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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晚年披露楊尚昆楊白冰失勢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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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黨黨內腐敗到如此程度,靠我黨目前這種體制、這種做法去整治,不會有多大效果。我以為,香港政治統治模式,值得我們很好地研究。香港政權一直掌握在英國人手裡,別人不許向這個政權挑戰。但港英當局給了香港居民相當多的民主、自由。人民通過政黨、立法機構、司法機構、輿論工具,有權監督港英政府官員,可以告發,可以檢舉,可以在公眾面前使官員醜行曝光,政府官員處在居民的監督之下,便不能太胡作非為。」

杜導正在《趙紫陽還說過什麼?》中披露,趙紫陽認為:尚昆自然失算了。尚昆與江分歧由來已久,此次當然尚昆要下台了。當然,尚昆如是在過去與江關係好些,對江尊重些,尚昆此次不至於處境如此悲慘。書中相關內容摘錄如下。

六四事件期間,楊尚昆為國家主席,與軍委主席鄧小平和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三足鼎立。更重要的是,楊還是軍委副主席,手中握有槍桿子。圖為1988年3月28日,趙紫陽、鄧小平和楊尚昆出席七屆人大代表會議

中午趙的秘書來電話,問下午我能否去趙處談談,我答應了。

下午3時20分抵趙處,在他的書房談。他開宗明義,說,上兩次你來言猶未了。你是記者,接觸各方人物,了解情況多些,給我敞開說說。我說了一小時許,說了我黨腐敗問題,說了地方工業(國營部份)凋敝、地方財政枯竭,說了「六四」問題會在鄧去世後提出,順便說了楊尚昆(時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白冰(時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二楊」事件在地、軍幹部中的議論。

趙幾次插話,後有大段談話。要點如下:

一、「二楊」

鄧南巡講話及6月兩次去首鋼(首都鋼鐵公司)講話,都說明鄧對江澤民(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李鵬體制很為不滿。給人印象:要解決江、李體制。江、李那個時期,惶惶不可終日,許多工作也停下不做了。此時,楊尚昆、萬里[1]誤以為鄧(小平)換江(澤民)、李(鵬)的決心下了,便做出以楊(尚昆)為首組成中共中央顧問小組的決定,以代替鄧過世後做「最高權威」。萬里也在政治局會議上當眾說,「鄧小平說,基本路線一百年不變。便是說有人要變!」

「十四大」前,鄧權衡了利弊諸多因素後,看來最後下決心時,主張的傾向性有了變化。鄧先傾向於撤換江(澤民)、李(鵬),後改為江(澤民)、李(鵬)不動。

鄧此時看來主要考慮以下兩個大問題。不僅此時,恐有長時間了。第一個問題,他身後,中國改革開放事業能否堅持下去?即能否繼續下去?否則,他主張的改革開放錯了,會有人起來批判他,將他定為罪人;第二個問題,他身後會提出「六四」問題,鄧究竟錯了?對了?負什麼責任。這兩個問題中,看來,鄧想得多的是第二個問題。因為改革開放,是世界大潮,中國絕大部份人支持這個主張,別人反鄧,很困難。這「六四」非同小可。如你所說中國幹部、知識分子對這個問題絕不會淡忘。這個問題太大了。鄧內心是知道這個問題的份量的。在「六四」問題上,李鵬不用說了,江,在上海也是有帳的,《世界經濟導報》事件便是江搞的。鄧以為,維持江、李體制,「六四」問題在鄧身後,大家不能提出。既然做了這種估計,尚昆自然失算了。尚昆與江分歧由來已久,此次當然尚昆要下台了。當然,尚昆如在過去與江關係好些,對江尊重些,尚昆此次不致於處境如此悲慘。

二、腐敗

我上次說過,最可怕的是我官員利用手中政權與市場經濟結合,這會出現(「超額」、「超級」)的盤剝、敲詐等惡劣行為,引起人民極大反感。沿海經濟高速發展,幹部腐敗問題沒大陸尖銳,但人民富裕了,文化高了,這個問題也會尖銳起來。這個問題怎麼辦?看來自己有重病,靠自己動手治療有困難。我黨黨內腐敗到如此程度,靠我黨目前這種體制、這種做法去整治,不會有多大效果。我以為,香港政治統治模式,值得我們很好地研究。香港政權一直掌握在英國人手裡,別人不許向這個政權挑戰。但港英當局給了香港居民相當多的民主、自由。人民通過政黨、立法機構、司法機構、輿論工具,有權監督港英政府官員,可以告發,可以檢舉,可以在公眾面前使官員醜行曝光,政府官員處在居民的監督之下,便不能太胡作非為。蔣經國這個人物也了不起,臨終前囑辦三條:開放黨禁、兩岸緩和、給「2.28」事件平反。這也是蔣經國高明之處。即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權不許動、不能動,但個別人員可以撤換,可以選舉,也可以罷免。這種思路就是執政黨的地位不允許挑戰,但執政黨的官員可以變換,可以監督。這個辦法看來是聰明的。

