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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參與屏蔽歷史?

文革時的批鬥會(網路圖片)

我的一本口述歷史新書《我們曾歷經滄桑》出版了。做這本書的圖書公司讓我和讀者開個小型座談會。回答讀者感興趣的問題。

那天,來了十多個讀者,年齡大約都在四十歲以里。他們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文革。當然還有延安整風、反右及其它。大體是自己的爺爺奶奶、父母都不願意談這些往事。對於文革,他們所知道的,除了教科書上根據《若干歷史決議》上關於文革的那段話外,就是影視上出現的一些今天人們看來很滑稽的鏡頭。而文革究竟是什麼樣子,何以億萬人民那麼熱情高漲地湧上街頭乾著今天看來侵犯著人權、觸犯著法律的事情。大多數人,不願意告訴後代自己當年幹了什麼,因為都做過傷害別人和被別人傷害的事。是誰讓他們這樣去做,為什麼他們會去做,目的是什麼?結果又怎樣?我一邊回答著他們的問題,一邊在想,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之所以有如此混沌的感覺,和歷史的屏蔽有著多麼大的關係!我的學生曾告訴我,關於文革,他們的政治課老師只讓他們背誦決議中的那麼一小段。但那小段畢竟也是否定了文革了呀?“右派”也是被平反了呀?幾十年來,除了和領導文革一脈相承的當局,及歷屆按照當局意志掌管宣傳的部門外,除了老師,除了家長,還有多少人在自覺地、甚至是已經習慣性地參與著這種屏蔽呢?從我這次出書被刪去的內容,即可看出。這種刪去的動作,實在是強弩之末之舉了。

《李大同:我的蒙古歲月》一文被刪內容

1、1943年,父親參加了在山西偏關的延安整風(搶救運動)。差不多被整了一年。

邢:整風中,他的處境如何呢?

李:托派,馬上就成了托派,從白區到延安的嘛。我父親氣死了:我們在前方浴血奮戰,怎麼倒成了托派了!他那時年輕氣盛,差點把眼睛都氣瞎了(後來用針灸治了很久)。

邢:因為他是來自四川的嗎?當時把那邊的人打成了“紅旗黨”。

李:就因為他是小知識分子,是城市人,就要懷疑你。延安也發過來被迫“揭發”出的材料。父親氣得半死,說我退黨!後來毛澤東在延安脫帽道歉。我父親要退黨的那一句氣話,卻進入了檔案。文革時還被翻出來當作罪證。

2、八路軍大青山支隊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往延安運鴉片,用騾隊往延安送。被毛澤東高度評價:你們為延安送來了黑金子。內蒙有種大煙的傳統,就在河套地區。

3、邢:中國青年報可打了不少右派。

李:當時為了保總編輯張黎群和副總編輯陳模,要犧牲一些人,也不可能完全實事求是。黎群說話冒了,說“黨報是傳聲筒”,登在人民日報頭版上,讓小平注意上了。虧了毛的大秘書、他的好朋友田家英為他說話,團中央耀邦這邊又力保他,沒有把他打成“右派”,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被撤消了團中央常委和中國青年報總編輯的職務,發配到了大西南。陳模是小八路,團中央也想保,怎麼保?他當過彭真的秘書,就想讓彭真出面說一句話。結果,不向彭真彙報還好,一彙報,彭真說:“陳模不是右派,還有誰是右派?”這下鐵板釘釘了。

4、邢:文革初,學校斗老師時,你參與了嗎?

李:我沒有參與。我們的校長高萬春,跳樓自殺了,他是14級幹部。我沒有參加,這可能和自己的出身有點關係。看不慣。相比之下,匯文還是比較溫和的。當時,有傳說,崇文門一個中學的紅衛兵把一個老太太的頭削了一半。全北京的紅衛兵蜂擁去看。但我本人和我們這個圈子的人很少接近暴力。我們也去看過北京六中的“紅色恐怖萬歲”,感到很噁心。我們這類地方幹部子弟,受父母熏陶,政策意識特彆強,我們當時堅決反對“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口號。馬、恩、列、斯、毛,就斯大林還能湊合,林彪、總理出身什麼?父親母親也是例子,知識分子幹部哪有幾個出身好的?他們是為了理想參加革命,不像多數老紅軍是為了有飯吃參加革命。我父親去延安時,身上帶著一百大洋啊!他對我爺爺說,你給我也走,你不給我也走,爺爺當然得給。我當年插隊,帶的是高級羅盤——軍用指北針。一個羅盤25元錢,那時25元是什麼概念?老太太一邊買這買那,一邊數落:你們這叫插隊嗎?我離開北京時也帶了100“大洋”,人民幣,那時也是個不小的數。

5、李:後來,團中央給北京各個區的中學派了工作組。丁東,你在哪個學校?

