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王洪文的升沉

◇王洪文被關注

毛澤東對王洪文的了解最初得之張春橋。張春橋、姚文元1967年初回上海工作時,每隔幾天就要向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寫書面報告,彙報上海情況。據徐景賢回憶,毛澤東當時“給了張春橋一個任務,要他物色新的上海市委領導的人選”。這樣,從張春橋一系列書面彙報中,毛澤東陸續了解了工總司及王洪文的情況。

1967年一月奪權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王洪文成為市革會的七名主要負責人之一。而從當時市革會傳閱文件的順序看,王洪文排在最後第七名:張春橋、姚文元、馬天水、王少庸、徐景賢、王承龍、王洪文。

王洪文當了市革會領導後,一直比較謹慎,對中央各項恢復秩序的措施積極響應,也要求自己手下的工人造反派們緊跟中央部署。他對工人造反派有著很大影響,對他們容易逾越規範的草根行動有著很大約束力。上海除了1967年6、7、8月聯司和支聯站時期比較亂,其它時期一般都比外地平穩。尤其是1967年初,王洪文堅決主張吸收保守派入造反隊,還有1967年下半年,王洪文堅決要求工總司下面的各聯絡站實行大聯合,哪怕“和稀泥”也要實行聯合。這些都是上海局勢穩定的重要原因,王洪文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王洪文在工總司中有威信。他處事比一般造反派謹慎,行事正派,為人隨和。工總司總部的一些老造反,相互之間會有所不服氣,但對王洪文,除了早期的少數幾個人,大家基本都是服貼的。

1967年7月21日至國情前夕,毛澤東一直住在上海。砸聯司那天晚上還和張春橋乘著防彈轎車去外灘。看到工人造反派戴著藤編安全帽,手持長矛,守衛在市革會門前,毛澤東很高興,說上海工人造反派能夠掌控局勢。後來,毛澤東在一場批鬥會的電視實況轉播中,看到了王洪文的形象。當時王洪文正在批鬥會上作總結髮言,毛澤東仔細聽著王洪文的講話,張春橋在一邊向他介紹王洪文的情況。據徐景賢后來的回憶,王洪文在電視中的形象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

毛澤東與王洪文第一次見面,是在1968年的10月1日國慶節。王洪文是上海赴北京參加國慶觀禮代表團的領隊,和上海的許多代表們一起住進了中南海。10月1日那天,檢閱遊行隊伍之後,馬天水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毛澤東時,說王洪文希望見主席,毛澤東同意了。〔1〕張春橋將王洪文帶到屏風隔著的貴賓會見廳,隨即離開,單獨留下王洪文。林彪也在場。這次個別談話,王洪文給毛澤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徐景賢后來認為,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當眾推薦王洪文,表揚上海工人,肯定上海局勢,顯示了毛澤東想從工人中提拔新生力量的念頭,從1968年那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王洪文時便已開始。

王洪文“種過地、當過兵、做過工”是張春橋當初向毛澤東介紹王洪文時總結的,這樣的條件很合毛澤東的心意。毛澤東後來一再對人說王洪文“種過田、當過兵、做過工,工、農、兵都齊了,後來又當過幹部,經歷比較全面”。毛澤東還十分關心王洪文的文化程度,再三向張春橋打聽王洪文會不會寫文章。不過張春橋此時似乎沒有體會出毛澤東的更深意圖,只是將此看作是毛澤東對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關註:主席去年問過我一次,王洪文同志會不會寫文章,今年又問過一次。為什麼老是問,一方面是主席對王洪文同志很關心,更重要的是關心你們成長的問題。〔2〕

國慶觀禮後,上海觀禮團的其他代表都於10月12日集體離開北京,王洪文卻沒一起回滬,他被留下列席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這個會從10月13日開到10月30日,會上將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還批判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這是王洪文第一次參加黨內高級會議。在10月13日的全體會議上,毛澤東讚揚了上海,說:“我覺得上海比北京強,120萬工人掌握了形勢”。10月31日的閉幕會議上,毛澤東對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說:“介紹一個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來看一看”。

