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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發動文革真相:生前防篡權死後怕鞭屍

——毛髮動文革,生前防篡權,死後防鞭屍

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同中國文革的關係也有二重性。一方面,他們驚醒了毛澤東,讓他清楚地意識到,獨裁者身後會有人鞭屍。斯大林便是前車之鑒。如果不想改變獨裁製度,而又要避免被鞭屍,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把一切可能的鞭屍者、「睡在身旁」的大大小小的赫魯曉夫早早地消滅掉。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為了消滅「中國的赫魯曉夫」,以免死後被鞭屍。

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同中國文革的關係也有二重性。一方面,他們驚醒了毛澤東,讓他清楚地意識到,獨裁者身後會有人鞭屍。斯大林便是前車之鑒。如果不想改變獨裁製度,而又要避免被鞭屍,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把一切可能的鞭屍者、“睡在身旁”的大大小小的赫魯曉夫早早地消滅掉。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為了消滅“中國的赫魯曉夫”,以免死後被鞭屍。

文革期間,毛澤東在林彪的陪同下登上天安門城樓

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同中國文革的關係也有二重性。一方面,他們驚醒了毛澤東,讓他清楚地意識到,獨裁者身後會有人鞭屍。斯大林便是前車之鑒。如果不想改變獨裁製度,而又要避免被鞭屍,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把一切可能的鞭屍者、“睡在身旁”的大大小小的赫魯曉夫早早地消滅掉。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為了消滅“中國的赫魯曉夫”,以免死後被鞭屍。

文革期間,毛澤東在林彪的陪同下登上天安門城樓

毛澤東發動文革,無疑和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秘密報告,揭發斯大林的罪行,並由此開創一條中共被稱之為“現代修正主義路線”的赫魯曉夫路線分不開。但是,我認為這二者之間的關係比較複雜,不宜作直線式的推論,好像毛澤東發動文革,矛頭是指向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及其路線的。

毛髮動文革,防止死後被鞭屍

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態度是雙重的:一則以愛,一則以恨。赫魯曉夫推倒斯大林這個共產主義運動中受人頂禮膜拜的偶像,毛澤東是高興的。他評價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能想問題了。”這裡所說的“大家”,其實主要是指他自己:這下他毛澤東終於可以當共產主義運動的“龍頭老大”了,他敢講話了。至於想問題,他倒是歷來都敢想的。在這層意義上,毛澤東對赫魯曉夫滿心感激。

可是在另外一層意義上,毛澤東不僅不喜歡赫魯曉夫,而且非常痛恨他:因為他反對個人崇拜。如果赫魯曉夫用別的什麼名目否定斯大林,毛澤東也許就不會那麼恨他了。毛澤東是一個打從骨子裡喜歡個人崇拜的人(當然是對他的個人崇拜)。因此,他在中共八大上,對剛剛開過的蘇共二十大,做了一下姿態,應付了一下門面以後,很快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認為反對個人崇拜,是違背列寧關於群眾、階階、政黨、領袖的理論的,並且提出有所謂”正確的個人崇拜”。個人崇拜歷來是獨裁統治的一種意識形態,是獨裁者實行統治的一個重要工具。反對個人崇拜,就是反對獨裁統治,就是反對獨裁者本人。這是毛無論如何不能容忍的。直到離開這個世界,他都耿耿於懷。

同樣,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同中國文革的關係也有二重性。一方面,他們驚醒了毛澤東,讓他清楚地意識到,獨裁者身後會有人鞭屍。斯大林便是前車之鑒。如果不想(當然不想)改變獨裁製度,而又要避免被鞭屍,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把一切可能的鞭屍者、“睡在身旁”的大大小小的赫魯曉夫早早地消滅掉。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為了消滅“中國的赫魯曉夫”,以免死後被鞭屍。

