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毛澤東削藩真狠一石三鳥 各地地下黨遭槍斃

中共各大區對幾乎所有新佔領區中的地下黨及其相關武裝力量,如廣東黨組織、雲南地下黨、湖南地下黨、福建地下黨、南昌地下黨、滇桂黔邊縱隊、海南島瓊崖縱隊以及地下隱蔽人員等等,不論就個人事實上有無問題,幾乎都被認定為組織「嚴重不純」,有的不被承認。一些發生問題或被懷疑有問題的地下黨組織的骨幹,乾脆被打為「匪特分子」或「惡霸地主」集團,慘遭判刑或槍斃。建政初中共黨內第一大特嫌案,即上海市委第三書記潘漢年、公安局局長揚帆為首的「反革命案件」的發生,亦是在此種情況下造成的。

中共建政後,毛澤東辦公地點中南海頤年堂曾經一度“門可羅雀”,迫使毛決議出手解決尷尬局勢。圖為1949年10月20日,毛澤東與出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部分委員合影

由於戰爭原因,對建政初的地方軍政機構設置,中共中央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遷就於各大根據地和各大野戰軍,亦即各大山頭客觀存在的現實狀況。正是在這一基礎上,開始時實行了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區的管理體制。但基於黨高於一切的原則,各大區實行的是黨政軍一體化的領導體制。

當然,對軍事行動及其建政需要的這種遷就,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事實上,熟讀古書的毛澤東深知新國初立削藩之必要。而一些權傾一方的中共高級將領,也一樣深諳新政初行需要中央集權的道理。故國內戰爭結束不久,一方面毛澤東巧施謀略,另一方面各將領知趣而退,很快就再現了一場現代版的“杯酒釋兵權”。

彭德懷受命擔任志願軍司令員,離開了西北地區;劉伯承則主動要求去籌建陸軍大學(即後來的軍事學院),離開了西南地區。林彪將原四野主力交給彭德懷帶去了朝鮮,自己以治病為理由去了蘇聯;聶榮臻被任命為代總參謀長,入住中南海,協助軍委處理全軍軍事作戰事務,無暇多顧華北軍區的工作。於是,建政不過一年時間,六大軍區司令員中,三位最具軍事才能的將領均脫離了自己的軍隊和地盤。聶榮臻雖仍兼任華北軍區司令員職務,其實也離開軍區的具體工作了。另外兩位,高崗不懂軍事,只有陳毅有指揮能力,但毛與陳合作多年,了解甚深,再加上陳與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長期不和,處處受到掣肘,也不存在鬧獨立性的可能。

將各大區主要軍事將領調開,還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1950年饒漱石抗拒毛澤東的提議,阻撓陳毅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一事,讓毛清楚地感覺到,長期在各大區擔任書記的地方領導人,同樣有可能發展到與中央分庭抗禮。同時,鑒於建政以來,中共機構設置,劉少奇掌管了組織人事和財經事務,周恩來統管了外事、統戰和經濟工作,黨中央最高領導中樞“頤年堂(毛澤東辦公地點)“門可羅雀”的情況,讓毛於1952年開始,陸續通過各種辦法,如改各大區人民政府及軍政委員會為行政委員會,成立與政務院平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把各大區書記,包括鄧小平、饒漱石和高崗,以及在地方上有較大影響的葉劍英等,都先後調到北京來,讓他們擔任中央一級的領導工作。1954年,又進一步把大區僅剩的負責的軍事將領陳毅、賀龍等,也都調到中央來了。

按時任高崗秘書的趙家梁所說,毛此舉實為“一石三鳥”。第一,各路“諸侯”進京,群英聚集,加強了中央的領導力量。第二,計劃委員會成立,在職能方面平分了中央政府的“半邊天下”,改變了周總理掌管一切國家事務的局面,同時也分擔了劉少奇主管的財經委員會的工作,“形成劉(黨務)、高(經濟)、周(外事與統戰)三足鼎立的新格局”。第三,把各大區首領調到自己身邊來,這是砍“山頭”、削弱“諸侯”大權的重要一步,“不失為調虎離山,防患未然之舉”。

趙之說法,不無道理。就砍“山頭”一點而言,大行政區的制度容易造成中央與地方權利切割,便利於各大區之間在利益上相互依託,進而向中央鬧獨立性的問題,在1953年的“高饒事件”中充分暴露了出來。高崗和饒漱石當時剛到中央工作不久,就很快利用其所佔兩大“地方諸侯”的身份,在中央和地方四處串聯。高崗以“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為由,強調“奪取革命的勝利的,還是要依靠人民解放軍”,聯絡各大區“諸侯”,試圖扳倒身為“白區”鬥爭代表的中共中央第二號人物劉少奇。此舉雖因多數領導人反對而未能成功,但由此也促使毛和中共高層下決心迅速取消存在極大隱患的大區制。

1954年4月27日,“高饒事件”剛一定性,中共高層就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關,各大區行政委員會隨同各中央局、分局一併撤銷。中共從此走上了中央高度集權的時代。

當時南方和西北多數省市任用的多是軍事幹部,且是蘇區幹部,而華北、東北多用的是黨政幹部,且是白區幹部,兩部分幹部不僅有蘇區、白區之分,在文化程度上還相差甚多。這種分別不可避免地在中共幹部當中造成某些隔閡與矛盾。這種隔閡與矛盾最突出地反映在了中央各部委一級幹部的任用問題上面。這是因為,與過去農村蘇維埃政權時期的情況非常不同的是,新的全國性的中央政府的建立,不僅要考慮到絕大多數部委帶有很強的專業性質和文化水平的要求,而且還要考慮到當時因聯合政府的關係,一些重要部委的負責人,包括政府各部委成員中有相當數量文化知識程度很高的專家學者和社會名流,中央部委負責幹部的任用難免也要考慮到文化水平的問題。

