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1969中蘇戰爭危機始末:珍寶島戰鬥

珍寶島戰鬥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蘇國家關係惡化。1964年底毛澤東下令搞“三線建設”,防備戰爭。這“三線建設”就是把分布在中國平原和沿海的軍工企業和煉鐵廠拆遷到華北山區和西南部山區。

勃烈日涅夫主政蘇聯後,1965年4-5月間毛澤東指示重新規劃中國的軍事防禦方向,由東南沿海地區向華北、東北和西北地區轉移。大部分工程兵部隊被調到中國北部。這個動向引起蘇聯的注意。1966年1月蒙古國與蘇聯簽訂安全條約,蘇軍進駐蒙古國,負責蒙古國的國防。蒙古國毗鄰中國北部。毛澤東對此更加擔心,1966年3月28日他指示:“要準備蘇聯來打我們,打進滿州,打進新疆,中央突破從外蒙古(蒙古國)打進北京。”1967年11月蘇聯在蒙古國增加部署了戰鬥力很強的幾個師,組成機械化合成兵團。中方也調動了幾個師部署在中蒙邊界,並開始高度重視中國邊疆各省“生產建設兵團”(註:戍邊屯墾性質的組織)的重要性。

毛澤東對蘇聯的敵視早已有之,而最近的恐懼則來自1968年8月間蘇聯軍隊對捷克斯洛伐克的突然入侵。蘇聯認為“只有通過這種途徑才能防止民主自由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復活”。這個軍事入侵事件強烈震駭了中國,並對中蘇關係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果蘇聯“合理入侵”的範圍擴大,顯然中國也會被包括在內。

蘇聯軍事力量在勃烈日涅夫時期有了大幅度膨脹。到1969年蘇聯在軍事上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超級軍事大國,雙方都具有毀滅性的核武能力。對於中國,從核戰爭來說,蘇方的洲際核導彈和中程核導彈可以打擊中國全境,而當時的中方沒有核反擊的手段。從常規戰爭來說,駐蒙古國的蘇軍合成兵團的作戰能力達700公里,設若對中國作戰,蘇軍從蒙古-中國邊界(從邊界經張家口到北京的距離560公里)突擊北京的時限僅為數天,蘇軍遠程航空兵作戰半徑可達中國長江一線,蘇軍太平洋艦隊可對中國整個東部海岸實施封鎖和登陸作戰。但是蘇聯的主要意向在於抗衡美國、爭霸全球,並不存在軍事進攻中國的意圖或計劃。

從1968年3月起,中國組建了12個“生產建設兵團”和3個“農墾師”。每個“兵團”人數在十萬人左右(含家屬),儲有輕武器和軍事物資。短時間大量組建“生產建設兵團”的主要目的是備戰。1968年12月中國的“中央軍委”提出1969年內徵兵增建2個空軍軍部、6個殲擊機師和2個高射炮師。

上述這些有關軍事的一系列的加強舉措,似乎提示在中國可能會發生些什麼事情。

1969年3月2日在中蘇邊境的珍寶島突然爆發了軍事衝突。這是一個對中國的政治走向具有深遠意義的事件。珍寶島(Damanski Island,達曼斯基島)位於中國東北地區與蘇俄遠東邊界的烏蘇里(Ussuri River)江心,面積0.7平方公里,無人居住。該島如此之小,以至於在春汛期間它被烏蘇里江水完全淹沒。自斯大林時代的1947年起,蘇俄將此島予以實際控制。1949年中共建政大陸,1963年中共與蘇俄達成了維持邊界現狀的協議文件,中方認可蘇聯管轄珍寶島。但該島的歸屬未定。1964年毛澤東提出了對蘇聯遠東領土的爭議。從1965年起,中國人在中蘇邊境不斷挑起小型事端。不過,中方對蘇聯“侵佔”珍寶島的指責始於1967年1月23日,這表明在1967年以前中方對蘇俄管轄珍寶島並無異議。在“文革”的反蘇浪潮中,中方頻繁挑起邊界事端:“成千上萬的中國人被帶到蘇聯的(邊界)領土上,按中共軍人的指示舉行反蘇示威,敲鼓並高呼反蘇口號,向蘇聯人員、汽車和快艇投擲石塊。”莫斯科禁止蘇俄邊防隊理會中國人的這些挑釁,禁止使用兵器,儘管每天都有中國人越過邊境挑釁。蘇聯遠東部隊指揮官奧列格·洛希克(ОлегЛосик)說:“他們(中國人)總有辦法挑釁。夏天,江上的中國漁民常常進入我們的水域。而冬季,他們來到冰河上展示反蘇標語。我們的邊防戰士總是徒手將他們推回岸邊。”

迄今,中國方面公開了某些有關1969年珍寶島衝突的資料,證實了是中方最高決策圈決定在珍寶島主動採取軍事攻擊。1969年1月25日中國黑龍江省軍區奉命制訂了以3個連兵力在珍寶島襲擊蘇聯巡邏隊的作戰方案,該方案於2月19日獲得總參謀部和外交部的同意。在北京最高決策圈的批准下,瀋陽軍區(下轄黑龍江省軍區)準備了戰鬥部署。當時邊界政策由毛澤東親自掌握,因此該作戰方案事實上是由毛澤東准許的。中方總參謀部在給瀋陽軍區和黑龍江省軍區的複電中要求“行動突然,速斗速決,不糾纏,不戀戰,取得勝利後立即撤回。”周恩來還強調“既要掌握好進行政治鬥爭的邊防政策,又要準備好重點進行自衛反擊以為後盾。”至2月末,中方已對珍寶島戰鬥做了周密的策劃,集結了700人的部隊,由瀋陽軍區副司令員肖全夫指揮。於是3月2日珍寶島衝突爆發。可見,在1969年1月份之前初中共當局已經決定採取軍事行動,在沒有理由也沒有暗示的情況下突然挑起衝突,“把長期存在的中蘇邊界爭議推向了戰爭”。

