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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發】仲維光:馮曉明為什麼千方百計封殺有關台灣問題的採訪報道

一九九九年著名作家龍應台女士出任首任台北文化局長,她在離開德國赴任前曾經打電話感謝我的報道。她告訴我,她被馬英九聘任為台北文化局局長的消息,很多大陸聽眾都是在聽到我的報道後立即打電話給她詢問並且表示支持和祝賀,這則消息在大陸影響很大。

我在有關自由亞洲電台中文部主任馮曉明的問題的上一篇文章(再爆馮曉明對有關維吾爾人報道的封殺及編輯手段)中說:

“這樣的、只有在噩夢中經歷的事情,絕對不僅只是發生在我對維人的報道中,在馮曉明上任後,在我和他打交道的六年多中,已經成為我工作中的一個夢魘!凡是在敏感的時候,在中共需要不遺餘力地封鎖的時候,馮曉明一定是儘力,一定有各種反常的“編輯”行為,我不止一次地經歷過。為此,在每個敏感時機,在對我蒙古人維權活動的報道中,在對台灣民主社會動向的報道中,在對法輪功及異議人士活動的報道中,在對歐洲政界重要人物特別對中國問題的言行的報道中,我都不僅充滿警惕,而且白紙黑字地記錄下他的舉動。對此,我將還會繼續有專文揭露。”

現在我來揭露他對於民主的台灣社會報道的恐懼及封殺,將分別從他對於文化、民主社會以及政治三方面問題的不同封殺手法,來說明他封殺的全面性。這三個案例可以讓讀者再次看到,在對於有關台灣社會報道的態度上,如我以前多次強調的,他封殺的瘋狂令人驚訝,甚至詭異!因為在一個民主法治社會,一個用美國納稅人建立的旨在宣揚民主人權價值的電台,而且還有國會、民主基金會,以及他的上級各層及同事存在,而這些負責人及同事很多自己就是或者是來自台灣,或者是台灣移民的後代,但是馮曉明竟然能夠如此放肆,實在是匪夷所思,讓人感到不知此人身在何處!

其次,馮曉明如此不顧一切後果地封殺以及使用手段削弱有關台灣的報道,不禁讓人進一步產生疑問:他究竟是為了什麼?

只有一個解釋可以說得通,那就是這些個報道的客觀性——有的是因為時間性、有的是因為內容,會對共產黨中國政府造成無法抵擋的傷害,所以一定要不顧一切地封殺,倘若封殺不能,則一定要消音。為此在“那個鏈條”上,如果馮曉明沒有配合行動,那他就是“失職”,所以他必須竭盡全力封殺或利用“編輯”手段消音。

在我過去二十年的報道中,細心的聽眾就會發現,我其實是更加關注一般社會文化方面的新聞,而非那些泛泛的政治新聞。因為我深切地了解,民主社會、正常社會和共產黨專制社會、極權社會的區別更根本地表現在文化問題上。誰如果看不到在對待傳統文化和一般社會生活方式問題上,正常社會和共產黨社會的根本區別,我認為,就一定是在感知和思維上出現了問題。所以在報道中反映出這個根本的生活方式的區別,在我看來不僅是自由民主社會的新聞記者的責任,而且也顯示出這個記者的厚度。而這大約就是《一九八四》的作者奧威爾,及德國著名作家托馬斯·曼,在二戰前後都曾經長期為電台做過記者及評論的原因。由於這種考慮,在多年來的報道中我非常注意對比報道有關台灣和大陸,中國和德國及歐洲在藝術、出版以及一般文化和社會生活方面的交流及區別,凡是有這方面的新聞我都盡量不漏報。

這些報道,特別是涉及到台灣社會及其延伸到世界各地的僑團活動及其影響的各種報道,因為對於中國大陸的聽眾有著直接的,非常容易對比理解的意義,根據多年來我從大陸聽眾中得到的反饋,它們是大陸聽眾最喜愛聽的採訪報道。當年,一九九九年著名作家龍應台女士出任首任台北文化局長,她在離開德國赴任前曾經打電話感謝我的報道。她告訴我,她被馬英九聘任為台北文化局局長的消息,很多大陸聽眾都是在聽到我的報道後立即打電話給她詢問並且表示支持和祝賀,這則消息在大陸影響很大。

