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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遠舉:被減稅開啟的「國家模式競爭」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6年過去,當矽谷的左派精英代表扎克伯格,一邊“怒懟”特朗普,一邊學起了毛澤東思想的時候,中美精英結合,“中美國”共同治理中美工人的局面,已經成為現實。於是,美國藍領與沒落的中產們,用他們手中的選票,選出了他們的救世主——特朗普。

特朗普的動作很大,繼歐盟、日本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之後,11月30日,美國政府正式對外宣布,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3天之後,12月2日,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了總規模為1.4萬億美元的稅改法案。這是三十多年以來,美國對稅法的最大一次調整。

全球減稅競爭

參議院此次通過的稅改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國企業,從2019年開始,美國的公司稅將從35%大幅降低至20%;同時,家庭和個人的稅率也會降低,持續至2025年。此外,跨國企業目前為避稅而囤積在海外的2.6萬億美元利潤,只需一次性繳納14%便可合法匯回美國。對此,積極觀點認為,減稅政策短期有望刺激資本迴流、投資提升,增加就業,刺激生產,簡而言之,拉弗曲線發揮作用。

不過,拉弗曲線,取決於多方面的複雜的因素,並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比如,更低稅率未必會導致企業加大投資,而是將資金投入金融市場,這未必有助於實體經濟增長,反而製造泡沫。而且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的減稅政策,雖然改善了“滯脹”,但卻出現了巨額財政赤字。所以,如果拉弗曲線未能出現,減稅很可能達不到目的,中長期財政收入波動可能令政府停擺風險概率增大,減稅政策也很可能進一步加大貧富分化。顯然,對於特朗普維護其基本盤——美國藍領階層、失落的白人中產階層來說,並不見得是一件好事情。

不過,不管減稅是否能夠成功,各國為了應對美國減稅,保持自身經濟競爭力,已經採取或正在醞釀應對方案。據《日本經濟新聞》12月5日報道,日本政府正在討論將積極加薪和投資的企業所得稅稅率降至25%左右,參考美國等國的減稅動作,日本有可能進一步擴大幅度。德國2017年1月宣布對稅制進行徹底改革,通過減稅政策每年為企業和經濟發展減負150億歐元。英國一系列減稅政策已於2017年4月新財年生效,企業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都在降低。法國今年7月宣布,2018年該國強制性徵稅金額將減少約70億歐元。同月,印度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統一的商品和服務稅。可以說,全球減稅競爭已經開始,雖然,中國宣稱不會參與減稅競爭,但類似局面恐怕難以避免。

中國輿論場的稅負爭議

近年來中國輿論場多次掀起稅負爭議,去年底中國還鬧出“曹德旺跑了”風波。中國稅負很高,這個共識基本沒有問題。隨著中國勞動力價格優勢的逐漸減小,稅負更加成為一個關鍵因素。雖然中國工人的價格相對美國來說,仍然很低,但是,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也低於美國。按照IMF經過購買力折算後的數據(ppp),中國用4倍於美國的勞動力,創造了略多於美國的產品和服務,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勉強超過美國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中美之間的製造業成本的差距,正在迅速縮小。據波士頓諮詢公司2013年的研究報告,當時在美國製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國高5%。2015年,在美國低成本地區生產已經變得和在中國生產一樣經濟划算。這就使得資金對新的稅收政策更加敏感,中國很難避免進入減稅競爭之中。

與此同時,中國減稅更難。中國有基建狂魔的稱號,基建有效的拉動了中國經濟。中國還創辦了亞投行,提出了“一帶一路”政策,讓中國資金走出去,中國的基建能力走出去,獲得地緣政治上的影響力。而這一切,都源於中國強大的財政實力,也即源於稅。如果中國跟進減稅競爭,那麼,中國高投資、大規模的基建模式,就會被削弱,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就會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戰。

更重要的是,如果減稅政策成功了,拉弗曲線出現了,那麼,減稅不但會變為經濟競爭,也會在更多層次上帶來深遠的影響。

減稅背後的政治因素

中國的社會治理方式,毋庸諱言,是利出一孔的治理策略。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約佔全部財政收入的60-70%,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則只有30-40%,也就是收入四六開;在支出端,地方政府的責任也是四六開,但是這個時候是地方出大頭,中央出小頭,所謂“事權下放”。為了解決地方政府資金不足的問題,中央政府引入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制度,用於對地方的支出提供資金。分稅制的核心規則可以歸為一句話:稅收分兩塊,中央拿大頭,地方沒錢,再還給你。這就實現了中央對地方的掌握。所以,從國家治理層面,中國也需要國家掌握更多的財力,以實現國家內部的穩定。這也需要更高的稅收水平。但美國並不需要這種模式,它本身就是一個國家權力相對分散的國家,各州有立法權。地方事務有各種政治層面的協商去完成。稅收對於國家權力架構,國家政治穩定,作用顯然比中國小。即便中央政府真的停擺,也不會亡黨亡國。由此可見,民主國家可以在更低的稅收水平下保持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從這個角度,美國的減稅,不光意味著經濟的挑戰,也是華盛頓模式和中國模式,在國家治理層面的又一次競爭。

某種程度上,二戰之後,面對全球共產主義實驗,西方世界有兩個戰略級的手段。首先是冷戰,其次是全球貿易。第一個已經成功了,第二個,是失敗與成功的綜合體。成功在於,它打造了一個中美精英共治中國勞工的體系,帶來了全球的和平與經濟發展,不過,其失敗之處在於,全球貿易並未完全實現當年柯林頓的政治願景。但無論如何,這個體系已經美國精英欲罷不能。這個時候,美國藍領與沒落中產的救世主出現了。特朗普是一個商人,他很可能無意於意識形態,但是,他的基本盤卻是藍領工人、沒落中產。所以我們看到了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減稅等稱得上劇烈的變化,當貿易對抗、經濟回縮時,都意味著“中美國”經濟綁定減少,這時,價值觀議題會以多種形式重新出現。有人說,特朗普減稅是對里根時代的原教旨主義模仿,的確,無論如何,這讓人聯想到里根時代。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楚天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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