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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法憲憶秦城監獄真實生活 揭中共政治真諦

文革時期任空軍司令的吳法憲在個人回憶錄中用「秦城監獄是一個讓自己認識自己不是人的地方」來定義這座神秘的「天牢」,在那裡對於所謂「囚犯」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讓親歷者永生難忘。談及這段歷史,吳法憲更是感慨,「不論功、過、是、非,連事實緣由,都是次要的。一切服從政治需要,這才是真諦啊!」並深切感受到譚震林的「三個不該」:「不該參加革命、不該跟毛主席、不該活到六十歲。」

1980年,吳法憲在公審大會現場(網路圖片)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宋參謀通知我,要過年了,準備去洗一個澡。我很高興地準備好換洗的衣服以及毛巾、肥皂等用具。上車的時候宋參謀沒有去,而是指定了另一個排長和三個戰士同我一起去。

一進浴室,就只見幾個水管子全部都被凍住了,他們用柴燒了一個多小時也沒有燒開。我說今天不洗了,等明天再洗吧。但是看守人員不準,用木柴燒了一大堆火,叫我先烤火。又等了好久,他們才澆開了兩個水龍頭,讓我勉勉強強地洗了一個溫水澡。

洗完澡以後,他們又叫我在那裡接著烤火,說是要等外面天黑了以後才能回去,怕是有人看見。我說:“你們不是白天來的嗎?為什麼一定要等到天黑以後才能回去呢?”他們回答:“這是上面規定的。”

等到了天黑以後,我們回到樓里,剛一進門,那位副連長就說:“今天晚上有地震,不要上樓了,就在樓下休息、吃飯,現在我們正在給你做飯。”我感覺情況不對頭,但是當時身不由己,又有什麼辦法呢?後來才弄清楚,當時他們正在樓上搜查我的東西,所以不叫我上樓。

剛剛吃完飯,團政治處的主任就來跟我說:“今天晚上,有‘中央首長’來同你談話,你準備一下就走,要穿上衣服,免得受凍。”我心裡想,“中央首長”找我談話,可能是要解放我們了吧?心裡好一陣高興。

一出門,只見門口停著兩輛吉普車和一輛警衛車。那位政治處主任帶著幾個警衛人員坐在前面的一輛吉普車上,讓我坐在中間的一輛吉普車。宋參謀坐在前面司機旁邊,我坐在後排,兩邊各有一個警衛員。後面是一輛警衛車,上面大約有一個排的部隊。

車一出門,就向南走,然後轉向東面。我不禁問宋參謀:“‘中央首長’找我談話應該是在城裡,北京城不是在西面嗎,車怎麼向東開呢?”宋參謀回答說:“走環城路好走。”我不相信,又不能問。越走離北京市區越遠,我又問究竟到哪裡去。宋參謀說:“到一個地方去,有首長找你談話。”我說:“你們不要再騙我了。”宋參謀的態度比較冷淡,他說:“確實有首長找你談話,在北面的一個地方。至於是什麼地方,前面政治處主任知道,我們也不清楚。”

車到了沙河大橋,天空出現了月亮,外面的道路看得比較清楚,這時我才猜到,車是在往秦城監獄走。車越走,就越接近秦城監獄,就更加證實了我的猜測:是要把我關進秦城監獄了。

大約到了半夜十二點,看到前面有一個大城堡,高大的鐵門和圍牆,上面電網的紅燈亮著。一進大門,只見有二十多輛車,我心裡想,大概把我們黃、吳、李、邱全都弄到這裡來了。

這就是著名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監獄——秦城監獄。秦城監獄是解放初期由蘇聯人幫助設計修建的,關押的差不多都是原來共產黨自己的高級幹部。

下車以後,就有幾個人把我帶到一座大樓二層樓上靠北面的一間牢房裡。在這間約十步長、三步寬的牢房裡,放了一張約有二尺寬、四尺長的“床”,上面已經鋪好了被褥。有一個人開口,叫我坐在床上。接著又進來幾個人,其中有押解我來的宋參謀和一個副連長。這時,外面走廊上擠滿了人,亂鬨哄的,也聽不清楚他們在說些什麼。