何況中央主管幹部難免會找自己熟悉和用起來順手的幹部來負責手下的部門,結果,在新成立的政務院部委,包括組織部和財經委員會等機構的負責人當中,除了李維漢、謝覺哉、滕代遠、李富春、王諍等少數人因長期在中央工作,或文化程度相對較好,或過去就有相當的專業工作經歷,故得以分任中央統戰部、內政部、鐵道部、重工業部、郵電部的部長、副部長外,其他多數部委的負責幹部都選用了非軍隊系統的幹部,且多用的是白區幹部。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相當一批軍隊幹部和蘇區幹部的不滿。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白區代表的劉少奇,大力提攜重用經他營救出獄並曾長期在他手下工作的一些幹部,如彭真、安子文、劉瀾濤、廖魯言、胡錫奎等人,自然就成了眾矢之的。有“譚大炮”之稱的譚震林就曾直截了當地向毛澤東表示過對這種情況的強烈不滿。林彪也在背後有所謂“現在白區黨控制著中央的權力,很危險”的說法。不難了解,“高饒事件”的發生,正是這樣一種背景下促成的。

毛澤東作為蘇區的代表,自然也不能不受到此種情緒的影響。他在高崗到京後的言談話語間所透露出來的對劉少奇的不滿,在相當程度上就反映出他這時也並非不受影響。但他不能不公開表現出中立的態度。在接見各大區負責人時,他一方面告訴大家:“譚震林對我說,中央有兩個司令部,白區黨的人掌握著黨權(組織、人事部門)、政權(政法部門)和財權(財經部門);另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大權旁落,這很危險,應該把權奪回來。”一方面解釋說:“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我已經批評了譚震林,不能說什麼‘白區黨’、‘蘇區黨’。只有一個共產黨,一個司令部,就是黨中央。”而事實上,從他這時採取各種措施分散政府部門的權力,強化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接連發布《關於加強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對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等文件,規定政府各部門黨組直接受中共中央領導,以及通過財經會議及組織會議批評薄一波及安子文等等的做法,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並非對此毫無戒心與防範。當然,他這時尚不認為事情已經到了譚震林、林彪等人所說的那種地步。

戰爭條件下被無限放大的敵情意識,建政初期在各地反映出來的針對地下黨及本地幹部缺乏信任的態度,嚴格說來應當是解放軍大舉渡江南下之後才突顯出來的。

據身為南京地下黨幹部的穆廣仁回憶,1949年5月,南京剛剛佔領不久,新成立的南京市委就得到了關於南京地下黨組織嚴重不純的情報。據此,南京市委上報中共華東局,一方面提出應馬上進行組織整頓,一方面請示對這些在解放南京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同時政治背景又極為複雜的南京地下黨幹部應如何安排適當工作。中共華東局不能自作主張,故經曾作過中央社會部部長的第二副書記康生上報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隨即下達指示,除同意馬上進行整黨以外,並提出具體辦法為:“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由於南下幹部對地下黨人員不習慣、不信任,南京地下黨人員亦發生對南下幹部“不滿不受領導等等”情況。針對這種情況,二野政委鄧小平於9月17日在南京市黨的支部書記和排以上黨員大會上專門做了題為《忠誠與老實》的報告,一方面動員整黨,一方面對地下黨人員加強教育和引導。

各新區整黨開始後,大批地下黨組織被解散,黨員被停止黨籍。南京100多名地下黨員受到“停止黨籍”的處分。地下黨出身的團市委的書記、副書記均被撤換、調離。

廣東隨後所以會發生“反地方主義”的鬥爭,說起來也是由廣東黨組織“嚴重不純”這一理由所引發的。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在出身、學歷等方面的差距以及語言習俗的隔閡,明顯地使身為解放者的外來幹部和大軍幹部對廣東主要依靠本地幹部的做法十分不滿。土改運動中出現的一些現象進一步印證了外來幹部對本地幹部隊伍素質的看法。這種問題不可避免地直接觸動了中南局,特別是中共高層的政治神經。結果,廣東的問題就被認定為:“廣東黨內有相當一大批壞分子(其中包括貪污腐化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惡霸分子和與敵人始終保持聯繫的內奸分子)佔據著重要工作崗位。因此,廣東黨的現狀,不僅是基層組織有問題,而且地專一級、縣一級、區一級均有問題,尤以縣、區兩級問題最為嚴重。”就連“廣東現有的幾萬個土改隊員,(也)大半為縣委、區委經封建關係拉入的,其中亦有大批壞分子”。

結果,中共各大區對幾乎所有新佔領區中的地下黨及其相關武裝力量,如廣東黨組織、雲南地下黨、湖南地下黨、福建地下黨、南昌地下黨、滇桂黔邊縱隊、海南島瓊崖縱隊以及地下隱蔽人員等等,不論就個人事實上有無問題,幾乎都被認定為組織“嚴重不純”,有的不被承認。一些發生問題或被懷疑有問題的地下黨組織的骨幹,乾脆被打為“匪特分子”或“惡霸地主”集團,慘遭判刑或槍斃。建政初中共黨內第一大特嫌案,即上海市委第三書記潘漢年、公安局局長揚帆為首的“反革命案件”的發生,亦是在此種情況下造成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中共建國初期中共幹部任用政策考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史海鉤沉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