丁:我們師大一附中在宣武區,工作組就是團中央派的。我們學校工作組組長叫勾德元。他好像是團中央部長級的幹部。我們學校工作組有劉平平,所以他就直接和劉少奇掛上了鉤。

李:哦,勾德元,我知道這個名字。崇文區是團中央候補書記李淑錚去的,她是團中央工作組組長。我當時是年級文革組長,所謂“靠得住”的孩子(哈哈)。這時我們是擁護工作組,配合工作組的。文革一開始角色是“造反”,在工作組進入學校時就轉換了。老紅衛兵又基本上進入了革命委員會,或籌委會班子。毛澤東“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出來後,老紅衛兵被打下去了,到1966年底,這時家裡也地震淪陷了,父母親都受到嚴重衝擊。一天晚上,父親正在辦公室洗腳,一群造反派衝進來,把襪子往他嘴裡一塞,就抬走了,再無音訊。從此我父親竟然失蹤了一個多月。

邢:實際上弄哪兒去了?

李:每隔兩三天轉移一個地方。一開始,我天天陪我母親站在中南海西門,等著往裡給總理遞信,別的也顧不得管了。人在哪兒呢?一個月了,沒有音訊,後來我一個人經常去中南海西門口遞信。誰都遞,主要給總理。我父親是農林口文革8人小組成員,譚震林是組長。總理後來下個命令:必須保證農林口黃天祥和另外一人的生命安全。北京衛戍區部隊準備出動搜索了。總理下令後,很快,一天夜裡11點多,我們家樓下汽車喇叭響了幾下,我們趴在涼台上一看,車沒了,老頭給送回來了,坐在地上,已經站不起來了。他的腿被打斷了,耳朵里流著血,全身衣服哪兒都是血,整個臀部青黑一片(我當時還拍照作為罪證)。放他回來前還強迫他把衣服上的血跡洗掉,我父親就是不洗。父親太硬,太倔,打游擊出身的人,什麼苦沒吃過?你不是不下跪嗎?造反派就迎面踹過來,那腿還不斷?!

文革開始後我聽過他和梁步庭(原團中央書記,此時為國務院農辦副主任,後任青海、山東省委書記)在我家的一次談話。步庭說,老黃,走資派就走資派吧,只要不是“死不改悔”的就行,反正是跟著他(指毛)走的嘛。我父親說:“那可不行,這是原則問題……”誰跟你講原則呀?那時老頭兒如果“中庸”一點,不會遭那麼大罪。

邢:當年腿就被打斷過,這次又斷了,太殘忍了!

李:老頭是條鐵漢,可這次,回家躺在床上,眼有點濕,說:當年被日本鬼子弄斷,這次被娃娃們弄斷了。

邢:不是怨,不是恨,是傷感。

李:但是父親和我專門談了一次話,對我和我弟弟說:“你們要相信,你們的父親絕對不是走資派,不是反革命。是跟著毛主席走過來的。你們要相信這一點。”當時團中央機關里,書記王××的孩子已經貼出大字報,聲明和他父親徹底斷絕父子關係。某書記,大院里那麼多他的大字報,回家和妻子交流不夠,妻子絕望之極,在圖書館上吊自殺了。還有兩個書記也跳樓自殺了。我相信父親的話。那時,我和我弟弟,護著父親到處轉移,帶著大口罩、墨鏡,今天到一個老朋友家,明天到一個戰友家。我們家的實木門,這麼厚,三道插銷,愣能給踹開,闖進來。天花板撬開,地板撬開,人沒有辦法呆了。白天不來,經常是夜裡一兩點,一伙人突然來了!

邢:沖你們家,主要是農林口的嗎?

李:農大的造反派。這種日子大概有一年多吧,逐漸平靜下來了。

6、李:那時中蘇邊境有些緊張,有點要打仗的意思了。珍寶島事件是在哪一年?