當時,蘇俄邊防隊的大部分人員和設備都移向縱深50公里的地區,每個邊防站只留有30人的守衛力量。蘇聯邊防隊長康斯坦丁諾夫(Konstantinov)敘述道:“1968年秋,我們接到的命令是:運用一切手段,不讓中國挑釁者進入我國領土,但不準動用武器。我們的邊防軍人並不知道,在1969年2月底的時候,中國人在烏蘇里江左岸(中國一側)秘密集結了幾千人的部隊和大量的兵器,設立了通信站和指揮所。3月1日夜,約300名中國軍人秘密進入達曼斯基島,並在夜間修建了火力發射陣地和掩體。從我們最近的觀察哨到達曼斯基島才80米,為什麼我們的邊防隊沒有發現這些情況呢?主要是當時沒有夜視設備。”

於是,“1969年3月1日深夜,大約300名身著白色偽裝的中國部隊來到珍寶島,在一片樹林中挖好掩體,架好通往指揮部的電話線,潛伏下來。3月2日上午,30名中國軍人向珍寶島邊前進邊高呼毛主義的口號。蘇聯哨所的部分人員乘兩輛裝甲運輸車駛向珍寶島。抵達該島後,他們像往常一樣,把自動步槍挎在胸前,互相挽起胳膊阻擋中國人通過。中國軍人列隊前行,看上去沒帶武器。當他們走到離俄國人約20英尺時,第一排的人突然向兩旁散開,第二排的人迅速從大衣下抽出手提機關槍向俄國人射擊。指揮員和另外6名俄國人當場死亡。與此同時,埋伏在珍寶島上的300名中國部隊一齊開火。迫擊炮、機槍和反坦克火箭筒也從中國一側的江岸上吼叫起來。中國人向俄國人發起衝鋒,俄國人被擊敗了。據俄國人說,中國人還殺害了19名俄國俘虜。蘇方指揮官看到發生了戰鬥,即率部乘坐裝甲車攻擊中方部隊的右側,雙方展開了激烈戰鬥。最後中國人退回了烏蘇里江岸(中國一側)。”

參加珍寶島戰鬥的康斯坦丁諾夫說:“1969年3月2日上午觀察站報告,發現有大約30名中國軍人進入蘇聯邊界。邊防哨所的上尉帶領30人的小組去迎阻入侵者。突然,他們遭到機槍射擊。邊防軍機動分隊和軍士學校接到命令後火速趕往一片硝煙的達曼斯基島。上尉和他的小組全部陣亡。在列兵彼得羅夫(Petrov)的大衣裡面發現了照相機,後來照片洗出來了,這是他死前拍攝的最後3張照片。其中一張照片是當上尉帶人接近中國軍人時,有一個中國軍人向側面舉起手,明顯是向埋伏在掩體里的中國人發信號,就在這一瞬間,戰鬥開始了。”蘇聯邊防隊正在與中國軍隊作戰,但蘇軍遠東正規軍卻無法加入戰鬥提供幫助,“因為需要有克里姆林宮的命令才能那樣做,而國防部不想讓蘇聯正規軍捲入這場衝突,國防部的命令是‘不僅要保衛邊界,還要不激化邊界衝突,把衝突局限為邊防隊的行動’。”

中方資料也披露了衝突起自中方的預謀:“當時中方派出的兵力是2個步兵連、4個偵察排、1個無后座力炮排和1個重機槍排。3月2日拂曉前部隊登上珍寶島秘密掩蔽。晨8時40分,派出30人分兩組登上珍寶島,蘇邊防隊派人上島後,要求中國人退回。中方第二戰鬥組從側翼穿插出現,當場擊斃蘇軍7人。在珍寶島隱蔽待命的部隊也投入戰鬥。戰鬥至10時30分結束。(埋伏在島上的)中方部隊撤回,蘇聯邊防隊隨後登島,將蘇方傷亡人員運回。”據當時的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說,這次戰鬥事先“經過了中共中央的批准,早有準備……我們準備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從部隊抽調了3個偵察連,一個連有300人,由有作戰經驗的參謀人員帶隊,進行了專門的訓練和配備。”3月2日的珍寶島衝突,中方死傷52人,蘇方陣亡32人負傷14人。蘇聯對珍寶島衝突的初始反應是疑惑不解,並對中方有預謀地襲擊蘇軍的作法進行了強烈的譴責。但蘇聯領導人繼續出訪國外,並未考慮到中蘇邊界衝突擴大的可能性。

這個事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25年來蘇聯邊境首次遭到的軍事攻擊。此消息迅即傳遍全球。3月2日當天中方外交部根據計劃,大張旗鼓:“3月2日蘇聯邊防軍入侵中國珍寶島,開槍打死打傷我邊防軍多名,製造了極為嚴重的邊境武裝衝突”;“中國政府嚴正警告蘇聯……由此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只能由蘇聯承擔全部責任!”在中國國內,據中方宣稱僅在3月4-12日的八天時間裡,中國全國各地組織的“聲討蘇聯入侵珍寶島”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就達到4億人次,而當時中國的總人口為7億。全國狂熱反蘇,一夜之間“蘇修”取代了“美帝”,成為仍陷於“文革”狂熱中的中國最兇惡最危險的外部敵人。周恩來則表現出對激惹蘇聯的某種憂慮,他對陳錫聯(中國東北軍區司令官)說道:“我們已經有理,也要有節(克制),我們打的是一場局部的邊界戰鬥,不要擴大。”