因為毛澤東對王洪文的關注,張春橋回上海後,將王洪文在市革會中的位置調整,排到徐景賢之前,緊挨在馬天水、王少庸之後。徐景賢后來在回憶中說:“本來上海的紅衛兵給我起的外號叫‘徐老三’,現在王洪文才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王老三’”。在市革會,王洪文原來主要負責群眾組織,以及工宣隊、文攻武衛,這以後開始協助馬天水全面負責上海的工作,還負責“清隊”的專案。1968年下半年,被停止了近三年的中共黨組織活動重又開始,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也在籌備中。王洪文擔任上海“九大”籌備小組負責人之一。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在張春橋和姚文元起草、林彪宣讀的政治報告中,特地提到上海工人對文革的作用:“具有革命傳統的上海工人階級,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廣大革命群眾、革命幹部聯合起來,於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奪了舊市委、舊市人委中走資派的權力。”王洪文被作為上海工人階級的代表,擔任上海參加“九大”代表團的負責人;還被指定為華東大組的組長之一,多次參加了毛澤東親自主持的小型會議。中央還決定由王洪文代表全國工人階級在第二天的大會上作發言。這是一種象徵:過去,這樣一類全國性的大會往往安排勞動模範、先進人物作為工人階級發言,作為全國工人的表率。而這次,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派卻選擇了工人中的造反派,樹為全國工人的代表和表率。

安排王洪文發言,直到4月13日才由毛澤東最後拍板決定。王洪文特地向同參加“九大”的徐景賢借了十五元錢,去大會小賣部買了一條黑色的確良長褲,上身穿著文革中流行的軍裝。既顯示工人階級的形象,也符合王洪文轉業軍人身份。4月14日,在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髮言後,毛澤東親自宣布“王洪文同志講話”。王洪文的這篇由徐景賢起草,張春橋、姚文元審閱修改的發言稿,內容不長,完全是表態性的對九大各項決議的擁護以及貫徹的決心;發言的意義在於這是被精心安排的政治亮相。王洪文的名字通過這次發言,被媒體報道傳播,全國乃至全世界知道了這個正在上升的新名字。在這次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王洪文和上海的徐景賢、王秀珍、楊富珍,都當上了中共中央委員,馬天水、金祖敏、陳敢峰、王維國,當上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這次會上,以林彪為首的軍隊幹部,向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發起攻勢,張春橋受到與會代表不點名圍攻。江青又一次搶在事主前面,與張春橋一起向毛澤東告狀並求救。毛澤東當然明白,對張春橋的圍攻其實就是對自己發動文革的強烈不滿,他又一次選擇了江青和張春橋。雖然緊接著受到公開批判的是陳伯達,但是毛澤東與林彪的親密關係已經出現裂痕。廬山會議結束後,江青在住處秘密接見了赴廬山參加會議的王洪文和徐景賢。江青對王洪文說:“知道吧,對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應該聽懂了江青的話,這句話傳遞了毛澤東對王洪文的期望。〔3〕

◇奉調北京學習

1972年9月,王洪文奉調北京學習。這是張春橋從北京打電話通知王洪文的,要他移交上海的工作,並帶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帶個秘書,因為要在北京待上一段時間。據徐景賢后來回憶,王洪文不知中央調自己去學習什麼,也不敢問張春橋,放下電話,就趕緊去和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商量。大家都認為,林彪事件後,中央需要增補幹部,王洪文去中央學習,肯定是被進一步重用,而且很可能會進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6日晚上,馬、徐、王在錦江飯店小禮堂為王洪文餞行。第二天,王洪文帶著秘書廖祖康,在虹橋機場登上飛往北京的飛機,上海市委的常委們赴機場為王洪文送行。

