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春天，官員們意識到一場新的饑荒可能即將發生，擔心自己會失去工作甚至生命，他們鋌而走險，開始在所有的地方、用所有的方式收集糧食。全蘇聯各地都發生了大規模的充公事件。在烏克蘭，這種情況發展到了幾乎狂熱的強度。」
上面是我從安妮·艾波鮑姆(Anne Applebaum)所著的《紅色饑荒》(Red Famine)一書中引的幾句話，這是一本很棒的歷史新書，內容是關於1930年代初，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烏克蘭引發大規模饑荒的政策。估計有500萬或更多的人在短短几年中死亡。《紐約時報》當時駐蘇聯的記者沃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卻堅稱，饑荒的故事是假的。他的報導還獲得了1932年的普立茲獎，時報後來稱那些報導為「徹底誤導」。
我想知道，除了只知道個大概，有多少讀者熟悉這段暴行和否認事實的歷史？有多少人知道拉扎爾·卡加諾維奇(Lazar Kaganovich)的名字？他是史達林在饑荒時期的主要親信之一。又有多少人知道共產主義恐怖史上其他大大小小的篇章呢？從克里米亞韃靼人被驅逐、到秘魯「光輝道路」的掠奪，到勃列日涅夫時代用來折磨和監禁持不同政見者的精神病院。
為什麼熟知南非臭名昭著的羅本島監獄的人，從未聽說過古巴的松樹島監獄？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在大學校園裡和進步媒體上仍被認真對待？那些提出拆除美國內戰時期南方邦聯人物雕像這一合理要求的人，對穿著印有列寧或毛澤東像的體恤衫的「嬉皮士」有一丁點的內心反感嗎？
這些都不是首次提出的問題。但都是值得發問，因為在共產主義在俄羅斯誕生100年後，如今的進步人士中仍有不少人對共產主義遺產保持著一種永久且危險的半否認態度。
不，他們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不，他們不是不知道大躍進或殺戮場的死亡人數。不，他們不是在試圖削弱民主制度。
但他們堅持認為，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存在本質上的區別——種族仇恨與階級仇恨的區別，布痕瓦爾德與古拉格的區別，從而在道德上支持共產主義。他們試圖將共產主義理論與實踐區別對待，從而宣判理論無罪。他們在承認共產主義製造鎮壓和大屠殺的同時，用共產主義「真實進步和成就」的文獻來抵消那些惡行。他們會說，還從來沒有嘗試過真正的共產主義。他們會用大量同情和理解的筆觸描寫史達林主義劇作家莉莉安·海爾曼(Lillian Hellman)，但從來不把這些理解和同情施予電影導演伊利亞·卡贊(Elia Kazan)。
進步的知識分子「是反對世界上一半人的道德說教者，但他們對革命運動的縱容是極端現實的，」法國學者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1955年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中寫道。「有多少知識分子出於道德義憤走上了革命道路，卻最終縱容了恐怖和獨裁？」
我在周四指出，知識分子用自己的政治奉獻讓自己出洋相，這已有很長的歷史了，而且這種現象完全沒有黨派之分。
但是，左派與共產主義同行、為其製造藉口的後果更危險。委內瑞拉目前正處於社會主義獨裁和人道主義災難的痛苦中，而那些通常的進步嫌疑分子一直在為這種可預見的後果和通向這個結局的不愉快過程搖旗吶喊。
其中一名嫌疑人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可能會成為英國的下任首相，部分原因是由於英國的一代人在成年時期不知道從「進步的社會承諾」走向災難性經濟結果的道路短暫且筆直。
去年，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沒能讓民主黨和他思想一致，但也在黨內贏得了頗多民心，他的做法是把「民主社會主義」描繪為只不過是「新政自由主義」的延伸。但這位佛蒙特州參議員也堅稱，「華爾街的商業模式是欺詐。」把資本主義和金融服務當作犯罪對待的做法也會產生可預見的結果。
這是一個嚴酷的事實：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西方最驚人的戰略勝利是我們從未認真學習過、更不用說接受的教訓。一種曾經奴役世界上約三分之一的人口、讓他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意識形態，在沒有經過一場戰爭的情況下崩潰了，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這種意識形態的惡行。然而，我們在譴責這種意識形態上仍有困難，不像我們譴責同等的邪惡那樣。我們把同情這種意識形態的人視為浪漫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而不把他們當作傻瓜、狂熱分子或憤世嫉俗者。
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寫道，1917年，德國人允許一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從瑞士前往聖彼得堡，「他們把所有武器中最恐怖的那種用在了俄羅斯。他們把列寧像鼠疫桿菌那樣裝在一輛密封卡車裡運了回去。」
一個世紀過去了，這個桿菌還未被根除，我們對它的免疫力仍不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