進來的幾個人里,有一個是監獄的管理員,看樣子頂多是一個連級幹部,這就是宋參謀告訴我說的“中央首長”了。他向我宣布說:“中央決定叫你們到秦城監獄來學習、反省和改造,要遵守這裡的一切規定。”

然後他們就開始交換我的個物品,並搜查我的全身。他們先把我的手錶和身上的皮帶拿走,再把襯褲上的褲帶剪斷拿走,還把襯衣上的鈕扣也剪了下來,同時將洗臉盆、牙刷、缸子、牙膏統統拿走,把煙和茶葉沒收,把我箱子里的東西統統翻出來,登記一遍拿走,搞了將近一個小時。

看到他們居然把我的牙刷和牙膏拿走了,我不禁發問:“用什麼刷牙?”

答:“用牙粉。”

問:“用什麼缸子?”

答:“用洋瓷碗。”

問:“用什麼系褲子?”

答:“給縫上兩條短帶子。”

問:“長褲呢?”

答:“同樣用短帶子。”

問:“給看報紙嗎?”

答:“給《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

問:“可以看書嗎?”

答:“可以借馬列的書、毛主席著作和一些小說。”

問:“可以聽廣播嗎?”

答:“我們這裡沒有這個規定,以後可以裝一個有線廣播,但現在沒有。”

沒等我再問,這個管理員就說:“不用問了,以後的一切,由我們負責安排,給你什麼就有什麼,不給就是沒有,問也沒有用。你要老老實實地服從監獄的管理和規定。”

他們搜查了我以後,就叫我休息,然後把兩層門,一道鐵門和一道木門關上就走了。我一個人在裡面,頭腦發漲,血壓升高,手腳冰涼,噁心欲吐。沒有手錶,也不知道脈搏到底跳多少下。就這樣,一直到天亮,我也沒有閉上眼。

過去在歷史書上看到的情景和戲劇、電影上看過的情景,在我的身上再現了。當然過去是滿門抄斬,抄家滅九族,鋃鐺入獄,打入天牢。現在是進步多了,起碼不是殺頭。但是不論功、過、是、非,連事實緣由,都是次要的。一切服從政治需要,這才是真諦啊!

我實在想不出送我到這裡的理由。毛主席、周恩來在世,恐怕是不會送我到這裡來的。一切事實翻來覆去已經清查了五年,事實難道還不清楚嗎?我沒有參與“政變”,我沒有反黨反毛主席,大量的事實還不夠嗎?相反,正是因為我沒有用頭腦去分析,沒有保留地執行了毛主席、林彪、周恩來和當時的中央的一切指示。在這個問題上,包括汪東興在內的當時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所作所為,並不會比我少,他們的心裡應該是有數的。

我思前想後,能送我到這個地方來的,當然主要是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了,當時只有他們三個人是說了算的。華國鋒不熟悉我們,葉劍英雖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時間“靠邊站”了,有些情況不了解,我也不怨他。但是汪東興,我們共事多年,無話不談。當時,我們十分支持你的工作,很多事情是你鼓勵我們做的,在廬山上共患難。我們的情況你不了解嗎?到了這個時候,“四人幫”倒台了,卻竟然把我們送進大牢,是出於什麼需要?是要把我們當作替罪羊嗎?憑良心自問,你內心裡不受到自責嗎?

我從十五歲起參加革命,跟著共產黨、毛澤東,幾十年的槍林彈雨,拚命工作,什麼樣的危險都遇到過,什麼樣的後果都想到過,也隨時準備為黨的事業而獻身。但是唯獨沒有想過,要為黨的事業這樣“獻身”,要坐共產黨自己的大牢。要做一個全黨共株之、全國共討之的大壞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這樣的折磨。

我只有把這一切和滿門抄斬和滅九族來比較,這還算是比較幸運的。這一切不怨天、不怨地,只是自己的運氣不好。我想到了譚震林的“三個不該”,至於是不是“不該參加革命、不該跟毛主席、不該活到六十歲,”我並不一定同意。思考再三,有一個不該,就是不該到中央工作。可怨誰呢?