王洪文赴北京後,和張春橋、姚文元住在一起。中央對他的安排是一面跟著周恩來參加中央工作,一面學習。中央辦公廳給王洪文送去馬、恩、列、斯、毛著作,供他學習。這是對王洪文的培養和考察。尤其毛澤東,更是密切關注著王洪文。毛澤東等王洪文安頓下來以後,連續找他談了幾次話。詳細地詢問他的歷史,並且在交談中提出各種問題,聽取他的看法和觀點,既對王洪文進行考察和面試,又對他進行開導和幫助。毛澤東還關照周恩來親自幫帶王洪文,凡是周恩來主持的會議,周都通知王洪文參加,中央政治局的小型會議,中央處理七機部問題的會議,解決河南兩派的會議,甚至連絕密的討論運載火箭把人造衛星送上天的專案會議,都要王洪文參加並讓他發表意見,這也是周恩來對王洪文的幫教和考察。〔4〕

王洪文小心謹慎,努力按照中央要求去做。中央說調他去北京是為了加強學習,他也就努力認真學習,還向上海市委徐景賢提出,將蕭木調去北京繼續做他的學習輔導員。〔5〕徐景賢十分不情願放蕭木離開上海,因為蕭木是上海市委寫作組主力,工作努力,筆頭也好,此時正在與陳冀德籌辦《朝霞》雜誌;但既然王洪文點名,他只好放人。王洪文還要求徐景賢幫他物色一個英語老師,他要學英語,因為毛主席也在學英語。徐景賢后來從復旦大學外語系調去一個英語教師,從ABCD開始教王洪文。

此時的王洪文躊躇滿志。他整天不是學習就是開會,毛澤東還派他去新疆、浙江等地區,處理因群眾組織派別對立而長期遺留的矛盾。王洪文自己本來就是群眾組織的頭頭,後來又作為上海市革會負責人,專門處理上海群眾組織之間的糾紛,在這方面有經驗。雖然對於群眾組織的兩派尤其對於上海鄰居浙江的兩派,他心底有傾向,但首次作為中央代表,他基本按中央要求處理矛盾,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很滿意。據說,毛澤東對張春橋說:王洪文做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他的條件比你、我兩個都優越,我們要了解工農兵,還要搞調查研究,他自己做過工,當過兵了,已經具備這種條件了。

不久,張春橋告訴上海市委的徐景賢等:看樣子,洪文回不來了;經他和姚文元、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馬天水主持。這是王洪文將留在中央工作的信號,毛澤東欣賞王洪文。接班人問題一直是林彪事件後毛澤東的一個心病,現在毛澤東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得到解決了。

但王洪文畢竟從政時間很短,沒有資歷。沒有資歷不僅是經驗不足,也使人無法從資歷中了解其真實能力和品德,所以毛澤東似乎對自己又一次選的這個接班人還是有些不放心。中共十次代表大會籌備召開之前,毛澤東要王洪文看《劉盆子傳》。王洪文沒有聽清毛澤東要他看的究竟是什麼,也不敢多問,他趁回上海調查研究時,找寫作組的朱永嘉等,說要讀劉什麼子。朱永嘉猜出是“劉盆子”。劉盆子是《二十四史》中《後漢書》里的一個人物,原本是個放牛娃,赤眉起義時被立為皇帝,但根本勝任不了皇帝的職務。對中國歷史非常熟悉的朱永嘉,聽說毛澤東要王洪文看這篇文章,馬上領會到毛澤東的意思,是希望王洪文不要像劉盆子那樣,不成大器扶不起。但朱永嘉不便明說。朱永嘉去和徐景賢商量,徐景賢出主意:只按文章的字面意思,將古文翻譯成現代白話文,不作任何其他解釋和議論。朱永嘉照此辦理,逐字逐句翻譯了一遍。王洪文聽著,不動聲色,沒有任何表示。徐景賢和朱永嘉都認為王洪文是個明白人,他應該明白毛澤東的弦外之音。〔6〕

王洪文去中央後,很不習慣中央的行事規則。他給馬天水打電話說自己非常寂寞,有時一整天就是開會。〔7〕

◇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3年5月間,中共中央召開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第十次代表大會籌備事宜。周恩來宣布,根據毛澤東提議,政治局決定將王洪文調到中央,列席政治局並參加工作;根據毛澤東意見,王洪文負責黨章修改小組,起草修改黨章的說明並提出新的黨章草案。由於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只選出一個主席即毛澤東,一個副主席即林彪。林彪事件後,中共中央主席便只剩毛澤東一人,政治局內,三分之一被認為是親林彪者,或死亡如葉群,或被審查如陳伯達、黃永勝等,補充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員成為當務之急;而且那個將林彪立為接班人的“九大”黨章也急需修改。