三、鄧小平十幾年改革開放,有大功

「六四」後,這條路線鄧小平沒有動搖,堅持下來了。1992年南巡講話,都是過去他講過的話,無什麼新鮮語言、新鮮思想,但在當時那種國內時代背景下說這些話,發生了很好的作用。這是一面。另一面,即政治改革方面,鄧一直堅持中共集權。黨內他一貫不主張,也不贊成民主。他不喜歡別人提出意見,不喜歡民主協商。他說,美國那種民主,程序繁瑣,效率很低。中共呢,一個政治局會議,將大問題拍板了,解決了,我們效率很高。鄧常說,黨內辦事,只能有一個婆婆。這一套,大的思路仍來源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來源於革命戰爭中培養成的一種思維方式、思維習慣。前些年這個問題上,鄧還開通些,現在年齡大了,僵化了,在他生前,已經不可能改變,不會改變。這樣,便在中國發生了一件大家都在議論、都在預測、都好象沒辦法的大問題。經濟上我們大改革大開放,搞自由經濟;政治上,我們搞(一黨專政)嚴密的政治控制,思想控制。經濟上自由化,政治上獨裁。這種不配套的體制是矛盾的,維持不下去的,弄不好,要出大亂子。

我插話說,新加坡李光耀,台灣蔣家父子,南朝鮮李承晚,都是政治獨裁下維持國內安定的良好秩序,放開經濟;經濟上去了,人民生活富裕了,這時人民與執政黨關係緩和了,這時再搞政治改革,開放民主與自由,執政黨與人民對民主自由的承受能力都強些,好似效果不錯。趙說,人民生活富裕了,照樣鬧事,這樣例子在世界上屢見不鮮,南韓金泳三上台,泰國軍人垮台,連緬甸都在變革。

四、預測

他說,江、李政體,是完全在一種突然的狀況下產生的,這麼多的問題,很難說他們能處理得了。我插話說,黨內外高中級幹部與知識分子多數,主觀上還是寄希望於我黨執政,希望我黨能找到一條躲過可能危機的道路。即我們經濟上去,政治改革也穩步進行,取得人民內心的支持、擁護。希望我黨不要垮台。趙接著說,這中間有一個過渡形式問題,什麼形式能將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配套、協調。他說,人民會去創造,我們多聽聽人民的意見,便會找到一個辦法,當然這中間蘊藏著危險。

五、其它

「六四」後,鄧有一次說到中國農村還是要走集體經濟道路。這段話未向下傳達。如傳達,不得了。但這段話會被別有用心的人抓住,在有利時機拋出來。鄧也有政敵。

從下午3時20分談到5時30分時,他看了看表說,在我這兒吃飯罷,邊吃可以邊談。我說司機在門口,他說,也好,再談一會兒。他又說下去,說到晚6時了,他說,你告訴司機回去,我們邊吃邊聊,我派車送你回去。他叫梁伯琪大姐來,讓梁要車。一會兒,梁進來說,司機感冒,不能出車,我叫車隊(指中南海中央車隊)派車罷。趙接著談寫回憶錄事。我說分兩部份寫,一部份是存檔案的不能公開的數據,一部份是可以公開發表的東西。他說不好那樣分開。他說,你上次提出寫回憶錄的意見後,我考慮過,覺得也可以,但數據不易掌握,工程量甚大,很費力。我說,記錄下這些數據,可供今人或後人研究,這是你對歷史的一種責任。當場我倆商定:搞一份「內部情況」,他手中已有一份完整的剪報數據;待他從廣西回家,他、我、錫華商量一下,定個計劃;先搜集資料,再初整理,再細整理,兩三年內完成。晚飯,他要上茅台酒,我說汾酒,他斟酒給我。主食是玉米面窩窩頭、燴餅,副食是青菜、醃黃瓜、牛肉土豆。清淡但營養不足,亦不精緻。廚房、飯廳也不夠整潔。不如蕭洪達家,也不如我家。中共總書記啊!今天怎麼活成這模樣兒?我喝一杯酒,吃兩個玉米面窩窩頭、半碗燴餅;他呢,喝酒兩杯,吃幾口菜,好似未吃飯。

飯後,來人說中南海車隊派不出車來,因天晚了。

這有一種可能,天晚怕趙出事,故意推脫不派車。如若當年,不說梁伯琪夫人要車,就是趙親戚用車,一句話,車隊也屁滾尿流派車來了。對這些事,趙鎮靜自若,但絕頂聰明的他,不會沒有感慨!他說了「我飯後派車送你!」竟然因專車司機病了便要不到車,只好叫妞妞到街上要來計程車將我送回萬壽路!中國政治,可悲!

趙,一位當代世界叱吒風雲的人物,不僅被整得失去光彩,送朋友連一輛車也要不到,真使人哭笑不得。

趙,內心會何等悲傷啊!

1993年1月6日(星期三)

注釋:

[1]萬里(1916-),1936年加入中共。1977年6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1980年後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農委主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責任編輯: 白梅  來源:趙紫陽還說過什麼?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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