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40年前中國政治學會成立大會上，王滬寧是一位來自上海的青年學者，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那麼平平常常，不自我表現，怎麼也不會想到他會成為掌握中國最高權力的政治局常委7人之一。我常聽葉麗儀演唱的《上海灘》：
浪奔、浪流，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成功、失敗，浪里看不出有未有。
又有喜，又有愁，浪里分不清歡笑悲憂，
仍願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夠。
5年常委任期，轉瞬即逝。王滬寧作為政治局常委會主管黨務和意識形態，會有四種可能結局，一是成為像劉雲山那樣的人，平平常常走出歷史；二是在「20大」後升任國家主席或政協主席；三是因五年中高度控制媒體、並推動十九大黨章也不容許的「個人崇拜」，而受到海內外輿論的譴責而陷入困境；第四，這是最小的一種可能，面對2022年「最高權力更迭」危機，參與領導中國政治的大變革，使中國和平地向民主政治轉型。有人認為，第四種可能，是絕對不可能。然而，2022年的「最高權力更迭」，或其後形勢發展，將會使這種可能，被一步步放大而成為現實。即使對王滬寧「絕對不可能」，探討這種可能，也能使人們對「習後中國」的發展中看到一線變革的希望。
八十年代的往事回憶
1989年6月4日上午，我帶了5本經濟學、1本政治學的書和幾件衣服，逃離北京，所有的照相冊、記事本都被北京市警局取走，其中有我在當時中央政治改革辦公室時的照片和與王滬寧的照片。前不久，友人給了我一張1988年訪問美國亞特蘭大的照片，其中有李慎之、外交部的胡其安、我和王滬寧。那一天，我們在美國朋友何達威家後院聚會，照片引起我對往事的回憶。
1988年美國亞特蘭大後排：何達威（左1）王雲琨（左3）嚴家祺（左4）丘曉（左5）胡其安（左6）李慎之（左7）王滬寧（右2）郝雨凡（右1）
中國政治學會1980年在北京成立，我記得王滬寧與王邦佐從上海來北京參加會議，當時，王邦佐比王滬寧大二十多歲，王滬寧還只是復旦大學的研究生。每一次在北京，我總是見到他們兩個人。1985年，我與王滬寧一起到法國訪問，我還記得站著參加當時巴黎市長席哈克的演講會，那一天住在程映湘、高達樂家。回到北京，中國社科院外事局提醒我說，程映湘是中國共產黨二十年代的托派頭子彭述之的女兒。後來我知道程映湘和她父母在受到國共兩黨排斥的情況下流亡，歷盡艱難。2014年，我與我妻子高皋到巴黎又看望了風燭殘年的程映湘、高達樂夫婦，他們家遍地是舊報紙舊書刊，那天，還與我們還談起王滬寧的一些陳年舊事。
程映湘是中國共產黨二十年代的托派頭子彭述之的女兒，2016年程映湘編輯出版了她父親的二大卷《中國共產主義的起飛》等回憶錄。
1985年，上海舉行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中宣部長朱厚澤、胡德平和我從北京去參加會議，住在錦江飯店。這次會議，是上海市委宣傳部主辦的。王滬寧來找我時，錦江飯店不讓他進門，正好遇見上海市委宣傳部的魏承思。他就他把王滬寧請進了飯店。也正是這次見面，王滬寧結識了魏承思。當時，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常召開座談會，魏承思邀請王滬寧出席，又把王滬寧介紹給了曾慶紅和江澤民。王滬寧率團參加新加坡的辯論會獲得勝利，為上海增光，曾慶紅和江澤民對他更是另眼相看。
八十年代我曾擔任全國青聯常委，胡錦濤是全國青聯主席。在離任時，每個常委都可以推薦一個人為下屆青聯委員，因為王滬寧在政治學研究中出版過幾本書，為人謙和，我推薦他擔任青聯委員。胡錦濤當總書記、國家主席時，我了解到，外交系統不主動幫助他，有人還故意欺負他，而王滬寧在這時就幫助他，因為王滬寧曾多次陪同江澤民到國外訪問，熟悉中國外交政策和外交儀禮，對胡錦濤友好幫助，王滬寧不炫耀自己，贏得了胡錦濤的信任。很多人不了解當上了國家元首，看上去威風凜凜，不會有人欺負。其實並非如此，卡特總統當年進白宮，認為他是種花生出身，看不起他，而備受欺負。江澤民剛到北京時，很多官僚看不上他。江澤民把王滬寧調到身邊，就是希望王滬寧在理論和外交方面幫助他。
1988年我曾到美國密西根大學和參加中國政治學會代表團到美國，有一次王滬寧正在愛荷華大學當訪問學者。他打電話給我，說愛荷華大學裡有「水床」，這是一種灌滿水的床鋪，躺在上面別有風味。他要我到愛荷華大學去。當晚在大禮堂，我和王滬寧還見到了來自台灣《中國時報》主筆季季，後來我知道她的丈夫楊蔚竟是長期潛伏在台灣的共產黨間諜，我在網路上查看到，季季的可怖遭遇難以想像。