最初王洪文負責的班子,寫出的是《關於黨章修改的說明》,只是個事務性的報告。報告送上去後,在“十大”召開的前三天左右,被送了回來。上面是毛澤東的筆跡:“說明”二字被划去,改為“報告”二字,再下面寫著“王洪文”三字。〔8〕毛澤東決定由王洪文在“十大”作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共前幾次黨代會上的黨章修改報告,一般都由即將升任為毛澤東副手者作:“七大”是劉少奇,“八大”是鄧小平,“九大”沒有這個內容。“十大”由王洪文作這個報告,這表明,毛澤東要重用王洪文。

8月20日,中共“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會議召開,雖然毛澤東沒有到會,但他讓周恩來宣布了一個更具震撼性的決定:由王洪文擔任選舉準備委員會主任,而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等排在王洪文名後,都任副主任。周恩來宣布了毛的這個決定後,立即謙恭地從主持人的席位上退讓,請王洪文接著主持會議。一百多個參加會議者立即明白了毛澤東要讓王洪文當他的接班人的意圖。

毛澤東的這個意圖遭到抵制。“十大”召開前,在周恩來主持的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會議上,當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讓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提議後,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員們都不表態;張春橋和姚文元因為大家都不吭聲,也不便表態,場面十分尷尬。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提出:副主席一個就可以了,他的意思很清楚:周恩來擔任副主席,不贊成將王洪文放上去。為了“打通思想”,“統一認識”,8月23日晚,由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黨政軍直屬機關和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傳達和解釋毛澤東選調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思想,說服大家不要看不起“兒童團”。儘管如此,許世友仍然不服氣,多次插話陳述自己的意見。張春橋指責許世友“反對毛主席的意見”,許世友當眾大聲呵斥:“你有什麼了不起”。周恩來講話後,到會的老幹部們用掌聲表達對周恩來的敬意。但輪到王洪文講話,講話結束時一片沉默,沒有人鼓掌。討論由誰作修改黨章報告時,提議王洪文的人寥寥無幾。這些跡象都表明中央高層幹部對王洪文不認可,使王洪文從一開始感覺到老幹部們對自己的抵制。王洪文以後對徐景賢提及當時情景仍不能釋然。

馬天水也出席了這次會議。面對沉默的集體抵制,馬天水以自己老幹部的身份為王洪文說話:“我打頭陣表了態,表示支持和擁護王洪文為黨中央副主席候選人。我當時說:我同王洪文相處一段時間,覺得王洪文看問題還比較全面,不是一個沖衝殺殺的人,他在上海主持過一段時期的工作,我感到他比我強”。〔9〕

1973年8月24日下午,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毛澤東出席並主持大會。毛澤東坐在主席台中央,左右是王洪文與周恩來。毛澤東宣布,由周恩來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作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念完政治報告後,由穿著嶄新軍裝戴著領章帽徽的王洪文念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修改黨章的報告。8月28日,“十大”閉幕會,毛澤東沒有出席。但在投票選舉中央委員時,周恩來宣布:“今天的大會,毛主席請假;毛主席委託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選舉十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王洪文站起,走到毛澤東座位前,拿起桌上放著的毛澤東的選票,走向投票箱將選票投了進去。毛澤東的這一系列安排,使王洪文閃亮登場,一下站到了中國政治的前沿。接著,8月31日,全國報刊統一刊登了前一天舉行的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的新聞公報,其中,最具新聞意義的就是王洪文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在毛澤東、周恩來之後。

