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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不在的告密大網

 

歷盡浩劫倖存的三位文化老人。左起:蕭軍、胡風、聶紺弩。

告密當然不是中國特產,國外也有告密者,像約翰•福特導演的《告密者》表現的正是此類人事。同時告密也不是四九年後官方的獨得之秘,因為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告密者可謂代代不乏其人。但以我集十年之力,對中國告密史的研究,可以負責任地說,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像四九年後的告密如此無所不在,頻密而深廣,對民眾生活傷害之大,可謂曠古未有。

近來隨著寓真的《聶紺弩刑事檔案》曝光,章詒和連寫兩文談黃苗子、馮亦代的告密,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與參與。但無論是寓真、章詒和,還是王容芬、戴晴等人,都似乎尚未將告密放進更為深廣的背景中來加以思考,爭論者的見解容有不同,但他們多在道德上使力,從而客觀上制約了對四九年後告密的深長思考。換言之,在對制度性告密缺乏較深思索的同時,對制度橫暴下的個體也缺少應有的寬恕與同情。我當然知道沒有真相就沒有公正,所以真相應該述說出來並加以探討。但在目下我們文網嚴密,文禁甚多,且檔案也尚不開放的情形下,我們應該有一種悲憫和精謹的態度。即便坐實了告密之事,我們也應該謹記圖圖大主教的名言:沒有寬恕便沒有未來。

嚴酷時代對人性弱點的利用

我越研究四九年後的告密,越是能體會到生存在嚴酷時代的中國人之不易,心中有一份悲憫,有一種說不出的疼痛,有一種兔死狐悲的嘆惋。看過電影《竊聽風暴》的人,知道包括民主德國在內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要完全開放那時期的密檔包括國安的檔案,都有不小的阻力。即令在今天民主社會的氛圍下開放諸種檔案後,民眾也並不處於興高采烈的狀態。像民主德國開放國安檔案,有的人甚至會發現自己的至親好友如夫妻都告密,有的甚至無法忍受這種真實的詰難與拷問而離婚。即便依舊在一起,也產生了於人不信任的膈閡。其實,我們從這裡面可以看出人之卑微與渺小,人是有許多局限且充滿罪性的動物。

目前我不想就具體的黃苗子、馮亦代等人的告密事件說什麼(黃的告密需要進一步證據,馮的日記讀後難免有像交心報告的嫌疑,我以後會用專文來分析),我只想讓讀者看到,在一個非常嚴苛的制度下,你如何能擺脫不告密。我看到在四九年後老一代中國人的告密,我常慶幸自己沒有生在那個時代,不然的話,無所不在的恐懼會誘使我的求生本能,去迎合官方指示的生存辦法和路徑。為了有效地避開諸般整肅,苟活倖存下來,會將我多少人性中的惡“號召”出來,想起來就會心有餘悸。我自認為現在並不缺乏一點講真話的勇敢,但如果逆推回去,我還有否像今天這樣有一點講真話的勇敢,我不敢打包票。這使我思考,倘使我們沒有做那些不恥的惡事,不是我們一定不會成為自己唾棄的人物,而是我們比較幸運。當一個制度以激發人性之惡,靠人性之惡來統治人們的時候,誰能保證自己有勇氣活得清白?

這樣說,並不是說每個人不負自己應負的責任,一個壞的制度雖然不是你自己的主動選擇,但每個人哪怕被動也有負自己難逃的責任。同理,我們對那些在被動之下告密者要給以更多的同情與理解,對那些主動告密,以求榮升者,雖然可以在時過境遷後不必過多譴責,但說出真相依舊必要的。我們當然不能令那些曾經告密者再來次當眾的交心,但我認為曾經的告密者,對自己加害的人有一份道歉乃至懺悔,不是可有可無的。當然,這一切都仰賴於每一個人的自主行為,不為外力所壓迫。同理,那些受害的倖存者,對傷害自己的告密者,也應該盡量有一份寬恕與原諒,擺脫仇恨的捆綁,其實可以使自己活得更健康。在這種意義上看基督教的“愛人如己”,實在有相當之現實作用。關於四九年後中國的告密,將來我會用一本《“新中國”的告密運動》的專著,來進行細緻縝密的學術研究。下面隨列三點以見其於民眾生活傷害之一斑。