1989年王滬寧到我家來看我，當時我正在美國參加中蘇改革比較研討會，沒有能見到。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我們沒有聯繫和交往，我也不清楚王滬寧當時對學生運動的態度。對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鄧小平、李鵬用機槍和坦克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這是嚴重的犯罪行為。「六四」後，江澤民要王滬寧到北京工作，我聽程映湘說，王滬寧不支持「六四屠殺」，又不願意表態，以到法國3個月為藉口，住在程映湘家。1992年，程映湘打電話說王滬寧要我新出版的《未來中國的選擇》一書，我知道他當時在法國，我們沒有見面，也沒有通電話，我把書寄給了程映湘。
2014年嚴家祺和高皋（右）到巴黎看望兩位九十高齡的程映湘（左）和高達樂（中）
最榮耀也最悲慘的「職業」
從秦始皇開始，中國歷史有兩大循環，一是秦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的王朝循環，二是統一個分裂的循環。辛亥革命到今天的一百多年中，中國只有袁世凱當政的5年時間短暫統一，後來的中華民國，長期處於不同軍閥政權、共產黨政權、國民黨政權、東北「滿州國」多個政權分裂割據狀態，就是1949年後，台灣海峽兩岸，還是並存著兩個至今沒有結束敵對狀態的政權。
清王朝滅亡後，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名義上採用了共和政體，但幾千年的專制傳統根深蒂固，蔣介石5次連任總統，毛澤東終身在位，鄧小平連任軍委主席，掌握中國最高權力，使共和政體名存實亡。只有胡錦濤在任期結束後，主動地交出了最高權力，這在辛亥革命後的最高權力更迭中樹立了榜樣。
專制政體不僅使人民深受其害，而且也使首腦及其周邊人物處於恐懼和危險中，這是「專制政治爭奪最高權力的鐵律」。羅馬帝國後期、中世紀拜占庭、奧斯曼帝國宮廷政治的殘酷，都是為了爭奪最高權力。現在正在沙特發生的「逮捕17位王子事件」，就是這一鐵律表現形式的最新版。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事件層出不窮。南北朝時，南朝「齊」的第五位皇帝——齊明帝蕭鸞，為奪取皇位，廢殺了兩個皇帝後，又把他們的兒孫斬盡殺絕。清王朝康熙皇帝在位的最後十年，不立皇太子，爭奪皇位的鬥爭十分殘酷。毛澤東先後把劉少奇、林彪、王洪文立為繼承人，三個繼承人都沒有好下場。毛澤東死後，華國鋒「粉碎四人幫」，實際上是宮廷政變。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廢黜了毛的接班人華國鋒，並把毛澤東的遺孀江青判處無期徒刑，江青因絕望而自殺，偉大領袖事實上成了「反革命家屬」。林彪是皇位繼承人，最後的結局是家破人亡、死無葬身之地。宮廷政治是幾個人的政治，但為爭奪最高權力殘酷無情。在人類各種職業中，國王和皇帝的「職業」最榮耀，也最悲慘。中國皇帝的「非正常死亡」，不僅比例高過一般高危職業，而且「兇手」主要出在宮廷內部。網路上一篇《中國最慘的職業——皇帝》文章說:「中國歷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統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於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不得善終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272人。非正常死亡率為44%，遠高於其他社會群體。」不僅皇帝「非正常死亡率」高，而且，皇室和大臣的「非正常死亡率」也很高。文化大革命《5·16通知》後幾天，林彪大談中國歷史上的政變，驚心動魄，使毛澤東對林彪產生了戒心。林彪害怕政變中「被殺」，就選擇了坐飛機出逃的方式。林彪、江青都是「非正常死亡」。
中國面臨「2022最高權力更迭危機」
我與王滬寧是文革後最早從事政治學研究的，我出身自然科學，希望用科學的態度研究政治，在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成立會議上，我作了《以科學的態度和方法研究政治》的講話，研究政治學，就是尋求「非政治化」的途徑。國家危亡，人人關心政治。在美國感受不到政治對自己生活的干預。一個國家，大多數人不關心政治，這個國家就有福了。1982年，當時中國政治學會編輯了一套政治學叢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寫的書是《國家政體》，王滬寧寫的是《國家主權》。《國家政體》一書，歷訴專制政體的弊端，1986年，鄧榕來建國門社科院政治學所見我時，我把《國家政體》一書請她送給鄧小平。經歷過文革的鄧小平，對文革中的「個人崇拜」深惡痛絕，他有意改變黨凌駕於政府之上的現象，他反對「個人崇拜」，主張「廢除終身制」。
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學叢書《國家政體》《國家主權》封面