多年來關於德國和歐洲的台灣僑團及個人活動的報道中,我更深深地感覺到,這些台灣僑團,它們起自民間,發自個人多樣的愛好和追求,因此其活動的豐富多彩及多方面的影響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華僑及其團體所無法相比的,而這就增加了我做這些報道的積極性及力度。各類文化社團、藝術家、作家、新書出版、畫展、文化節,佛光山等宗教團體的人道關懷活動,都成了我一定要報道的消息。積累我二十年來的報道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報道台灣僑團在歐洲的活動,是我做自由亞洲電台記者二十年來在海外中文媒體的新聞史上四方面重要成績之一。另外三方面的成績是:對於東德及共產黨問題歷史和現實的報道,對於維吾爾人、蒙人、藏人以及法輪功信仰團體活動的報道,和對於西方社會文化社會問題的報道。在這四方面,可以毫不為過地說,我一個人做的報道,多過德國之聲、BBC、美國之音和法廣對此報道的總和。

為此,在揭示馮曉明問題之時,我也要問,是這些團體協會的文化和政治生活,對僑居的西方和國際社會的影響微不足道,不值得報道?還是別的什麼原因造成了這個結果?這樣的結果和現象又說明了什麼?

時下,對於所有那些拿了納稅人的錢的西方社會的公益媒體,美國之音、BBC、德國之聲、法廣、自由亞洲電台來說,這些都是必須追問的問題!

談到文化活動,如果說在德國乃至歐洲的華人僑團的活動是值得並且可說是必須報道的話,那麼在德國註冊的《好海洋》協會則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最重要的文化社團。

《好海洋音樂暨表演藝術推廣協會》由幾位來自台灣旅居德國的音樂家及音樂愛好者共同發起,成立於二〇一二年,蔡采崴女士擔任執行長。該協會的特點,是完全由民間藝術愛好者組成,它涵蓋或者說力圖涵蓋旅德、奧、瑞士乃至法國等地的台灣留歐藝術家及學生。其二、它成為台灣藝術家及學生到歐洲來交流的一個橋樑及推手,其三、它讓當地歐洲的藝術家方便在歐洲當地找到與台灣藝術家交流合作的夥伴。它成立後的活動及影響從民間延伸向歐洲主流藝術界、主流社會,演出包括了台灣本土特色的藝術、中國傳統藝術以及歐洲的古典和現代藝術。

這個協會推出的演出,由於文化基礎及成長環境的不同,他們所受過的訓練及氣質所展現出來的藝術和來自大陸人員的演出有著很大的不同,任何一個稍有敏感的記者和學者都一定會看到這點。

大約四年多前,關注台灣在歐洲影響的德國台灣協會會長劉威良女士特別向我推薦了這個協會,使我得以有機會近距離地了解及報道了他們的情況。此後,劉威良會長几乎每個季度都會告訴我《好海洋》的活動。說來慚愧,因為我知道,習慣於從意識形態化的政治角度去想問題的人不會理解到文化藝術和政治及政治問題的深層聯繫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深刻影響,而馮曉明則一定會利用這點封殺這些具有更深遠意義的有關台灣社會的文化新聞,所以出於自保,可報道可不報道的,我都選擇了不報。所以《好海洋》成立五年來,我只是在開始時報道過。今年由於他們成立五周年,而尤其是現在他們的活動更上一層樓、更具獨特性,所以五月劉威良會長再次知會我後,我遲疑拖到七月還是決定和蔡採薇會長聯繫了解情況看看是否可以報道。在了解中,協會在艱難情況下的發展再次讓我肅然起敬。在我請蔡採薇會長給我傳些更詳細資料時回信中她說:

“仲先生,謝謝美言,依然困難重重,還有力氣就盡量做。現在好海洋儼然成為德國接觸台灣音樂家窗口,可是我沒法有正常收入,還不斷拿錢出來支應各項開支。附檔是最近寫的簡介,您參考一下。”

我確實是帶著敬和愛的心情來做這個報道的,所以做得很用心,非常中性客觀,一切都是為了不使馮曉明有任何封殺的理由。然而,我絕沒有料到儘管如此,它最後居然還是被封殺了,尤其讓我驚訝的是,馮曉明說出的封殺理由竟然是:台灣和大陸無關,所以不能多報。他的回信如下:

“天溢:這篇報道我們收到了,但沒有採用,因為我們的受眾在中國大陸,而該報道跟中國大陸沒什麼關係。所以希望在選擇報道內容方面,多考慮與中國大陸有關的內容。謝謝!”。

我把被封殺的報道附在文章後面,請讀者自己判斷這個報道及馮曉明所說的理由。

對他的說法我的看法是:馮曉明的這個說法簡直是荒謬到讓人目瞪口呆!