第二天,就是一九七七年的元旦了,這是我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個新年。早上,他們給我拿來了兩個饅頭和兩片鹹菜,我一口也沒有吃。整天我都拒絕吃飯,心想你們既然要置我於死地,我就死了算了!

他們派醫生給我量血壓、做心電圖,但是什麼也不告訴我。我要求給我吃一點安眠藥,醫生也不給,最後給我打了一針。但是我仍然不能入睡。後來,他們又給我輸入了一瓶液,到了晚上,我睡著了。就這樣,我一直不吃不喝地睡了兩天。到一月三日,他們才有一點著急了。他們拿來一碗牛奶,硬是灌我喝了下去,又給我打了一針葡萄糖。我才從迷糊中醒了過來。

到了上午十一點鐘起床以後,就有一點想吃飯了,情緒也穩定了一些,想到我還是要活下去。所以中午飯打來的時候,一碗米飯、一碗白菜,我都吃了。到了晚上打來兩個饅頭、半碗蘿蔔,我也吃了。吃完就睡,但是還是睡不著。我要求醫生給我吃安眠藥,醫生給了我一粒速可眠,看著我吃了下去他才走開,但是仍然睡不著。我又要求醫生給我打一針,叫我再睡一天。經過大約兩小時的周折,醫生於當晚十二點來給我打了一針,之後我才睡著了。

一月四日,我醒得比較早,但是仍然讓我睡到七點開飯時才叫我起來。管理員告訴我,以後我每天在走廊上活動,等天轉暖了,可以到室外活動。以後我牢房外面的鐵門不關了,只關裡面的木門。

以後,除了每天三頓飯和他們有事打開牢門以外,其它時間牢門是一直關著的。我蹲在這一米寬的牢獄裡,什麼也看不見。這裡的條件比衛戍區差遠了,但是為了活下去,為了有朝一日能澄清自己的問題,我決心什麼樣的苦也要吃下去。腦子裡什麼也不想了,只要搞好身體。為此我在牢房裡,不斷地活動身體,早起早睡,每天在牢房裡甩手鍛煉,飯後就在房間里走一千步。“放風”時,我就在走廊上來回走一個小時。吃飯時,不管什麼樣的飯菜,只要能維持生命,我就把它吃下去。

到了秦城,我們就都沒有了名字,只有號碼。我的號碼是“七六〇二”,大概是一九七六年進來的第二號。我想“七六〇一”大概就是黃永勝了。但是在秦城監獄關了五年,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無論是在監獄裡,還是在“放風”的時候,我一直都沒有見到任何其他的“囚犯”。這裡好像是一個只有看守和我的世界,與世界上的一切都隔絕了。這所監獄裡究竟關押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的人都進過這裡。監獄設計的如此巧妙,竟然誰也見不到誰,真是一個傑作。

這樣,我的思想慢慢地安定了下來,想到自己所受到冤屈和不公平的待遇,我決心不管處在什麼樣的境況中,都一定要頑強地生活下去。

收音機被沒收,廣播是聽不成了,學習英語也就半途而廢。書也全被沒收了,一本也不給看。為了消磨時間,也為了保持自己的正常思維,我把每天僅有的一份《人民日報》都一字不漏地全部看完。後來,他們又發給我一套簡裝的《毛澤東選集》,我又反覆地學了幾遍。

在牢記房裡,鋼筆、毛筆、鉛筆什麼都沒有,寫字也寫不成了。有一天我用筷子蘸水在水泥地上寫字,衛兵看見了馬上就予以制止,還要看我寫的是什麼。當他看到我寫的是“毛主席語錄”時,就告訴我,不準在地上寫字,更不準在牆上寫。

