水。鼠疫流行後,歐洲各國積極加強基礎衛生設施的建設,如挖掘寬敞的下水道,並且重視對垃圾的處理,加上普遍進行殺蟲和消毒,使鼠疫等傳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此,國際上把對鼠疫的防治稱為“第一次衛生革命”。

從14世紀一直到17世紀中葉,黑死病每隔幾十年都會在歐洲重現,但再也沒有造成像第一次爆發時那樣慘烈的疫情,這應歸功於公共衛生的改善。到20世紀中葉,抗菌素的發明使鼠疫成了容易治癒的疾病,如今鼠疫僅在非洲貧窮落後地區偶爾發生。

歐洲鼠疫流行使人口大量死亡,勞動力極其短缺。瘟疫泛濫地區,無人看管的牛群羊群四處亂跑,牧羊人早已死去。因為工人和農民數量奇缺,農奴地位因此提高。

黑死病登陸英國土地的同一年,所有牲畜的價格都急劇下降,即便活著的人也很少能保住自己的財產。本來值40先令的一匹馬,現在只能賣6.5先令,一頭壯實的公牛隻能賣4先令,一頭母牛12便士,小牛6便士,一頭羊3便士,一頭肥豬5便士。羊群和牛群在田野里四處漫遊,沒人去照管它們,聽憑它們死在農田裡、溝渠里。

到了第二年的秋天,一個收割者替人幹活索取的報酬大大提高了,每天不得低於8便士。還得供他吃飯。許多莊稼在田裡腐爛掉了,因為請不起人來收割它們。在瘟疫流行的年代,勞動力的匱乏成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

這時,英國國王發布命令說,無論是收割莊稼的工人還是其他僱工,都不準索取高於往年水平的工資,違反者將給予嚴厲懲罰。但是勞工們根本不理睬國王的命令。任何人想要僱傭他們,都得付出比往年多得多的錢,否則就讓你的莊稼或者果實腐爛在農田和果園裡。

在英格蘭瘟疫肆虐時,蘇格蘭人也跑來趁火打劫。當他們聽說英格蘭人中間正在流行著瘟疫時,以為他們的詛咒終於應驗了,因為他們一直在詛咒:“讓該死的英格蘭人都在瘟疫中死去吧。”現在一定是上帝在懲罰英格蘭人了。於是,蘇格蘭人在塞爾克森林聚集起來,準備協助上帝徹底的消滅英格蘭人。但這個時候,黑死病也傳到了蘇格蘭,在幾天的時間裡就死了5000個蘇格蘭人。剩下的人準備返回自己的家園,卻遭到英格蘭人的反擊,死傷又過大半。

鼠疫造成的勞動力奇缺,導致底層民眾要求更多的權利和自由,歐洲封建貴族由此開始逐步衰落,新興的資產階級逐步走上歷史舞台,直至出現資產階級革命。一場傳染病,就這樣改變了人類的歷史。

而英國的鼠疫更有戲劇性,1666年9月10日,倫敦布丁巷內一家麵包店發生火災。當時倫敦非常乾燥,加上倫敦以木質建築為主,火勢迅速蔓延到了整個城市,連燒了三天三夜,第四天被撲滅,造成4/5市區被毀,包括87間教堂、44家公司以及13000多間民房。奇特的是,此後人類百戰不勝的鼠疫竟然徹底從英國消失了。

為什麼呢?因為老鼠和跳蚤都是恐懼高溫的動物,在大火之下,他們基本都被燒死,或者逃出了城市。

後來英國人開始明白這一點,一旦鼠疫爆發,一些貴族就在家中生一個大火堆,全家人圍著,不分春夏秋冬。老鼠和跳蚤不願意接近火,黑死病也就無法傳播。

*和人類文明共同成長的——天花*

歷史上記載,雍正決定傳位於乾隆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乾隆生過天花。天花讓乾隆臉上留下了幾個疤痕,但確保了他不會因為這個致命性疾病而死去。而另外的幾個皇子,由於沒有生過天花,性命其實隨時可能沒有,自然不能被選為皇帝。

在當年,任何一個人,上到皇帝,下到乞丐,都面臨著天花的威脅。

《紅樓夢》裡面有一段記載王熙鳳的女兒大姐出痘,全家供奉娘娘,忙得一團亂。其實就是王熙鳳的女兒感染上了天花,即使在賈家這樣的大貴族家庭,天花也無法治療,僅能依靠孩子自身免疫力和鬼神的力量。

天花是四大瘟疫中,危害人類世界最久的瘟疫,時間可能超過3000年,前後造成至少數億人死亡。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種烈性傳染病。天花病毒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病,它有兩個變種,一種致死率僅為1%,另一種則高達20%至40%。染上天花的病人就算幸運地能夠痊癒,也可能導致眼盲,絕大部份亦會在皮膚上留下永久的瘢痕,也就是中國人所謂的花。

據估計,在二十世紀的100年內,總共約有3至5億人死於天花。到了1967年,據國際衛生組織的數字,當年仍然有1500萬人感染天花,當中200萬人死亡。

世界歷史上被史學家甚至稱為“人類史上最大的種族屠殺”事件不是靠槍炮實現的,而是天花。15世紀末,歐洲人踏上美洲大陸時,這裡居住著2000到3000萬原住民,約100年後,原住民人口剩下不到100萬人。

天花主要透過空氣中的液滴傳染(飛沫傳染),自然感染的器官是肺部,這在古代幾乎無法預防。

天花感染有一個過程,病者感染後潛伏期約12天,初期出現癥狀類似感冒,感染後14-15天開始出現皮疹,到了15-16天,皮疹轉成膿泡,中國人叫做出痘。

之後,誰死誰活就看個人的抵抗力,若膿泡收縮轉干,病者通常會脫痂,在感染後28天左右痊癒。但倘若膿泡出現後,因皮下出血而引致皮膚變黑,病者便多數會死亡。死因多數是因為內臟出血、感染其他併發症、或是多種器官衰竭。