但是,似乎北京最高決策圈認為事態還不夠嚴重,於是增調1個步兵團、2個偵察連,2個加農炮營和1個高炮營,集結於珍寶島隔江的中國江岸一側。這提示將會發生新的戰鬥。中方資料說:“由瀋陽軍區部署,1969年3月14日晚上(珍寶島)前線部隊開始實施作戰方案”。3月15日早晨中方在珍寶島挑起了更大規模的邊界戰鬥。據陳錫聯披露:“15日的戰鬥是北京直接指揮的。當時正準備開中共‘九大’,各大軍區首長均已來到北京。中央軍委專門在京西賓館開設了一個房間,架設專線,由我負責直接與(珍寶島)前線聯繫。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負責國際方面的情報,隨時向周恩來彙報。”中國此次投入的兵力約5,000人。蘇邊防隊的裝甲車和坦克進行了反擊。中方江岸上的中國人首先以預設的炮群轟擊蘇方和對岸的蘇聯領土,試圖阻止蘇方車輛的運動。然而中方使用的75毫米火炮和40毫米火箭筒,破甲能力低,無法擊毀蘇方坦克。戰鬥開始後,蘇聯邊防隊根據情況要求正規軍炮兵增援,莫斯科卻沉默著。由於勃烈日涅夫和國防部長格列奇科(Andrei Grechko)正在分別訪問匈牙利和印度,蘇方無人能做出相應的決定,直至中午之後,炮兵增援部隊才被派出。下午,蘇方正規軍的“冰雹”多管火箭炮(BM-21)猛烈轟擊中國江岸上的陣地,摧毀了中方的炮群。“冰雹”是蘇聯研製的著名陸戰武器,此時首次亮相,蘇俄軍事專家估計不可能有中國人在“冰雹”覆蓋範圍內倖存。據說使用“冰雹”的命令是勃烈日涅夫下達的,但蘇軍遠東部隊指揮官奧列格·洛希克披露是他獨自決定使用“冰雹”火箭炮進行反擊。當晚戰鬥結束,蘇軍傷亡約60人,中方部隊傷亡約800人。3月15日當天,中方外交部強烈抗議蘇軍“入侵珍寶島”。3月17日蘇軍進入珍寶島正式設防。“文革”期間中方再沒有登上珍寶島。在江叉,有一輛履帶損壞的蘇軍T62坦克沉入江底,5月2日中國人設法將這輛坦克拖出,送往北京軍事博物館收藏。據2001年解密的蘇聯文件說,當年蘇軍在珍寶島的兩場衝突中有58人陣亡、94人受傷。中方則不公布自己的傷亡數字,蘇方估計中方部隊陣亡約千人。

3月15日戰鬥的後果是相當嚴重的:俄國人被一再的挑釁所激怒,“其結果使莫斯科和北京向大規模軍事衝突靠近了。”眾所周知,派遣作戰部隊前往邊界糾紛的熱點地區,會發生什麼事態,會在國內和國外造成何種影響,是完全可以預期的。為什麼中國會在國內“文革”大亂的時候要製造出一場襲擊蘇方的局部戰鬥?既往中國內戰的事實證明,毛澤東最擅長的軍事招數是誘敵深入以便開展“人民戰爭”,而不會主張爭奪一個沒有戰略意義的無人小島。因此,普遍的觀點認為,事件本身只是在中國“文革”狂熱反蘇的特殊需要下,毛澤東為給中國人民樹立一個“假想敵”威脅而製造了中蘇邊界衝突,並沒有更深層次的目標。也有另種觀點認為,毛澤東是在調整中國外交戰略的過程中,有意識地利用了中蘇邊境衝突。《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在分析了種種可能性之後,只好斷言那“仍是一個難解之謎,至今仍沒有一種令人信服的解釋。”

首先,從事實來看,珍寶島衝突是由中國人挑起的,中方還有預謀地拍攝了珍寶島戰鬥的紀錄片。研究者的共識是:“越來越多的資料說明1969年3月間發生的珍寶島戰鬥中國是主動挑起者”;“毛澤東也知道,對於珍寶島衝突,蘇聯高層事先並不知情”。從蘇聯的檔案中還可以看出蘇聯的反應與中國的反應大不相同:事發後,俄國人普遍不明白中國人為何要武力佔領該島;蘇共中央給東歐共產黨各國發出的通報也表明蘇聯對中方行動的最初反應是毫不知情,滿腹狐疑,通報還說“情況表明對此事件中國已做了長時間的準備。”“而俄國向世界公布的戰鬥過程的詳細程度和他們表現出的極大義憤,不能不使人相信,這次事件確實是中方周密策劃的。”那麼,為什麼中方要故意“把長期存在的中蘇邊界爭端推向戰爭”?

準備打仗

中國挑起珍寶島衝突的時間是在“文革”中的“九大”召開前的一個月。合乎邏輯的推理應該是它與中國內部事務有關的可能性,遠大於外部事務。但是中國內部事務的複雜詭異,外國人無法理解,中國人也很難解讀。因此在珍寶島衝突之後,蘇聯分析中方的動機與目的,懷疑毛澤東“試圖與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進行政治調情”。但中方在衝突後的最初行動,似乎表明珍寶島衝突只是用以熾熱煽動國內的反蘇氣氛。已被確認的事實是,從3月2日珍寶島衝突之後的兩個月之內,北京當局並無重要的舉動。3月15日早上珍寶島再次發生戰鬥,當天下午毛澤東在“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上聽取戰況時還輕鬆地說:“一個縣建立一個民兵團,全國都要搞。戰爭起來了就補充野戰軍。準備好了,他(蘇聯)不來打也不要緊。蘇聯知道我們不會(打)到他那裡去,他們那裡很寒冷。我們是後發制人,原子彈基地要有準備,防止飛機轟炸。雙方都在搶時間。他們是要面子的。”此時林彪插話:“今天的行動(3月15日的戰鬥)是莫斯科指揮的,不是前線人指揮的。”毛又明確說:“到此為止,不要打了。”隨後,毛澤東指示採取措施緩和中蘇關係,並讓周恩來準備與蘇方進行談判。3月22日周恩來提交書面備忘錄,毛澤東批示“同意備忘錄,準備外交談判。”同時毛澤東在“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上表示:“對這次邊界事件,我是比較樂觀的。3月2日的衝突,他們(蘇聯)上邊的人也不知道,(蘇共)政治局也沒有討論。他們就連珍寶島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毛還主張“(將要舉行的)九大政治報告對這次邊界衝突,不要講得那麼嚴重。”顯然,在毛澤東看來珍寶島衝突的事情已經結束,其中並不包含準備與蘇聯開戰或者糾纏不休的意圖。許多學者的研究也表明:毛相信中蘇大戰是打不起來的,“毛澤東‘不要打了’的指示,顯示他不想擴大事態。”

