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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乞求「聖君」會導致暴政

集體主義的道德原則是: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確。因此,「只問目的,不擇手段」是合法的。極權社會的一個基本的假定是:如果我們的行為是「為全體謀福利」的,則天下沒有什麼事不可做。其結果,是對一切道德價值的否定。因此,這就是那些肆無忌憚為非作歹的人得以爬上高位的關鍵,也是斯大林能殘酷殺害那麼多「同志戰友」的原因。

1944年馮·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發表劃時代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他是這樣論證的:如果社會主義用中央計劃取代市場,那就必然要建立計委來負責制定計劃。為了貫徹計劃、控制資源的流動,計委就必須擁有對於經濟事務的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但是,取消了市場,就無法形成價格;計委沒有市場價格作為決策的依據,也就是說它沒有辦法知道何種生產計劃在經濟上是可行的(1988年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一書中說:人類文明的誕生是起源於私人財產的制度。他說,價格是唯一一種能使經濟決策者們透過隱性知識和分散知識互相溝通的方式,如此一來才能解決經濟計算問題)。

這種缺陷是致命的。控制經濟就是控制生命。統制經濟必然造成無孔不入的全面壓制,因而導致現代最為嚴酷的政治控制——極權主義。計劃經濟與民主是不相容的。各種各樣的集體主義有一個共同之處,首先在於他們都堅持一個高於一切的共同社會目標;其次,在他們達到目標的方法,他們都要將整個社會組織起來,控制社會的一切資源,以達到其單一的目標;第三,他們都拒絕承認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獨立自主的領域,拒絕承認在該領域內個人自身的目標是至高無上不容侵犯的。而要推行作為理想的計劃經濟體系,獨裁製度乃是最有效的制度性工具。因此,這種中央管制的計劃經濟,是最典型的極權主義。其對個人自由的摧殘程度,遠遠超過歷史上的專制政治。只有在自由競爭的私有經濟制度內,民主政治才可能實行。然而,當民主政治受到集體主義教條支配時,民主政治將走向自我毀滅。

在計劃經濟下,也不可能有思想和學術的自由。思想的國有化正是工業國有化的伴隨物。哈耶克指出,極權國家集中控制宣傳,一切宣傳工具都被用來朝一個方向影響所有的人,隔絕外界,沒有任何其他聲音,天長日久,任何人都難免受其影響。民主國家雖也有眾多宣傳機構,但它們相互獨立、互相競爭、目標各異、聲音多元,二者截然不同。極權的宣傳技巧之一,就是仍然使用舊字眼,但換上新的意義,如自由、民主、真理等。其次,則是控制一切信息來源,實施資訊壟斷。決定一則新聞是否發布的唯一標準,看其是否會影響國民對政權的忠誠。第三,是嚴厲壓制不同見解。如此,在沒有任何不同聲音的環境下,人們的獨立思考能力逐漸萎縮,在長期單一的壟斷的聲音的灌輸下,統治者的思想就成了全體國民的思想,統治者的目標也就成了全體國民的目標,這一現象擴展至一切精神領域:科學、法律、歷史、文學、……。政治權力與真理划上等號,真理也就死亡了。

《通向奴役的道路》第十章的標題是:為什麼最壞者當權?他駁斥所謂的“現存的極權統治的惡劣,是由該統治者品質造成的,與(極權)制度無關,因而是一樁歷史偶發事件。”本章深入分析在極權社會管理階層上發生的普遍的“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指出其絕非偶然現象,而是極權社會運行的基本法則,即“精英淘汰制”。

第一,低素質的社會大眾。在極權社會中,一個人數眾多、組織嚴密、意識形態統一的團體,往往不是由社會中素質較高的人構成。原因在於:人們的教育水準越高,理智越強,其觀點和趣味就越獨立,也就越多樣化,因而就越不易認同一個統一的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因此,高度劃一的看法和意志,勢必降低團體的道德標準。同時,也只有這樣的群體,才便於獨裁者掌握控制,以達到其政治目標。另外,大多數人是並無自己的堅定信念的,適足成為被灌輸的土壤。

第二個原因就是:不斷地向群眾灌輸極其簡單又極其粗糙的不需思考的信條。這樣,最壞者將得到一切溫順的和易受騙的人的支持,這些粉絲沒有堅強信念而只準備接受一個現成的價值體系。只要“大聲地、喋喋不休地向他們鼓吹這種體系的話”;那些思想模糊、隨波逐流、感情與情緒易衝動的人就會接受他們的體系。

第三個原因是:不斷地煽動仇恨。最壞者都是訓練有素的政治煽動家,他們利用忌妒等大眾心理,強調“我們”與“他們”間的鴻溝,劃分“敵我”,以凝聚自己的團體,故他們易於成功,這也是壞人易得勢的原因。人性的一個基本法則是:“人們贊同一個消極的綱領,即對敵人的憎恨、對富人的忌妒比贊同一項積極的任務要容易些。”“在德國成為敵人的是猶太人,一直到‘財閥階級’接替了其地位為止。這和俄國把富農挑選出來當作敵人,同樣是整個運動都以之為基礎的反資本主義的不滿情緒的結果。在德國或奧地利,猶太人曾被視力資本主義的代表人物,因為人民當中廣大階層對經商懷有傳統的厭惡,致使猶太人更容易接近經商這個受歧視的職業”。

第四,不擇手段,踐踏道德底線。集體主義的道德原則是: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確。因此,“只問目的,不擇手段”是合法的。極權社會的一個基本的假定是:如果我們的行為是“為全體謀福利”的,則天下沒有什麼事不可做。其結果,是對一切道德價值的否定。因此,這就是那些肆無忌憚為非作歹的人得以爬上高位的關鍵,也是斯大林能殘酷殺害那麼多“同志戰友”的原因。這就表明,“哪裡存在著一個凌駕一切的共同目標,哪裡就沒有任何一般的道德規則的容身之地。”品格完善的人難於在極權社會中居於領導地位。因為在該社會中,許多壞事都是以“共同目標”的名義、以“革命”的名義而施行的。所以,存心幹壞事,乃是增進權力、爬上高位的必由之路。因道德良知而無法做這些事的人,將被擯棄於權力之門外。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這本書,寫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不過今天讀起來,仍有很多振聾發聵之處。只要憲政民主沒有建立起來,最壞者當政就永遠是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世上有好人,但絕無好人政治。乞求“聖君”、好人當政,那就是乞求暴政。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北京之春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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