天花雖然可怕,但由於病毒只會在人身上傳染,不會透過動物傳染,而且牛痘疫苗可以有效地、近似於終身性地防止天花的傳染,因此自1978年以來世界上沒有再發生過天花。

一般相信在史前時代應該已經有這種疫症,距今至少有1萬年以上的歷史。

有相關考古資料的是從西元前1157年(距今約3000多年)去世的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木乃伊的臉部、脖子和肩膀上,都找到了患過天花所造成的外形醜陋、皮疹發作過的印跡。

經考古學家和古代病理學家研究,認為這就是人類歷史上現在所找到的最早的一個天花病例。

他們據此推斷,可能早在西元前1161年的時候,天花就開始襲擊埃及了。大約西元前1000年,商隊把天花從埃及帶入印度。公元前四世紀希臘雅典和斯巴達進行戰爭,雅典因為出現了一場由埃及傳入的瘟疫而戰敗,不少人懷疑就是天花。

中國晉代人葛洪在《肘後備急方》中記載:“建武中於南陽擊虜所得,乃呼為虜瘡”,“比歲有病時行,仍發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戴白漿,隨決隨生。不即治,劇者多死。治得瘥後,瘡瘢紫黑,彌歲方滅。”後來不少研究者根據這兩句話,推斷天花大約是在西元1世紀傳入中國。

就在天花傳入中國不久,古羅馬帝國在2世紀和3世紀相傳就是因為天花的肆虐,無法加以遏制,以致國力日益衰落。

到了4世紀,中國感染天花的跡象增多;爾後的6世紀,天花由中國經朝鮮到達了日本。11世紀和12世紀,東征後回國的十字軍騎士們使天花在歐洲傳播,以致令後來的中世紀歐洲呈天花蔓延之勢,當時天花幾乎造成10%的歐洲居民死亡。

而最遲在1519年,天花隨西班牙人越過大西洋進入“新世界”——美洲大陸,有學者估計在16世紀,80%到90%的北美原住民死於天花。

明朝末年,清兵入關。因為女真人祖先沒有得過天花,根本沒有抵抗力,有大量的滿人死於天花,《清史稿》稱:“滿洲兵初入關,畏痘,有染輒死。”

16-18世紀,每年死於天花的人數,歐洲約為50萬人,亞洲約為80萬人,而整個18世紀歐洲人死於天花的總數,則約在1.5億人以上。

18世紀,天花到達世界上最後一個尚未被它蹂躪的澳大利亞,殺死了50%的澳洲原住民。19世紀至20世紀初,天花依然橫行無忌;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下半葉。

美洲原住民畫像

自從1798年詹納發明了給人種牛痘預防天花以來,人類經過近200年堅持不懈的疫苗接種,但到目前為止,仍無特效的方法治療天花,接種天花疫苗(種痘)是預防和控制天花肆虐的簡便易行的有效措施。

20世紀70年代末,在世界範圍內徹底控制了天花。1980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了這一結果,並在全世界停止了普遍種痘。停止種痘20多年來,世上再沒有發現天花病例。

歷史上受到天花感染的王族,除了古埃及的拉美西斯五世之外,還多如牛毛。比較有名的死於天花的皇帝還包括:中國清朝的順治帝和同治帝(一說是梅毒)、英格蘭的瑪麗二世、法國的路易十五和俄羅斯的彼得二世等等。

曾患天花而慶幸痊癒,但留下疤痕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包括:中國清朝的康熙帝和咸豐帝、英格蘭的伊麗莎白一世、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和美國總統華盛頓、林肯等等。

一些科學家認為天花病毒可以被用來做生化武器。因此雖然天花病毒理論上在世界上被消滅了,但依然有人認為有可能在某些國家的實驗室中仍然有不被他人所知的病毒保存著。

一個1992年從蘇聯逃入美國的生物學家曾說明在1980年代蘇聯曾經把天花病毒作成生物武器。現在技術已經可以把天花病毒修改基因之後,致使疫苗失效。大部分的國家在1970年代起已停止對國民進行天花預防疫苗接種。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為防犯生物武器襲擊,一度讓醫護人員及軍人自願接受天花預防接種。

因為天花在全世界都造成極大的死亡,這裡就從死亡率最高的美洲談起。

先從源頭說起

公元1486年,按照地球是圓形的“假說”,航海家哥倫布向西班牙國王提出一個大膽的想法——從大西洋向西航行,可以到達中國和印度。女王伊薩伯拉與其丈夫斐迪南國王於公元1492年3月採納了他的建議,讓他以王室名義尋找通向東方的航線,並與哥倫布達成了詳細協議,即“聖塔菲協定”。就這樣,關於美洲故事的序幕拉開了。

是年10月11日,哥倫布的三艘帆船經過69天航行後到達巴哈馬群島,他以為這就是印度,故而把土民稱作“印第安人”。此後,船隊繼續向南,到達古巴和海地。在那裡,他看到了一些所謂的野蠻人與叢林。1493年3月15日,哥倫布離開西印度群島開始返回西班牙。以後,他又三次西航到美洲,陸續發現了牙買加、波多黎各、多米尼加等,併到達中美洲的宏都拉斯和巴拿馬等地,直到臨死,哥倫布一直認為他所發現的是亞洲邊緣地區,而不知道那就是“新大陸”。

哥倫布死後的榮譽可能大大超過了他生前所得到的,西方人驕傲地宣稱:哥倫布的發現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發現——儘管美洲的土著學者們反覆強調是兩者之間的互相發現。

接下來的問題是:哥倫布為美洲帶去了什麼?又從美洲帶回了什麼?