另一方面,赫魯曉夫又被毛澤東用來充當發動文革的“稻草人”:他用赫魯曉夫的惡名來脅迫人們跟著他去反對和打倒他所要反對和打倒的人。從一九五六年起,到一九六六年發動文革,毛澤東已經把赫魯曉夫妖魔化了十年,在中共黨內外,赫魯曉夫早已被認定為一個背叛馬列主義,出賣社會主義,投降帝國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十惡不赦的、天字第一號的壞人。現在,中國黨內也出了這樣的壞人,豈不應該趕快起來反對嗎?實際上,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所宣示的邏輯,也是包括筆者在內的所有參加文革的人的思維定勢。毛澤東狠命批判赫魯曉夫如何如何,其真實意圖,就是要利用赫魯曉夫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赫魯曉夫早在文革發動前兩年已經下台了,反對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路線,不過是一種姿態,是做給中國人看的,尤其是做給那些可能同情和支持赫魯曉夫的人看的。

奪權,是文革的直接起因

毛澤東發動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身後之事,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比身後之事更加緊迫的,是眼下的大權不要被篡奪。他對形勢估計得非常嚴重,認為相當大部分的權力已經不在自己手中。據說,三分天下,他只有其一。如果生前大權就被篡奪,死後便可想而知了。為了保住大權,他曾經發動了反右派、反右傾、反修正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等一系列政治鬥爭。可是,他認為,這些都沒有解決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形勢反而更加嚴重了,已經形成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為了防止他們篡奪最高權力,他不惜以七十三歲高齡之軀,抖擻精神,發動大規模的、自下而上的、群眾性的政治運動,把他們徹底打倒,把已經旁落的大權從新奪回來。簡單地說,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最直接的起因。奪權,是文化大革命貫穿始終的主題。實際上,一開始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就奪了中央的權。文革小組,名義上隸屬於中央常委之下,實際上隸屬於毛澤東一人之下。接著,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全面奪權。待到該打倒的都打倒了(其實,不該打倒的也打倒了)全國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他便宣布“全國山河一片紅”。(真是昏了腦,竟把台灣給忘記!記得當時特別發行了一張郵票,就叫“全國山河一片紅”,結果大出洋相,急忙收回來。這張郵票,後來成了高價搶手貨)。

總而言之,文革就是毛澤東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奪權運動。

奪誰的權呢?奪第二把手、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權。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已經在全國上下的黨政部門形成了自己的系統,到處都有他的“代理人”,只有軍隊系統有林彪替他管著,尚可放心。毛澤東之所以要把全國的黨政機關統統砸爛、打碎,目的就是要把劉少奇連同他在各地各部門的“代理人”一起打倒。令人費解的是,作為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二號人物的鄧小平,居然幸免於難。其實,毛澤東本來就沒有要打倒鄧小平的意思,這從後來毛澤東一次又一次對他網開一面,留有餘地,可以看出來。當時把他放進劉少奇的“司令部”,不過是讓他陪綁而已。光劉少奇一個人,怎麼能成一個“司令部”?鄧小平當時是總書記,在工作上和劉少奇聯繫較多,把他同劉少奇捆在一起,正可以壯大這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聲勢,以表明問題的嚴重性。這樣,鄧小平便扮演了半個黃蓋的角色(一個願打,一個不願挨)。至於後來林彪也被打倒了,那不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林彪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第一號幫凶,後來毛澤東懷疑他有二心,才把他打倒。毛澤東死後,江青也被打倒了,那更不是文革的題中應有之義,而是新一輪權力鬥爭的第一聲驚雷。

綜上所述,毛澤東發動文革,無論是為了防止生前被篡權,還是為了防止死後被鞭屍,都緊緊圍繞一個“權”字。毛澤東一生視權力為生命,這一點周恩來看得最透徹,最懂他的心思。有人曾經跟我說過這樣一件事:一次毛澤東生病(大概是在林彪出逃以後),昏迷過去,當他醒來的時候,周恩來俯下身子大聲對他說:“主席啊,大權還在你手裡啊!”研究文革的起因,一定不能忘了這個“權”字。否則,就會如墮入各種意識形態的五里雲霧。