丁:1969年。

7、邢:記得看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也是很受震動。

李:那是不得了的!就這樣,我們腦子裡開始裝了很多反“正統”意識形態的東西。但不能說建立了一個系統,因為我們同時還在接受偽歷史、偽知識,它們也在抵消著新信息和新想法。起碼,我們不再“純潔”了。我見到毛澤東時,就不會掉眼淚。情感上也發生著變化。記得聯動有一伙人,一次沖公安部前,跑到我們大院歇腳說:“我們現在懷疑林彪。”我問:“有什麼證據沒有?”他們就講了一大堆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覺得林彪也可以懷疑。江青更不要說,都罵得狗血噴頭。那時有不少幹部子弟,用最好的相機,把老畫報上江青過去的照片翻拍下來,弄得人手都有一套,看:江青這個戲子!當時幹部子弟對中央高層的神秘感很快就沒有了。也受毛澤東很多講話的影響,比如1964年過年講話,毛澤東說很對嘛,上課看《紅樓夢》也好,抄書也是學習,這個學生將來有出息。文革中,我們不參加暴力行為,參加暴力行為的主要是低年級的孩子——初中生。那時六中搞紅色恐怖萬歲,都是初中生。我雖然是初中生,但一次也沒有參加過。曾有一次讓我押送兩個“地富”回原籍,由於臨時取消,也沒有送成。

老紅衛兵其實很早就邊緣化了。為了表示自己是正統,老紅衛兵為此還舉行過多次長安街遊行。整個長安街,十幾二十萬人帶著最原始的紅袖章、紅領巾浩浩蕩蕩。這是懷舊示威。我們也去了,覺得有一種歸屬感。各個學校“老兵”成立合唱隊,唱長征組歌。101中學有兩個女生領唱非常優秀,我們聽得熱淚盈眶。“四三派”的人還去砸過場子。各區籃球高手在東單體育場舉行比賽。彭真的兒子,也是籃球高手!那時學校我們也不去了,基本就是逍遙派,在家讀書。

8、他看我們填的表,全是幹部子弟。說:“你們肯定是聯動的!”我們說:“我們不是,我們是反聯動的。”後來,還是用毛主席像章打開了缺口。我們發現知青辦四個人是兩派,我們就採取各個擊破的方針。

9、那裡,從來沒有去過一個知青。為什麼說那裡階級鬥爭最複雜?因為,內蒙正在搞挖肅,清查“內人黨”,唯有白音德力格爾保守派佔上風,挖不下去。當時去了內蒙的知青,普遍參加了“挖肅”。要表現出是輸出革命來了。

去了以後呢?我們很快就參加了那個地方的反“挖肅”。我們的場長,叫烏力吉巴雅爾,是老複員軍人,被打成“內人黨”,讓造反派抓到紅星大隊去拷打。我們天生就是保守派,聽了聽情況介紹,同情場長,決定一塊參加搶場長的行動。於是去紅星大隊,提著鎬頭把兒,愣是把老場長搶出來了!我們這幫人什麼陣勢沒有見過?人又高頭馬大的。

10、這時我們還沒有分配到大隊里。另外有一幫子人已經去了紅星大隊。也是知青盲流,廖平平(廖承志的兒子)、黃小源(黃靜波的孩子)等;他們也有五個人,比我們晚到旗里,結果卻比我們先下到了隊里,他們也使了些“陰謀詭計”。甚至偷過我們的煙,也曾住在那個福利車馬店。

11、邢:講到第一次住蒙古包的心情,也很有意思。你們是不是怕人家鑽你的被窩啊?

李:當時傳說草原上人人有性病,我們就怕染上梅毒什麼的,嚇得根本不敢睡覺。後來到了自己的營地,住進了自己的蒙古包。男的一個,女的一個。

12、邢:後來你們那裡挖“內人黨”還搞嗎?

