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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鐘:納粹德國是怎樣控制輿論的(下)

“宣傳只有一個目標”

瘸子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一個生活在第三帝國的德國人,會被他“征服”成啥樣呢?

在1940年的日記里,夏伊勒記下了一個生動的案例。

1940年8月28日晚,英國轟炸機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國人。第二天,戈培爾命令報紙聲討英國飛機“攻擊手無寸鐵的柏林婦孺的‘野蠻暴行’”。他讓報紙向德國人灌輸,德國戰機只攻擊英國的軍事目標,可是“英國海盜”卻根據“丘吉爾本人的命令”,專挑德國的非軍事性目標攻擊。

還別說,戈培爾的忽悠還有人真信。

1940年8月31日,護士就問得了流感的夏伊勒:“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夏伊勒告訴她:“因為你們轟炸了倫敦。”可這位護士小姐卻反駁說:“是的,但是我們攻擊的是軍事目標,而英國人卻轟炸我們的房子。”

這位普通的柏林婦女,用夏伊勒的話來說,“簡直就是戈培爾宣傳有效性的活廣告”。

實際上,這位護士小姐之所以會這麼看,並非只是戈培爾宣傳的力量使然。這位婦女難以接觸到納粹當局反感的各種信息,就是因為有強權的存在。當年《紐約時報》駐柏林記者說過這樣一句俏皮話:“如果希特勒完全受人歡迎,戈培爾就會失業;如果戈培爾完全成功,希姆萊就會失業。”

希姆萊是何許人?第三帝國的警察頭子。宣傳的成功有賴於暴力的配合。在謊言重複一千遍也不管用的時候,還有集中營、死刑和流放等發揮作用。對於德國人民,不僅文攻心,而且還武攻身。

誰敢公開不跟納粹黨一條心,就沒有好果子吃。1936年12月,納粹當局不僅沒收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的財產,而且還剝奪了他的國籍,波恩大學甚至將他1919年獲得的名譽博士頭銜也取消了。納粹對付異己分子有的是辦法,可以監控,可以秘密抓捕,可以關押,可以驅逐,可以不讓回國,可以判處死刑,可以劫持,可以謀殺……大名鼎鼎的卡爾·施密特教授振振有詞地聲稱:“在判決政治犯罪時,規範和程序的運用只能意味著束縛元首的手腳,有利於反抗者。”

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大多數人感受不到納粹專政手段的直接傷害,但他們要在第三帝國活下去,就得心裡清楚,馬王爺幾隻眼。而在宣傳征服群眾之前,得先征服宣傳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聽話者不得食。對於“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協會可以拒絕接受他們為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可以開除他們。這樣一來,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純潔”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這支隊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有組織的忽悠事業的馬前卒。

文化藝術成了權力的婢女。幾千萬德國人能夠看到什麼樣的美術作品,可以欣賞到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觀賞到什麼樣的戲劇電影,能夠收聽到什麼樣的廣播,看到什麼樣的新聞,等等這一切,都取決於納粹黨的好惡。馬克·吐溫可以在美國經濟騰飛之際出版《鍍金時代》,可托馬斯·曼這些人在納粹德國卻沒有容身之地。現實題材中,滿是荊棘和陷阱。對於不少人來說,惹不起,那就想法子躲唄。不讓寫現實,我就寫點歷史;不讓寫真實生活,我就寫田園牧歌……只要不肉麻給納粹統治唱讚歌就行。第三帝國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歷史題材的作品一枝獨秀。俗話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題材的作品照樣會觸犯納粹的禁區。1933年柏林焚書,為什麼要把艾米爾·路德維格和沃納·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假借的旗號就是:“反對偽造我們的歷史,玷污歷史偉人,捍衛我們往昔的尊嚴!”

一旦文藝成為政權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過,希特勒、戈培爾們並不是笨蛋,他們也不想德國的文化藝術“退化”得無人問津。相反,他們希望藝術性和納粹化能完美結合,不僅德國人喜聞樂見,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親自邀請德國著名女導演里芬施塔爾出馬,就是例子。1934年,納粹在紐倫堡召開黨代會,女導演里芬斯塔爾拍攝了《意志的勝利》,成功地將納粹政治藝術化。該片在柏林烏髮劇場首映時,戈培爾稱讚它“成功地擺脫了陷入簡單宣傳的危險”,將偉大時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

“各家報紙都受到指示”

納粹德國常常被人貶為極權國家。

何謂極權?最通俗的詮釋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換言之,權力無所不管,一切事務都要以權力意志為轉移。

不過,就媒體而言,納粹政權的無所不管,並不意味著第三帝國的文化事業都是國營或黨有。恰恰相反,報刊電影等等,可以私人經營。

私有不見得就等於自由。納粹政權可以利用私人的錢為自己的事業服務。比如對於私營電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資都是民間的,可是影片是否可以公映,審查權卻牢牢地攥在戈培爾的教化與宣傳部手裡。不是有錢而是有權才是大爺。這樣一來,不僅國庫的錢可供納粹政權使用,就是民間資本,也間接地為納粹當局所用。至於是否叫座,用不著納粹黨操什麼心,因為它沒有自個掏錢賠本賺吆喝的風險。