歷史資料顯示,在哥倫布到達新大陸後的20年間里,天花病毒至少奪去了西印度群島一半人口的性命,並迅速向整個美洲大陸擴散,除了被掠奪被奴役被殺戮之外,有數千萬美洲人被天花奪去生命。造成印第安人,尤其是北美地區印第安人人口驟減的原因是新移民帶去的傳染性疾病。

到15世紀末,在美國、加拿大地區約有100萬印第安人,西印度群島至少有100萬,整個美洲印第安人總數約1400萬至4000萬,共約有160種語別,1200種方言。集中居住在三大地區:一是墨西哥東南部和中美洲(瓜地馬拉和宏都拉斯等地)的瑪雅人;二是墨西哥高原的阿茲特克人、托爾特克人、以及薩波台克人;三是南美安第斯山區(包括秘魯、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的印加人。

也許大家可以驚訝的發現,15世紀,廣闊的美國和加拿大地區居然只有100萬印第安人,而現在僅僅美國人口就有數億人。為什麼人口如此之少,一個原因是印第安人都在處於遊獵或者散獵。這種依靠打獵為生的方法,適合富饒的地區,但卻決定了部族人口是有限的。因為遊獵需要很大面積的土地,而且獲得食物也是相對有限和不平均的,無法養活太多人口。

從人口即可看出,美國加拿大地區的印第安人由於自然條件極為優越,又不存在強大而文明程度更高的敵人,文明的進步幾乎停止。

印第安人與外部世界徹底隔絕幾萬年,這造成其免疫系統對新型病原體不具免疫能力。但諸如天花這樣的傳染病,即使在亞洲和歐洲肆虐了幾千年,若不做疫苗預防,人們依然不能獲得自動免疫。直至發現了牛痘免疫,人類一直對天花束手無策,而這已經是發現新大陸很長時間以後的事情了,並又經過了好幾百年的努力,直到上個世紀末才徹底消滅了天花。

最典型的要數墨西哥

1565年,一個負責調查美洲殖民地的西班牙皇家法官在其調查報告中寫道:“在赫納多·科爾特斯侯爵佔領並統治該地區的7年時間裡,當地人受到了殘酷的鎮壓,無數人死於非命;搶劫,壓榨,肆無忌憚的掠奪,種種聳人聽聞的交易隨處可見……由於統治者的暴政與苛稅以及天花等各種疾病,當地人口正在急劇減少。”

上述文字,講述的是這樣一件事:1519年赫納多·科爾特斯帶領西班牙軍隊湧入墨西哥城時,當時,阿茲特克王朝總人口是2200萬。然而,到了16世紀末,在遭受了一系列可怕瘟疫與殺戮的致命打擊之後,阿茲特克王朝人口只剩下不到200萬。如此高的死亡率,即使是歷史上著名的歐洲黑死病也不能與之相比,流行病學家把它稱之為“印第安人大滅絕”。

1520年5月,阿茲特克人一年一度的“青玉蜀黍節”來臨了,這是他們慶祝部落戰神威齊洛波其特里的節日。人們請示了西班牙人並被獲准照例慶祝節日,然而,背信棄義的西班牙人正在籌划著一場大屠殺。阿茲特克人精心準備了這場儀式,他們希望西班牙人明白他們也是有自尊的。當阿茲特克人興緻勃勃地跳起蛇舞的時候,西班牙人的行動開始了:他們先是向場院中央的老人挑釁,扇他們耳光,再砍掉他們的雙臂,又割掉他們的腦袋,然後把刀插在戰神雕像的鼻子上;他們包圍了神廟的出入口,不放過一個人。鮮血在地上流淌,人們絕望地叫喊……憤怒的阿茲特克人開始反擊。但西班牙人把他們的國王莫特庫索馬戴上腳鐐,押到皇宮陽台上,讓他命令他的人民投降。於是,人們朝他投擲石塊——國王被活活砸死了。此後,國王的弟弟登上王位,他帶領阿茲特克人繼續圍攻西班牙人。一周後,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裡,西班牙人棄城倉皇逃跑。

這是西班牙歷史上著名的“悲慘之夜”,據統計,西班牙人在戰鬥中共死亡了800多人。獲勝的阿茲特克人俘虜了一些西班牙士兵,繳獲了很多戰利品。

正當阿茲特克人慶祝勝利之時,災難卻悄悄降臨。

在西班牙戰俘中,有幾個是天花病毒的攜帶者。

天花在歐洲曾多次爆發,在天花肆虐之後存活下來的歐洲人,多少都具有一些免疫力。

而印第安人則不然,他們歷代祖先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疾病,所以對天花不具備任何抵抗能力,從而大批大批地倒下了。當時,歐洲人得天花的死亡率是10%,而美洲印第安人由於第一次遭遇天花,死亡率竟然高達90%。就這樣,蔓延了60多天的天花,奪去了許多墨西哥人的命,其中包括他們的新國王。然而,阿茲特克人悲慘的故事還在繼續,還在向縱深發展。1521年,科爾特斯捲土重來,他驚訝的發現沒有遭到任何抵抗。

西班牙人所見到的是遍地無人掩埋的屍體——天花病毒殺死了大量的阿茲特克人。當時在場的一位傳教士曾這樣描述:“在一些地方滿門皆滅,死者太多,以至無法全部掩埋。”

見到同伴大批倒下,而西班牙人卻春風滿面地活著,阿茲特克人因此驚慌失措地認為是西班牙人信仰的上帝比他們信仰的神更有神力,所以他們相信了這場災難是上帝的安排。於是,活下來的印第安人從此順從地接受了西班牙人的統治。

另一個印第安部落——南美的印加部落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數百名西班加人在攻列印加部落的過程中,把天花帶到了南美,造成了南美印第安人大批死亡。