4月14日毛澤東在“九大”會議上談到珍寶島衝突,強調了精神勝利法:“我們主要靠勇敢,靠破除迷信,這次在珍寶島打了一個小仗,破除了一個迷信。”那個在珍寶島舉手發信號的中國軍人(孫玉國),在“九大”大談他們如何偷襲了蘇方巡邏隊,毛澤東高興得起立鼓掌,會場的千名代表極度亢奮,掌聲雷動。周恩來及時指點此人向毛澤東敬禮,場面歡騰。從記錄影片來看,此人激動地握住毛澤東的手大幅度抖動不停,毛澤東以老人之身受此劇烈抖動,倒也沒有不悅。這期間,珍寶島衝突引起了蘇聯在邊界局部上的軍事反應,毛澤東和周恩來基本上視其為“故意虛張聲勢”。周恩來還判斷:“蘇聯近期不可能發動對中國的大規模侵略,因為它的東部地區尚未開發,還沒有建立起軍事進攻的可靠基地。”林彪此期間表現冷淡平靜,他的反應基本上是無動於衷。

那麼,是誰主導了這樣一次目的模糊不明的邊界戰鬥?林彪、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和軍隊系統都直接聽命於毛澤東。從周恩來在珍寶島衝突前後的表現來看,他的作用局限在外交層面,他附和毛澤東,又模稜兩可,而且一直在擔心邊界戰鬥的擴大化。周恩來,實則不屬毛氏團隊,毛並不信任他參與決策,僅用他跑腿辦事。周恩來的實際地位在江青、陳伯達、康生之下,甚至不比謝富治、張春橋。所以從周的意願、許可權和動機來說,他不配做此事。江青等人活躍地推動“文革”,雖然勇氣十足,但只是毛澤東麾下的攻擊手,更沒有激惹蘇聯的動機,也不配做此事。《劍橋史》分析道:考慮到中共軍隊是從上到下控制十分嚴密的組織,可以完全排除中國邊界部隊或當地軍區自行發動戰鬥的可能性,結論是:“有動機、有權力、有指揮系統下達伏擊蘇軍的命令,只有毛澤東和林彪兩人。江青及等人缺乏指揮系統。周恩來不會認為自行採取這種大膽行動而不受任何懲罰。”中共資料也說明“毛澤東事先知道珍寶島戰鬥將會發生,但並不具體地知道在3月2日發生。”這表明挑起珍寶島衝突,確實是毛本人的意圖;而負責軍事層面的人,就只能是林彪了。

總地來看,毛澤東對衝突後的蘇聯反應,是準備不足。3月29日蘇聯政府聲明願意同中國談判解決邊界衝突問題,毛澤東遲鈍地對蘇方建議較長時間未予以答覆。可以說,珍寶島衝突可能只是毛的反蘇路線的一次發作,那路線是“通過仇外宣傳,毛和他的同志們使用外國威脅來動員中國的民眾。”而林彪的最初反應很象是“事不關己”。據林彪的秘書講:“我注意到,林彪對珍寶島衝突的事情,從始至終缺乏興趣。我向他轉報有關情況,他只是聽聽而已。”

長期以來,蘇聯對周邊安全極為敏感,蒙古國即是蘇俄為防禦中國而建立的安全地帶之一。近代歷史表明,在非常注重“地緣政治”的俄國人眼裡,中國東北地區處於重要地位,關係到俄國的遠東安全和東北亞地區的政治格局。現在,中國的矛頭突然“北進”,在遠東挑起邊界衝突,“蘇聯懷疑中方意圖並非僅要控制那個小島(珍寶島),而是有更廣泛的戰略考慮。”從邏輯上說,如果中蘇邊界衝突的政治目的大于軍事目的,那麼真正的主導者,不一定對具體事件或戰鬥過程感興趣,但一定會關心衝突所引發的後續效應。

在當年4月份的“九大”期間,在毛澤東看來珍寶島事件已經結束,毛的重心是要在國內“取得更大的勝利”。按照毛澤東旨意撰寫的“九大”政治報告也依舊把美國算作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然而令人驚訝的是,“九大”閉幕,珍寶島事件不但沒有被淡化,相反地,中國對蘇聯軍事進攻的前景估計發生了極大反轉,在中國掀起了異乎尋常的針對蘇聯的備戰高潮,全國急速進入鋪天蓋地的“備戰”總動員狀態,而且這種狀態又異乎尋常地持續了一年之久。雖然這與毛澤東挑起邊界衝突的初衷並不相符,但應該說,這才是珍寶島衝突事件的真正效應,除此之外別無解釋。

在4月28日“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指示“要準備打仗”,並設想了戰爭形式或是邊界“小打”,或是蘇軍全面入侵的“大打”,對這兩種情況都要有所準備。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具體提出要準備與蘇聯進行戰爭。

在5月底,毛澤東作出了更為嚴重的估計,認為蘇聯隨時可能沿兩千多公里的邊境線發動全面戰爭,中國必須馬上準備應付蘇聯的入侵,還要準備應付世界大戰,因此要在思想上和物質上準備打大仗、打硬仗、打惡仗。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備戰成為此階段中國的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的中心。

這時,中國軍隊被大量調往中國北部。中國東北、華北和西北地區的400萬部隊進入了戰前狀態。國民經濟也火速轉入臨戰狀態。“一切為了打仗”成了最中心的任務;中國各地都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備戰宣傳;各層級“革命委員會”(1968年建立的政權機構“革委會”)的領導成員和大部分工作員都投入了備戰工作;大批的城市人口被疏散到鄉下(例如南京市疏散居民13萬多人);大量的物資被搬遷到農村地區;全國各大專院校也遷往農村;留守在城市的工人、農民、幹部、學生以及居民都被當局以軍事形式組織起來,分別組成所謂的戰鬥隊、支前隊、後勤隊等等;各城市挖掘簡易的防空工事、防空洞和地道。這時中方的一連串舉動,給人的印象是蘇聯入侵的危險已迫在眉睫。中國行進在前所未有的戰爭恐慌之中,看來兩國必有一戰。