好海洋協會演出海報(仲維光供圖)

第一,誰敢說關於台灣社會及文化的新聞跟中國大陸沒有關係!因為即便按照中國政府的邏輯來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台灣問題,幾乎可以說永遠是中國政府的第一問題。

第二,馮曉明供職的電台是自由亞洲電台,這當然包括台灣地區。同樣講中文的台灣民眾的活動當然是電台的重要報道對象。

第三,無論是《好海洋》協會的活動,還是台灣社會的文化問題,不但直接和共產黨大陸形成對照,而且直接和傳統中國文化密切相連。這個對於傳統的不同理解及不同關係,誰敢說和中國大陸沒有關係!

最後就是,馮曉明在回答我的時候居然忘記了,自由亞洲中文部最重要的一個分站是在台灣,而且台灣當地的新聞,即用他的話說“和中國大陸沒有關係的新聞”佔據中文報道很主要的版面。

所以收到馮曉明的這個回答,我啞然失笑,人間居然有這樣的不顧前後左右的人!能夠把這樣一個回答白紙黑字地發出去,你對這個人還能夠說什麼呢!

馮曉明封殺有關台灣報道的第二個例子更讓人震驚!

持中華民國護照的台灣人拿到美國及一百多個國家的免簽權是最近幾十年非常重要的一個國際性事件——一個對於華人社會來說具有重大歷史、政治和現實意義的事件。對於這樣一個重大事件,如何能夠報導得不泛泛而有新意、有啟發性,也就是遠離政治口號,把這件事的深遠及根本意義用詳實的具體事實揭示出來,對於我來說卻是一個難題。因為你必須找到第一手的新聞資料來源或者直接的採訪對象,“他們”能夠讓你把這樣一個新聞做得客觀而脫離平庸的政治。我真的是很幸運,因為我和德國一位著名台灣僑領高晴宏先生認識多年。他不單一直是德國和歐洲台灣聯合僑團的負責人,而且是佛光山、客家協會等團體在德國主要的創始者和組織者。

在報道日期的選擇上,由於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一號台灣民眾獲美國免簽正式生效,我特別選在十月十號中華民國建立紀念日前一周採訪了高晴宏先生。因為這樣一個時刻及這樣一個新聞,可以有效並且客觀地讓世界及歐洲社會了解到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及影響。

高晴宏及夫人在中華民國建立百年展上(仲維光供圖)

果然,高晴宏先生在採訪中回顧對比了歷史以及當前世界動蕩形勢中台灣和美國的關係,揭示出最值得關注的問題及免簽的意義。採訪中他特彆強調:

“美國對台灣的免簽,‘這意味著台灣現在已經成為全世界最負責的國家、最穩定的地區,最可靠的夥伴!’”

對此他還做了具體而精彩的分析,他說:

“大家要記住,在亞太國家中只有七個國家能夠拿到美國的免簽,日本、新加坡、南韓、汶萊還有我們台灣,再加上大洋洲的紐西蘭和澳大利亞,是非常少的國家。所以可以看到,我們台灣是很安全的國家。例如有一個統計,辦簽證的時候不合格率不能夠高於百分之三,台灣已經低到一點九九左右。全世界有兩百個左右的國家,只有如此少數的國家讓美國認可,而這就表明,被認可的這些國家都已經晉身到非常民主,非常進步,非常開明,而且也具有相當的經濟能力。”

我相信高晴宏先生的這兩段闡述,是近年來在媒體上少有的心平氣和、面對事實,對台灣形象做出的極為客觀中性、精彩的描述。但是,讓我始料不及的是,這個二〇一二年十月三號發到台里的廣播,居然被馮曉明封殺了!由於有了六月二十七號直接經歷了他偽造維吾爾人新聞的經歷,因此我已經對他有所了解和準備。所以對於他再次近乎瘋狂的封殺我雖然感到震驚,但是想到這則新聞宣揚民主社會的力度會對共產黨專制政府造成的威脅,對他封殺這則新聞的態度,我也就不感到奇怪和不可理解了。而就為此,可以說在那個時候,我已經徹底看清了他的面目!

