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閱讀《束星北檔案》（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之前，我沒有聽說過束星北這個名字。我太孤陋寡聞了。這本書給我帶來的震動，不亞於當年閱讀《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
（一）
天賦之高，束星北在中國科學界當屬鳳毛麟角；性格之強，束星北在中國知識界也無出其右。
束星北早年考進堪薩斯州拜克大學物理系，又入加州大學學習物理。他的人生選擇是非常認真的。革命時代，他也曾激情澎湃過，加入美國共產黨，到蘇聯考察；但走了十幾個國家後，他確定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到英國愛丁堡大學隨世界著名理論物理學家惠特克和達爾文學習基礎物理與數學。僅一年時間，他以《論數學物理的基礎》一文獲得愛丁堡大學碩士學位。1930年2月，由惠特克和達爾文的引薦，他又到劍橋大學師從著名理論天體物理學家愛丁頓博士（愛丁頓利用全日食驗證了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愛因斯坦的地位才從此確定下來）。束星北參與了愛丁頓對狄拉克方程全過程的推導，而這個方程被物理學界稱為：用最簡練的文字概括出一幅最美麗的世界圖畫方程。1930年8月，已漸顯才華的束星北被推薦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做研究生和數學助教，師從著名數學家斯特羅克教授。1931年5月他以《超複數系統及其在幾何中應用的初步研究》獲麻省理工學院的理學碩士學位。這時他已經走到學術前沿，時年25歲。
1931年9月束星北回國結婚，再沒有能出去。如果他不回來，得諾貝爾獎也未可知。
當然，束星北在祖國故土，也有一段屬於他的陽光燦爛的日子。
竺可楨主持浙江大學時，聘了很多國內一流的教授：數學家：蘇步青、陳建功、錢寶琮；物理學家：王淦昌、束星北、盧鶴紱、王謨顯、何增祿、朱福炘；生物、植物學家貝時璋、羅宗洛、張其楷等。1944年，李約瑟到抗戰時遵義湄潭的浙江大學訪問，將該校譽為「東方劍橋」。這些科學家的研究已經處於國際科學前沿。其中束星北、王淦昌等人的5篇論文給李約瑟留下很深印象，他帶回英國，在《自然》雜誌上發表。
他的學生許良英說，束星北講課，既不用講義、也不指定參考書，黑板上也沒有可供學生抄錄的工整提綱。他是用質樸生動的語言、從大家所熟知的現象，來闡明物理理論和思想。束星北講課的最大特點是：「以啟發、引人沉思的方式，著重、深入地講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使學生能融會貫通地理解整個理論框架。」書仲介紹了束星北不同時期的學生上課的感受：束星北講課能把學生帶到神秘的宇宙穹隆中，是那樣輝煌。包括他與王淦昌在學術報告會上真槍實彈地爭論，都給學生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於和李政道一樣，不少學生因為聽了他的一兩節課，就改變了自己的專業方向。竺可楨時代，浙江大學群星璀璨，束星北是當時公認的最為傑出的代表。他的學生程開甲院士（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開拓者之一、中國核武器試驗事業的創始人之一）認為：那個時代，像束星北這樣集才華、天賦、激情於一身的教育家、科學家，在科學界是罕見的。
這時才知道，束星北與王淦昌已經成為那個時代的理論物理與實驗物理學的大師，同時，他們也造就了一大批日後享譽世界的一流人才：吳健雄、李政道。1937年世界物理學家玻爾受竺可楨之邀，到浙江大學作學術報告。玻爾回國後不斷有中國的師生寫信向他請教如何學物理、如何出國深造。玻爾說，你們有束星北、王淦昌這麼好的物理學家，為什麼還要跑到外邊學習物理呢？
但是束星北治學太認真，認真到一點不給他人留情面。在學術報告會上，無論主講人名氣有多大，學問有多深，一旦發現束星北在下面坐著，就禁不住心驚膽戰。他常常會提出很多問題，讓報告人招架不住。因為他從國外不僅僅學到了科學理論，也學到了科學研究的方法，他的導師愛丁頓博士就是一個喜歡爭論，欣賞爭吵的人。
他學生、同事認為他身上有一種霸氣。50年代初，也是英國物理學博士王竹溪教授（楊振寧在西南聯大時的老師），到山東大學講學，講座中途，束星北走到講台上說：「我有必要打斷一下，因為我認為王先生的報告錯誤百出，他沒有搞懂熱力學的本質。」他捏起粉筆一邊在王先生寫滿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邊解釋錯在那裡，一口氣講了大約40分鐘。王竹溪一直尷尬地站在一邊。校領導為此找束星北談話，束星北說：過去大學都是這麼做的。