實際上中國此時並不存在急迫的戰爭危險。原因是眾所周知的:蘇聯的全球戰略是與美國爭霸,其勁敵是西方世界,不可能與中國“鷸蚌相爭”而讓西方坐收漁利;因此蘇聯的本意僅是要制止邊界挑釁。從哪個方面看蘇聯都犯不上與中國打仗。珍寶島事件後,蘇聯的總體反應是滿腹疑團,懷疑中國通過邊界衝突“在追求另外的政治目的”,由此自然產生出防止中方挑釁重演衝突的意圖。蘇聯駐華公使(葉利扎維金)也向莫斯科報告:“現在北京的政治形勢極不穩定,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情況下,中國某些領導人為了加強自己在爭權鬥爭中的地位,有可能下令在邊界上發動大規模作戰行動。”3月21日蘇聯總理柯西金要與中共領導人通電話以便解決邊界衝突問題,但被北京電話局的一個接線員自作主張和無理辱罵。柯西金只好聯繫蘇聯駐華大使,他說:“我奉蘇共政治局之命,要親自與毛澤東或周恩來談判。我試圖同他們聯繫,但在北京電話局裡坐著一個無恥之徒,他回答粗魯,拒絕接線,使館能幫我想辦法嗎?”周恩來對北京電話局拒絕接線一事極為惱火,但他只能既高度表揚接線員的“反修鬥爭的堅決性”,又婉言指出不要在國家大事上自作主張。6月13日蘇聯再要求中方最遲在“兩三個月之後”開始邊界談判。此時,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庫茲涅佐夫(Kuznetsov)主持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Khabarovskiy Kray)的邊防會議,討論如何對付與中國的邊境問題,沒有一個蘇軍將領主張用武力解決爭端。7月26日蘇聯政府提議通過兩國總理的高級會晤來解決邊界衝突。

蘇聯強硬

1969年周恩來與柯西金在北京機場會談

中方只在國內一再掀起聲勢浩大的全國備戰運動,並竭力避免與蘇聯官員見面。蘇聯的擔憂是:雖然邊境衝突只是個小事件,但它有可能在未來構成真正的兩國爭鬥,蘇聯為了自身安全必須阻止這種趨勢。蘇聯當局很了解中共軍隊雖然規模龐大但實力不足、裝備落後、戰力低下,因為中共軍隊是在他們的直接參与下建立的。而蘇聯的打擊能力和戰略縱深都是中方所無法承當的。僅蘇軍駐蒙古國的合成兵團(含8個坦克裝甲師)便能從蒙中邊界迅速地攻擊北京,更不用說中國的空防能力遠不能抵擋遠東蘇軍的空中打擊了。此外,中國的核武能力極為有限,核彈尚未實現小型化,也沒有實用的發射工具,缺乏“核威懾”能力。在明確了雙方的差距之後,蘇聯政治局斷言:“中國人只有在實際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脅——即蘇聯對中國發動先發制人的全面打擊之後,才會坐到談判桌前來。”蘇聯以其對中國人的長期認知,懂得個中真諦。而且蘇方擔心如果中方的挑釁嘗試如果成功,則會鼓勵其它覬覦者。

於是,蘇方使用了威嚇手段:從5月起蘇方改變了策略,指示其駐華使館公開從中國撤僑;在蘇聯遠東地區迅速部署了35個導彈基地,等等。7-8月份,蘇軍向蘇中邊界地帶大規模地公開增調陸軍多達40個師(加上原有的12個師,共52個師,70餘萬人),並增加了駐蒙古國的蘇軍兵力。在與中國接壤的蘇聯幾個軍區(遠東軍區、後貝加爾軍區、西伯利亞軍區、中亞軍區、土耳其斯坦軍區、蒙古軍區)以及蘇軍的太平洋艦隊都做出了顯著的進攻部署。這些都明白無誤地展示出蘇聯既有強大的戰爭實力也有果敢的戰爭決心。蘇聯對中國施加的最大壓力,是多次以非官方渠道暗示將一舉毀滅中國的核基地,務必給中國造成災難性後果。蘇聯通過許多渠道廣泛宣布了這種論點。

此時國際上不斷有消息說,蘇聯軍方提出要“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的威脅”,幾百枚蘇聯核導彈已可怕地瞄準了北京及中國各城市。蘇聯外交官也在公開場合暗示西方國家“對遠東發生核戰爭的可能性有所準備。”8月13日蘇聯邊防軍在哈薩克與中國新疆鐵列克提(Tielieketi)邊界的有爭議地帶,主動出擊,殲滅中國邊防巡邏隊幾十人,對中國展示了強硬立場。中方對此默不作聲,反而在所有的中蘇邊界事端熱點都不再挑起反蘇示威。

實際上,此時蘇聯的全部動作都圍繞著“迫使中方回到談判中”這一目標。8月18日蘇聯駐華盛頓的使館代表詢問美國官員,如果蘇聯打擊中國的核設施,美國會採取什麼態度?8月27日美國中央情報局長向新聞界透露:蘇聯已就對中國的核基地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的可能性問題,向其東歐盟國作了正式的公文探詢。1969年8月下旬國際媒體披露“蘇聯打算對中國的核基地以及重要城市進行核攻擊。”8月28日美國《華盛頓明星報》在醒目位置刊登《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消息:“據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核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上海、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美國國務院的檔案也證明:1969年9月5日駐聯合國的蘇聯官員公開演說“如果中國人以為莫斯科不會動用比戰術核彈規模更大的核武器,那他們就完全錯了。”

迄今,所有的研究著述都承認蘇方的恐嚇,在加重毛澤東的擔憂上起了肯定的作用,似乎在證實他的“戰爭預言”。而蘇軍在去年(1968)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個眼前的實例。此時毛澤東沒有料到戰爭事態會迅速發展到嚴重的程度。蘇聯一面施以軍事威嚇,一面要求談判。“蘇聯確信只要給予適度的壓力,中方是可以坐回談判桌並簽署協議的。”

