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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時將國家精英幾乎殺了個精光

楊載雄1951年土改時被槍斃。據傳當時有大陸官方「五老」之一的林伯渠,以及投降大陸官方的紅人程潛都曾替他求情,結果還是保不到。這麼一個民國的開國英雄,1927年後就辭職回家專心從事教育的人,可謂從未與黨交惡。對這麼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都居然容不下而殺無赦。而且連林伯渠、程潛也竭力營救未果。可以想見當時全國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屠殺。

在大陸建政後的土改時,在全國範圍內,只要是和國民政府或國民黨沾有一點邊的人,無論其道德品行如何、無論其是否與共黨有過過節,都一律予以捕殺了,其殘酷性前無古人。以湖南的兩位人物來舉例說明:

楊載雄(1881-1951),又名楊懷斌,字璘軒,湖南澧縣縣城桃花灘人。楊與蔣翊武從小是同窗好友,澧州官立高等小學堂畢業。少時好馳馬試劍,1900年八國聯軍進犯天津時,楊加入湘軍勁字營北上抗敵。後改投湖北新軍,與蔣翊武同隊。1911年1月,文學社成立,蔣翊武任社長,楊任本部參謀。9月,文學社與共進會聯合,組成湖北革命軍總指揮部,蔣翊武任軍事總指揮,楊為軍事籌備員,協助蔣謀劃制定武昌起義計劃。10月10日晚,武昌起義爆發,楊參加會攻清督署、藩署戰鬥,身先士卒,勇敢頑強。武漢保衛戰中,楊臨危受命,由第十標統帶升為步兵第六協統領,兼率馬、炮各隊,防守東湖門,搜索陽邏、葛店、武昌、黃州一帶頑敵,進攻龍王廟以牽制清軍。退守漢陽兵工廠時,受命指揮將校決死團的一部和敢死隊第三隊。敵以小船載引火物,擬火燒兵工廠,楊迅挑善泅兵士潛水焚燒敵船,致敵船損人失。漢陽失守後,率戰卒千餘,死守武昌城外大堤口、氈泥廠、下新河之線,防禦工作極堅,見者匪不稱道,是蔣翊武“守危城、卻強敵”的功勛戰將。

民國成立時,被孫中山授予陸軍少將銜,並授孫中山親書“陸軍三等龍虎章少將”匾。所屬部隊被編入北伐第一軍,楊被任命為黃陂、孝感鎮守使。

1913年楊解甲歸澧,1915年至1924年在澧州中學任教。1925年,任命為建國聯軍川軍補充團團長,參加北伐。1927年受國民政府派遣赴瀋陽勸張學良易幟。1927年底,因不贊同國民黨對滲透自身的共產黨的清黨政策,又回歸故里,重執九澧聯立女子師範等校教鞭,直至1936年。1937年至1939年,任澧縣國術館館長;1940年始,創辦童蒙學校,發展地方小教事業。期間著有《陸軍上將蔣翊武事略》。大陸官方建政後,曾有毛澤東親筆信函寄楊,邀赴京會議國事。因年高體弱,未能成行。1951年土改時被槍斃。據傳當時有大陸官方“五老”之一的林伯渠,以及投降大陸官方的紅人程潛都曾替他求情,結果還是保不到。這麼一個民國的開國英雄,1927年後就辭職回家專心從事教育的人,可謂從未與黨交惡。對這麼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都居然容不下而殺無赦。而且連林伯渠、程潛也竭力營救未果。可以想見當時全國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屠殺。

顏寄村(18871951),本名顏昌榕,澧縣城東2公里澧東鄉人。自幼嗜學,約20歲時考入湖北武昌存古學堂(原武昌經心書院),受學五年,曾與徐特立先生同學,並為摯友。辛亥革命爆發前,顏追隨蔣翊武,為文學社成員,任會計兼發行;武昌保衛戰中,又隨李仲衡、岳景飛率湘第二次援鄂軍參戰武昌,擔任蔣翊武戰時司令部工作;蔣任軍務部長,顏即為軍務部秘書。武昌組設軍政府過程中,顏陳述澄清吏治,嚴肅法紀等大政尤力,深得黨人之意。後避回湖南,致力于于常德、澧州教育事業,勤懇熱誠,儘力桑梓。創設澹江完全小學,及試驗性工讀學校。又曾仔細考察京、滬、杭(州)、蘇(州)、無錫、南通、南京、武昌一帶教育發展狀況。1920-1925年任澧縣縣立中學校長。卸任後歷任湖南私立明道中學校長、湖南省審計員、安徽省建設廳科員、澧縣第一區區長。後又任事於桃源金礦局、花畹崗川鹽局、漢口捲煙煤油稅局等地。