李:滕海清來了,整個內蒙軍管了。滕海清原來是軍區司令員。他繼續挖“內人黨”,整當地幹部。我們知青是與軍代表對著乾的。他們以為知青是天然的依靠力量,讓我們知青給他們當翻譯。

軍代表把老鄉訓得都發抖啊!我們就用蒙古話對老鄉說:“你怕什麼?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聲色俱厲,看上去也在像在訓老鄉,其實我們說:“站好,別怕他們,什麼也別說!”軍代表一看,怎麼剛才還嚇得腿都打彎了,一會兒一個個都直起來了?就懷疑了我們。後來派別的懂蒙語的人在旁邊聽,才知道我們說的都是反話。說這幫知青不能用,完全站在老鄉那邊,把我們都換了。還把我們打成“現行反革命集團”,把我們的羊群也給剝奪了。

我們曾經一度靠打零工活著。每天騎著馬,到人家蒙古包去問:你這兒有活嗎?你這兒有活嗎?這麼湊合活著,生活很不穩定。

邢:這大概有多長時間?

李:大概有半年時間。後來軍代表撤了。我們才恢復原來的樣子。趙紫陽到了內蒙,制定了很多符合實際的政策,還到我們牧場來視察過。其中一條政策是知青可以購買自留畜。我主張買。我們每人可以買6到8隻母羊,一隻羊才10元錢,可以讓它下羔。但是我們那伙人堅決反對,說我們是無產者,不能有私有財產。我說,這不能算私有財產,我們放到老鄉的羊群里,羊毛給他,我們只吃肉,可以省下買肉的錢。他們還不幹。要是買了,到今天都是大牧主了。因為羊是成幾何數發展。

13、李:但回去一調檔案,就黃了,不能要了。其實他是法語老師。他通過聽你說蒙語,考察你的學語言的能力。1974年,我又有一次上大學的機會,又因為我父親的問題,沒有去成。1975年,還有一次。這一次,招生老師說:你來起草一個給農林部(我父親單位)的函,只要他們說不影響你升學就行,我們有1%的“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指標。我親自起草的這份東西,最後一句是:黃天祥的問題審查,是否應不影響其子女的升學問題,請回函。我想,回答不外乎:或者“是”(這就違反政策),或者“否”。結果農林部軍代表那個壞啊!他們根本不回答你的問題,回函寫道:“經查,黃天祥的問題目前沒有發現和其子女有關”。你說這叫個什麼東西?!那意思是說,還有可能查出我與我父親有關的問題。

三次受辱,這個大學不能上了。

其實,到了1974年我們分場就只剩下我一人了。這時候感到很孤獨。在這之前,我曾和梁步庭有一次對話,梁步庭曾經和我父親同在湖北沙洋幹校。我問他:“以您的政治經驗,我爸爸的問題,還有沒有可能翻過來?”他想了半天,說:“沒有可能”。他那年去看胡耀邦的時候,還和耀邦說了這件事。耀邦很生氣,質問梁:“你為什麼不出來說話?你至少可以證明他不是叛徒。”說我父親是叛徒,是當年父親被派到土匪組織中工作,感化他們出來打日本,別和八路軍作對。結果土匪組織內部嘩變,把我父親捆起來了。他們又不敢惹八路軍,就把八路軍代表——我父親給放了。這樣,我父親在文革中就被打成叛徒。說:你要不叛變,怎麼會放你呢?其實檔案中早已經甄別清楚了。梁步庭說:“耀邦,你不知道,我不說話就是態度”。在幹校時,梁步庭與我父親在廁所見面都不敢說話。開鬥爭大會時,我父親太硬,雄辯滔滔,散會時人們說也不知道誰斗誰!他連走資派都不承認。太不知道妥協!

14、其實,她過來以後才知道,她很有背景。她父親是中央統戰部的一個處長;她的大姑父,是林彪的大哥(張浩)。她的小姑父,是原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文革開始時,林彪還派秘書到她們家問有什麼困難沒有。