天花在美洲繼續流行了數十年,導致約2000萬到3000萬印第安人死亡,也導致了整個印第安文明的衰落。

1518年:Hispaniola島(今天的多米尼加和海地),天花殺死了當地50%的原住民。

1519—1520:天花肆虐瓜地馬拉。一名印第安倖存者記下了這樣的話:“一半人逃離家園,狗和禿鷲啄食著屍體。”

1520—1527年;在墨西哥、中美、南美,天花殺死了數以百萬計的原住民。

1527—1530年:天花抵達印加帝國,國王Huayna Capac和20萬印加人死亡。

1560年:巴西再次爆發天花,印第安人死亡慘重,葡萄牙人甚至找不到人來收割甘蔗。

1617—1619年:北美東北海岸,天花殺死了當地90%的印第安人。

1630—1635年:一場天花席捲安大略地區的Huron,約10萬人死亡。

1634年:丹麥商人將天花帶到了今天的康涅迪格州,95%的當地印第安人死亡,這場瘟疫一直傳播到了今天的加拿大。

至今無法消滅的病毒——艾滋病

艾滋病從被發現開始,已在全球奪命2500萬,死亡人數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目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尚有3300萬人。

最初艾滋病的起源,傳說是非洲民主剛果一種黑猩猩身上有原始的艾滋病毒。當地黑人有飲用和將猩猩血注入體內的習慣,據說這能提高性能力。由此艾滋病毒從猩猩身上傳入人類。

但現代醫學證明,雖然這種黑猩猩身上的病毒和艾滋病毒非常相似,但仍有較大不同,頂多算是艾滋病毒的遠親。這種原始病毒並不致命,至於是否能傳染給人更是無法確定。所以,黑猩猩是艾滋病的源頭,這個學說今天也不能成立。

艾滋病為免疫缺陷綜合征,是一種由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簡稱HIV)的反轉錄病毒感染後,因免疫系統受到破壞,逐漸成為許多伺機性疾病的攻擊目標,促成多種臨床癥狀,統稱為綜合症,而非單純的一種疾病。而這種綜合症可通過直接接觸黏膜組織(mucosa)的口腔、生殖器、肛門等或帶有病毒的血液、精液、陰道分泌液、乳汁而傳染,因此各種性行為、輸血、共用針頭、毒品的靜脈注射都是已知的傳染途徑。另外所有帶有創傷性(比如洗牙和補牙)的和需要進入人體內部的醫療檢查(比如腸鏡和胃鏡),如果醫療器械消毒不徹底,則都有病毒交叉感染的可能。

1981年6月5日,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發布消息稱洛杉磯爆發了一種異常的肺炎。這一天後來被定為艾滋病發現日。

它的最開始是靜默的,茫昧的。

1959年,一名剛果籍男子死於一種不明原因的疾病。後對該男子的血液標本分析認定為第一例確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意外發現的兩個醫學樣本使得我們能夠大致了解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的來源,艾滋病傳播有百年歷史。

這兩個樣本是50年前在剛果收集到的,當時剛果是法屬殖民地。1998年,研究人員發現了第一個1959年收集到的血液樣本。

緊接著,在2008年時又發現了另一個含有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的樣本,該樣本是1960年從一位女性的淋巴腺收集到的。這兩個樣本中的病毒之間有些微妙的不同。在對它們建立的基因序列進行比較後,發現它們可能源自於同一位祖先,始於1902到1921年之間,這意味著人類免疫缺陷病毒至少在人群中存在如此之久了。

基因序列還顯示,人類免疫缺陷病毒從非洲傳播到海地——可能是在1960年,現今的剛果共和國從比利時獨立後不久,並在1969年左右傳播到美國。

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的保羅-夏普看來,人類免疫缺陷病毒之所以在70年後才被檢測出來是顯而易見的。他說,如果符合指數曲線的話,1960年非洲中西部的感染者可能是4000例。

圖森亞利桑那州大學的邁克爾-沃羅貝,就是發現這兩個樣本的研究人員之一。他說:“發現那些樣本確實是需要運氣,但同時也要耗費時間、精力和堅持不懈的努力。”他認為人類免疫缺陷病毒那麼久都沒有被發現是有其他原因的。

艾滋病從感染到表現出癥狀的時間長達10年,而且沒有特殊的臨床癥狀。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是通過其他感染病致死的。在一些地區,像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許多的致命性疾病都是很普遍的,知道有一部分人死於人類免疫缺陷病毒也只是後見之明。

沃羅貝說,真正想說的並不是人類免疫缺陷病毒在非洲傳播了70年卻未被注意到,而是1969年到1981年之間,美國一直沒有發現這種病毒。從傳播的指數速度來看,在1981年報道首個病例時,感染人數可能已經達到了100,000。

“一個病例高達100,000的發達國家,花了12年才發現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所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在這麼長的時間裡都沒有發現該病毒也是不足為奇的,”他說,“過去30年的人類免疫缺陷病毒史真的只是冰山一角。”

1981年1月的一天,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中心一間地下辦公室里,剛進屋的研究員對大夥說:“那個實習醫師有個奇怪的病人。”這句話引起了33歲免疫學助理教授邁克爾·戈特利布的注意。病人的名字也是邁克爾,是個31歲的高大帥氣的男模,為了公開同性戀身份搬到洛杉磯,因不明原因的高燒和體重減輕住院。檢查發現他的免疫系統非常糟糕,就像是一個剛經歷了一輪殘酷化療的癌症患者。而問題是,他並沒有患癌症,也沒在化療,甚至在此之前,一直很健康。

“我從沒見過這樣的情況。”戈特利布詫異地說。戈特利布所在的免疫小組每天都去看邁克爾。五天後,在沒有被確診的情況下,邁爾克出了院。但一周後,他又因高燒重回醫院。這次的病因為卡氏肺囊蟲肺炎(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PCP),這是一種極罕見的肺炎,通常會出現在器官移植者或是有免疫缺陷的兒童身上。