這個二〇一二年十月三號的報道被封殺,讓我徹底地不再相信,馮曉明的這種行為只是出於情緒和個人的好惡。

如果沒有上述這些經驗,對於二〇一五年關於馬英九和習近平會見的採訪報道,我大約也不會一下子就想到和看出:馮曉明對封殺及削弱這一採訪報道的影響,會如此用盡心機!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七號在新加坡舉行的台灣總統馬英九和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談是一件大事。無論對於台灣社會各方面的影響會如何,中國共產黨政府之所以能夠突然同意在這個時刻舉行這個會談,肯定一如既往首先考慮的是政治效益。這個會面在當時一定是中國政府最重要的中心政治,它一定會動員各方面力量為它服務,確保這個會面正常和成功。但是我還是沒有料到,在我看來是例行性的採訪報道,實際上是正面遭遇到中國政府對此無所不用其極的封殺和消音。

馬習會在歐洲社會及在歐洲的華人團體中的反應,當然是我應該報道的中心內容。十一月四號,獲悉歐洲最重要的台灣僑民的組織、具有四十多年歷史的台灣協會對這次會談公開發出強烈的質疑,並且呼籲人們抗議並且抵制。為此,我在五號晚上採訪了歐洲台灣協會會長傅佩芬女士,並且在會議的前一天,六號德國時間下午,美國時間上午,中國時間晚上將採訪報道極為及時地發到了台里。

歐洲台灣協會會長傅佩芬女士(仲維光供圖)

由於我看到質疑和抗議的聲音非常普遍,因此當時沒有覺得這個採訪新聞會對中國政府的政治安排造成什麼超出尋常的負面影響,以為在發表上應該不會有問題。但是沒有想到,直到德國時間晚上十一點,美國時間傍晚五點多還沒有上網,這讓我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因為按照通常慣例,這個時間還未上網的新聞就是被馮曉明封殺了。而如果這樣的採訪新聞被封殺,我如何向傅佩芬會長解釋,因為一般人無法理解這麼普通的新聞為什麼會被封鎖。她甚至很可能會覺得,我來自大陸,可能不支持台灣人的事業,而陽奉陰違地封鎖他們的聲音。所以,那一夜讓我懷著極其厭惡的心情,睡得極不踏實。然而,更讓我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早上七點起床後我懷著僥倖心理上網再看看情況,卻突然發現這個新聞出現在網頁上。

這是從前不曾發生過的現象,仔細查看網上記錄看到,報導是德國時間凌晨兩點,美國時間晚上八點,亞洲時間上午九點上網的。儘管以前經常發生,我很早發出的新聞被壓倒最後一刻上網卻放在最早的位置上,以便讓它很快轉到後台的時間錯序現象,但是卻從來沒有出現過的這樣延遲到下班後兩三個小時才上網的反常現象。這引起了我的思索。對此的解釋只能是:中國政府要求所有工作人員對確保習馬會都要有所積極主動的行動,這個採訪報道到亞洲時間早上九點上網就失去了呼籲抗議抵制的效用,對於一個小時後十點舉行的馬習會談,幾乎沒有任何作用了,由此,馮曉明也就能夠表明他的工作是主動並且積極配合了某方面的要求和希望。否則,無法解釋這種詭異的反常。而對於這種來自封閉的共產黨社會的詭異,柏林牆崩潰後我在德國生活的經驗,東德秘密警察檔案的解密讓我確信,總有一天人們會看到它們的真相。

以上所述都是事實。所以在此,如前幾篇文章一樣,把當時報道的文字附上,供讀者自己判斷。

1.附件一:2017年8月10日關於好海洋協會的報道:

成立五年的好海洋藝術推廣協會成為中歐各國了解台灣文化的重要窗口

成立五年的台灣好海洋音樂暨表演藝術推廣協會,今年繼續推出一系列的各類精彩演出活動。它已經成為中歐華人社會中在藝術上最有影響力的社團之一。以下是本台特約記者天溢發自德國的採訪報道。

二〇一二年,由幾位來自台灣旅居德國的音樂家及音樂愛好者,共同發起成立了一個藝術社團,名為“好海洋音樂暨表演藝術推廣協會”,由蔡采崴女士擔任執行長。現在這個協會已經進入第五年,記者在該協會的網頁上發現,協會今年的演出活動豐富多彩,遍及德國各地。為此,本周記者採訪了蔡採薇女士。