1982年中國公布的新憲法修改草案，明文規定國家元首和首腦連任的限制，這是中國政治的巨大進步，但憲法另設中央軍委主席，沒有任期限制。當時我研究各國政體，了解到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獨裁政權，全國武裝力量統帥權總是由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掌握，只有伊朗、朝鮮是例外。1982憲法草案把這一權力從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手中分離了出去，在社科院內部向中央反映的1982年一期的《要報》上，我撰文提出這種規定的危害性。這一問題，我在北京討論憲法草案座談會上也公開指出。（見《光明日報》1982年5月5日《從長遠觀點看憲法》）事實證明，這正是造成1989年政治災難的一個制度原因。可以預測，五年後，到2020年「20大」最高權力更迭時，習近平和王滬寧將不得不面對這一重大問題。
1982憲法對國家主席與國務院總理的權力都有明文規定，國家主席除了可以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國事活動外，並無主管國家任何行政事務的權力，中國的國家主席接近於「虛位元首」。但事實上，在習近平前一個五年任期中，行使了許多本來應由總理李克強行使的權力。李克強這些權力被習近平拿走，當總理是不會不知道的，中國那麼多法學、政治學專家教授，也不會不清楚。中國至今沒有建立「違憲審查制度」，報刊上也沒有人敢於指出這一問題，但這樣下去對一個中國政治長遠發展來說不好。現行中國憲法規定了實行法治，法治就是「法的統治」，首腦人物也要遵守憲法和法律。如果首腦人物違憲，要建立法治是不可能的。
在未來五年或十年中，中國有可能會對1982憲法進行修改，使得國家行政權集中統一，但受憲法限制和議會監督。修改後的憲法讓國家元首掌握最高國家行政權，包括武裝力量統帥權，同時進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未來的中國不能用幾個「常委」來統治，「九龍治水」可以在小國實行，在中國這樣的大國是不能實行「委員制」的。1982年憲法關於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是一個國家成為「共和國」的根本標誌，不能動搖和廢除。廢除這一條款，就是皇袍加身，復辟君主制。袁世凱就是前車之鑑。
歷史是人創造的。「創造歷史需要特定的思想、廣闊的眼界、洞察力、決心、毅力、謀略、號召力等等，它是許多思想因素和情感因素的綜合。」創造歷史要有變革現狀的動力。（嚴家祺《創造史觀》，《前哨》2011-8）然而，歷史不是任意創造的，歷史發展中存在不可抗拒的力量，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偉大的政治家就是順應時代前進的步伐，推動歷史的進步。
在2020年前，習近平不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修改1982年憲法關於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如果他要走江澤民2002年的老路，繼續擔任軍委主席，並擔任黨的主席或總書記，習近平就要面對明顯的或看不見的政治風暴，隨時會面臨「辛巴威式政變」。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家，唯一的選擇是，依靠人民力量，主動推進中國政治的偉大變革，像英國1688年革命、佛朗哥後的西班牙、戰後日本和台灣那樣，通過和平方式實現向民主政治的轉型。如果習近平不願承擔這一偉大使命，這樣的政治家也必然會出現。
怎樣處理「個人崇拜」問題
王滬寧今後會主管黨務和整個中國的意識形態宣傳工作，這就使他捲入了政治漩渦的中心。如果說，18大後五年，王岐山身處在中國政治漩渦的中心，那麼可以說，十九大後的五年，反腐會走向「法制化」，趙樂際會小心翼翼，而王滬寧的輿論管制，「封網翻牆」事件將層出不窮，會使自己被卷進爭端的漩渦中心。
現在的王滬寧就面臨一個新問題，就是如何處理正在興起的「個人崇拜」問題。當年毛澤東對林彪的那套「個人崇拜」和「天才論」就十分反感，但「個人崇拜」是專制政治中會反覆出現的現象。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首腦論》一書。我在這本書中寫了一節專門探討「個人崇拜」問題。其中寫道：「當首腦可以終身任職而且擁有無限權力時，首腦崇拜是這種制度下的常見現象。」「古代羅馬從共和變為帝制、拿破崙·波拿巴把法蘭西共和國改為帝國，中國近代史上袁世凱稱帝，都是首腦人物在改變政治制度的同時發展首腦崇拜的實例。」每一次大規模的全國性的「個人崇拜」，如果以「崇拜度」為「縱軸」，以「時間」為「橫軸」，那麼，「個人崇拜曲線」就是一條「鐘形曲線」。毛澤東個人崇拜，九大達到高峰，兩年後因「9·13事件」，迅速下滑。1982年，《中國共產黨章程》明文規定：「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這時，這條「鐘形曲線」下降到最底點。