這是毛澤東第三次為自己挑選的接班人,前兩次是劉少奇與林彪。〔10〕

◇受命王維國專案

1970年的廬山會議之後,王洪文負責上海的“批陳整風”,即批判陳伯達。第二年9月13日林彪外逃死亡事件發生。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來負責的林彪專案組,華東地區的林彪案件,由許世友和王洪文負責,上海設材料組。王洪文推薦,經許世友同意,由戴立清具體負責專案工作;將王知常調去負責文字工作。另外,還調去駐市總工會的軍代表康寧一,空軍和警備區的一些軍人,共八九人,組成專案組。最初的材料都直接報周恩來,同時也報許世友和張春橋,但不經上海市委和警備區的其他領導。

在對王維國專案的一些處理上,王洪文和許世友經常爭論,意見不一。矛盾具體體現在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清查上。林彪案件在上海和江浙一帶,對象主要是駐上海的空四軍和駐杭州的空五軍。毛澤東派許世友和王洪文一起去浙江處理空五軍問題。王洪文認為對空五軍的幹部應以教育為主,不主張都處理。許世友的觀點不同。對上海的空四軍幹部也是這樣,“王維國專案組”前後共審查56人,其中除4人上報中央“林彪專案組”審查外,其餘人員經過一段時間審查後,都沒有正式結論,也即沒有硬給他們做出“林彪反革命集團成員”的結論。以後都移交空四軍處理。〔11〕王洪文這樣做,可能是想為這些軍隊幹部留有些餘地。王維國的妻子杜貴珍,被認為“參與了王維國一系列反黨活動”,但王洪文認為不能因為丈夫的事情株連妻子,在審查了一段時間後將她釋放。還有其他許多人,例如李偉信的弟弟李偉雋,空四軍政治秘書處韓洪奎,等等,王洪文認為他們不了解真相,只是執行者,責任不應由他們負,對他們從寬處理。文革結束後,這成為王洪文的罪名之一,說他包庇這些人,企圖拉攏他們從而把他們控制在自己手裡,這些人也都被重新處理。

此外,許世友在處理駐上海空四軍幹部問題時,將所有原來空四軍的高級幹部都換班,另外派人。王洪文認為不妥。張春橋也認為不能怪下面幹部,主要是上面的責任。王洪文主張原來的班子能保留的盡量保留,不要另外再派人,打擊面不要太寬,包括在杭州的空五軍。原空四軍軍長鄭長華,是五十年代初期的空軍戰鬥英雄。據說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後,曾說過:對那些戰鬥英雄要保。〔12〕在王洪文上報的關於鄭長華的材料中,只說鄭曾經吹捧過林彪父子,至於是否參與過林彪的活動,認為查無實據。王洪文希望保留鄭長華的空四軍軍長職務;許世友決定調鄭長華去南京軍區審查,王洪文拒不肯放,說“在空四軍保留這麼一個人有好處”。他讓鄭長華繼續主持空四軍工作,並對他說:“我還是信任你的”,“你大膽工作”。但南京軍區方面執意要對鄭長華進行審查,1972年鄭長華被送中央專案組審查。王洪文嘆道:“這樣一來,我想保留鄭長華當軍長又不成了。”〔13〕王洪文的一些主張和做法,許多都與許世友發生矛盾。王洪文還試圖放寬對浙江空五軍陳勵耘等人的處理,也都被許世友堅決拒絕。〔14〕

◇王洪文終被拋棄

中共“十大”以後,王洪文跟著周恩來工作,周恩來給毛澤東的重要報告,都由周恩來起草,與王洪文共同署名。1974年6月,周恩來病重住院。毛澤東委託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一時期,也正是四屆人大醞釀名單的最後階段,江青希望能掌控以後的國務院,一次又一次地要王洪文向毛澤東進言。身為副主席的王洪文,雖然在黨 大陸位排名比江青和張春橋高,但卻跟著江青等的指揮亦步亦趨。毛澤東多次批評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加上姚文元是“四人幫”、“上海幫”。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遵從江青之意,赴長沙見毛澤東,反對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毛澤東此時對政治慾望強烈卻又到處樹敵的江青不滿,他更對身為副主席,卻總是跟在江青等屁股後面轉的王洪文失望。毛澤東對王洪文說: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不要跟在江青後面批東西;“‘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麼多人要團結”。但王洪文沒有悟出毛澤東不滿的嚴重性;或者,他無力也無意擺脫江青和張春橋的控制。他本來個人意志就不強大,在上海工總司時就被認為“耳朵軟”。到中央工作,沒有政治和人脈資源,更無政治經驗尤其是高層政治生活的經驗,只能聽命於江青和張春橋。何況他是張春橋一手提拔的,過去他與張春橋是教誨和被教誨的關係;現在儘管領導關係變了,張春橋不會再像過去那樣直接教導他;但張春橋的判斷和主張,在雙方關係中的影響矢量沒變。以他的能力,根本不能和張春橋相比,無法抗衡張春橋。加上對文革的共同觀點和利益,他根本無法如毛澤東所希望,跳出“四人幫”圈子,成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

