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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逃離或許又是一代人的選擇

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房地產早己成為北京的支柱產業,北京到處拆得面目全非,高檔寫字樓住宅樓遍地開花,北京的道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寬,北京的擁堵卻也越來越嚴重,空氣污染汽車尾氣塵土污染連同人心的污染,讓這個城市瀰漫在深重的霧霾之中,飆升的房價,足以讓那些打拚者絕望!如果單純從宜居的角度來說,北京不再是一個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

1983年第一次到北京,出了火車站,不知道東西南北,夜幕下,找了多家地下室旅館,都是客滿,4個小夥子依然回到北京站前,背靠一棵大樹,美美地睡到天亮,沒有被人驅趕,也沒有遭遇搶劫,記憶中那時候的北京,感覺很溫暖,也己經很遙遠。

當我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到北京打拚的時候,北京街頭跑得最歡的還是“面的”,那時候的北京沒有霧霾,空氣中聞不到焦油味,藍天白雲還是常態,那時候的北京遠離城市的繁華,入夜之後甚至找不到娛樂消遣的去處,除了權力和神秘,那時候的北京對外地人並沒有什麼吸引力。

那時候的北京,房地產市場還是一片空白,無論是外銷樓盤還是商品房都很少人問津,高品質的寫字樓更是寥寥無幾,市民和官員都靠排隊分房,服務業,除了一些涉外酒店,更多的是機關單位開辦的招待所,還有按時開門關門的餐館和熱鬧噪雜的農貿集市。

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房地產早己成為北京的支柱產業,北京到處拆得面目全非,高檔寫字樓住宅樓遍地開花,北京的道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寬,北京的擁堵卻也越來越嚴重,空氣污染汽車尾氣塵土污染連同人心的污染,讓這個城市瀰漫在深重的霧霾之中,飆升的房價,足以讓那些打拚者絕望!如果單純從宜居的角度來說,北京不再是一個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

外地人遭遇到的不公和歧視越來越明顯,儘管城市的主人也曾是外地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外地人每年都要領一張暫住證,即使是在北京有房有車有家,也只能尷尬地暫住著,享受不到市民所享受的任何好處。如今暫住證被門坎更高的居住證所取代,而附加了很多條件的居住證,仍然不能等同於本土市民,拿居住證的外地人依然還是這個城市的看客或過客。

幾年前,還有媒體關注因為住不起群租房住不起地下室,而長期蝸居在污水橫流的地下井底的打工者。有好奇的記者探訪北京麗都附近十多處地下井洞,發現在平均不足6平米的“蝸居”井下,群居者堆置著各類生活用品,吃剩的饅頭、用過的被褥、衣服、蠟燭、球鞋、雨傘等等。

蝸居在井下的男女老少中,年齡最大的70多歲了,最小的還只有4歲,靠撿垃圾為生的老太太全友芝66歲了,在這個熱井底下“蝸居”了近20年。20年是個什麼概念?一個人長期生活在幽暗污濁的井下,這樣的場景與長安大街的光鮮時尚形成了多麼大的反差!

53歲的王秀清來自河北灤平,年輕時與懷柔長哨營鄉遙嶺村的妻子彭女士認識,共養育有三個兒女,都在懷柔讀中學。由於當年未領結婚證,又加上超生,三個孩子成“黑戶”十幾年了,為了躲避村裡罰款,10多年前,王秀清離開懷柔,來到麗都廣場附近給人洗車,為省去每月數百元的租房錢,他加入了井底蝸居的行列。

每天凌晨3點,王秀清從井下爬出來,拿著抹布和水桶,來到路邊給早上交接班的計程車洗車,“每天能洗10輛車左右,每天能掙百元上下,每個月掙2000多元,要供養孩子上學又要幫他們上戶口,這些錢遠遠不夠。”王秀清對記者說。

王秀清曾向計程車司機、環衛工人共借了7萬元,並備有專門的賬本記賬,一有閑錢就還給別人,“有了他們的幫助,終於把結婚證和孩子的戶口都給補辦了,多年沉積的負擔減輕了許多。”

環衛工小李自己經濟狀況雖然也不好,卻借錢給王秀清3萬元,“他跟其他流浪漢不一樣,王秀清為了供養三個兒女上學,每天起早貪黑靠雙手勞動賺錢,這種有擔當的人值得去幫他,人都有艱難的時候。”

