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所寫《我的伯父周恩來》有一段文章很有歷史價值，筆者不厭其煩，轉錄如下：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飛機外逃，……為了處理這一突發事件，伯伯吃住在人民大會堂，幾乎整整三天三夜沒合眼。……中國駐蒙古大使館派人帶回的照片，證實了林彪的確折戟沉沙、自取滅亡之後，不斷有面色嚴峻的國家領導人腳步匆匆進出於人民大會堂，瀰漫著高度緊張氣氛的東大廳里終於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其他人都已經如釋重負地離開了，屋裡只剩下周恩來、紀登奎。突然，一陣嚎啕之聲如江水崩堤猛然爆發，這是一種長久的壓抑到了極限，終於無法再壓抑而爆發的哭聲，一種痛楚無比撕肝裂肺的痛哭。
紀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親眼目睹，他壓根兒不會相信，發出這種哭聲的不是別人，正是面對牆壁雙肩顫抖的周恩來!就是剛才還和大家一樣露出久違的笑容，舉杯慶祝這不幸中的萬幸的周恩來!……這樣的失控，紀登奎是第一次看見，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動了，以至於平時反應敏捷極善言辭的他，此刻也亂了方寸，話說得結結巴巴：『總理，總理，林彪一夥摔死了，這是不幸中的萬幸，應該說是最好的結局了，您該高興，對不?!』講完他自己才意識到，自己分明在重複著總理剛才講的話。周恩來回過身來，雙肩依然在顫動，臉上老淚縱橫，他搖著頭，用嘶啞的聲音反覆說：『你不懂，你不懂!』」
中共高級幹部躲起來偷偷地哭鼻子，周恩來不是第一人。筆者記得的就有兩次。其中一次是從文革中的小報上看來的。這場哭發生在文革之前，在文革中被葉挺將軍的兒子葉正光「揭發」出來，他當時是北京七機部(今日航天部的前身)一派群眾組織「九•一六」的頭頭。七機部在北京有幾個研究院，人口眾多，財力雄厚，可以出動卡車一個晚上把北京大街小巷蓋滿他們的大字報和標語。文革中有許多事，現在已經消失在歷史的塵埃里，不知是否有人還記得當年曾有過一段批判所謂「多中心論」的運動，大家都知道是衝著聶榮臻去的。葉正光是在聶家長大的，他在批判聶榮臻的大字報里揭發，五九年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幾位元帥(記得他提到了劉伯承、羅榮桓)下山回到北京，在聶家聚會「抱頭痛哭」。這件事雖未廣為流傳，卻因為它同本人當時心目中的老一輩革命家的光輝形象反差太大，留下了至今不忘的印象。
另一次發生在文革中的「二月逆流」期間，是當時的副總理譚震林、李先念大鬧懷仁堂時發牢騷自己透露出來的。那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中央碰頭會上，譚老闆衝著中央文革的人發火：「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四十年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最後他說：「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哭都沒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書，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淚!」李先念跟著說：「我也哭過三次。」看起來聶帥他們比譚老闆少了一點心眼，不知道哭應該避開自己家裡的孩子。
毛澤東在世的時候，話說得很好聽：「要造成既有集中統一、又有個人心情舒暢，這樣一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從元帥之哭到副總理之哭，再到總理「九•一三」之夜的嚎啕大哭，都說明這種政治局面不要說老百姓沒有福氣享受，就是在最高領導集體內也從來沒有存在過。
毛通過延安整風到廬山會議又到文革這幾十年的經營，所造成的局面是，誰要敢向他老人家表示異議，不管是黨外的知識分子還是黨內的高級幹部，都要把他鬥倒鬥臭，讓他死無葬身之地。偏偏那些年裡他老人家犯的錯誤又特別明顯而且後果嚴重，於是就出現了這樣一種奇怪的局面：社會上「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聲響徹雲霄，因為老百姓看不見雲遮霧障里的事情。和「舵手」同在雲霧裡的那些黨的高級幹部，眼裡卻看得一清二楚，這位舵手正在把大家引向何方。
他們中剛直一點的像彭德懷，把異議端到檯面上，下場自然是自取滅亡;心機深一點的如林彪，就投其所好，用「最最最」的語言把毛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以此來謀取權位。不過大忠大奸者總是少數，多數高幹眼看這個他們集體捧上台的人為所欲為，無可奈何，只能像小媳婦在婆家受了氣那樣，找個沒人看見的地方偷偷地哭一場。他們中有些人也許存著「多年的媳婦熬成婆」的想法，而且後來也真有當上了婆婆的。被歷史稱為「八老」的，多半就是這樣的人物。
不過，有一個人是很難熬出頭的，他就是周恩來。自從在遵義會議上他把領導權交給毛澤東以後，就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自己成為毛的主要競爭對手，而讓張聞天、王明這些人充當黨內第二號人物，使自己避開毛的鬥爭鋒芒。即使如此，在延安整風期間，他也差一點同王明一起倒台。根據莫斯科一九八六年公開的文件，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正是延安整風如火如荼開展的時候——發出一份要毛澤東親啟的電報，電文中說：
「在共產國際解散之後，它過去的任何領導人都不得干預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但是從私人友情考慮，我又不能不告訴您我對中國共產黨黨內狀況的擔憂。……我認為，發動反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指控他們執行了共產國際推薦的民族統一戰線，說他們把黨引向分裂，這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不應該把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排除在黨之外，而應該把他們保留在黨內，千方百計利用他們為黨工作。」
這份電報清楚地表明了周恩來和王明當時的處境何等險惡，已經到了被「排除在黨之外」的邊緣。如果不是季米特洛夫(背後是史達林)出面保護，以及在黨內軍內的深厚基礎，周大概過不了延安整風這一關。
中共「七大」以後，劉少奇坐上了第二把交椅。此後的歲月中，周恩來在毛前面幾十年如一日低聲下氣，連李志綏醫生看在眼裡都有點瞧他不起。周恩來何等明白之人，當然知道人家會怎樣想。但是正是憑著這委屈求全的姿態，雖然失去了莫斯科的保護，虧得有劉少奇這堵牆承受了毛的大部分鬥爭鋒芒，他總算過了一段相對安全的日子。當年為了同「機會主義頭子」周恩來、王明鬥爭而被毛提拔起來的劉少奇，反而成了周恩來的擋風牆，這恐怕是毛、劉、周當初都沒有預料到的。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到了一九六六年，毛的狂風吹倒了劉這堵牆。林彪坐上第二把交椅，正是周恩來求之不得的又一堵擋風牆。可惜好景不長，才過了五年，這堵牆也倒了。周恩來環顧四周，黨的高層死的死，倒的倒，已經再也找不到一個有分量的人物可以充當第二號人物了——他幾十年來甘居人下、東躲西閃、克己奉毛，目的都是避免同毛髮生衝突。沒想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然逃不了直接面對毛澤東的命運。
於是，經過了五十年鬥爭的大浪淘沙，中國共產黨內屍橫遍野的戰場上，只站著兩個人物，周恩來面前的那個對手，信奉「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哲學，他的鬥爭原則是——用林彪替他總結的話來說——「一旦得罪，得罪到底」。所有他想得罪的人，不管是因為向他挑戰，或者僅僅是表示異議的人，張國濤、王明、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沒有一個不一敗塗地。等待他周恩來的是什麼下場呢?瞻念前途，不寒而慄，不禁悲從中來。這恐怕才是紀登奎聽到的那「一陣如江水崩堤猛然爆發的嚎啕之聲，一種長久的壓抑到了極限，終於無法再壓抑而爆發的哭聲，一種痛楚無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的真正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