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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與「文革」:中國政治混亂之源

“人”在中國政治文化中的位置,始終是工具,而不是本位。因此,人作為個體的價值,只能彰顯在個人對國家(政權)的服務價值之上。這一點,無論是最近那句官方名言“沒有了祖國,你將什麼都不是!”還是毛澤東冥誕120周年紀念活動之際圍繞毛之功過的評述,都再次突顯了這個問題。

◇評價毛澤東的坐標缺乏“人”的理念

毛澤東120冥誕前夕,《人民日報》發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專文,稱毛有建黨、建國、建軍、發明毛思想等“四大功績”。與此同時,《環球時報》發表“調查”,稱有“85%受訪者認為毛澤東功遠大於過”。

毛的那“四大功績”,是中共立身之本,這是習近平率領政治局常委到毛紀念堂“瞻仰遺容”的理由,這點大家都明白。但《環球時報》的調查,卻需要辨析受訪者的觀念錯在何處。

該調查稱,“本次調查採用CATI(計算機輔助電話)與會員資料庫在線調查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數據收集,所有樣本均通過隨機抽樣的方法獲得”,僅此一項,就可以明白這個涵蓋七個城市的受訪者群體,其實就是由《環球時報》的讀者構成。經常閱讀該報的讀者,其政治傾向與思想底色,都與中共意識形態高度契合。仔細閱讀這篇調查,就會發現,毛的功、過主要還是與中共政權有關,與“人”無關,比如對餓死3000多萬人的大饑荒,竟然只有31·4%的認為是毛“過”,而且還只是毛“對三年自然災害處置不力”。

關於三年大饑荒,由於無數學者與調查者的努力,已經證明完全是毛澤東一意孤行製造出來的巨大“人禍”,根據各種資料對餓死人數做出的估算結果,大致在3000-4000萬之間,如此巨大的死亡人數,居然被《環球時報》調查的受訪者輕輕放過,毛“推動中國建設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一功勞後面那被犧牲的數億農民利益,自然更不會被這些受訪者念及。

最弔詭的是,竟然有56·3%的受訪者認為毛“倡導為人民服務,使社會公平的思想深入人心”是件功勞。這些受訪者或許根本沒思考過毛的“人民”概念經不起推敲:“為人民服務”中的“人民”,在毛偉人那裡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對於組成“人民”的個體生命,毛從來不當回事。毛有一段打核戰爭不怕死人的話廣為流傳,有人始終不信,後來楊奎松在《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正式披露:1957年底,毛澤東到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與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發生爭執,毛在會上發揮“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點之時,稱“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我怕誰去”。這種極端無視人之生命價值的觀點,就連並不重視人的生命的其他共產主義國家領導都難以接受。這次會議之後,中國與蘇聯以及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

死3億人都不怕,實際上說明毛澤東視人命如草芥。毛的“為人民服務”及其他重視“人民”作用的說法,其實只是毛用來揮舞的一面政治旗幟。因為人只是毛利用的工具,一場大饑荒死了3000多萬人,在毛眼中實在只是損失了一些沒用的工具而已。認為毛澤東功大於過的人,以及懷念毛及“文革”的人,只能說還不具備基本的人權意識,不知道生命權是人權的第一要義,他們緬懷毛澤東於國於共產政權的功勞,實際上是承認人的生命可以為中共政權而任意犧牲這一“理論”。

◇“文革”之罪:毛鼓動社會成員之間的殺戳

“文革”最大的罪惡之一,就是毛澤東濫用領袖的號召力,鼓動社會成員之間的殺戳。這種殺戮分兩大類,一類是武鬥,這是中國人響應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號召而進行的互相殺戮;二是屠殺,是農民與紅衛兵以“階級鬥爭”的名義,對中共劃定的政治賤民即“地富反壞右”等“21種人”進行的屠殺。毛澤東至今仍然被中共及毛左尊奉為“神“,奉神之旨意殺人者當然不會以殺人為罪。