牢房裡沒有桌子和凳子,牆上也沒有釘子,我的衣服和碗筷都放在地下,就有許多小蟲子往裡面爬。吃飯的時候,再洗一下。監獄裡給一個塑料水壺,每次送飯的時候給我打一次開水。還給一個小盆子,把洗臉毛巾、牙刷和牙粉放在盆子里。洗衣服也用這個盆子,但衣服不能拿出去曬,就晾在鐵門上,讓它陰乾。牢房裡有一個碗大的水池,上面有一個水龍頭,洗漱就在這裡。另外大小便也都在牢房裡。

一九七七年三月,第一次允許我到樓下的院子里活動。他們在一棵大樹下面,划了一個五尺見方的圈子,叫我在圈子裡走了一個小時。我在散步的時候,看到院子里有許多土坑,上面蓋了一些草墊子,坑裡有一張張的木板床。我猜可能是唐山地震的時候,給“犯人”們住過的。

經過大樓出門的時候,我看見有一排高大的圍牆,上面沒有頂棚,外面有鐵門,都上了鎖。我當時想,可能是“犯人”們洗澡的地方。但後來他們叫我也到這裡,我才知道,這是“放風”的地方。這樣,“放風”的時候,誰也見不到別人。這樣的“房子”每間大約五平方米左右,牆高約七、八米,牆厚七十到八十厘米,裡面長滿了草。每一排大約有十五到二十間。另外,圍牆的上面修成了一條走廊,互相可以通。上面有兩個哨兵看守著“犯人”,還有一個流動的帶哨的人。

每次“放風”的時候,一個管理員押解一個“犯人”,關進一間“放風室”里把門鎖上,他們就走了。等到“收風”的時候,再來將門打開,叫人回去。“犯人”每人帶一個小馬扎,如果不願意走動,就可以坐下休息。

一般天氣好的時候,每天上午“放風”一、兩個小時,天氣不好的星期天則不“放風”。有個別的時候,由於管理人員的疏忽,忘記了“收風”。一九七七年八月,有一天下午,把我關在裡面達五個小時。等到開飯的時候,一看我不在,才查問我到哪裡去了,結果想起來了。當時正值盛夏,下午太陽直射,裡面熱得很,我一直是汗流浹背。好在四點以後,有一面牆可以擋住太陽,不然的話我早就中暑了。之後,管理員向我解釋說是“忘記了”。由於吃飯的時間已過,我只好打一點冷飯吃。

一九七七年五月的一天,管理員對我說,我住的牢房要修理,準備把我換到北邊的樓里去,原來的床板和東西都帶上,等牢房修理好了再回來,大約需要三個月。就在那天下午,他們把我搬到北面一座樓的三樓東面的一間房間里,整個的一層樓只有我一個人,因此放風的時候,他們就讓我在走廊上來回活動。走廊長約五十米,“放風”的時候可以打開窗戶通風,但是不能到院子里去。時間一長,我很想到院子里去看一看。後來,允許我每天下午七點半到八點,到樓下院子里活動半個小時。滿院子里都是梨樹,樹上的梨又大又多,但是像我們這樣的“犯人”,只有飽一飽眼福而已。

有一天下午,我主動把院子里的草撥了,他們很高興,叫我不要累著了。這是我到秦城監獄以來聽到的第一句客氣話。第二次撥草,我一時沒有看見,碰到了樹下的一個馬蜂窩,被蟄了好幾處,腦袋上腫起了一個一個的大包。他們又叫來醫生來給我治療,這使我得到了一點安慰。

北京七、八月份的天氣,炎熱不堪,西晒的太陽一直從窗戶射到了床鋪上,牆都像火一樣燙,在房間里實在呆不住。我就要求到走廊上去走一走。後來他們也同意了。我很高興,因為三樓比較高,上下樓比較累,我也不想多下樓,在走廊上活動很舒服。有時在走廊上“放風”,遇到大雨欲來之時,風吹得我精神非常爽快。

自從搬到北樓以後,我常聽到別的牢房裡有音樂聲,就問他們是怎麼一回事。管理員說是裝的有線廣播,我就要求給我也裝一個。他說:“你一個人住這座樓上,要拉很長的廣播線,等你回到原來的地方,再給你裝。”