9月3日北越領袖胡志明去世。9月11日柯西金在參加胡志明葬禮結束後從河內乘飛機返回莫斯科。然而,他在途中接到電報:北京在凌晨緊急通知蘇聯駐華大使,說中方願意在北京進行中蘇總理談判。9月11日這一天是蘇聯駐聯合國官員發話要對中國進行“核外科手術”打擊的第7天,也恰好臨近蘇聯政府要求“三個月後”開始邊界談判的最後期限。顯然,周恩來什麼都不能決定,他只是個談判工具;而突然改變立場的決策者只能是毛澤東。當日中午,周恩來與柯西金在北京機場而不是在北京市內會談——這一點是北京在蓄意說明雙方關係的“冷卻”和訪問的不正常性質,而莫斯科不計小節,同意了這種在禮儀角度上很不禮貌的談判方式。柯西金和周恩來討論了避免兩國衝突繼續發生的有效措施、以及雙方在近期舉行談判以解決邊界糾紛等緊迫性問題。根據蘇方和中方兩種資料的相互吻合的事實是:

一,周恩來努力使柯西金相信,中國不存在對蘇聯進行戰爭的主觀打算和客觀條件,中國不具備發動戰爭的能力,中國在搞“文化大革命”,“自己的事情還顧不過來”,因此蘇聯沒有必要對中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

二,柯西金則向周恩來保證,蘇聯不存在同中國作戰的計劃,不會採取任何主動的戰爭措施;柯西金也認為中國人確實不準備打仗,因為中國內部“問題成堆”,沒有能力進行一場全面戰爭。

陪同談判的蘇聯駐華公使的記錄是:“周恩來說‘我們應當緩和緊張局勢,不讓帝國主義對中蘇關係的緊張而幸災樂禍’。周又說‘必須讓雙方的武裝部隊撤出爭議地區。我們沒有主動在邊界製造衝突,以後也不會那樣做。’柯西金對此答道‘我們理解中國國內事情很多,打仗是一種冒險行為。’”接著,柯西金建議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採取措施使兩國關係正常化。事實上,柯西金不理解關於中國備戰的內在因素,而周恩來也知道自己絕無可能解釋清楚。此刻周對柯西金說了“在那個時候我們不能接待您”的道歉話。會談至午,周恩來請柯西金用了機場便餐。

消息報道後,中國民眾都對周與柯西金突然在機場的和平談判感到極為迷惑不解。而陳毅(當時受衝擊的“外交部長”)自己的解釋是:“柯西金來北京屈尊就教,主要原因是想同我們緩和,同時也摸摸我們的底。周總理在機場請他吃了一頓便飯,這是高姿態。”

周恩來,他對於緩解中蘇兩國的戰爭陰雲,一定是迫不及待。從會談記錄中可以看到,周與柯西金的意願相當投合,順利形成了共識,而沒有以往中蘇之間慣有的指責爭吵、互不買賬的情況。從錄像來看,會談開始時周恩來神情木僵,到後來得到了柯西金的保證便有了相當大的鬆弛,說笑變得自然了。兩國總理達成的協議,實現了蘇聯一直尋求的目標:停止邊界衝突和恢復談判。這對蘇聯而言顯然是一個勝利;對中方而言也是勝利,因為中國自身的安全有了起碼的保證。9月11日之後,蘇方信守諾言,停止了對中國的抨擊。隨後,兩國達成諒解並承諾互不採取軍事行動,中蘇戰爭的危機迅速消散。毛澤東隨即從外地返京。

(插曲趣聞:後來到了1974年聖誕節,鄧小平安排時任美國駐京聯絡處主任的喬治·布希(George Herbert Bush,老布希)參觀北京大柵欄(北京西城區的一個街區)的地道網。這個地道網是1969年中國備戰期間的遺物。中方陪同人員講解:“地道連通各家,男女老少一起干,最後建成了這個樣子。”布希說:在別人家房子的地下挖地道在美國是犯法的,可是在中國卻行得通。在場的中國人都哈哈大笑。)

但意味深長的是,就在毛澤東返京後的幾天內,事情忽然又起了急劇變化,這是一個無法解釋的反向轉變。現有資料表明:對於蘇聯的緩和意願,“毛澤東突然又深表懷疑,林彪等軍事將領也深信蘇聯必有陰謀。9月16日專門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蘇談判,估計蘇聯有意施放煙幕彈的意見佔了明顯上風。”毛澤東顯然同意防備蘇聯陰謀的觀點,證據是:毛澤東在審定“慶祝(中共)國慶20周年的口號”中,親筆加上一條指示“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這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向全國發布的他自己的看法。9月20日後,中方最高決策圈的看法升級為“防止蘇聯利用談判做掩護,發動全面的突然襲擊”,對爆發大規模戰爭、甚至核戰爭的可能性作出越來越嚴重的估計。中國的戰備再次強烈升溫,當局甚至考慮把北京周圍水庫的蓄水放空以應付戰爭。9月23日中國在新疆地區匆忙進行了一次核爆試驗,據說這是執行毛澤東命令:“既然(中國的)核彈是嚇唬人的,就應該儘早爆炸。”這可能來自毛澤東對蘇聯的敵意揣測,他從不相信任何人的信守諾言。周恩來對戰備的干擾再次被無聲無息地排除了,周恩來似乎有些明白了,他很機警,此後對戰備再沒提出質疑,相反他更積極地推動戰備。周氏也許會認為毛澤東陷入戰爭恐慌而不能自拔,不過這對周來說只是有利無弊——他不怕勞累繁忙,只怕毛澤東找茬。9月22日周恩來在中央會議大講:“我們的新的戰略部署,是必須防止蘇聯的突然襲擊。”9月30日晚周恩來在“招待會”又講:“對於‘社會帝國主義’(蘇聯)的戰爭威脅,包括核戰爭威脅,我們要作好充分準備。”