12月23日,王洪文又赴長沙見毛澤東,這次是和周恩來一起去的,在長沙住了三天,27日回北京。毛澤東再一次要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王洪文在長沙期間,向毛澤東寫了份檢查:

主席:

這次來長沙向主席彙報工作,又一次聆聽了主席的教導,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別是主席對我的批評“你不要搞四人幫”。主席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我誠肯(懇)的接受主席的批評教育。這次主席批准在這裡住三天,我應借這個機會來回憶,總結自己犯錯誤的經驗和教訓。

兩天來我認真的回憶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錯誤。

主席發現以後曾多次指示,“你們不要幾個人搞在一起”,“你們不要搞上海幫”。我沒有堅決的按主席的指示辦事。當工作中遇有問題時不是和政治局多數同志商量,研究解決問題,而是只找少數幾個同志。雖經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覺悟,脫離不開小圈子。主席在離京前的政治局會議上又指示“你們不要(搞)上海幫”。以後有同志來找議事我仍然頂不住。因此就繼續犯錯誤。10月17日來長沙向主席彙報關於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為“風雷(慶)號”批示發生爭吵一事我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因為當時在提名總參謀長人選問題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見,這本是黨內生活中允許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數同志正確的解決定問題,而是只聽了少數同志意見。錯誤的把提總參謀長人選問題和江青同志批示“風慶輪”問題同小平同志爭吵聯繫在一起,並且亂加猜測,因而就得出結論說可能有別的什麼問題。因此我就提意(議)向主席報告。

在這個問題上的是(事)實是:小平同志並不錯,而是我犯了嚴重錯誤,因為總理身體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聽取各方不同意見,而是只聽少數同志意見,又不加分析就錯誤的向主席報告。干擾了主席。我的錯誤是嚴重的。〔15〕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召集十幾名政治局委員在住處開會。毛澤東長達兩小時的講話,主要內容是批評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要求加強黨內團結,提出“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毛澤東還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前一時期的“批經驗主義”進行批評。從可以見到的材料來看,毛澤東似乎從來沒有公開批評過張春橋,這是唯一的一次。但是,即使可能是唯一的批評,毛澤東也是以批評自己的形式作的:“我也犯了錯誤……我沒有看出來,只聽了一遍”。〔16〕另一方面,毛澤東也無堅決清除江青之意,對江青充其量只是告誡和批評,這也應該是王洪文無力擺脫江青的最重要原因。但周恩來抓住了毛澤東的批評,布置在政治局範圍內,學習討論毛澤東的講話。周恩來因病不能主持會議,決定由王洪文召集。王洪文一再推託,拖著不召開會議。5月27日,經毛澤東批准,由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17〕

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後,毛澤東始終在一邊觀察。毛澤東對王洪文的政治能力失望。王洪文自己在許多方面也不思進取:一次接待一個國家總統,他本應事先準備,了解對方國家情況。可他對外交部送給他的資料連看也不看。第二天接待時,什麼也談不出,只好翻來覆去地問那個總統:你到中國飯吃得慣吧,住得慣吧。外交部工作人員存心如實記下王洪文的這些話,寫成簡報,報送毛澤東,據說毛澤東看了很生氣。〔18〕王洪文的文化知識也讓毛澤東無法與之交流。毛澤東對反文革勢力總是憂心忡忡,擔心“復辟”。一次他對王洪文講起張勳復辟的事,王洪文不知張勳是誰,問毛澤東辮子兵是怎麼回事,毛只好說“你自己去查”。〔19〕