關於協會的情況,她首先簡單介紹說,“‘好海洋’這個名字是由台灣的原住民阿美族語言用漢字寫出來,現在它其實成了台灣的代名詞。協會二〇一二年成立,所以今年是第五年了,開始的時候確實比較辛苦。我們的音樂會基本上都會發表台灣作曲家的作品,無論是哪一類的。然後也會有台灣的音樂家表演,當然我們也會和當地的音樂家一起合作,把台灣的音樂推給當地人,也推給世界各地的人。”

據記者了解,自一二年成立後,好海洋協會在中歐各德語系國家中每年組織舉辦十幾場音樂會及巡迴演出,不僅場次逐年增加,而且展演內容也在擴展。二〇一六年甚至年跨越到舞蹈和電影音樂等領域。關於今年的活動,蔡採薇執行長介紹說,“今年三月我們在慕尼黑愛樂演出過一個弦樂四重奏,是發表台灣的一個重要作曲家的彭婧的專輯作品。六月份我們邀請到了台灣一個很著名的爵士樂團,叫絲竹空,他們來德國五個城市巡迴演出,非常成功。因為它們是爵士樂,又把中國樂器,二胡、竹笛跟西洋樂器電吉他、爵士鼓等結合在一起,所以迴響相當好。”

對於一個月內即將展開的演出活動,她介紹說,“下半年的演出很密集。最近的是在九月九號,也是在慕尼黑愛樂音樂廳,黃瑞蘭的鋼琴獨奏會。黃瑞蘭是住在維也納的台灣鋼琴家,我們邀請她來慕尼黑做表演。同時發表台灣作曲家的作品,作曲家是洪綺蓮,曲目為:Metamorphosis蛻變;Bergnebel山嵐。九月中旬到九月底,我們從台灣邀請到兩位重要的音樂家,為此我們又跨越到更大的領域,南管跟古琴。南管是保持在台灣很特殊的一種古典文化,現在全世界大概只有在福建泉州一帶跟台灣及東南亞還保存有這種文化。由台灣傳統聲樂家吳欣霏吟唱,黃貞婷配合古琴進行即席演出,曲目包括南管歌樂,南管散曲(節選閩南第一名劇《陳三五娘》),古詩吟詠(李白•賈島•李商隱)及古琴曲,為配合蘇黎世的演出將加重茶禪詩的表演。”

據記者了解,十月到年底,該協會已經安排好五六位在國際藝術舞台上享有盛譽的台灣藝術家來德國和當地藝術家協作演出。這些演出將會安排在柏林音樂廳( Konzerthaus Berlin)、慕尼黑愛樂( Gasteig München)、漢堡萊茲廳( Laeiszhalle Hamburg)等場地。十月份的演出甚至將在德國首屈一指的場館柏林愛樂廳(Berliner Philharmonie)。為此,德國的媒體評述說,好海洋協會已經名副其實地成為中歐地區民眾了解台灣及其文化藝術的重要窗口。

以上是特約記者天溢由德國發來的報道。

2.附件二,2012年10月3日有關台灣民眾獲得旅行美國免簽的採訪報道:

旅德台灣僑團負責人高晴宏先生認為,旅美免簽意味著台灣是全世界最穩定可靠的地區

美國給台灣旅遊免簽十一月一號生效。這個免簽對台灣民眾和國際社會有哪些意義,以下是特約記者天溢由德國發來的對旅居德國的台灣僑民代表、僑務委員高晴宏先生的採訪報道。

在政府機構中設立僑委會,在世界各國中是一九一一年成立的中華民國的獨有特色。這是因為近代中國社會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建立是和海外僑胞的努力分不開的。為此,中華民國僑委會也一直設有海外僑務委員的職位。

十月二號美國國土部宣布,將從十一月一號開始實行台灣民眾到美國旅遊免簽。這個免簽的宣布在華人社會中引起巨大的反響。究竟它對台灣民眾和國際社會有哪些意義,記者三號上午採訪了在德國台灣僑民中享有廣泛影響的高晴宏先生。

高晴宏先生是西門子計算機公司的高級主管,也是多個台灣僑團的創建人、負責人,現在是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僑委會德國的僑務委員。他首先對記者說,“這對我們台灣來說,我個人覺得是一個非常正面積極的消息。它表明我們中華民國台灣和美國的關係在互信方面已經建立了更好的基礎。”