危機消散

“真的要打仗了”的緊張氣氛籠罩中國。9月27日林彪出席中國北部地區作戰會議,他講:“蘇聯設在外蒙的空軍基地,距北京只有幾百公里,飛機用不上一個小時就到(北京)了。如果打導彈,只要幾分鐘。……當前,戰備是最大的政治。要用戰備的觀點觀察一切、衡量一切、檢查一切。”9月30日林彪視察空軍所屬的北京南苑機場,他對眾將領說:“這個仗(中蘇大戰)看來八成是打不起來的,但一定要作八成可能打起來的準備。”

10月1日,中共三大喉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聯合社論突出地強調戰備,中國的戰備氛圍迅速白熱化。10月7日“中央軍委”命令全國各地立即設置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警報系統,要求軍隊的各級司令部和各省市防空領導機構晝夜上崗值班,保證及時地接收和發出警報。10月9-10日林彪率吳法憲、鄭維山、閻仲川等人到中國北部的張家口地區勘察地形和視察部隊。在已經相當寒冷的張家口,林彪再次提出:“突出政治要堅定不移。但什麼是政治呢?全局就是政治,戰備就是政治。在當前,搞好戰備就是最大的政治。”事實上,這不是協商,也不是要求,而是指令。

隨即,經毛澤東批准,林彪這一指示作為動員號令,向全國發出。回到北京後,林彪受毛澤東委託召集政治局會議,連續用幾天時間,細緻制定在防備蘇聯發動突然襲擊時的具體措施。10月14日林彪召集北京軍區將領們部署加強北京以北區域的防禦。他指示“中央軍委辦事組”執行了一系列軍事部署、部隊的調動和擴編。迄今,眾多“文革”研究者們雖然對林彪在“文革”中的政治行為爭論不休,但一致同意“林彪抓戰備是認真的”。

10月份,中國部署中國北部地區兵力有:北京軍區的8個野戰軍(第24、27、28、38、63、65、66、69軍)和4個坦克師,瀋陽軍區的6個野戰軍(第16、23、39、40、46、64軍)和4個坦克師,蘭州軍區的2個野戰軍(第19、21軍)和1個坦克師,還有新疆軍區的8個步兵師。總計16個野戰軍、9個坦克師、8個步兵師,以及東北地區、內蒙古地區的地方部隊約二十個步兵師,組成戰略防禦體系。這些兵力約佔中共陸軍總數的一半。

除此,還有作為支援的部隊:武漢軍區3個野戰軍和1個坦克師,濟南軍區3個野戰軍和1個坦克師,而全軍預備炮兵師和高炮師也大多數集中在中國北部。按照中方的防禦計劃,如果駐蒙古國的蘇軍合成兵團取道內蒙古進攻北京,中方首先的犧牲品將是內蒙古的十萬地方部隊和三十萬當地民兵、以及六十萬“上山下鄉”到內蒙古的知識青年。在這些犧牲品後面,一線排開布防在中國內蒙古地區、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北部的七個野戰軍是正面抵抗蘇軍進攻的防線,另配有山西、河北的五十萬民兵。該防線西側翼有第63軍守備山西太原、防禦蘇軍經太原直搗北京;防線東側翼有第66軍駐守天津防備蘇軍從渤海登陸突擊北京。北京附近則部署了中國僅有的一支“摩托化”部隊第38軍,以便最後一戰。但是,即使北京有了如此龐大兵力的團團護衛,設若15萬駐蒙古國的蘇軍果真行動,那麼中共部署在內蒙古-北京地帶的百萬部隊還是無法承當蘇軍以鋼鐵洪流式的大縱深和高速度的立體進攻,數天之內蘇軍兵臨北京城下是完全可能的。除此之外,毛澤東更為恐懼的是蘇聯的核打擊。毛當然明白蘇聯若打擊中國核設施,便打中了中國要害,而中方並沒有核反擊的能力——所謂的中蘇“核對峙”根本不曾存在過。

1969年10月20日中蘇邊界談判預定在北京開始,在那個日子來臨之前,恐慌蘇聯實施突然襲擊的氣氛瀰漫著中國,全國進入“戰爭前夜”狀態。這時毛澤東明確道出他對核攻擊的擔憂,他說:“中央領導人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會炸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10月15日毛澤東命令疏散在北京的“老幹部”,指定由周恩來、汪東興具體承辦。當天10月15日下午,毛澤東先行乘專列離開北京,直奔武昌。此前毛澤東已在外地疏散了四個月,中蘇戰爭危險消散後他返回北京,他在中南海僅僅住了22天,中蘇戰爭危險忽然升級為核戰爭,他不得不再次自我疏散到中國南方,直至翌年4月11日才返京。這神一般的“偉大領袖”現在簡直是東躲西藏了,再次展示出他夸夸其談的“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的自信與尊嚴,並非真實。

周恩來留在北京處理政務。10月17日上午周恩來向“老幹部”們傳達了毛澤東關於緊急疏散他們的決定,宣布已給每個人都指定了去處,由中央警衛部隊分別帶走,諸人之間不準互相打聽去向,已被“打倒”者也要押送到大陸繼續關押。在其後的兩天里,朱德、葉劍英、董必武等人被帶往廣東,陳雲、王震等人被帶往江西,聶榮臻、陳毅被帶往河北,徐向前等人被帶往河南。劉少奇被遣送河南開封,鄧小平被遣送江西,陶鑄被遣送安徽合肥。不久,劉少奇、陶鑄分別死於遣送地。與此同時,中國各城市也進行了與“下鄉落戶”結合在一起的人口疏散,數百萬名城鎮居民被送往農村。這樣,中國戰備由白熱化轉為恐慌化,珍寶島衝突的後續效應越發嚴重了。10月20日,周恩來與黃永勝一起轉移到北京西山的地下工事指揮部里。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室的工作枱曆,記錄著他的工作日程,自1969年10月20日至1970年2月的四個月時間,記錄空白。這表明周恩來直到翌年2月,他才回到了“西花廳”辦公室。