到了一九七七年八月底,已經超過三個月了,我就問是不是該搬到原來住的地方去了。他們告訴我說,準備搬到西邊的一座樓上去,說那裡的房間剛剛修好,條件也比較好。我心裡還有一點不相信,因為騙我的事情太多了。

過了兩個星期,有一天突然通知我搬家。到了那裡一看,果然房間要比我原來住的大一倍。我還是住在三樓,共有十個大房間,我住在中間的一間,裡面有一個小廁所,房間的光線也好,因為是剛剛粉刷的房子,衛生條件也好,灰塵少,沒有蚊子。原來我住的房間里,蚊子成群,身上全被咬爛了,所以到了這裡後我就覺得很舒服。

我要求將原來睡過的一塊床板搬來,他們同意了,又給了我一張很小的桌子,我可以在上面寫材料、吃飯。下面還有一個空的抽屜,可以用來放碗筷。飯菜也比以前改善了一些,有時候還有包子和餃子。

他們仍然是把我一個人關在三樓這一層樓上。單獨有一個哨兵來看守我,不時來一個帶班的查哨。哨兵有時開門進來同我說話,問長問短。有一個哨兵對我的態度特別好,常告訴我一些外面的事情,沒有人的時候還進來幫我拖地,有時問我的歷史,我簡單地答幾句。有一次問我:“你認識彭德懷嗎?”我說:“怎麼不認識。”他說:“彭德懷已經去世了,你知道嗎?”他還告訴我關於賀龍平反的消息等等。

有一次,他對我說:“你已經被開除了黨籍,你知道嗎?”我當時猛地吃了一驚,頭昏了半天,足足有五分鐘時間說不出話來。最後我說:“這不可能,‘文化大革命’以來被關押的人都沒有被開除過黨籍呀!而且這麼大的問題,從來沒有向我們宣布過。為什麼這樣背著我干呀?這樣做是黨章規定的嗎?”他看我比較激動,就安慰我說,他只是聽別人說的,讓我冷靜一點,說完,關上牢房就走了。

這番話在我的心裡埋下了一個定時炸彈,日日夜夜考慮這個問題,究竟是真還是假?過了兩天,我實在忍不住了,就去問管理員:“聽說開除了我們的黨籍,是真的嗎?”管理員說:“沒有聽說過,你聽誰說的?”我說:“聽一個哨兵說的。”他又問:“他們什麼時候對你說的。”我說:“是三天前的上午對我說的。”管理員說:“他是亂說,他們什麼也不知道。”

從那天下午起,我就沒有再見過那個哨兵,其他看守人員對我的態度也變了。我知道這一下壞了,可能牽連到那個哨兵,都怪我當時處事不冷靜,真是後悔莫及。

又過了一天,就不讓我一個人住在三樓了,他們把我搬到二層中間的一間牢房裡。雖然條件同三樓是一樣的,但是我的心裡很不平靜。我問管理員,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時管理員的態度也變了,他說:“我們根據需要對你進行管理,叫你到那裡,你就到哪裡,不要多問!”其他看守人員的臉也變了,過去的笑臉不見了。

從此,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訓。因為我對事情考慮得不周全,辦錯了事情,特別是那個哨兵可能受到了處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和現在何處,只有在這裡向他表示歉意。

又過了半個月,大約是一九七八年四月,突然來了兩個人找我,向我宣布了一張紙條,說:“一九七三年黨的‘十大’開除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黨籍。”這兩個人身著軍裝,不告訴我們是代表誰,是哪個單位的,更不同我們多談一句話,轉身就走。一九七三年開除了我們的黨籍,到了一九七八年才告訴我們,上面只是開除了我們拉倒。

我在秦城監獄一共度過了五年零九個月的生活。我從一個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的領導人之一,一下子成為全黨、全國人民共同專政的“囚犯”,這個反差是非常巨大。我過去不知道我們自己監獄裡的情況,有多少條規矩,對待犯人如何。蹲了五年的秦城監獄,才逐漸地體會到這裡面的情況,才認識和體會自己是一個“犯人”