今年十九大《黨章》仍然保留「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的規定，但十九大1中全會後第一天的《人民日報》頭版版面，一反鄧小平以來「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的傳統。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1971年5月底，中共中央向各地下發了毛澤東會見斯諾《談話紀要》。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了他對林彪的反感和不滿。毛澤東說：「崇拜搞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麼『四個偉大』。」毛澤東用英語說了「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後，說了一個詞「討嫌」。陳伯達搞「個人崇拜」，被毛澤東稱為「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也是前車之鑑。
《首腦論》的海外版、日文版、韓國版
現在中國掀起的新的「毛澤東熱」，是中國近二十年來兩極分化的反作用，中國貧窮階層，以懷念毛澤東的方式來表達對共產黨政權的貪污腐敗的抗議，就像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人們以懷念周恩來，表達對毛澤東和文革的不滿和抗議一樣。但從總體上說，今天的「毛澤東熱」，是對鄧小平時代「有限非毛化」的倒退。市場經濟造成的兩極化只能用市場經濟和財政貨幣政策和其他經濟政策來解決。緩解兩極分化，求助於毛澤東時代的「平均主義」，必將南轅北轍。利用「毛澤東熱」，搞新個人崇拜，必將適得其反。
關於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近30年來，由於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資本主義大發展的時期，但兩極分化愈來愈嚴重。
太平天國產生的根源是清王朝的專制政治和兩極分化，共產黨的壯大是國民黨專制政治和兩極分化的結果。今天，中國的毛澤東熱的根源來自於「六四」後愈來愈嚴重的兩極分化。可以說，十九大的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要改變「六四」後愈來愈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
改變「兩極分化」，有兩種途徑，一種是依靠暴力威脅和政治強制，另一種是依靠推行一系列經濟政策，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人政策、稅收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推行個人崇拜，依靠毛澤東熱，是第一種途徑。近一個世紀以來，所有已開發國家，都早就把「社會公正」問題提上議事日程，社會公正不是經濟平等，而是既保障私人財產所有權、承認財產差別，又通過政府政策調節收入差別，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一系列制度。中國不能正視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為緩解現在日趨嚴重的兩極分化，就把這種做法稱之為新時代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今天中國受意識形態的束縛，就只能在「資本主義」的身上穿上有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外衣了。
民主政治是權力來源與人民的政治，在民主政治下，政府權力受到憲法和法律的限制，人民權利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障。「法治」是「法的統治」，就是執政黨、政府的權力也要受到憲法和法律的限制。中央與地方，權力有明確劃分，立法、司法、行政權之間有分權制衡，主要政務官由政府首腦提名，由議會批准，文官沒有任期，按法律任命，只有政務官與國家行政首腦共進退，保障了最高國家權力的同步更迭。最高行政權是集中的，不容存在胡錦濤時代的「多頭政治」。現代歐美國家的政治制度雖然都包含這些因素，但一些國家議會中存在「過度制衡」的「否決權主義」（Vetocracy），這並不有利於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