每天早上幹完活,王秀清會花5元為自己準備豐盛的早餐,午餐會去吃工地賣剩的盒飯,晚上吃2元錢的燒餅。到了晚上,他就回到井底,用蠟燭點亮這個小小的空間,看著自己不能伸直的右胳膊和已磨破皮、長滿凍瘡的雙手,王秀清感嘆自己這行做不了多長時間,“冬天一直用涼水洗車,時間久了,手上的毛病也多了。”

對王秀清來說,他也有一個難以啟齒的中國夢!他希望靠自已的勤勞,靠自已的節儉,靠蝸居井下,供養幾個孩子上學讀書,讓孩子們有個沒有遺憾的人生。後來蝸居的井蓋被封死了,洗車的工作也丟了,我不知道王秀清的那個夢想是否己經實現?

電影《柏林的女人》中有一句的精彩對白:“到時候,我們都不再是人,而是人口,就是能帶來經濟增長的那種,而且是計劃經濟下的人口……”任何一個城市,一定有低收入人群的聚居區。但這些聚居區並不等同於髒亂差、不安全。居住在此的人,有著平等的權利,要求城市的管理者匹配相應的公共服務,提供宜居、安全的生活環境。

逃離或許是一代人不得不面臨的選擇,然而逃到哪裡去呢?許多朋友和熟人選擇移民,去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甚至是歐洲小國,選擇逃離在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過,南方的香港曾經是大劫難時期許多人的避難所,可是如今逃到香港早己沒有意義,香港正在改變,變成一個類似於深圳的城市。

30多年前深圳市羅湖區一家港資大酒店開業,慶典開頭很尋常,到了主人致辭的時候,情況發生了變化。站在台上的董事長,在念了一半歡迎詞後,捧著演講稿嚎啕大哭。台下一片寂靜,人們望著這個失態的董事長。

他稍微冷靜了一下,突然用腳蹬了蹬鋪著嶄新紅地毯的地面,哽咽著說:“我的父親……20多年前,就在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背著我,已經快到河邊了,一顆子彈打來……”

當年對偷渡者的打擊異常嚴厲,凡是沒有合法手續前往香港,都被視為“叛國投敵”,抓到就會有牢獄之災。而邊防部隊遇到不聽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隨時開槍,許多偷渡者被打死在灘涂上和樹林里。

這種風險極大的逃港潮,還催生了一個職業——“拉屍行”。鼎盛時期,深圳活躍著200多個“拉屍佬”。上世紀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屍體,就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媒體曾採訪過一個當年的“拉屍佬”,這個老人說,最多的一天,他從公社領到了750元。

有人做過統計,在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包括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人。不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都是逃港大軍中的一員。

有不少人打算從城裡回到故鄉,對於外地人來說,故鄉在每個人心中,都有著一種難以割捨的情愫。然而,幾乎每個人的故鄉都己淪陷,老一代漸漸老去,新一代不再回來,每個人的故鄉註定沒有未來。一位知名的教授曾在許多鄉村行走,對鄉村的現狀憂心重重:鄉村的衰敗實際上從“建國”之初就開始了,當大規模消滅了鄉紳(地主),也就切斷了沿襲千年的文化傳承和道德倫理傳承。

千百年來,無論是在外做官還是江湖行走,許多人到了晚年,都會回到自己的本鄉本土,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也會回歸田野,尋求陶淵明式的桃源夢,他們或教書育人,或從事鄉村建設,對於鄉村道德文化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們或見多識廣博學多才,或德高望重誠信義氣,或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對村民潛移默化的影響,遠遠勝過後來暴風驟雨般的運動乃至激進的口號說教。

這幾天,我恍惚中想起安徒生童話中那個賣火柴的小女孩,天冷極了,下著雪,又快黑了。在這又冷又黑的晚上,一個光著頭赤著腳的小女孩在街上走著。可憐的小女孩又冷又餓,哆哆嗦嗦地向前走。她在一座房子的牆角里坐下來,蜷著腿縮成一團。她覺得更冷了。她不敢回家,因為她沒賣掉一根火柴,沒掙到一個錢,爸爸一定會打她的。再說,家裡跟街上一樣冷。他們頭上只有個房頂,雖然最大的裂縫已經用草和破布堵住了,風還是可以灌進來。

賣火柴的小女孩好歹還有個家,如果連家都沒有了,又冷又餓的小女孩該到哪裡去?在繁榮包裹的“盛世”,或許這是杞人憂天自己嚇唬自己的臆想,但願沒有這種可能。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貓眼看人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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