在蘇州,10月18日林彪發布了後來被稱為“林副主席第一號命令”的軍事指示。18日下午5時許林彪口述了給黃永勝的“六條命令”,要求全軍進入緊急防禦狀態、軍事指揮班子進入戰時位置、疏散“三北”地區的部隊和坦克飛機和火炮。8時許,葉群用電話向正在武漢的毛澤東報告了林彪的軍事指示,毛澤東並無異議。當夜在北京,副總參謀長閻仲川在文字整理“六條命令”時,加上了一個編號標題“林副主席的第一號命令”,於深夜時分送黃永勝審查,但被黃的秘書告知黃永勝已服安眠藥睡下,不宜打擾。此時閻仲川認為時間緊迫,不容延誤,遂自主決定向全軍傳達。林彪當時對此一無所知。

據汪東興說,林彪的“第一號命令”書面文件在第二天傳送給周恩來,周恩來批示“請主席閱”。汪東興拿給毛澤東看,毛同意全軍立即執行林彪的“第一號命令”,但似有不悅,用火柴點燃了該文件。汪東興只保留了那個裝文件的信封。這可能表明毛澤東對“林副主席的第一號命令”這個標題有所不滿,但毛沒有與林彪進行溝通。當晚周恩來向汪東興探聽毛澤東對“第一號命令”的反應,汪說:“毛主席看後給燒了。”周驚詫地問:“燒了?”汪答:“主席看後不高興,自己就燒了。”周聽到這裡就再沒有說話。後來周恩來卻把這“燒掉”情況悄悄轉告了林彪。由此可知周恩來一直在緊密窺探毛澤東和林彪,他煞費苦心。

林彪發出“第一號令”後,10月19日中國全軍進入“一級緊急戰備”狀態,共疏散95個師、4,100架飛機和600餘艘艦艇。中國北部有94萬部隊離開兵營進入野外。據一個當年在中國北部第69軍的士兵回憶的情況是,那時軍隊接到的命令是“一級緊急備戰”,但是部隊並沒有進入真正的“準備開戰”狀態。在林彪的“第一號命令”下達後,第69軍進入了大同市以北的丘陵地帶,以營、連為單位分成許多支隊伍,疏散,挖掩體,部隊沒有配發彈藥,官兵沒有戰爭來臨的緊迫感。但這不可能是第69軍的擅自行為,說明了軍事指揮系統實際上並不認為蘇聯會發起全面進攻。

在“一級緊急備戰”那些日子裡,中蘇邊界平靜如常,然而在中國大陸各城市都進行了大規模的緊急疏散和多次的防空演習,處於臨戰狀態。中國的行動引起周邊其他國家的迷惑不解,在東亞地區的蘇軍、美軍和台灣軍隊相繼進入了短暫的戒備狀態。林彪的秘書說:“林彪平時在中午12點之前開始午休,但10月20日那天他堅持要等到蘇聯代表團從飛機上走下來。他懷疑蘇聯飛機不是運載談判代表團的,可能是攜帶核彈的不祥之客。他吩咐探明蘇聯飛機是什麼時候從蘇聯起飛、何時飛近北京。我是一步一報,不厭其煩。直到中午過後,他聽到我轉報北京傳來蘇聯飛機降落的最後一次報告:情況正常。林彪這才肯去休息。”是日,沒有發生任何意外。

中蘇之間的談判雖然不會有明確的結局,但邊界上雙方軍隊不再互相射擊,雙方都不再進入有爭議的邊界地帶。從此林彪對於“一級緊急戰備”不再過問。而且,林彪竟然忘記了中國北部還有百萬兵員在野外疏散、風餐露宿。10月23日“中央軍委辦事組”臨時指示各軍區軍種,“疏散出去的部隊,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天氣轉冷,疏散的部隊不要露營,要搞好行政管理和物資保障”等等。直到年底隆冬,各軍區紛紛來電請示部隊是否可以停止疏散回營房,林彪卻不解:“他們為什麼還要繼續疏散呢?”秘書只好解釋道:“部隊疏散是根據首長(林彪)的命令。首長不發布新指示,各軍區自己不好作出部隊回營房的決定。”林彪總算明白了:“你給黃永勝打個電話,我看部隊可以停止疏散了。”自此中蘇戰爭危機雲消霧散。但直到1970年,中國的戰備氣氛仍然濃厚,戰備被納入全國日常工作,常備不懈地運行,也被當成帶動其它各項工作中的“綱”,直到1971年才逐漸鬆弛。疏散到農村的城鎮居民也陸續返城。此後,中蘇邊界一直相安無事。

事實上,中蘇兩國在國家利益上毫不存在打仗的必要。中國人在忙於“文革”,俄國人在忙於爭霸全球。對於一個外國(中國)的內部糾紛,亦即“文革”越來越深化的內鬥和混戰,俄國人樂見其成,並不打算介入,更沒有出兵攻打的必要。在兩國最高獨裁者的意願上,“毛澤東害怕的是:如果蘇聯發動軍事進攻,文化大革命甚至他的統治都可能被推翻”;勃烈日涅夫的擔憂是戰爭會打亂蘇聯的宏圖。兩人在各忙各自的事情,誰也不願意放下自己的事業,去打一場莫名其妙的中蘇戰爭——不知道這個戰爭會持續多少年、兩國會遭受多大傷耗。戰爭危機,實際上起源於中蘇之間的一個深刻誤會,雙方都認為是對方在橫生枝節,要發動戰爭。這裡存在兩種可能性:要麼它是一個偶然誤會,要麼正好相反。要探討其中的區分,就需要詳細追究這個誤會是怎樣形成、又怎樣演變為劍拔弩張的。

事實說明:毛澤東對珍寶島事件引發的中蘇衝突,在看法上存在一個變化過程,即從一開始輕視為小事件,到後來斷定蘇聯要發動大規模戰爭,並下令進行全國備戰。這種變化源自於:珍寶島事件激怒了蘇聯,引起挑釁效應,致使蘇聯的軍事威脅和核戰爭威脅被過份誇大,而中共高層又都附合了毛澤東的看法,使毛澤東更加相信戰爭危險迫在眉睫。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北京之春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史海鉤沉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