所至皆以廉潔負責著名,嘗自謂“服務多年,無所建白,惟案無片紙積留之牘,室無不可告人之錢而已。”抗戰勝利後,顏回澧城寓居,並授聘於縣城各中學,教授歷史、國文、地理、公民等課程。生平講學,以“學問須從圖書館搬到茶室酒寮”為言,每思深入社會,隨時隨地隨事隨人,必期有所裨益。最喜稱道者,常謂“有寧靜淡泊之節操,必須有鞠躬盡瘁之事業。”又謂“知而不行,是一無氣力之學者;行而不知,是一無理智之勇夫。”又謂“無氣力之學者,立於人後以冷笑一世。無理智之勇夫,排他人以盲進於世界。”治學嚴謹,深受學生愛戴。

著有《澧縣小學概況》、《考察教育日記》、《鄉村自治寫真》、《平民家庭讀物》、《書目問答》、《中國近代史稿》、《中國文學史》等多部著作傳世。1946年,湖南省府主席王東原給顏的《六十壽頌》中,有“修身立德,斯為真儒。經世致用,雅有傳書”之贊。1951年土改運動中,程潛曾向王首道求情慾保,但遭婉拒。顏在多次凌辱批鬥毒打下,不堪忍受而自縊身亡。……

“土改”時,批准殺人的權力在區一級,二十來歲的區長或區委書記掌握著全區十多萬人的生殺大權。深夜,區、鄉幹部會議結束,大家勞累了一天,睡覺去了。年輕的區委書記(或區長)坐在煤油燈下,根據各鄉上報的材料,勾畫明日的殺人名單。這時,如果這位年輕人心地比較善良,他手中的“硃筆”稍稍留情,盡量少劃紅勾,這些人就可能倖存下來。如果這位年輕人“階級鬥爭”觀念比較強,殺紅了眼,“硃筆”一路勾畫下去,則明日刑場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靈蓋被打飛……要是這位年輕人打瞌睡,“硃筆”誤點在某個原擬不殺的人的名字上,醒來後又沒有發現這一錯誤,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殺人的權力雖然在區一級,但實際上,某位鄉幹部要殺誰,甚至因私仇某位貧僱農要求殺誰,跟區委書記說一聲,少有不批准的。

鬥爭地主的場面十分野蠻,拳、腳、鞋底、棍棒、皮鞭一齊上,打得皮開肉綻、口吐鮮血、傷筋斷骨,慘叫哀號之聲,不絕於耳。對於某些強加的罪名,跪在鬥爭台上的地主想解釋一下,戰戰兢兢剛開口,台下在積極分子的帶領下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淹沒了地主那微弱可憐的聲音;台上的積極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腳踢,打得你根本無法開口。在這節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別溫和,待人十分寬厚,以前從來沒有得罪過任何人,沒人告他的狀,也許能逃過一劫,留下一條小命。如果幾十年來因某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說話不小心,得罪過某位貧僱農,在土改幹部的挑唆下,貧僱農指控他是“惡霸地主”,就完蛋了,沒有分辯的餘地。在貧下中農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殺十分可憐,不記恨往日的小事,寬宏大量,什麼也不說,這位地主的小命也許能保留下來。如果是個生性嫉妒、幸災樂禍的積極分子,見人受罪心裡樂,看到殺人便興奮,告狀時添油加醋,無中生有,一個一個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殺地主,沒有任何標準。每個村子都要殺,不殺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規定:“戶戶冒煙,村村見紅”。假設那個村子裡沒有人夠資格評上地主,就將富農提升為地主;假設連富農都沒有,就“矮子裡面拔將軍”,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農提上去……總之,至少要殺一個,殺一儆百!

當年殺地主是用槍頂著後腦勺,從背後斜著向上開槍。一聲槍響,天靈蓋便被打飛了,紅色的鮮血、白色的腦髓,撒滿一地……血腥、殘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渾身顫慄,甚至嚇得好幾個夜晚從惡夢裡尖叫著醒來,掩面而泣……殺多了,嚇怕了,反抗者都縮頭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便鞏固了。

“土改”,產生了的惡劣的後果和嚴重的後遺症。

首先,“土改”人為地製造仇恨,摧毀了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華夏大地本來是一個文明禮義之邦,尊老愛幼、相互禮讓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處。在農村,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生產生活,秩序井然。自從“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為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人心渙散了,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爭鬥,爾虞我詐,道德淪喪。今日之中國,人慾橫流、物慾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