《賀延光:從兵團到北京》一文被刪內容

1、賀:我曾經參與抄一個數學老師(姓張)的家,我去的時候,他家已被翻得亂七八糟。我記得他家有不少膠木的電唱片,那東西,我們家沒有,就印象很深。後來,我還跟著學校一批人到天津造反,晚上沒有地方住,就去澡堂子住。一進去,才發現那裡已經有不少北京來的紅衛兵了。當時我們帶的紅袖章,是沒有字的,而他們的袖章已經有了“紅衛兵”三個字。我們參加了砸天津的一個教堂,也弄不清是天主教堂,還基督教堂。記得打開一個柜子,裡面擺滿了高腳酒杯。我拿起酒杯就往地上砸,那玻璃杯摔到地上的聲音很好聽,覺得很開心。當時砸教堂也不止我們一家紅衛兵,北京、天津,哪兒的都有。紅衛兵把神職人員趕出來,讓他們穿上神父的衣服,低下頭。又把神職人員們的宗教服裝,堆起來,一座小山包似的,用火燒。外面工人們敲鑼打鼓,支持紅衛兵“破四舊”的革命行動。另外,我們在街道居民的引導下,還去抄資本家的家。有的資本家不知是因為沒什麼家底,還是因為有了些準備,也沒抄出什麼驚人的像樣東西。我記得最深的,是我們終於在一個人家的箱子里,發現了幾個核桃那麼大的金元寶,是用爛棉花什麼的包裹著的。我們把這些戰利品清理造冊後,上交了。那時,紅衛兵多數是以革命行動自居,抄是抄,都上交。但不久,就聽到有紅衛兵貪污查抄物品的事了。

回到北京,已經有打死人的情況發生。比如,崇文區欄杆市街道打死了一個婦女。打死人的是女15中的紅衛兵。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的打死人的事。後來,還聽說大興縣有滿門抄斬的事,地富家庭,男女老幼,一個不留。

我們學校打人的事也升級了。開始是給所謂的黑幫們——校長、書記剃光頭,讓他們低頭在操場遊街示眾,唱黑幫歌,唱什麼:“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後來,我親眼看到一起我們學校、可能也有別的學校紅衛兵參與打死人的事,是在校外。等我聽說了這事,趕到那兒時,那個老太太躺在地上已經奄奄一息了。她的兒子我認識,30多歲,是我們附近安樂林文化站的站長。那個文化站很小,我和幾個同學以前放學常去那兒打乒乓球,一次收幾毛錢。那個站長很少說話,臉上也很少有笑容,總是端個臉盆什麼的匆匆從我們身邊走過。而此時,被打的是他母親。罪名據說是這個地主婆給紅衛兵下了毒,說她招待紅衛兵的茶水,放了汞啊什麼的。我記得當時她兒子站在旁邊,一句話也不敢說,等於親眼看著自己的母親,被皮帶、亂棍一點點打死。這件事讓我心驚肉跳,印象太深了。回家告訴了我的父親,這時他還沒有靠邊站。他還是那句話,打人的事絕對不能參與!現在是運動高潮,運動一定是會過去的,打死人一定是要償命的。又對我強調“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2、當時,文化革命還在搞。我們去了不久,晚上8點鐘還要聽有線廣播,聽場部——也是團部,如何鬥爭原來的黨委書記李再仁。有線廣播,是聽現場,我們可以聽到造反派用皮帶抽打他的響聲,還有別人疼得叫喚的聲音。但怎麼打他、斗他,喇叭里傳過來的,就是一句話,山東口音——“我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共產黨員”。“你是不是反革命?你是不是反黨分子?”他就這麼一句:“我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共產黨員”。我作為十五里以外的一個聽眾,覺得這老頭挺棒!雖然,我也反對走資派,特務。但兩年來的文革,也知道所謂的“走資派”——到我家避難的人,都是什麼樣的人,好人啊!我父親不是依然把他們當戰友嗎?所以,這時鬥爭所謂的“走資派”,我已經不把他們全當成“走資派”看了。那時我們知青還沒有參與到當地的階級鬥爭中去。後來,在我們的生產隊也開始鬥爭人了。變成兵團以後,生產隊里有兩個軍代表,穿著軍裝,他們來這裡,就是搞階級鬥爭的,領著我們和當地的貧下中農奪權。奪原生產隊支部書記的權。支部書記叫梁可學,是五八年轉業的軍人。但那時,只是開批判會,沒有武鬥。我其實挺敬重他的。但我們知青與軍代表是一派,與他不算一派。

3、我擔任排長,指導員叫鄧燦,湖南人,是60年代的轉業軍人,很有文化。他曾經給農墾總局局長、後來是黑龍江省的副省長當秘書。副省長打倒了,他就下放到我們這裡。

我後來被借調到兵團司令部的直屬工作處,我的工作是在檔案室,地點在帶嶺地區的山林里,那裡保存著營以上幹部檔案,他們都是現役軍人。我在那裡的多半年中,上面調過兩個人的檔案——一個是16團團長的,一個是參謀長的,後來他們都被槍斃了。據說,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都拍了桌子——槍斃!為什麼?就是強姦女知青。

邢:你能看檔案嗎?

