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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罕見當眾炮轟「大內總管」汪東興 令其倒台

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開幫助汪東興等的組織生活會上,眾位領導可謂是萬炮齊轟汪東興,陳雲撇開緘默多年的習慣,第一個為汪東興定了調子:「東興同志已經是走在了革命的後面,他不但不能為繼續改造我們的黨、發展我們的國家、修正以往錯誤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議,反而一再干擾中央的決斷,這樣的同志繼續在黨中央的領導崗位上,顯然是不合適的,全黨同志也是不會答應的。」

1977年4月17日,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前排右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前排右三)視察大慶石油化工總廠

是是非非的汪東興

先說總管汪東興。1955年,汪東興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而此前他既沒顯赫軍功,也無出奇戰績,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戰線上小心翼翼的努力。作為羅瑞卿的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內部警衛,對毛澤東的起居、出行負有絕大責任,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擔任主管內務的副省長以外,再也沒有離開過中央警衛崗位。除了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黨委第一書記之外,還是北京衛戍區三人核心小組負責人、中央軍委警衛局負責人,十一大上更是成為華國鋒之下炙手可熱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

毛澤東對汪東興的評價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別人我用起來不放心。東興在我的身邊,我習慣了,人還是舊的好一點,他的長處是心細,缺點是理論水平差、不喜歡動腦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漢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而林彪幾次拉攏汪東興、江青幾次打擊汪東興都沒有最後得逞,毛的話是很說明了一些他和汪東興的關係的。

汪東興在廬山妄言設立國家主席,除了感於林彪對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許諾之外,還有就是出於一個警衛人員的“護主”心態,而後者似乎更加純粹一些,所以,毛對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表現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東興的錯誤除了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許世友等少數人知道以外,其他的都很泛泛。

一旦當毛把對手確立之後,汪總是毫不遲疑的站在毛的一邊。1966年打倒劉少奇是如此,1970對林彪動手時也是這樣。汪眼中只有毛一人,為了迅速解決林彪集團,汪甚至建議毛清洗溫玉成,而此前溫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軍事將領。汪儘管對在九大預備會議上破天荒的給一個少將評功擺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當他得知毛澤東準備對林彪採取不同尋常的舉動之後,汪東興甚至願意擔當的卧底(當然沒有成行)。

長沙告狀之後,汪東興發現毛一度對四人幫開始反感,立刻布置中辦的人學習毛批判四人幫的所謂講話,就此開罪江青諸人,毛說他不動腦子可能就在於此。汪有時候也動腦子,這是在毛逝世之後了。

汪東興因為長年擔任專案組負責人,中央一專、二專的檔案都交由他來管理,所以經常代表毛“看望”、“關照”被整的老幹部、老軍人,而無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關照者對這位內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譚震林後來在“真理大討論”的時候說起一段往事,他說:“主席已經決定解放我了,汪東興還是那樣頤指氣使的對待我,教訓我要重新作人,我都七十歲的人,怎麼叫重新做人?不是擺老資格,就是這樣的語氣實在令人難受。”而曾志在回憶陶鑄最後的歲月之時,也決不客氣的指責汪東興:“哪裡還有一個共產黨員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鑄快走,我說陶鑄身體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療,汪東興虎著臉講,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鬥爭呢。他拒絕為我們向主席傳達真實的情況。”葉劍英被疏散到湖南時,汪一個電話趕跑了葉劍英,搞的葉劍英老淚縱橫,然而,為了擒獲四人幫,葉劍英主動聯合汪東興,並且在後來擴大了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給汪說話。但是,汪自恃有華國鋒撐腰,繼續怠慢老謀深算的參座,最後終於自己吞下了苦果。

復出之後的鄧小平在談及同四人幫在1974-1975年的鬥爭史時得到了黨內的一致好評,而身為中央副主席的汪則在中央黨校公開講:小平和四人幫鬥爭是有的,但是,怎麼能和我們的英明領袖華主席相提並論呢?他不是被四人幫給搞掉了嗎?如果不是華主席把他解放出來,他怎麼會有今天呢?這種話傳到小平的耳朵里,結果可以預料的。

1977年中央討論關於陳雲的職務的問題時,汪東興大唱反調,他說:“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說過陳雲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資產階級靈活性作祟,怎麼能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呢?”彭真等人的專案被提及平反時,汪東興說:“彭真是獨立王國的頭子,平反了,我們黨怎麼辦?毛主席的指示怎麼辦?世界怎麼看我們?”

量變終於發展到質變,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開幫助汪東興等的組織生活會上,眾位領導可謂是萬炮齊轟汪東興,陳雲撇開緘默多年的習慣,第一個為汪東興定了調子:“東興同志已經是走在了革命的後面,他不但不能為繼續改造我們的黨、發展我們的國家、修正以往錯誤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議,反而一再干擾中央的決斷,這樣的同志繼續在黨中央的領導崗位上,顯然是不合適的,全黨同志也是不會答應的。”而會後形成的決議稱:“汪東興等同志已經在新的歷史時期犯有重要的錯誤,他們繼續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顯然是不適合的,也是不允許的,鑒於他們以往曾經做過一些對黨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決定對他們的問題處理不擴大化。”已經是刀下留人、網開一面的口氣了。

汪東興在聽取了中央派陳雲、王震找他談話之後,表示就是:“看來華主席沒有為我說一句話。”他一心把華國鋒再造成毛澤東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詣沒有得到來自華國鋒的回應,至少是沒有強有力的回應,所以,他比較意外。

1976年的懷仁堂事變如果沒有汪東興的全力配合,華國鋒、葉劍英是無法解決四人幫的,葉劍英此前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對警衛人員做了專門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準備。可以說,汪東興在關鍵時刻,不論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罷,客觀上為剷除四人幫、開創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貢獻,這是歷史事實,不容抹殺,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後來完全從中央消失,而汪東興繼續保留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和兩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的公開職務,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待遇離休,算是對他功勞的肯定。

晚年的汪東興的頭腦還是那樣一貫性,除了後來經常(在90年代之後)和華國鋒見面之外,已經不再和其他人接觸,更多的時間是出行遊玩,偶爾寫了一部回憶錄,還遭到指責和批評,說他是為文革、毛澤東的錯誤翻案。國外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出版商多次邀請汪東興撰寫關於警衛中南海的回憶錄,而且,出價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東興的拒絕,汪東興說:“寫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後我是沒臉再見主席他老人家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是是非非的汪東興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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