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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未成年人罪犯能否有被遺忘權

12月1日下午,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人民法院依法對四名涉嫌強姦、猥褻未成年人的被告人進行集中宣判。同時,司法機關還將對這四人信息進行公開,並禁止其從事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工作,這在江蘇全省尚屬首次。

近年來,對未成年人實施性侵犯的違法犯罪活動,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嚴重傷害,在社會上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屢屢激起社會公憤。如何實現對犯罪分子的最低限度容忍,對未成年人的最高限度保護,一直是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問題。

針對相關犯罪具有熟人犯罪比例高、再犯率高等特點,一些地方開始嘗試公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信息、建立限制相關人員從業機制,以期在“高危人員”與未成年人之間建立起信息防火牆、空間隔離網。如去年浙江慈溪司法機關出台《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信息公開實施辦法》;今年8月,上海市閔行區啟動全國首個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限制從業機制。

每當有相關舉措實施都將引發一輪新的討論。而本次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兩策並舉”的消息也同樣引起了廣泛關注與爭議。有人表示支持,認為可以更好地預防犯罪,也有人認為公布隱私不利於這些犯罪人員改邪歸正走向社會。其實,對於相關舉措的初衷以及所能帶來的預期效果,恐怕人們並無多大爭議,而真正的爭議在於相關舉措是否合法、是否合理、是否得當。

先說限制從業機制,禁止“高危人員”從事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工作,這顯然是合理、得當的。遺憾的是,當前刑法所規定“從業禁止”並不全面,僅規定“因利用職業便利實施犯罪,或者實施違背職業要求的特定義務的犯罪被判處刑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和預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罰執行完畢之日或者假釋之日起從事相關職業,期限為三至五年。”這也意味著,嚴格說來,只有犯罪分子利用職業便利進行性侵才能限制其相關從業。這一法律疏漏只能通過修改刑法或者完善相關行業的法定準入條件予以彌補。

不言而喻,公開“高危人員”信息,將在某種程度上與其隱私權相衝突。另一方面,在學理上,犯罪分子還有著“被遺忘權”,也即允許罪犯在服刑改造期滿後要求其被定罪和監禁的相關事實不被公開以及刪除相關數據信息的權利。而相關信息通過網站、微信公眾號、微博等渠道大肆流傳後,則將覆水難收,即便在若干年後,恐怕也無法消除。

須指出的是,衝突並不等於侵害、侵犯。實際上,任何法律的制定與執行都是在衝突的價值間作出抉擇。公開相關信息,能夠很大程度上實現全社會對潛在高危人員的知情權以及人民群眾對未成年人保護領域的安全權。在未成年人保護這一極端重要的領域,這些法益將遠遠高於相關犯罪分子的隱私權與被遺忘權。

或許正因此,不少國家都建立了相關信息的披露、公開制度。1994年美國《聯邦暴力犯罪控制和法律實施法》規定,各州必須建立有關性犯罪尤其是兒童性犯罪罪犯登記的資料庫,並將有性犯罪前科的罪犯個人資料在互聯網上進行公布以供公眾查詢。英國、韓國、日本及我國台灣地區均有相關制度,甚至不僅限於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者,如韓國設立了“性犯罪者公布欄”網站,允許公眾查詢性犯罪者的姓名、住址、照片等個人信息。

眾所周知,當前我國民事執行已經建立了失信人黑名單制度,對“老賴”的個人信息予以公開,這對於各法院而言,已然成為了常態。對性侵未成年人罪犯的信息公開程度自然不能還不如“老賴”。遺憾的是,相關信息公開制度還面臨著上位法依據不足、公開程度、範圍、渠道、時限不明確等諸多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只能有待於通過全國性立法的方式予以求解。期待正當且正義的性侵未成年人罪犯信息公開制度能夠早日走出爭議,普遍性、全國性地照進現實。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陳柏聖 來源:北京青年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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