拆穿路線鬥爭的騙人把戲

有一種看法,顯然是受了迷惑,那就是過分看重毛澤東所標榜的那些東西,什麼路線鬥爭呀,反修防修呀,以及諸如此類的口號,把它們都當真的了。一位哲學家曾經提醒世人說:“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這是很對的。毛澤東打出這些旗號,只是他對自己進行的鬥爭所作的一種解釋,是他的自我表白,是不能作為判斷他真實意圖的根據的。在這些堂而皇之的旗號後面,實實在在地進行著的,是權力鬥爭。什麼叫政治?說到底,政治就是為權力而鬥爭。這裡沒有這階級那階級、這黨那黨之分。區別只在於,在民主制度下,鬥爭的勝負取決於民眾的選票;在獨裁製度下,取決強權,特別是軍隊。在決定性時刻,誰手裡有軍隊,誰就穩操勝券。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以來,毛澤東奪取了軍隊大權,從此以後,不管進行什麼樣的“路線鬥爭”,他都是“正確路線”,而且百戰百勝。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先生說過,一部中共黨史就是以“路線鬥爭”為旗號的權力鬥爭的歷史。這是真正的高明之見。對於文化大革命,也應該這樣看。

有沒有“路線鬥爭”這回事呢?要說有也有。特別是在社會變革開始的時候,最初的參加者,理想主義者居多,那時候,內部鬥爭往往真的是為是非而斗,即使這種是非並不像當事人想像的那麼嚴重,彼此之間也爭得很真誠、很執著。這大概可以算作路線鬥爭的雛形吧。及至後來,見到了權力,嘗到了權力的滋味,情況就不同了。把“路線鬥爭”弄到性命相拼的地步,是蘇共的發明,毛澤東把它推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目的當然為了爭奪權力。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說,權癮比賭癮、毒癮還要強烈,還要難解。染上了權癮的人,如果中途不出意外,到頭來都是獨裁者。這在斯大林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當上蘇共中央總書記以後,為了保住並擴大已有的權力,他不斷製造各種理論、提法和口號,以便把他視為敵手的人一個個裝進去,然後宣布一次又一次路線鬥爭,名正言順地把他們一個個打倒,並從肉體加以消滅。然後宣布,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遭到了可恥的失敗。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莫斯科大審判,就是用這套把戲把一個個老布爾什維克送上斷頭台的。毛澤東也是這樣。所謂文革,不過是莫斯科大審判的中國版。區別只在於,中國版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花樣更翻新、害死人更多,因而更殘酷、更醜惡、更荒誕。

如果看不清這種所謂路線鬥爭的虛偽和險惡,那就太善良,太純真了。在中國,所謂路線鬥爭,除了獨裁者用作打擊異己的工具,還是有一個巧妙用途,那就是用來進行自我辯護。不管犯了多大錯誤,出了多大亂子,都可以推到錯誤路線上,自己一貫偉大正確。可是,這一回他們遇到了難題: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親自領導,而且是一次全局性的、持久的錯誤。即一次極其嚴重的路線錯誤。這又怎麼辦呢?他們自有高招:例如,被鄧小平稱之為“黨內第一支筆”的胡喬木,就裝一付可憐巴巴的樣子說,“這次就不提路線錯誤了吧?”為什麼?據說“馬克思也沒有說過路線鬥爭”(其實,馬克思不止一次說過)。既然馬克思沒有說過,為什麼幾十年來把路線鬥爭提得那麼高,認為一部中共黨史就是一部路線鬥爭史?現在事情落到毛澤東頭上了,“就不要再提路線錯誤了”。這表明,什麼路線鬥爭,防修反修,都不過自欺欺人而已。能用來打人的時候,是路線鬥爭,自己碰上了,不過兒戲而已,甚至連兒戲都不如!

我說了那麼多,中心的意思,就是決不要用理想主義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進人家的思維模式。這裡沒有任何理想主義的東西,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權力鬥爭。至於這麼荒謬的文革怎麼能搞起來,而且持續了十年之久,那是一個需要從文化、歷史和制度背景上另行研究的問題。

我們這一代人已經被誤導了幾十年。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設法讓下一代不再被誤導。總結文革的意義,恐怕這是很重要的一條。我相信,當年輕的一代學會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不再人云亦云(確切地說,不再官雲亦云)的時候,這個世界就會變得美好起來。

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於北京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2006年5月號《開放》雜誌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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