對此,他進一步分析說,“最近亞洲國家有很多問題,如在領土等問題上有些爭論。在這個時候宣布給我們免簽,我認為有很大意義。這也就是說,至少他把政治和其它方面問題分離處理,他們著重看的還是這個國家是不是很民主,這個國家是不是很安定,在面對危機的時候,它是不是有足夠的應變能力,對全世界的和平、自由和民主方面是否有一定的貢獻。所以我覺得美國對於我們台灣的確是根據過去很好的友誼關係,然後,我們又經過了長期的密切的交往最終促成了這個計劃實行。”

為此,高晴宏委員說,這意味著台灣現在已經成為全世界“最負責的國家”、“最穩定的地區”、“最可靠的夥伴”。對此他說,“大家要記住,在亞太國家中只有七個國家能夠拿到美國的免簽:日本、新加坡、南韓、汶萊還有我們台灣,再加上大洋洲的紐西蘭和澳大利亞,是非常少的國家。所以這說明我們台灣是很安全的國家。例如其中要求的一個統計:辦簽證的時候不合格率不能夠高於百分之三,台灣已經低到一點九九左右。全世界有兩百個左右的國家,只有如此少數的國家得到美國的認可,這就表明這些國家都是已經晉身到非常民主、非常進步、非常開明,而且也相當經濟能力的程度了。”

以上是特約記者天溢由德國發來的報道。

3.附件三,2015年11月06日關於台灣僑團呼籲抵制馬習會的採訪報道:

歐洲台灣協會質疑“馬習會”:不合時宜、不當地點、不適人選

十一月七號將在新加坡舉行的馬習會引起在歐洲的各類華裔僑民團體的關切。歐洲台灣協會對這個本應該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馬習會卻如此倉促舉行,提出強烈質疑。以下是本台特約記者天溢發自德國的採訪報道。

即將在十一月七號在新加坡舉行的馬習會,由於是國共戰爭,兩岸分離六十六年後第一次最高領導人的會面,因此被稱為歷史性的會面而在歐洲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但是與此同時又因為這樣重大的歷史性的事情,只是在會見前的三天才在媒體上公布,這對於民主社會來說又可說不是一個平常的做法。為此,兩天來馬習會為什麼會採取這樣的方式宣布及舉行,不僅引起歐洲媒體的討論和探究,而且在歐洲的各類華裔僑民團體、民運團體、異議人士中也引起了關切。

歐洲台灣協會是在七十年代由台灣爭取民主的異議人士所創建,九月旅居德國的傅佩芬律師當選為新的歐洲台灣協會會長。她代表歐洲台灣協會對於這次馬習會提出強烈的質疑。為此,五號記者採訪了傅佩芬會長。

傅佩芬會長首先對記者說,“首先我們應該先講清楚,我們並不反對台灣跟其它國家的正常交往。我們覺得台灣應該跟所有的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有正常的交往,但是我們反對這次馬習會。因為我們覺得這次馬習會,無論人、時、地都是不適當的,對於它的動機、程序,還有他們企圖造成的影響,我們都強烈地質疑。”

傅佩芬會長說,首先會議的地點的選擇並不能夠保證台灣民眾所應有的人和國家的尊嚴。“我們知道習近平先生他去新加坡是為了慶祝中國和新加坡建交二十五周年。這個時候台灣的總統要到新加坡去,而新加坡並不承認台灣,新加坡在接待習近平先生的時候一定是以 中共國家主席的身份來接待他,那麼他們是否會對台灣的總統有一樣的、對等的對待呢?”

對於時間的選擇,傅佩芬會長說,“就時間來說,我們都知道台灣明年一月十六號要舉行總統選舉和立法委員選舉,國民黨的選情非常低迷。在這個時候,又以這麼倉促的方式宣布,它沒有經過任何人民的監督,也沒有經過立法院的決議,而且是在記者已經得到這個消息後,總統府才對外宣布這個消息。我們覺得這樣的一個匆促的做法是一個非常不恰當的做法,也不合我們憲法法制的秩序。”

為此,傅佩芬會長認為,這次會面充滿對於政黨對政治利益的現實考慮,它企圖影響台灣的選情,而不是為了兩岸人民長久的和平發展。對此她說“我們都知道馬英九先生目前在台灣,任期只有不到七個月,民意滿意度也只不過剩下不到百分之十。現在習近平先生居然決定要和他見面,我們高度質疑,一個 中共領導人跟一個台灣即將卸任的總統究竟能有什麼可以跟他談,又可以跟他達成什麼協議呢?”

以上是特約記者天溢由德國發來的報道。

2017.11.30德國·埃森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仲維光來稿首發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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