無人可信,好友成告密者食糧

我曾經寫過一篇《親愛的告密》的文章,講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夫人密告譚先生,流沙河先生大弟密告流沙河先生的事,這說明親人之間的互相攻訐絕不是個別現象。中國古代的制度還主張“親親相隱”,就連比較嚴酷的朝代也反對親人之間互相告密,但這一切在四九年後被悉數破壞了。西方法律中的無罪推定和親屬之間互免證其有罪的原則,在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變成了有罪類推、親屬之間不揭發便會犯包庇窩藏罪,並且官方號召和主張大義滅親。與此同時,一旦你的親朋好友被官方定為地富反壞右,那麼你一定要與他劃清界線,與他作堅決的鬥爭,使得“地富反壞右”分子成為生活中的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他們只好自殺以自絕於親朋好友,或者抑鬱而死而“自絕於人民”,否則他就只有豬狗不如地苟活著。一九七九年五月,著名畫家黃永玉寫了一首詩《猶大新貌》,其中第一段幾乎是痛心疾首地寫道:

告密者就沒有食糧。
越是好朋友,
告密者才吃得腦滿腸肥。
一個告密者走在街上,
身後的冤魂跟著一大幫。

越是好的朋友,越有可能是你的告密者,因為你成了他活著的“食糧”,這一幅多麼可怕的景象,但在四九年後至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國大陸並不罕見。極權制度,它需要人們不僅處於單個的不抱團的“馬鈴薯狀態”,而且要讓你們互不信任,互相不敢溝通於己有利於政權不利的資訊,從而有效地進行恐怖管制。

夫妻告訐、兄弟鬩牆、朋友反目、同事成為眼線、熟人甘當卧底,可謂層出不窮,這一切都是制度化的結果。所以我雖然理解章詒和先生讀到馮亦代先生的告密文字,成為她家坐探卧底後,舉不起一張紙的癱軟絕望心情,但我還是要說,章先生顯然還沒有把四九年後無處不在的告密視為現存制度的一部分。如果把這當成現存制度的一部分,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告密為何成為四九年後生活的常態。這常態常到什麼地步呢?我們當然還沒有更多的資料作樣本分析(以後我會做相應的樣本調查)。大家都知道一九八○年五月《中國青年》雜誌掀起了一場著名的討論:“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作者“潘曉”赫然寫道:“我求助友誼。可當有一次我犯了一點過失時,我的一個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說的知心話全部悄悄寫成材料上報給領導……”。有“潘曉”這樣經歷者,又豈止是少數?在這種遍產告密者的制度下,豈止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實在可謂走進了死胡同!

告密組織及組織化告密

一九九八年馬立誠、凌志軍在今日中國出版社出版《交鋒——當代中國第三次思想解放實錄》,此書因涉一些思想解放史料,對於研究當代中國的政治及社會生活有一定的價值。其書中摘錄無名氏作《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執政黨的變化”條“黨組織的弱化”一段,我們不難見出黨團組織其告密作用之一斑。

“現在,很多黨組織既不部署、不鼓勵黨員反映自己和周圍群眾的情況,黨員也不向黨組織彙報自己的思想,即使了解了自己周圍群眾的情況也不向黨的組織彙報。有的黨組織實際上成了‘聾子’、‘瞎子’,什麼情況也掌握不了,什麼作用也起不到。‘八九風波’期間,一些過去只靠黨組織就可以掌握和解決的問題,不得不直接依靠國家安全部門和公安部門去掌握和解決,就是黨組織弱化的結果。”(P249)

一九五七年被打成極右的四川大右派馮元春——其諸方面的思考不亞於林昭,惜外界多有不知——就曾說過黨團組織是特務組織,不少黨團員均擅長告密。你可以說馮元春這個說法很情緒化,但證諸上面無名氏於黨組織渙散的憂慮,恐怕不是空穴來風。無名氏對於黨員不向黨彙報思想,不彙報群眾動向,只得將這種跟蹤盯梢當密探的事,讓專業化的國安和公安來做深致不滿,對於那種無處不在的告密網路——“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的迷念,不可謂不深。無名氏把告密的作用上升到國家安全(其實是對於黨安全的概念偷換)的地步,這才是對四九年後組織化的告密作用的最佳註腳。

對中國的幫派文化稍有了解的人就不難知道一個傳說,袍哥組織里沒有四排與七排(即令有也只有讓女的來做,俗稱“四嫂”、七姐),據稱是因為四排與七排的兄弟因向清兵告密而被取消。袍哥無疑黑社會組織,黑社會組織入會,有很強的組織紀律性,因此對背叛深惡痛絕。一個黑社會組織他要避免背叛,其內部當然也是要採取告密制度來維持其利益最大化的運營的。袍哥等黑社會組織,採取保舉與引薦缺一不可,以減少入會者反水的概率,這和後來入共產黨需要有兩名介紹人、舉砣子(舉手)發毒誓(宣誓)有何區別?向黨交心,向黨組織靠近,自我告密,成為民眾在恐懼時代的生存法寶,可謂良有以也。