這個神秘病例在醫學圈很快散播開來,同行們都知道戈特利布在關注這個病人,於是陸續有人告知戈特利布助教,還有4個類似的病人。這麼短的時間內,洛杉磯就出現了5個相似的病例,似乎預示著有什麼事情正在發生。

戈特利布和同事聯繫了《新英格蘭醫學期刊》,該刊物編輯建議他們有必要直接聯繫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CDC當時並沒有發現全國範圍內有其他異常情況,不過還是邀請戈特利布他們寫一份《發病率與病死率周報》(MMWR)報告。

1981年6月5日,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發布了這篇報告,描述了洛杉磯5名年輕健康的同性戀男子被診斷患上罕見的卡氏肺囊蟲肺炎事件。不過這篇報告在當時並沒有引起過多的關注,但是,這一天是重要的,後來被定為艾滋病發現日。

幾周後,事態發生了變化。另一篇報告報道了紐約和加利福尼亞共有26名原本健康的同性戀男子患有PCP和一種非同尋常的癌症——卡波西肉瘤。這下引起了媒體的廣泛注意。全國公共廣播電台、有線新聞網(CNN)、美聯社等媒體都爭相進行了報道。

1981年7月3日,《紐約時報》發表了題為《41名同性戀患上罕見癌症》的文章。12月11日,《華盛頓郵報》發表了《免疫系統疾病困擾男同性戀》一文。僅從題目,就可直接看出當時人們的心理傾向——這是男同性戀的特有疾病。而事實上,人們對於所面對的事態,幾乎一無所知:它到底是什麼,到底怎麼治療,或者到底該怎麼稱呼?

在這些最早的關於艾滋病的官方報道中,並沒有對AIDS癥狀的詳細描述,關於這個疾病的許多方面,都是在數年後才慢慢為人認知的。同樣,至於是什麼導致了該病的發生人們也無從知曉。發現了第2、3例病例的喬爾·韋斯曼醫生當時有種不好的預感:“我感到在他們身後或許還有更多人將生此病。”或許,讓韋斯曼醫生也想像不到的是,30年後,這場疫病會發展成全球感染六千萬人(並在持續增長),並造成至少二十五萬人死亡的世界性傳染病。

跟所有重大疾病始現時一樣,人們的最初擔憂源自對新病種的未知和猜測。在一切沒弄明白之前,擔憂是隱約的,恐慌局限於小範圍之內,公眾是沉默的。

恐懼

這個被稱作“令人恐懼的醫學之謎”的病症,在1982年9月的MMWR上,被CDC首次正式命名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簡稱AIDS)。

的確,艾滋病實際上並不是一種單一的疾病,而是一系列疾病的臨床狀態的總稱。不過由於有著唯一的致病因,它逐漸被當做是一種單一的疾病。

1982年10月15日,在AIDS定名後的一個月,一名記者在白宮向當時里根總統的新聞秘書拉里·斯皮克斯提問道:“總統是否注意到已造成600人感染、200人死亡的‘男同性戀瘟疫’?”斯皮克斯回應道:“我可沒生這個病,您呢?”這是在公開場合,白宮第一次對這個神秘瘟疫表明態度。這個態度,對事情的發展恐怕沒起到任何積極的引導作用。

隨著被發現的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的增多,人們發現,不僅僅是男同性戀者,吸毒者、異性戀男女……更多的人開始患病。關於艾滋病的傳染方式,人們仍知道得很少,但公眾的緊張度卻在持續增高。

“未免太嚇人了,沒人知道這病會有什麼樣的癥狀。”一個28歲的法律學生因為腺體腫大去看醫生,以為這是艾滋病的一個早期癥狀。那段時間,幾乎每周都會有一個關於艾滋病怎樣傳播的新理論產生。

許多人被茫然、無助和恐懼所困擾著。這一神秘可怖的疫病,像一部活生生的末日預言片上演在真實世界。

當時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NIH)醫院照顧艾滋病人的護士芭芭拉·費比恩·貝爾德有次搬家,一個鄰居前來歡迎並且詢問她是做什麼的,“我是個護士,在NIH工作。”“哦,做什麼樣的工作呢?”“艾滋病研究方面的。”這位友善的鄰居聽到這裡,立刻變了臉,恨不得馬上把這個從事“恐怖”工作的新鄰居從自己的社區中清除出去。

我們可以把當時的這些行為理解為因無知而產生的非理性行為。而實際情況是,就算後來人們對艾滋病有了深入了解,找到了基本防治方法,就算到了今天,給艾滋病人及相關人群貼標籤的做法在世界各地仍然普遍存在。

應對

1983年5月,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的腫瘤病毒室主任呂克·蒙塔格尼博士等人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份報告稱,分離出一種新的人類逆轉錄病毒。1984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腫瘤研究所的羅伯特·蓋洛及同事在《科學》雜誌上宣布,他們發現的一種人類逆轉錄病毒可能是導致艾滋病的元凶。

儘管兩家在首先發現權上一直存有爭議(1987年美國總統和法國總理出面協調,兩個團體才達成協議,共享專利使用權。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因為一項醫學研究引發了如此高規格的政治協商。最後,呂克·蒙塔格尼因為發現艾滋病病毒而獲得了2008年的諾貝爾獎)。不過人類終於發現了導致艾滋病的病毒,即人體免疫缺損病毒(HIV)。隨後,科學家們發現HIV可以通過精液、陰道分泌物、乳汁和血液傳播。神秘面紗被揭開後,人們終於開始看清面對的是怎樣的敵人了。