其次,“土改”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農村中有一批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田秀才”,他們上升為富農、地主後,代表著當時農村的先進生產力。他們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一定規模;他們經驗豐富,接受新生事物較快,有能力選擇和改良作物的品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總是達到當地最高水平;他們先進的耕作方法給貧苦農民起了示範、帶頭作用……如果讓他們繼續富下去,其子女留學美國歸來後辦農場,中國的農業或許會改變面貌,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們打壓下去,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生產資料瓜分得罄空……中國農業一條極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斷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萬別,有的人就是頭腦不想事。許多貧下中農只能在別人的指揮下從事簡單勞動,缺乏獨立門戶掌握全盤生產的能力。把土地分給這樣的人,他們一缺資金、二缺農具、三缺種子、四缺經驗……明明分給他們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種不出糧食。所以,土改後的第一年,生產總是倒退了。更有一批懶漢,把分的東西吃光用光,分的田賣給別人,依然是個窮光蛋。

“土改”通過鬥爭和殺戮,把善於經營的地主、富農打壓下去,農村中就更加缺乏經營型人才了;把已經集中了的生產資料,零星分散給不善於經營的單人獨戶,使農業生產力遭受到嚴重破壞。

第三,“土改”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土改”利用“流氓無產者”打衝鋒,斗垮地主、富農後,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紛紛入黨做官,趾高氣揚地成為“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這些人大多一字不識,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報告,開口第一句便是:“我是個大老粗,只曉得三擔牛屎六箢箕……”。不因沒有文化感到羞恥,反以為榮!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馬,偽裝積極,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下瞞上,惟命是從……他們能力低下,不懂生產,卻指手畫腳瞎指揮,常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農村領導權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素質低劣、目光短淺的人手裡,農業生產怎麼能搞得好!加上“土改”後不久,毛澤東頭腦發熱,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到1960年前後,農業生產全面崩潰。

第四,1953年“土改”結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全面達到了發動土改運動的預期目的,滋長了毛澤東的驕傲自滿情緒,增強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地位,為隨後腦袋發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埋下了禍根。“土改”以及多變的農業政策(首先是單幹,後來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戶單幹……),產生了嚴重的後遺症:農業生產停滯不前,長期處於落後狀況,至今無法跳出小農經濟的窠臼,遠遠落後於世界農業發展水平,農村貧窮落後,農民苦不堪言。……

私人財產受到保護,這是中外古今共同的規則。不論成文的法律或不成文的習俗,都是如此。儘管歷史上破壞私人財產的事不斷發生,但是像中國大陸發動的這樣大規模、長時間,而且由政府主導來實施的事還是罕見的。用暴力土改,讓為數眾多的無地農民有機會瓜分地主的土地,還能分得浮財,從而換得他們對政權的支持。劫富濟貧從道德而言,是損人利己,是不道德的。在文明國家裡也有“劫富濟貧”,但手段是溫和的,經過多方面的協商,取得大體上能為大多數人接受的方法,這就是徵收累進所得稅。而大陸官方的土改,不但不是溫和的,而且極端暴力,非常血腥。不但在土改當時充滿著暴力,而且將對地主的暴力當成一種正義來實施。這才有文革時期各地殘殺階級敵人的大規模殺人事件,對地主們在身體上的施暴還延及他們的子孫後代。地主的子女受盡各種欺凌和侮辱,剝奪他們應有的基本權利和起碼的社會保障,不讓他們受完整的教育,堵絕他們在社會上發展的一切機會,叫他們永遠處於社會的最底層。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到四十多歲還不能結婚,沒有人願意跟他們一輩子受罪。他們只能找同為地主後代或反革命分子的後代成家。這是發生在20世紀最不人道的記錄。

這些殘暴行為能夠成為“符合正義”的理由,和“剝削理論”——地主收取地租不勞而獲,資本家僱傭工人獲取剩餘價值,也是不勞而獲,因此有理由向他們“清算”——有關。對“剝削階級”進行清算就有了根據。這個“剝削理論”在20世紀一度流毒很廣,於是才有“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這個理論認為要避免剝削必須實行公有制,而在實施公有制中充滿著侵犯私產的暴力血腥事件。經過近一百年的實踐,證明所謂“公有制”的毛病比私有制更大,所以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拋棄了剝削理論。但是這個理論至今仍然有市場,有的國家堅持公有制幾十年,然而這些國家毫無例外地被搞得窮困不堪。中國因不再堅持“公有制”,“改革”取得一些成效。但貧富差距也過分擴大,成為社會不安定重要因素。

否定私有財產的不可侵犯,有其重要的理由。如果私人財產不受保護,人人得而據為己有。這個世界就成了強盜世界,秩序將蕩然無存。更談不上財富的創造和積累。粗看起來保護私有財產是保護了私利,似乎不道德;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隨便侵犯別人的財產就更不符合道德。

至今還有相當多的人不認為保護私產的必要性,在中國的憲法中對保護私產的巨大爭論就是一例,在實踐中侵犯私產的事也不斷發生。普通人應對的辦法是上訪告狀,有錢人應對的辦法是移民出國。所以,要想使私產的保護得到牢固的實施,必須對過去侵犯私產的事重新評價。即使不能賠償歸還,也應該賠禮道歉。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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