一到了秦城,就到了另一個世界。一進牢門,除了看守人員之外,就誰也看不見了。看守人員也只有送三頓飯的來了才開門。見到的人都是不認識的人,他們都是在牢門外面猛地叫一聲:“打飯!”別的什麼也不說,一副冰冷的面孔。有時可以聽到門外面有腳步聲,但是不見人。門上有一個小孔,門外面的人可以看到你,但是你看不到外面。有時醫生來看病或者護士來送葯,可以見到他們,但是除了問病情之外什麼也不說。,看完病就走。提審都是突如其來,突然有個看守人員開門叫一聲“提審”,你就得跟他們走,進到一個屋子裡,只見牆上寫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八個字。對面是一排專案組的人員,還有錄音機,還有幾個搞記錄的,在你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提問,一個個聲色俱厲,說話刻薄,動不動就拍桌子。但是我看這些人,並不了解情況,只是嚇唬人。

提審完就要你寫材料,但是紙和筆必須要經過專案人員的證明以後才能給。紙張也不多給,管理人員問你,需要幾張,說定了以後,當面點數。不夠用或者是寫壞了,必須重新提出申請,等待批准後,再由管理人員點給你。寫材料的時候,沒有桌子,在鋪上寫,時間一長就腰酸背痛,頭暈眼花,但是不寫又不行。

一進牢房讓你覺得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是死路一條。但是想死也死不成,他們把一切防止自殺的辦法都想到了,不僅鋼筆、手錶、眼鏡、鉛筆要被沒收,連衣服上的扣子和衣服、褲子、鞋子上的帶子等,也被收走。吃藥要看著你吃下去,要針線縫補衣服,也要你在限定時間用完,交出。我年紀大了,眼睛不好用,而且一隻手還殘廢了,加上牢房裡的光線又很暗,我穿針非常困難,衣服上破的地方又多,我的動作又非常緩慢,幾乎每次都超過了他們規定的時間,每次都要挨罵。

開飯的時候,是管理人員提著一桶子飯、一桶子菜,按牢房的號碼,一個一個地叫。有一次,我由於正在集中精力寫材料,沒有聽到開飯的喊聲,就沒有吃到午飯。寫到中午,我餓得實在撐不住了,我急的敲門,問為什麼不開飯。哨兵說:“已經開過飯了,叫你不應,以為你不吃飯了,就沒給你。”我要求給我點吃的,哨兵說:“已經下班了,沒有人,你就少吃一頓吧。”我說:“我現在餓得不行了。”

哨兵對我比較同情,他去跑了一趟,結果到了下午給我弄了一碗麵來,放了一點鹽,叫我吃了。

在秦城監獄,我們吃飯用的是搪瓷碗和洋鐵湯匙,不準用筷子。刷牙不準用牙膏,每月給我們發一袋牙粉。另外,每月發半塊肥皂、一卷衛生紙,每年發一袋洗衣粉。洗衣服沒有地方曬,有時候拿到“放風”的地方去曬,卻要等到天黑以後才能收回來。

監獄裡一個月理一次髮。平時不準刮鬍子,理髮的時候用推子連頭帶鬍子一起推一遍。理髮時每人只有一分鐘,理完後自己回牢房去洗頭。每理一次髮都會弄得我們全身是頭髮。

洗澡是每半個月一次。每次洗完澡,還可以要一次指甲刀剪指甲,但是限定五分鐘就要收走。很多犯人共用一把指甲刀,指甲刀早已經磨鈍了,很臟,剪不動。

夏天,牢房裡的蚊子、蒼蠅很多,監獄每個星期給打一次“敵敵畏”。但是連“犯人”帶蚊子、蒼蠅一起打,常常是蚊子、蒼蠅沒有消滅,但是我已被嗆得透不過氣來了。但一到晚上,成群的蚊子還是咬得人整夜不能入睡,滿身都被咬爛了。冬天,雖然有暖氣,但是放得很少,房間里只有八到十度,凍得不行。