自然,因為這種管制,難免會有納粹電影上映觀眾未必買帳的情況發生,而戈培爾戰前許可引進的好萊塢影片卻門庭若市。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納粹德國的電影業一片蕭條。畢竟,投資者在商言商。為了利潤,他們會竭力在納粹當局容許的框框之內發揮自己的才幹,儘可能地迎合觀眾的欣賞口味,換言之,會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榮,畸形創造。也會有票房業績不俗,戈培爾和投資商都皆大歡喜的大片。

同樣地,納粹德國也不是像《民族觀察家報》之類的納粹黨報黨刊一統天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納粹黨或黨內個人擁有或控制的報紙,只佔全部報紙銷量2500萬份中的三分之二。控制報業,並不需要所有的報刊都是納粹黨辦。即使是報刊為私人創辦和所有,但是,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達到操控的目的。

俾斯麥或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國,相對於英美國家,德國人的政治自由只是個多少的問題。而到了第三帝國,連這一點,都俱往矣。《伏斯日報》是德國最主要的報紙,地位有如《泰晤士報》之於英國,《紐約時報》之於美國,它創刊於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這家發行了230年的自由主義報紙,被迫停刊。

而另一份世界馳名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雖然不像《伏斯日報》那樣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闆卻在1933年春被迫出讓自己在這家報紙的股份。《法蘭克福日報》是德國第三大自由主義報紙,與前兩家報紙的境遇有所不同,它在清除了猶太老闆和編輯後繼續出版。軀殼尚在,魂魄已歿。

那些在納粹淫威中倖存下來的報紙,知道小命捏在納粹當局手裡,它們為納粹黨服務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納粹黨有的報紙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一來,納粹黨不用把所有的報刊都一手統到自己的名下,無須為所有的報紙的虧盈付費,就能夠做到,所有的編輯記者都得先當納粹黨的文奴,所有的報刊都得跟納粹黨保持一致,否則編輯記者沒法在新聞出版這個行當幹下去,報刊就沒法存活。

戈培爾對新聞的管制,細緻入微。當過駐德記者的夏伊勒這樣寫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駐柏林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里,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布,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怎麼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第三帝國的宣傳部把每天規定的這也不能報道那也不能評論的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秘密。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著手泄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泄露為目的,而著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

納粹當局的這兩項規定,可不是兩個虛張聲勢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記里就提到,因為偶爾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過外國記者,德國《波森日報》的一位先生被判處死刑,後來又被減為無期徒刑。其實,密令的內容無非是用謊言代替真相的指示罷了。

在這樣嚴厲的新聞管制之下,一份份報紙勢必在輿論一律中變得索然寡味。戈培爾跟他的教化和宣傳部並不希望第三帝國的報刊被讀者不喜聞,不樂見。1934年,戈培爾和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緊跟的編輯們,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他們是希望看到德國奇蹟:編輯記者們戴著鐐銬也能夠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阿曼對“目前報刊完全單調劃一”的現象深表遺憾,可他說,這既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願。

那是誰之過呢?埃姆·韋爾克是《格魯恩郵報》的編輯,他指責說,報刊之所以變得那麼乾巴巴,是因為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可是,大人物嘴裡的那些漂亮話,不過就是說說而已,哄哄沒有頭腦的人,怎麼能夠當真呢?如果不要單調劃一,還要宣傳部幹嗎?媒體的存在,不就是為了讓納粹黨滿意么?哪能各唱各的調?韋爾克這下是摸了老虎屁股。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個月的處罰,而韋爾克自己不僅被戈培爾撤了職,還被送進了集中營。

不僅如此,新聞媒體還成為納粹震懾德國人的殺人不見血的利器。即使是帝國的末日迫近,戈培爾還把新聞報道當成一種製造恐怖氛圍的工具,一種對自己的人民進行心理戰的手段。

因為戰火連年,德國人的生活難以為繼。有一天,200人衝進兩個麵包鋪,搶走了麵包,戈培爾立即決定採取“嚴酷的措施”鎮壓。他要求臨時法庭立即審訊“首惡分子”。當天下午,人民法院就從重從快地判處了一男兩女死刑。

因為戈培爾認為其中一個女的案情要輕一些,決定饒她不死。對於這事,戈培爾在1945年4月8日的日記里寫道:“……關於審判和處決這兩個首惡分子一事我打算張榜公布……我還打算用有線廣播加上適當的評論,將這件事通報柏林居民。我相信這是一帖清醒劑。總而言之,我以為在近期內柏林不會再發生麵包鋪被搶的事件。”

換言之,戈培爾自信柏林的群眾就會這麼被他征服住。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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