中國到了大轉型的時候了。大轉型的就是為發展政治民主和社會公正創造條件，大轉型的第一步，要像當年胡耀邦做的那樣，在重大問題上恢復正義、平反一切冤假錯案，使全國人民看到正義的陽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應當肯定，但他一手製造「六四屠殺」必須否定。為此首先要為胡耀邦、趙紫陽正式平反、恢復名譽，公布「六四事件」真相。達賴喇嘛多次聲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要歡迎流亡國外近60年、82歲的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回到中國。要停止對達賴喇嘛的攻擊，對達賴喇嘛的攻擊，所有藏人感到的是對藏人的侮辱。要把達賴喇嘛「高度自治」的主張和他回國問題分開處理，如何改善自治制度，是修憲制憲討論的問題。要善待法輪功，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大轉型的關鍵是在全國每一個地方真正確立「法治天下」的原則，把國家憲法放在政黨、利益集團、個人之上。憲法可以按憲法規定的程序修改，但憲法的權威高於黨的政治局常委。沒有「法治」，中國人的權利就沒有保障。要平反一切「冤假錯案」。請關注被判無期徒刑的王炳章，他年滿70歲，被關押15年，在獄中已中風三次，身患重病，讓他「保外就醫」，容他與家人團聚。王炳章為中國民主奮鬥，他沒有罪。就是「罪犯」，受到監禁，但「罪犯」的應有權利也應當得到法律保障。
通過和平的道路從專制向民主政治轉型，早有先例。中國向民主政治的轉型肯定會受到頑固勢力的反抗和抵制。就像「真理標準大討論」時期一樣，新聞自由擊敗了反對改革開放的頑固勢力。在19屆政治局7人常委中，至少有4個人是不會反對民主轉型的。王滬寧熟悉世界政治，了解變革方向。一個政治家心中要有大愛，要把人民的利益和國家前途放在第一位，推動中國和平民主轉型這一偉大的變革。如果王滬寧要走劉雲山的路，五年下來，必將結怨甚多。中國唯有走和平的民主轉型的道路，才能走出2022年及其後一連串的政治危機。
兩岸統一，走向「第三共和」
國家政治體制有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政體問題，共和制、君主立憲制、總統制、內閣制、委員制屬於政體問題；二是國家結構問題，涉及中央地方關係、整體和部分關係問題，中央集權、地方分權、邦聯、聯邦、一國兩制屬於國家結構問題。
隨著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兩岸的和平統一必將提上議事日程，在國家結構問題上，未來的中國最有可能的是成為統一的、聯邦制的共和國。交通運輸的發展，人口的流動，地區間愈來愈緊密的經濟文化聯繫使中國難於分裂，從地緣政治來看，蒙古會回歸中國，西藏、新疆沒有獨立可能，香港獨立只是幾個人的「香港夢」，他們可以大講特講，無需當作一件事情來聲討和批判。就像金融市場中的「做市商」（Market Maker)一樣，對所謂「獨獨獨」的批判，實實在在是「做市商」的喧囂，為周永康之流藉口「國家安全」增加「維穩經費」。民主政治將打斷王朝循環，聯邦制將結束統一分裂的循環，中國有幾千年歷史的「兩大循環」就此消失。
兩岸和平統一，需要兩岸共同召開制憲會議，制定中國的新憲法。這部新憲法，可以稱為「第三共和憲法」。唐宋元明清是專制王朝，辛亥革命開始了中國共和時代，中華民國，是中國的「第一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第二共和」，儘管毛澤東和其後的中國政治充滿專制色彩，但還是與大清王朝「一家一姓」的皇位繼承有所不同，1949年後的中國，把「家天下」變為「黨天下」，既可以稱為「紅色王朝」，也可以勉強地歸入「第二共和」。兩岸統一後的中國，以制憲會議通過「第三共和憲法」為標誌，將進入中國歷史的「第三共和」時期。第三共和國，就是「中華共和國」，或簡稱「中國」。政治世界沒有烏托邦，就是「第三共和」時代，還會帶有不少舊時代政治的殘餘。
1992年美國「八方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共和——未來中國的選擇》，當年巴黎的程映湘把這本書交給了王滬寧。
2002年，我曾在香港《前哨》月刊、《信報》和紐約《世界周刊》發表過多篇關於在未來中國採用「總統制」的文章。第三共和時代，中國的共和制，按照中國國情，以採用最高行政權集中在總統手裡的「總統制」為最適宜。
中國前途既曲折多難，又燦爛光明。最重要的是，中國一定要有民主、有法治。民主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但可以消除最高權力更迭的災難。沒有民主法治，中國永遠走不出「治亂分合」的循環，中國復興就是空話，多高多大的GDP也會一落千丈。有了民主和法治，殘酷的「宮廷政治」才會消失，人民的權利才能得到可靠保障，市場經濟才能有效運轉，科學技術才能突飛勐進，一個自由的、民主的、文明的、統一的、強大的、民族平等而團結的中國、一個維護東亞和世界和平的中國就會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作者：嚴家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