前幾天,我再看了一遍《盧安達飯店》(Hotel Rwanda)。當影片中濃霧消散後,那條布滿屍體的“死亡之路”顯現出來,我竟然回想起我12歲時親眼在邵水河上看到那順流而下、呈現各種慘狀的“屍體之流”,那些屍體是邵陽縣“貧下中農法庭”屠戳了數千地主富農及其家屬而拋於河中的。影片中圖西族人被胡圖族人從家中抓走並集中到一處任意毆打屠殺的場景,讓我想起“文革”時期成千上萬的“21種人”及其家屬被驅趕抓捕並任意凌辱的場面,一些紅衛兵用銅頭皮帶抽打階級敵人直至半死的可怖場面我至今記憶猶新。影片中胡圖族青少年舉著槍支標語、坐在卡車上疾馳,並隨時射出幾發子彈耀武揚威的場景,與“文革”時期紅衛兵、造反派們乘坐敞篷吉普、汽車在街道上疾馳並隨意向天甚至圍觀者射出子彈的瘋狂行為如出一轍。

不同的主要有兩點,一、圖西族人被屠殺後,倖存的圖西族人拿起武器反抗,而中國那些被虐殺的“階級敵人”無法反抗,少數黨內“黑幫分子”、走資派臨死前還得高呼“毛主席萬歲”,據說是害怕被扣上“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的帽子,連累家屬。二、盧安達有國際紅十字會、聯合國機構與外國記者在場,這種屠殺被以影像、文字等各種方式紀錄下來。中國“文革”時期尚處於閉關鎖國狀態,屠殺雖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生,卻沒能保存任何錄相資料。

由於鄧小平出於中共的政統、法統及內部安定的考慮,對毛澤東功過採取“三七開”的權宜做法,以及未徹底清算“文革”之罪,導致今日中國在毛與“文革”問題上形成了一個難解的政治死結。

◇反人類屠殺需要國際譴責

由於中國政府的阻撓,至今聯合國未能形成一項對中國文革進行譴責的動議。但對其他的大屠殺,國際社會則採取了行動。

1994年11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第955號決議,成立盧安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CTR),以審理199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盧安達境內從事種族滅絕活動的人士,審理的範圍為種族滅絕、危害人類罪以及戰爭罪,這些罪行被定義為違反《1949年日內瓦第三公約》及其第二附加議定書。2003年6月,聯合國與柬埔寨王國政府簽約成立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ECCC),對1970年代後期在柬埔寨犯下了種族滅絕罪、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等罪行的前紅色高棉高級領導人進行審判。

上述兩大國際法庭的審判,將這兩大反人類罪行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不會再有人以參與這兩次大屠殺為榮。但中國的“文革”因其從未受到類似譴責與清算,官方史料雖然承認有將近200萬人在“文革”中喪命(見拙文《“文革”殺人案開審與追索國家之罪》),但施害者無須懺悔,少數幾個懺悔者因其行為稀見而被中國社會譽為罕見的美德。五大紅衛兵頭目中的健在者至今談起毛澤東當年對其的“愛護”還覺得榮耀無比。更有少數“文革”親歷者認為“文革”應該分階段評價,有些階段是正義的(其實只因為主張者曾參加過那一階段的“文革”,成為施害者),有些階段是非正義的(其實只因這一階段主張者已經成為受害者),這種“文革”階段論完全墮入了一種沒有道義原則、極端機會主義的功利性陷阱。

時至2013年底,人本意義與人的價值已經成為現代人權觀念的出發點。但中國出於政治、個人功利、對現實不滿而為“文革”鍍金的種種舉動,使得毛澤東與“文革”成了中國政治的混亂之源。如果不將毛澤東以國家、民族名義而蔑視人的價值、視人命如草芥、嚴重侵犯人權等種種歷史事實釐清並加以批判,中國人就不可能真正樹立現代人權觀念,將永遠陷在“國家、政權的利益優先於個人權益”的專制泥潭而不得超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美國之音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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