束星北眼中的「過去的大學」，當然是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大學，是竺可楨時代的大學。那時的大學，能包涵像束星北這種個性鮮明、稜角鋒利的人，使他黑白分明、剛直不阿、心口一致，見不得不公與黑暗的品質，在那個社會也有生存的空間。比如，他不支持學生政治運動，但學生被國民黨當局殺害，他第一個起來號召浙江大學全體教授罷教，抗議殺害學生。1940年代，當學校總務主任在設備材料上設障刁難時，他竟然能出手打腫總務主任的臉。
他的正直，源於自己的判斷。他不願參與政治和政黨打交道。但抗戰時，受愛國心驅使，他一度放棄自己的課題，研究軍工，如無人駕駛飛機、無人駕駛艦艇和雷射、雷達等武器。抗戰後，又拒絕國民黨迫他入黨的要挾，讓學生將已安裝好的雷達再拆卸，遭遇到囚禁。他說：「我不認為，除了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在革命和不革命之外，還有另外一條路，第三條道路。」
在1950年浙江大學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因為蘇步青教授受到污辱，束星北氣憤之極，把節約委員會主任像揪小雞似的揪起來，一拳打過去，大罵：「你知道蘇步青是什麼人嗎？你們算什麼東西？」結果蘇步青解脫了，他卻因毆打革命幹部，抗拒運動，成為浙江大學鬥爭批判的罪魁。當有人污陷他有經濟問題時，他寫挑戰書，讓對方向自己道歉或公開辯論。鎮反時，他的學生被捕，別人不敢說話，他又為自己的學生鳴冤叫屈。寧可傷及自己，也要救人於難。以致他的仗義成為「肅反」、「擴大化」時人們的SOS呼救信號。這時，他還沒有意識應該收斂他的個性稜角。
（二）
但是，一個具有剛性人格的人，遭遇到了一個剛性更強的體制。
1952年院系調整時，如果束星北接受王淦昌的邀請到中國科學院搞研究，在那個科學家成堆的地方，他也許不那麼扎眼；或者說，在科學研究氣氛濃一些的地方，他能逃過一些劫難？1957年，張勁夫冒險進諫，使中科院一批海外歸來的自然科學家沒有被打成右派。對束星北來說，科學院那地方也不容樂觀。束星北之所以沒有去，是覺得中國科學院有些人屬於「政治學者」，非科學家氣質多一些，讓他看著不舒服。以他的個性看，束星北也許不會在保護之內。1952年他選擇了在山東大學任教。此時的山大也不是文科有老舍、洪深、沈從文、游國恩；理科有黃際遇、任之恭、童第周的「過去的學校」——老山東大學了。
很快，束星北在山東大學肅反運動中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一度被停職反省。儘管束星北在自己家大門上貼著他用毛筆書寫的告示：「請勿進門。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70條。」也擋不住1955年的抄家搜查。他的全家被趕到院子裡，束星北手裡拿著一本195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搖動著。有什麼用？這次抄家的收穫是束星北自己安裝的半導體收音機，作為他收聽敵台的證據。
在山東大學，他遇到了有信念的共產黨人華崗，華崗使他與生物學家童第周、教育學家吳有恆、文學家陸侃如、馮沅君有著同樣好的教授待遇。但他，並不買帳，一開始就與華崗的辯證唯物論幹了起來。華崗認為辯證唯物論是一切科學的科學，束星北不認為那是科學，充其量也就是哲學之一種。儘管如此，華崗還是對他關照有加，直到華崗成為「胡風集團」成員入獄。
1950年代初在山東大學，束星北還反對「一邊倒」學蘇聯；你們教辯證唯物主義，我就教牛頓、愛因斯坦。對好好學習的學生耐心有加，工農幹部學員王景明就是聽了他的課，感覺如夢初醒，進入了一個令人神迷的世界；對熱衷搞運動的學生，「笨蛋」、「草包」、「狗屁不通」，難聽的話他也是說得出來的。結局是，不讓他上講台講課了。
他不得已改行研究氣象學，一年多發了十幾篇氣象學方面的論文，小試牛刀，就引起氣象學轟動。他不是天才是什麼呢？
肅反，束星北被定為反革命分子、重點鬥爭對象。1956年「小陽春」時有個糾正，他認真研究憲法，以《用生命維護憲法尊嚴》為題發言，建議「對受冤的速予平反」，聽眾在下面鼓掌20多次。1957年就成了翻案，當了「極右分子」。工資降到只給20元生活費，而他妻子無工作，還有七個孩子。1958年定為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編入勞改大軍修水庫。飢餓的年代，他一直在工地的死亡線上掙扎。
1960年秋，水庫工程結束，他被調到青島醫學院接受改造，打掃教學樓的廁所，清洗實驗室的器皿，有時還被遣到太平間製作屍體標本。後來，因為修好了醫學院從丹麥引進的腦波圖儀，待遇才有所好轉，又能上一點專業課了。