在主流社會還沒做出除了恐懼以外的任何反應時,就已經有勇敢者站出來幫助艾滋病患者了。1984年,著名影星伊麗莎白·泰勒為洛杉磯艾滋病計劃組織主持了第一個艾滋病籌集捐款活動。在籌備的過程中,泰勒得知自己的朋友也是昔日搭檔洛克·赫德森因患艾滋病即將死去,痛心不已。

“我從沒聽到過那麼多的‘不’”,泰勒事後回憶道,“他們不想做和艾滋病有任何聯繫的事。不願參加晚宴,當著我的面關上門,掛掉我的電話,我甚至收到過死亡威脅……”泰勒並沒有放棄,在第二年和戈特利布以及一些朋友成立了美國艾滋病研究基金會。當年底,僅美國就共有3665人死於艾滋病。同年,艾滋病在非洲開始大規模蔓延。

一場極具破壞性的流行病,開始在全球流行。在最初的20年,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這是全人類共同的大敵。一些政府的不行動,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在南非,1990年,僅有不到1%的成年人為HIV感染者,而到了2000年,成年人的感染比例高達16.1%。截至2008年,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發布的全球艾滋病流行狀況報告指出,目前全世界共有約三千三百萬HIV毒感染者。

中國

1985年6月初,八達嶺長城景緻迷人,遊人如織。美籍阿根廷旅遊者阿斯克墨西納來到這裡,實現了他的一大願望。但正當他興緻勃勃,舉步攀登時,突然暈倒在地。事後,由於病情發展,他被迫走進協和醫院就診。

儘管中國醫生對阿斯克墨西納進行了及時的搶救和治療,但病人還是很快就死於重症肺部感染和呼吸循環衰竭。其間,經與其在美國的家人聯繫,才知道此人有同性戀史,在美國已確診為艾滋病。這次到中國旅行是他早有準備的一次絕命之旅。

中國醫生經過對阿進行血清學檢驗,完全證實他死於艾滋病。這個備受病魔痛苦折磨而死的“老外”,結束了中國“無艾”的歷史。

在此之前,艾滋病已在世界橫行4年,共有70多個國家報告發現了艾滋病。而中國的國土還是一塊純凈的大陸。但有識之士指出,改革開放以後,人民的生活複雜多樣,國際交往日益頻繁,艾滋病傳播的所有可能性在中國都存在。

果然,阿斯克墨西納攜帶病毒輕而易舉地進入中國。

時間進入到90年代,“血漿經濟”遵從利益的邏輯突飛猛進。多個省份開始大規模引進國外資金、技術和設備,興建血漿採集站和血液製品企業。在部分地區,“血漿經濟”被視為帶領農民脫貧致富的第三產業。

暴利時代即將來臨,而農民體內溫熱的血漿正在成為一座取之不竭的富礦,危險的種子也悄然埋下。

除了血製品以外,1989年10月28日,一則電視新聞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衛生部門正式向公眾公布,我國在性病患者中首次發現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這是一男性青年,在北京某副食品商場當售貨員。據查,此人兩性關係混亂,還多次與外國人有同性戀行為,他是在治療性病時被發現的。醫院剛剛確認此事,就四處尋找他。但遺憾的是,他已先行一步,到了國外,醫療部門也無從查驗與他有性行為的人是否也被感染。

從艾滋病的發病情況看,城市患病機會多於農村。人們通常也認為艾滋病是都市病、時髦病,對老實、本分、社交不多的農村人不必擔心。然而,一個特例出現了。1989年底,雲南省衛生防疫部門在滇西邊境部分農村地區進行了規模不大的艾滋病血清學監測,很快就確診已有146人成為病毒感染者。這一地區臨近世界最大的毒品產銷地之一,罪惡的“金角”地區。這裡的許多邊民長期以來就沾染了吸毒的惡習。由於吸毒時共用不潔的注射器,導致病毒侵入和迅速傳染。這是我國大陸首次在邊遠的農村地區和吸毒者中發現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面對國內不斷出現的病毒感染者,還有人曾經慶幸,艾滋病還沒有奪去一個中國人的生命。然而現實又一次發出警告,1990年8月間,一名曾為他人除卻病痛的醫生在北京某醫院死於艾滋病。這位資歷頗深的醫生成為中國死於艾滋病的第一人。他生前多次出國,現已證明是在國外染病的。病發後,病人經過了幾個月的肺部反覆感染,最終在昏迷狀態中死去。

至此,短短几年時間,艾滋病發生的幾種可能在中國幾乎都已出現,這不僅意味著艾滋病已突破國門,尤其可怕的是,在尚能數得清的病例和病毒感染者出現以後,一種危險的發展趨勢開始威脅到中國人。

但中國的艾滋病很特殊,除了和世界其他地方相同的性接觸,吸毒以外,曾經更常見的是因為賣血。

吸毒共用針管,患艾滋病的概率很高,一般高達百分之九十五。

而一般人認為患病概率最高的性接觸,其實概率很低,僅有百分之零點一到二。而是是否會被感染也很難說,有的艾滋病人和妻子生活多年,被發現有病以後,妻子卻沒有被感染。

至於母嬰傳播,就算是沒有治療過的母親,也僅有百分之二十五,如果治療過,傳給孩子的概率降到百分之二。

中國九十年代艾滋病之所以大爆發,關鍵還是在於賣血,以及血站的胡亂運作。這種傳播方式等同於吸毒者共用注射器,感染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五。

1992—2006暴利時代的治亂邏輯

以血致富

“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1992年,西南小城貴州省惠水縣也為血漿站的“錢景”動了心。

當時的惠水縣政府沒有資金投入,縣醫院就以職工集資入股的方式湊了十幾萬元,作為啟動資金,義無返顧地擠進了血漿行業的暴利時代。

“建站名義上須經當地衛生行政部門的許可。在當時,這並不難。申請批得挺快。”昔日站長黎鵬發說。

“利潤以入股分紅的方式分配。”現任縣衛生局副局長的周前雲回憶說,“那些首次入股時還持懷疑態度的職工,很快就變得積極起來。”