毛澤東一封與告密有關的信

我現在收集諸種有關告密的第一手資料已有不少,包括古今中外的。外國的告密資料主要是用作研究中國告密史的參考資料,同時也對比他國是怎麼處理告密的,對我們反省自己的告密歷史有一定的好處,將來或許會在《中國告密史》多卷本做一章“中外告密之比較”的附錄。四年前文革四十周年的時候,《今天》雜誌出了一期文革研究專號,我用第一手告密原始資料(頁),寫了篇萬字長文《文革告密個案研究:以吳大昌為例》,朋友們也多有誇獎,其實這只是我對眾多四九年後告密個案的研究之始。比如文革豈止是小老百姓互相之間告密,很多高級幹部子女也告發自己的父親,這也是可以做非常好的專題研究的。順帶說一句,四九年後的許多研究還未開始,但在已開始的領域,各種重複之多,也是令人尷尬之事。一方面學術研究應該避免重複,另一方面學術研究應該獨闢蹊徑,才能有真正的創穫。要做真正的當代中國研究頗不易,但就是在這樣不易的情況下,重複之作亦復不少。

四九年後的法律,客觀上鼓勵告密,但中共高層也直接或者間接地做了不少鼓勵。一場革命或者一個革命家,連自己的親友都保護不了,甚至要告發他們,這樣的革命和革命家還值得自豪嗎?這樣的革命家在我看來連做一個普通人的底線都沒有,因此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叫《可怕的職業革命家》,其中談及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其文獻來源皆有案可稽。毛澤東的革命生涯里充滿許多次告密經歷(當然是別人向其告發,這些都可以從各種材料里稽查到),他本人受惠於告密甚多,因此說他對告密比較有心得,不是誣枉不實之辭。

下面這封信,是值得仔細研究的他對告密態度的公開樣本。戴毓本作為楊開慧的同學,新朝得鼎,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以寫信給毛澤東“解告”,希求得到毛澤東的指點。毛澤東果然給她以指點,一是“爭取光明的前途”,二是對於她的丈夫“似可不必再有檢舉”。“爭取光明的前途”,我們暫且按下不表,且說對丈夫“似可不必再有檢舉”一項。這說明四九年後親人互檢是一種常態,也得到公開的指引與號召。毛澤東這句話可堪玩味,一來他絕不反對告密;二來他只是勸戴似可不必,並沒有說你一定不要再告密,且表明戴告發丈夫至少是一次以上,否則不會有“再”;三來,“似可不必”,也就是允許有後續手段,並沒有堵死你以後還告其他之密;四來,戴的丈夫已“虎落平陽”,只是湖南省參事室參事。參事是四九年後的低等閑職(主要由稍有影響的舊軍官和舊職員組成),無實際作用,其實際的政治待遇甚至連文史館所養之遺賢都不如。毛澤東這封與告密有關的信,選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P233(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月),大家可自行體會,因此我連注釋一併抄錄如下:

毓本同志:

給我的信收到,甚為感謝,很久以前的一信,也早已收到,因忙未覆,幸諒。希望你繼續努力工作,爭取光明的前途。敬祝

健康

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

以習梅現在所處地位,似可不必再有檢舉。

注釋:
(1)戴毓本,毛澤東夫人楊開慧的同學,曾在毛澤東等在長沙創辦的自修大學學習。當時是北京蘇聯紅十字會醫院醫生。
(2)習梅,彭習梅,戴毓本的丈夫。當時任湖南參事室參事。

我曾對告密為什麼在中國盛行做過幾點粗淺總結:一是統治成本非常低廉有效,藉此維持龐大的社會運轉;二是人人自危,互相嘶咬,每個人頭上時常懸一把達摩克利之劍,讓你對統治者的恐懼無處不在,如影隨形;三是可以降低一個民族的人格,人格一低,就會聽主子的話,就會有把柄被主子拿著,便於統治;四是可以公然不更新制度建設,反對互相制衡、誰都沒有免受監督豁免權的民主自由制度,而維持專制統治不放。

二○○九年四月十六至十七日晨六時寫成,

十九日修改於成都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開放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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