1960年代，感到中國有核子試爆的跡象，他希望參加到這個隊伍中。他想到摘帽，便頑強地「改造」，無望。文革了，繼續涮茅房。自覺地涮，創造性地涮。同時修遍了山東省地方和部隊所有的大中型醫院的設備：X光機、心電圖儀、腦波圖儀、超聲波、同位素掃描器、冰箱、保溫箱、電子興奮器、電子生理麻醉儀、胃鏡、比色計等，無法計算。然而，這一切都換不來他想用一個物理學家的實力報效祖國的機會。
1972年李政道回國，周恩來希望李政道能為中國科學界「斷層」問題做些工作，如介紹海外學者到中國講學。李政道說，中國有人才，只是你們沒有使用他們，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雖然李政道想見自己的老師未能如願，但給束星北的待遇帶來了轉機。
（三）
束星北又拿起了教鞭，他還是從前的教授嗎？
他的老友同事發現，他的優秀品質保存完好；他的「壞脾氣」也未從根本上改動。仍然羞辱學生「豬腦子」、「狗屁不通」；仍然對行政人員咆哮發怒。他再無所旁顧，一心要抓緊時間著述。但是他的家人看到，半夜裡他的靈感來了，似睡非睡中寫下的東西，卻是檢討與自我批判。這時他的人格已經無奈地分裂。表面上他還是那麼地「頑固」，通過發泄想掙斷過去對他的摧殘，想不到20多年的「改造」已經滲入神經骨髓，他無法走出陰影。
1979年，中國第一枚洲際飛彈需要計算彈頭數據艙的接收和打撈最佳時限。有人推薦了束星北。上面為此撥款100萬元，束星北分文沒要，一枝筆，一摞紙，準確無誤完成任務。當年他73歲。航天學界轟動一時。天才還是天才！
1983年束星北去世。去世前，他把自己的遺體捐獻給青島醫學院。他說，他多年患慢性氣管炎和肺氣腫，一直注射腎上腺素，但血壓心臟卻一直正常，可以解剖他的屍體研究；他稱自己的大腦超乎尋常的聰明好用，連他自己都奇怪，70多歲，腦袋卻還和二三十歲一樣清晰活力無限，他讓解剖他的大腦，希望對醫學提供最後的貢獻。但是他去世時，正趕上青島醫學院大換班子，他的遺體被遺忘了。半年之後，想起來，屍體已經腐爛。本來還說要將他的骨骼做成標本供教學用，結果讓兩個學生草草埋葬在學校籃球場旁邊的雙槓下面。
作者劉海軍說：「如果把束星北與王淦昌作個對比的話，我們會發現同為科學家，王淦昌幾乎獲得了完美的人生：提出了《關於探測中微子的建議》、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研製原子彈氫彈、率導核能特別是核聚變能的研製與發展……從這一串科學經歷看，王淦昌始終站在世界前沿科學的制高點上。對一個科學家來說，還有比擁有如此豐富的科學經歷更為飽滿的人生嗎？」可是束星北，在他命運的顛躓與縫隙中雖說也出了些成果，但在他看來，卻是些「雕蟲小技」。
同樣的才學智慧，在相同的土壤下，有著不同的命運，決定的因素恐怕就是性格了。這時說「性格即命運」似乎更有道理。可是，縱觀人類傑出的科學家、藝術家，但凡才氣逼人，往往性格與眾不同。才氣與性格如同利劍的雙刃，怎麼可能鈍其一面而鋒其另一面？最近看2005年2月23日《中國青年報》「冰點·探索」周刊一篇文章：「與諾貝爾獎得主共事」。其中寫到：幾乎所有認識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生物神經學家理察·阿克塞的人都能感覺到他那超人的智力。但他的古怪也是出了名的。……他每天穿過走廊衝著人們大叫「數據？有數據嗎」有時他會盯著你問：「難道你沒有什麼有意思的事情要告訴我嗎？」「他從不注意社交禮節。他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奚落、嘲笑和貶低別人的機會。他經常會在和別人交談時陷入沉思，然後毫無歉意地走開。他會對一些問題做出這樣的回答：『這是我所聽到過的最愚蠢的想法。』」
這樣的科學家為什麼能最終獲得為世界承認的成就？因為他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和研究。說實在的，如果我成為他奚落、嘲笑的對象，我也會受不了。但是，你可以不喜歡他，卻沒有不讓他自由存在的理由。
試想如果束星北能在同一片土地上與理察·阿克塞比肩而為，豈能沒有同樣的輝煌？可惜，中年以後的束星北不能擁有這樣一片土地。而他所生活的土地上，至今也沒有產生一個諾貝爾科學獎。一個實行法治、以保障個人權利為基點的社會，能充分發揮個人的才能，結果是成就了社會的發展；打著整體的旗號，扼殺了個性，最後被窒息的必將是社會本身。
所以，束星北是一條大河，三十年代在浙江大學是他澎湃的源頭。但他沒有了理察腳下的土地，就只能一路而下，日趨萎縮乾涸了。
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