創辦之初,作為縣醫院下屬科室,血漿站佔用了醫院兩個房間。空間有些狹小,獻漿員常常站滿屋子和院子。不出所料,血漿站利潤豐厚,在其他科室人均月獎金只有一百元的時候,血站工作人員就可以分到四百元。這四倍的獎金差距是一個磁場,吸引醫院其他科室的醫生、護士分撥來干,以便利益均沾。

“當時沒有特別針對性的培訓,會扎針、抽血的護士就行。”周前雲說。各縣采來的血漿由貴州省統一定價、銷售給廠家。

“客觀地說,血漿站對地方經濟是有貢獻的。”周前雲說,就以惠水為例,雖然給予獻漿員的營養費最初僅為50元,但對當地人尤其農民而言都比種田划算。那些挑進縣城來賣的大頭菜,一斤只掙一毛錢。

2007年,為了穩定漿源,營養費提高到每人140元。這是獻漿員都會算的一筆賬:除去來往車費,一次可餘100元,一月兩次,一年就是2400元——比當年貴州省農民人均純收入還略高一些。

於是,有些省份早年一開始就將“血漿經濟”視為帶領農民貧困人口脫貧的動力產業,也就不足為奇了。

據撰寫《河南艾滋病五年調查報告》一文的北京佑安醫院醫生張可回憶,在1990年代中期的河南,這是場“以血致富”的大運動,從15歲到60多歲的農民紛紛加入進來。50歲以上的人,為了參與獻血,把白髮染黑;年齡小者,謊報年齡。當時農民流行的口號是“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有的縣城裡最熱鬧的地方就是血漿站,門前人山人海,多則千人。工作人員不間斷地抽血,獻漿員徹夜不息地排隊等候。

“無人知道災難已悄悄隱藏在他們身邊。”張可說。

手工採集之亂

“那時做這行要靠人性和道德。”

唾手可得的財富不僅刺激著那些農民身份的獻漿員的積極性,也讓血漿站多少無所顧忌。所謂規範掌握在個人手裡。“那時做這行要靠人性和道德。”惠水縣衛生局副局長周前雲說,站長能穩得住的地方規則相對明確,混亂些的早就蓋起了幾棟小樓。

自采漿術進入中國到1998年之間,全國的采漿站大多是手工採集技術。手工採集的隨意性,恰是暴利滋生的有利土壤之一。

每次的採集量都操控在護士手中。雖然按照規範一次采漿不得超過600克,但多采200克也只有天知地知。在違規超采外,頻采也未被控制,有的獻漿員會在一周內多次賣漿。

不僅如此,用於分離血漿的離心機的轉速也由人掌握,機器的轉速越高,分離出的血漿就越多。而因為機器轉速過高而破碎的紅細胞被輸回人體後,不僅無用,還會給腎臟加重負擔。

劉雋湘編著的那本《血漿單采術手冊》已經分發到各血站,但“當時政府管理意識不強,根本無法對各家血站進行有效監控”,周前雲說。

“那時做血漿真是比賣毒品還要賺錢。”現任惠水血漿站站長的陳昌建當時在貴州省血液中心工作,常去各縣的血漿站調血漿,“有些600克容量的血漿袋被漲得鼓起來,摸著嚇人。”

地方政府的急切心態某種程度上助長了越規的行為。1992年,河南省衛生廳與省紅十字血液中心簽訂承包經營合同,目標竟陡然超過歷年最高水平兩倍之多。

而其下轄各地,疾控部門、衛生部門、醫院,藥廠,甚至個人開辦的,或合法或非法的血漿站,雨後春筍般湧現,1993年時駐馬店地區33家,而信陽地區則上百家之多。

手工採集帶來的不僅是鈔票,更有風險。

按照規範要求,離體的血液不可以多人混合,否則,丙肝、乙肝、瘧疾等病毒在混合血回輸過程中的傳播風險很大。

“但部分血站常年混合操作,只為便捷操作,降低成本,榨取最大利潤。”一位血漿站的老員工說。

僅僅過了一年,1993年的河南省,瘧疾疫情已經在提示采漿混亂。當年8月6日《河南衛生報》披露:“今年上半年全省報告瘧疾301例,是去年同期69例的4.36倍。”

20天後,河南省衛生廳發出了《關於加強血站、單采漿站傳染病預防工作的通知》,以防止瘧疾病毒通過采漿傳播。

而一年之後,令他們更加憂慮的傳染病將不再是瘧疾,而是致命的艾滋病病毒。

艾滋秘密

“超過89.3%的患者在1995年感染。”

最早的警訊發生在離惠水小城千里之外的安徽阜陽。

1994年9月,上海萊氏生物製品公司反饋安徽省阜陽地區獻漿員李某的血漿為“HIV+”,但是,當地血站的工作人員不知HIV為何物,未引起任何重視。11月,該公司的抽檢報告中,再次出現:李某,“HIV+”。

衛生部的一個研究小組隨後進入安徽阜陽地區調查,最終將感染途徑鎖定在當地的單采血漿站。這可能是第一份證明艾滋病與血漿站間存在關聯的正式報告。

同年,河南省周口地區防疫站的王淑平也首次在獻漿員中發現HIV感染者。但是,河南省衛生廳並未承認王淑平的調查結論,王淑平因此失去了工作。

事後看來,危險的種子早已埋下。至少在1995年之前,全國的血漿站基本沒有任何艾滋病檢驗程序。“那時我們在做血液檢測時,雖然也穿工作服、戴手套,但主要是為了預防肝炎。根本不知道艾滋病如此之近,現在想想還會後怕。”河南省鄭州市疾控中心蘇惠存說。