在秦城監獄,“犯人”和“犯人”之間是絕對不準見面的。每當“放風”的時候,就一個一個地走進沒有房頂的房子,將門一鎖,接著再放第二個。有一次他們把我的牢門開得快了一些,我看到了前面一個人的背影,管理員就罵我走快了,說:“你是聾子嗎?叫你走慢一點,等等再走,為什麼不聽?”我說:“我就是耳朵背,聽不見。打仗的時候耳朵批聾了。”管理員說:“你是犯人,是反革命,擺什麼老資格。”

在“放風”的路上,不準“犯人”東張西望,你只能向前看,不準向左右和向後看。“放風”的路上要經過一個院子,這個院子裡面種有果樹和蔬菜,但是只要你看上一眼,馬上就會受到訓斥。“放風”的時候,任何東西都不準往牢房裡拿。牢房裡只要有維持一個犯人生命最不可少的東西就可以了。牢房裡沒有凳子,只有一個馬扎,出來進去都是它。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我被關在三樓上,屋子裡的溫度達到了四十度。我再三請求,在日落以後,給打開牢門通通氣,但是他們絕對不允許。後來我中暑倒下了,才被他們允許每天打開牢門十五分鐘。在牢房裡要換一點新鮮空氣是十分困難的,所以一到“放風”,就好像到了天堂,每天多麼想在“放風場”多呆一會兒,多呼吸一點新鮮空氣。但是這是不可能的。每天都是時間不到就“收風”了,而且每到下雨和下雪的天氣,就不“放風”。

牢房裡不準吸煙,我進牢房的時候帶去了十三包煙,被他們沒收了,說給我十六塊錢,但要“存”在他們那裡。開頭給我買過一塊錢的水果糖,以後就不準買了。牢房裡不準喝茶,只能喝白開水。喝了幾年的白開水,也習慣了。

過年的前一天,監獄裡可以改善一次伙食,給幾塊雞和抽去了刺的魚。到了過年的時候就完了,管理人員都回家團圓去了,給我們一點剩餃子吃。

在監獄裡,看守人員對“犯人”的訓斥多於教育。“犯人”有什麼意見,只能向看守人員說,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是沒有迴音的。要是你多說兩句他認為不中聽的話,就立即把你搬到一間最小的牢房裡。整個牢房只有七步長、四步寬。過了一段時間,要是表現好一點,再給你換一間大的牢房。但是為什麼這樣做,根本不作解釋,只要你聽從命令。另外牢房裡裝有監視器,“犯人”們在幹什麼、說什麼,他們都能聽得到、看得到。

不過秦城監獄裡有一點做得比較好,這就是醫療。我想主要是為了不讓我們死掉,要留活口。監獄中設有一個小門診部,有各科的醫生。“犯人”有病隨時可以報告,請求醫生來看病,隨叫隨到,並按時給服藥。獄方還半年給我們檢查一次身體,一個季度抽一次血,頭一天通知,早上不吃、不喝。經過上級批准,也可以到北京城內大醫院去檢查和住院。

秦城監獄很像一個縣城,整個監獄圍著數丈高的磚牆,上面有很高的電網。有三道高大的鐵門,從進入大門到我住的牢房一共有十三道鐵門。裡面有四個大院,每個大院有一棟三層樓房,形狀是U型,牢房多為東西向,北面的樓是比較好,但是我從來沒有住過。這裡住的人大都是共產黨的要犯。自從打敗了國民黨以後,就有不少的共產黨人,輪流到這裡住,無非是這個山頭,那個山頭的。反正不會閑著。

總之,秦城監獄是一個讓自己認識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古今中外的監獄大概都是如此。我住的是共產黨的高級監獄尚且如此,更不用說一般老百姓住的監獄了。但是我想,今後是不是除了懲罰以外,也能夠給犯人一點人權,一點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體和精神的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辦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經過多年的牢獄的生活,我想到了這一點。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摘自《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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