賀:我哪兒能看。這事沒有公開,但兵團人人皆知,槍斃是開了大會公審的。據我知道,建設兵團營以上幹部,在生活作風問題上受處分的有300多人。上至老紅軍,下至現役軍人幹部。

邢:受到處分的人欺侮女知青恐怕不只一次。

賀:要是一兩次,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調動了工作完事。一般都是弄出了事,又有人告發。沒人告,也拉倒了。那時候,知識青年那麼思家,都在考慮提干、入黨、上學、回家,改變自己命運。這慢慢形成了一種利益問題,使權力在兵團突顯出來。所以,有一批幹部憑藉權力為所欲為。那次槍斃團長和參謀長是公審大會啊!是要殺一警百了。儘管那時的媒體不報道,但對社會的震動、對知青的震動,對家長的震動,非常大!

4、賀:“批鄧”雖然還是以毛的名義,以中央的名義去推動的,但是,毛澤東和中央的權威在這時已和過去大不一樣了。那時,我們一些朋友在一起非常憤恨江青。王洪文,我們不把他當一碟菜,他不就是個工人嘛。我私下說,如果這時主席把江青揪出來,他的威望只能高不會低。而且,在我認識的老同志當中,提起江青,那真是千夫所指!那時經常追查謠言。所謂有謠言,都是諷刺王、張、江、姚的。現在不是還有流言嗎?我的經驗是所謂流言,一定得是有共鳴才會流傳。如是沒有共鳴,謠言也是傳不開的。

《灰娃:美麗與傳奇》一文被刪內容

1、“你他媽的才是特務!”

灰娃:整風以後情況就不同了。

整風時,我記得,青委先是發了些文件,讓大家學習。我也不知道那是整風文件,就知道是有字的東西。然後就提出:什麼是主觀主義,什麼是自由主義。上級做報告說,要整頓“三風”。就是指: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人家說什麼,我們只有聽,不懂。

整著整著,就搞起了搶救運動。先是搭了個檯子,開大會,有很多單位參加。領導講話說:國民黨大兵壓境,有人要裡應外合。國民党進攻邊區,後來我從爺台山戰役體會到了。當時我們到河裡給傷兵洗染血的衣服。回到單位後,感到了一種嚴肅的氣氛,聽到人們都在議論特務問題。我很不懂。記得來延安時,看到一些大標語,落款是XX特務營、特務連宣。這時,又聽說有復興社會、CC團、日本人的什麼組織……軍統、中統的特務很多。我原來並不明白什麼統什麼統的,後來才知道是指這兩方面的國民黨特務。我們單位也有了“特務”。這時,已經把我的音樂老師、戲劇老師當特務抓走了。我的戲劇老師叫胡沙,新中國成立後是北京平劇院的負責人,後來寫了《金沙江畔》一些作品。當時我很害怕。誰承認是特務,就要追究你的上線是誰,你的橫的關係是誰?下線是誰?都得說出名子來。那“特務”被追問得無奈,就指著周圍的人亂說。說到誰,還不敢言語,不敢說“我不是”。如果說了“我不是”,群起而攻之,就被千夫所指了。那是多可怕呀!被人說成什麼,就得承認是什麼。後來才知道,都是瞎編的。康生毛主席他們太欺負人了。他們常常用這個辦法——說:“你的事情黨是非常清楚的。黨不給你指出來,是因為黨要給你機會。讓你自新。”意思就是讓你坦白自新,看你對黨忠誠不忠誠?有人說,我忠誠,但我不是特務啊!“不是?你信不信?你的資料黨都掌握。”黨都有了材料,還不承認啊?只好胡編胡說。說了也不安,因為“他”不知道說得對得上對不上黨的那個口。如果你說橫的關係是李四,黨掌握的是王麻子怎麼辦?坦白承認了,還是心驚肉跳。人們都很痛苦:心想:最信任的就是黨,黨說的關於我的情況,我怎麼不知道?