遺憾的是,各地政府對采漿過程中的艾滋病感染諱莫如深,大批HIV感染者藏匿於人群之中。

1996年,河南中醫學院退休教授高耀潔遇到一例因輸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婦女,因而發現了這個被遮蓋的驚天秘密,從此為之奔走呼號。

待到張可發現河南省的艾滋病感染情狀已是1999年。那時他剛剛調入北京佑安醫院的艾滋病病房,本打算“清閑五年”,卻被前來求醫的患者帶入這場災難。

張可去過近100個村莊,地域遍及河南省黃河以南的大部地區。

當他站在河南的田間地頭時,“病人總是越看越多,緊緊圍在我的旁邊”。他只好說,先看重病人,輕一點的以後再說。他有時一天看病三百多人。

“河南的艾滋病來自周邊省份。因為河南省那時的血漿站最興旺發達,自然也就成了重災區。”張可認為。

因采漿而感染HIV的高峰期最終被鎖定在1995年,在其後撰寫的《河南艾滋病五年調查報告》中,張可的數據顯示,“超過89.3%的患者在1995年感染”。

同年4月,河南省、安徽省、河北省衛生廳緊急接連下令關停所有單采血漿站。但是,這些警告與措施都未能防止艾滋病傳染高峰的來臨。曾有一位漿站工作人員告訴張可:他們漿站是1993年看到別人掙錢後才剛建的,雖然當時確實已經有通知不讓再開辦漿站,但由於單位投資太大,沒有收回來,只好堅持開下去。

“當時部分政府血站關閉,但由於利益巨大,大量的地下采漿站冒出來了。”張可說。已經嘗到利益甜頭的獻漿百姓們,轉而投奔非法漿站門下,局勢更加混亂。“假如在王淑平發現時的1994年就立即停止有償獻血,並進行有效的防治工作……”張可在他的調查報告開頭寫道,可惜,現實不能被假設。

幾乎同時,晚年的劉雋湘與他的同事金國棟也下到血漿站,跑遍河北、河南、山東。“我們這些技術人員沒有權力,只能常用晚飯後的時間給護士們講講課。”金國棟說。

由亂轉治

機器採集取代手工採集,增設艾滋病檢測,血漿站真正獨立

艾滋事件尚隱匿在公眾視野之外,卻已讓衛生系統內部上下震動,單采血漿站在艾滋病最肆虐的1995年不得不步入由亂轉治的拐點。

從1995年開始,各省頻頻下發規範文件,三令五申地重複著:“查處單采血漿站不按規定對供漿員進行體檢、化驗、頻繁或過量採集血漿的行為;查處單采血漿站擅自採集血液或向醫療機構直接供應原料血漿的行為……”這也足見當年的亂相種種。但偌大的中國,各地血漿站的管理情況依然參差不齊,通過采漿而致使傳染病傳播的風險並未斷絕。更大的貽害則已轉至地下采漿站。

1996年,河南省衛生廳和公安廳聯合對一批血頭、血霸進行嚴厲打擊。“公安系統強勢介入後一年左右,地下血漿站被慢慢肅清。”蘇惠存說。

一紙紙嚴苛的紅頭文件,一場場浩蕩的重拳打擊外,對血漿站全行業更精細的技術層面的改造措施,由國家層面直接布置。

這一年,惠水血漿站增加對艾滋病的檢測項目,緣於衛生部此前緊急下發的通知。

第二年,同樣響應國家要求,惠水血漿站又建立了危機管理的程序:誰來獻漿,誰來採集,測試數據都被詳細記錄在案。全國亦是如此。而在此之前,即使發現了血漿中帶有傳染病毒,也無法追溯到源頭。

1997年底,在衛生部門的要求下,惠水等部分采漿站又開始推行機器採集。手工採集的歷史由此終結,暴利的一頁翻過去了。

進入機器採集時代的惠水血漿站效益銳減,掙扎了近一年。1998年采漿量僅為0.8噸。“成本懸殊。”現任總經理陳昌建說,機採的耗材由生物製品公司提供,每人次為50元,比原來增加了40元。

對於那些在手工採集時代常多采200cc的血漿站來講,作弊越來越難。

元氣尚未完全恢復,1999年,國家要求血漿站從縣醫院分家出來,變更為衛生部門的下屬事業單位。“醫院管全血,血漿站獨立後只管采漿。”周前雲說,“作為入了股的醫院職工肯定不太願意,但也沒辦法。”縣衛生局管人事的副局長黎鵬發成為獨立後的第一任站長,“叫我去是為了工作方便,以前上到醫院領導下到職工的人事問題都是我管,這樣漿站和醫院間的摩擦就少些”。他將原來集資的全部股份退掉,向醫院借了30萬元作為最開始的資金。血漿站除了還在租用縣醫院的房間,此外再無關係。

艱難的日子很快就熬過去了。2000年,衛生部門規定生物製品公司只能從對口的血漿站調漿,企業馬上就為血漿稀缺犯愁了。

2001年過年,時任站長黎鵬發被河南華蘭公司的老總請到貴陽,商量提高產量,希望當年就能採到30噸。此後惠水血站貼出通知,固定每周四吸納新的獻漿員,產量開始逐年恢復。

獨立後的血漿站在現址買了地,蓋起了兩層的樓房。“兩個采漿大廳基本夠用,年采漿量也恢復到80噸左右。”黎鵬發對此表示滿意。

日子又平穩下來,卻也無法再和暴利時代相提並論了。

現在對於艾滋病來說,唯一的好處在於病並非不可治療。只要經濟條件尚可,通過系統的治療,就可以將病毒控制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在幾十年時間保持和普通人一樣。而未來幾十年,是否會研究出來徹底治癒艾滋病的方法,也是很難說的。說不定哪天,就有巨大的突破。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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