對王洪文直升機式的提拔,使得王洪文既無法在各個台階積累工作和政治經驗,也無法在各個領域和地區積累人脈資源。更重要的是,毛澤東選拔文革造反派作為自己的副手,卻不能被文革的反對者尤其廣大的老幹部接受。毛澤東再一次拋棄自己選拔的接班人。毛澤東向周恩來和鄧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強,“威望不高”。根據毛澤東的意見,1975年6月下旬,王洪文回上海和浙江“幫助工作”。7月1日,葉劍英寫信給毛澤東,建議由鄧小平主持工作,毛澤東批示“同意”。從7月初開始,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由鄧小平主持。從此,王洪文再也沒有主持過中央工作。〔20〕

對於王洪文的工作能力,在他身邊工作過的蕭木有著評價:

比起一般工人,王洪文無論是在考慮和處理事情的能力上,還是在政治上,要強一些。他如果是一步一步地上去,在各種位置上受到鍛煉,也許有可能會鍛鍊出工作經驗和能力。但他卻是一下子被提拔上去的,這使他的經驗能力與責任嚴重不對稱。而且王洪文實際是奉命造反,沒有獨立判斷政治是非的能力。他對政治是非的判斷標準就是“最高指示”,毛澤東的話。〔21〕

1975年7月,失意的王洪文回了上海。同行的廖祖康通知市委辦公室,給王洪文準備一間辦公用房間。不過人們沒有聽出言外之音:王洪文打算長住上海了。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不知道北京發生的事情,不知道王洪文已經失寵於毛澤東。王洪文向他們透露了中央的鬥爭,說:“當前中央鬥爭很複雜,要有上山打游擊的準備”;8月19日,王洪文去上棉三十廠,臨走時說:“只要我不被打倒,不死,下次還要來的。右派上台,我就來不了了”。〔22〕回康辦的路上,同行的王秀珍覺得他剛才的話不妥,說:你這句話講得太露骨了,能這樣嗎?王洪文答:“要有這個思想準備。文化大革命誰勝、誰負的問題,遠沒有解決,有些人根本不承認我這個副主席,不承認文化大革命,不承認新幹部,好多地方新幹部都被打下去。還要圍繞文化大革命再斗。你看鄧小平的講話,不就清楚了嗎?”〔23〕另一次,在錦江飯店小禮堂樓上,王洪文邊喝酒邊埋怨:“什麼主持工作,還不是讓我往火坑裡跳!”“現在我有什麼權?黨中央和國務院是他(指鄧小平)的,軍隊也是他的,我只有一個辦工農兵讀書班的權!這是毛主席定的呀!”〔24〕

王洪文在上海無所事事,除了視察工作,很多時間放在吃喝、打獵、釣魚、看電影。後來他對人說:“去年我回上海,實際上是半休息狀態,太氣了”。〔25〕而此時,“王洪文犯錯誤了”的消息悄悄在幹部間流傳。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很著急。馬天水說:洪文在上海沒事幹,鄧小平這個人很能抓權,我們要勸他趕快回北京。他老不回北京,慢慢權沒有了,在群眾中影響也沒有了。徐景賢說:洪文回北京一見報,政治謠言也就會沒有了。要他趕快回北京抓工作。王秀珍說:我們勸他回北京好,他在上海也沒事做,情緒不高。大寨會議他沒參加不要緊,計劃會議他要參加,代表工人在會上講話。〔26〕

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三次勸王洪文回去。11月15日王洪文終於回北京。但回北京後,吃喝打獵釣魚依舊。請王洪文吃飯喝酒最多的是葉劍英,有時半夜三更也會打電話將王洪文叫去。王洪文大概認為中央高幹都是這樣,吃吃喝喝是一種幹部待遇;或者他覺得自己已經被高層政治遺棄,不再被信任,所以也不再願意收緊骨頭謹慎行事。他的秘書看不下去,說:“王洪文這個人完蛋了,照這種樣子,肯定完蛋”。這個秘書打報告,執意離開王洪文,後來在文革結束前的半年,終於如願。〔27〕金祖敏曾經勸過王洪文珍惜機會,好好學習,王洪文聽了很不高興。〔28〕蕭木也曾經勸過王洪文。一次王洪文又被葉劍英叫去喝酒,酒席散後,蕭木與王洪文整整談了三小時。蕭木以老師的身份,勸王洪文不要沉湎於吃喝打兔子。王洪文聽著,最後表示:

我有我的難處,我難以開展工作,許多人根本不承認“十大”的路線。我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更是不被承認。只有葉帥還是支持我的。所以葉帥叫我來,我也不好推辭。〔29〕

整個鄧小平主政時期,王洪文情緒都十分低落。直到1975年底,名為“反擊右傾翻案風”,實為批判鄧小平的運動開展,王洪文才又重新活躍起來。不久,因北京群眾悼念周恩來,引發1976年丙辰清明天安門事件,鄧小平被革職。但王洪文也沒有因此重新復權。接替鄧小平的是華國鋒,毛澤東再次挑選的接班人。毛澤東不會想到,這個接班人,將結束他視為自己一生所作兩件大事中的一件——文革。華國鋒將永遠結束王洪文的政治生涯。

注釋:

〔1〕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

〔2〕《張春橋1970年5月1日下午在康平路小禮堂接見工總司委員時的談話》,工總司1967年5月2日。原件藏上海市總工會。

〔3〕這一節的資料,除註明出處的之外,全部引自徐景賢《十年一夢》。

〔4〕徐景賢《十年一夢》。

〔5〕王洪文在北京有兩個秘書,一個工作秘書小沈,另一個生活秘書廖祖康,國棉十七廠造反時就一直跟著王洪文的原廠技校學生。兩個秘書已經屬多;張春橋和姚文元在北京都只有一個秘書。蕭木作為王洪文的政治輔導員調去王洪文身邊,文革後有人說蕭木是徐景賢的上海市委寫作組安排插在王洪文身邊的釘子,顯然與事實不符。蕭木是王洪文自己點名要求調到北京的。

〔6〕以上資料均主要引自徐景賢《十年一夢》。

〔7〕轉引自張春橋1972年11月2日下午在接見市工代會部分委員時的講話。上海市工代會會議記錄。原件為上海市總工會文書檔案。

〔8〕這是蕭木對筆者回憶的,他參加了《關於黨章修改說明》的起草。

〔9〕馬天水1976年11月21日《我的補充揭發交代》,上海市區、縣。局黨員負責幹部會議秘書組1976年11月25日印發,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

〔10〕本節內容除註明的外,其餘皆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2003年出版《毛澤東傳》,以及徐景賢《十年一夢》。

〔11〕《上海文革史話》第641頁。

〔12〕這是參加過王維國專案審查的王知常告訴筆者的。

〔13〕《上海文革史話》第642頁。

〔14〕《上海文革史話》第643頁。

〔15〕轉引自薛慶超著《中國現代史論:中國外交重大突破毛澤東的南方決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16〕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2003年出版《毛澤東傳》第1731頁。

〔17〕此小節資料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2003年出版《毛澤東傳》第1734頁。

〔18〕筆者1989年8月對金祖敏的訪談。

〔19〕這是蕭木告訴筆者的。

〔20〕毛澤東對王洪文的態度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2003年出版《毛澤東傳》第1739頁。

〔21〕這是2007年間,一次筆者向蕭木問起王洪文的工作能力時,蕭木對筆者說的。

〔22〕轉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幫”專案小組辦公室1977年3月《反黨分子王洪文的罪行年表》。

〔23〕王秀珍1978年3月29日《補充交代與王洪文的反革命罪行》。

〔24〕徐景賢1976年11月5日《徐景賢的初步揭發交待》,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

〔25〕轉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幫”專案小組辦公室1977年3月《反黨分子王洪文的罪行年表》。

〔26〕王秀珍1978年12月24日。

〔27〕筆者1989年8月對金祖敏的訪談。

〔28〕同上。

〔29〕這是蕭木對筆者說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史海鉤沉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