你不知道當時有多可怕!有的人膽子小,就小聲音坦白;有的人為了表現自己革命、進步,就站起來指著和他“有聯繫的人”大聲說:XXX,不是你和我說什麼什麼了嗎?不是你讓我怎麼怎麼做了嗎?你還點了煙來和我對火,是你來和我接上關係的。

也有不承認的,像張仃、陳其通、陳戈都不承認。整風時文抗解散了。把文抗的人都分散開了,如果讓他們在一起整風,會整成什麼樣子?張仃原來就與青年劇院有關係,被分到了我們青年劇院。後來,把不承認的、或承認了又翻供了的人都關在了一起。

也有人咬張仃是特務,張仃就指著咬他的人說:“你他媽的才是特務!”見張仃死不承認,專案組的人很惱火,想了很多辦法。他們把他關到山頂上的一個窯洞,嚴加看守。張仃後來才知道,他所以能解脫,毛澤東寫給他的幾封信起了很大作用。

有一次,不知道誰拉了肚子,有人說,我也拉肚子了。於是又查起是不是特務下的葯。後來,我們的炊事班班長、那個長征老頭,也成了“特務”。把他關起來後,我總是隔著窗子遠遠地看看他。心裡特別可憐他,他那麼老了,不識字,老給我一塊南瓜吃。他看我的時候也很無奈。把他關了很久。

我們青年劇院90%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務。上廁所必須三個人一塊去。有一次,我憋不得不行,一開完了會,馬上往廁所跑。負責人看見,叫住我,我說:“上廁所!”他說:不行!馬上派了兩個人跟上了我。特別煩!

到了後期,康生派到我們青年劇院一個人。我親眼看他打過人。第一次打的是一個姓高的同志;第二次打的人,總愛唱高爾基寫的一首舊俄時代的歌:“太陽出來又落山,監獄永遠是黑暗,我雖然不自由……”僅僅是唱歌,為什麼打他?因為他總唱監獄永遠是黑暗。他就是姦細!因為他告訴我們,這裡的監獄永遠是黑暗。有一天,那個打人的人把我叫去。站在窯洞門口我不敢往裡走。他見了我說:“小孩子,你把問題說清楚。”一口山東口音。我說:“我有什麼問題啊?”他說:“你沒有開會?”我說:“開了。”那你不知道什麼是特務?我說:“不就是對煙、點煙、對火就接上特務關係了嗎?”他說:“對啊!社會上人人都可能是特務。有沒有人找你接關係啊?”我說:“我想起來了。我想起來了!”我在操場玩雙杠時,有人拍拍我的頭說:“小公主,你怎麼自己出來了?你的保姆呢?你的琴師呢?”他是指我演的話劇《公主旅行》。我說:“他的手拍了我的頭,就是接上了關係了吧?”他說:“你認不認識他?”我說:“不認識。”他就揮揮手說:“去吧,去吧!”我趕緊就跑。後來到了北京,我和張先生說起這段事,他說:“你這個特務當的是又可笑,又丟臉。”現在想起來是太恐怖了!

文革後,我記得有個領導人說,“建國”以後,我們沒有接受延安整風的教訓。什麼沒有接受延安整風的教訓?他們是很好地接受了延安整風時整治知識分子的經驗。他們明明知道你是忠誠的共產黨員,熱血青年,還要用殘忍的手段打擊迫害好同志,說你是反革命;知道你不會到那邊陣營中當叛徒,知道你不會背叛自己的理想和主義,就是要迫害你,讓你害怕,從此對他們服服帖帖。以後,他們說什麼,你就像奴才似的聽著吧。我曾和年青人說,如果讓我們當奴隸,那是我們的命運;如果讓我們當奴才,那我們是做不到的。可“新中國”以後,就是讓你當奴才。明知不對,也得這樣做;明知對的,不敢說,也不敢做。否則就給你扣上帽子。

我們做口述歷史工作的人,就是在千方百計地挖掘著歷史的細節和它的本來面貌,讓它成為歷史大敘述的印證;成為歷史空白的補充。讓每個歷史親歷者的真實感受和個體的認知與複雜的社會歷史層面構成一個具體的、生態性的活的歷史。以史為以史為鑒,繼往開來。

我也能夠理解出版方的小心,謹慎,怕被當局砸了飯碗。但除了飯碗,我們出版方對年青人、對下一代是不是也應該有著良心和責任呢?我很痛心,希望不要在主動參對歷史的屏蔽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作者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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