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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瑞卿倒台:毛澤東文革前解決軍隊問題的關鍵一步棋

批羅雖是大方向,但林彪卻要求批羅不許涉及賀龍,實際上是保護了賀龍,避免軍內鬥爭擴大化。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後,按毛主席自己後來說的,對劉少奇警惕了。在這種背景下,賀龍與劉少奇、鄧小平的歷史和現實關係就成了一個無形的紐帶,把羅瑞卿聯繫起來了。原來『毛澤東——林彪——羅瑞卿』統帥人民解放軍的概念模糊了,『劉鄧——賀龍——羅瑞卿』的模式為一些高級幹部所習慣,這是毛主席沒有料到和最不願意看到的。這在客觀上導致了羅瑞卿下台,並為賀老總日後遭難埋下了禍根。

1966年3月18日羅瑞卿跳樓自殺未果

打倒羅瑞卿問題

羅瑞卿事件是文革開始時的一項重大事件,也是毛澤東打倒劉少奇之前所採取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長期以來,國內黨史教材眾口一詞,認為羅瑞卿的倒台是林彪的誣陷,而毛澤東為了換取林彪對文革的支持而打倒了羅瑞卿。由官方認可的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簡史》就持這一觀點。(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75-76頁)這一觀點已成為國內研究者的定論,海外一些人受官方影響也持此一觀點。

邱會作的回憶首先對解放軍中長期存在的宗派主義淵源作了詳細的釐清,特別指出中共建國之後軍內兩大最主要的“山頭”:紅一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內部出現的矛盾,林彪為代表的紅一方面軍和賀龍為代表的紅二方面軍是軍中兩大派系,1959年彭德懷下台後,毛澤東任命林彪與賀龍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實行軍隊內部兩大“山頭”主政。由於林彪身體不好,1962年秋開始賀龍負責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由此軍內形成了兩個派別:一方是賀龍、羅瑞卿等人,另一方則是林彪、葉劍英、聶榮臻、楊成武等人,雙方的矛盾、也逐漸從含蓄到激化,從隱秘到半公開。

值得人們特別注意的是,在搬開羅瑞卿之前,軍中高層實際上已經醞釀了很長一段時間。1965年6月間邱會作在軍委常委會議期間就聽到葉劍英、聶榮臻談話中批羅是“利令智昏”,“手伸得長”,8月間葉劍英更是將邱叫到家裡打招呼,毫不隱晦地批判羅瑞卿,並直言這是毛澤東交代的,被打招呼的人包括李天佑、吳法憲、李作鵬、陳錫聯、楊得志、許世友、黃永勝、韓先楚等軍隊高層幹部,葉劍英交代說打招呼的範圍還要進一步擴大,讓大家不要陷入賀龍、羅瑞卿的圈子裡去。(頁9-10)邱會作的這段回憶揭穿了官方所謂的所有參與上海會議的人員均不知道會議之內容的謊言。此外,官方還刻意突出12月初葉群向毛澤東告羅狀,而隱瞞了當時還有蕭華、楊成武、劉志堅等人集中向毛澤東作了好幾個小時的彙報,告羅瑞卿的狀,毛澤東聽完彙報後表態說:“對羅的霸道,我想得出來,並對林彪同志講過幾次。他搞陰謀,就是新問題了。你們告訴林彪同志,要他安心養病,羅瑞卿的問題由中央來處理”(頁11)

根據邱會作回憶,1965年12月的上海會議,所有被告知參加會議的人除了賀龍一人不知會議內容以外,其他與會人士都心知肚明。上海會議採取“三無”主義:無文件、無記錄、無簡報,並對羅採取“背對背”批評方式,其中葉劍英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邱回憶說:“最高興的是葉劍英,說:‘他(羅)是看不起我這個光桿元帥的(葉沒帶過部隊),你們受他壓制,我也難受,畢竟你們還有工作做嘛,他對你們還客氣點。可是我呢?打個電話都不方便。現在搬開尊神,解放元帥啦!’葉帥說的激昂慷慨呀。”(頁13)上海會議撤銷了羅的軍內職務,葉劍英日後出任軍委秘書長,楊成武出任代總參謀長。1966年3月份在北京繼續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批羅,由葉劍英主持會議,但是由於林彪定下了“死規矩”,批羅不許涉及賀龍,葉劍英說服與會者執行了林彪的意見。由於葉劍英將羅的親信揭發材料讓羅看過,羅因此想不開而跳樓。葉隨後吟詩一首:“將軍一跳身名裂”。(頁15-16)隨後葉劍英、肖華、楊成武、劉志堅向中央揭發羅的“罪行”,向中央提交了《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中央則在5月份下發了這一報告。

從邱會作的回憶來看,毛澤東倒羅並非如現今的黨史教材所言,是毛澤東在1965年12月初誤信了葉群的告狀之後才下決心倒羅。打倒羅瑞卿一事在軍內事實上已經醞釀了很長時間,其中軍內的幾位老帥起了關鍵的作用。毛澤東在軍內採取的幾項重要部署即可看出端倪:1965年6月7日,中央確定楊成武由副總長提升為第一副總長,該任命由周恩來以國務院總理名義公布。一周之後的6月14日,毛澤東又再批准楊成武為軍委副秘書長。1965年11月15日,軍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肖向榮被停職審查,由軍委副秘書長、第一副總參謀長楊成武兼軍委辦公廳代主任,調國防科委副主任路揚為辦公廳第一副主任。楊成武地位的上升意味著毛澤東對羅瑞卿信任度的降低,也形成對羅瑞卿的權力的限制和防範。(余汝信《林彪“5·18講話”前後的防政變措施》原載電子雜誌《楓華園》第436期2004年2月6日)1965年12月初毛澤東倒羅在即,但還要得到林彪的明確表態,由此才有了葉群匆匆忙忙拼湊了幾條羅瑞卿的“罪狀”趕赴上海對毛作彙報。

關於羅瑞卿倒台的問題,還有幾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1)林彪對倒羅是什麼態度?以筆者的分析,林彪對於軍中的動態知之甚清,對於羅瑞卿架空自己而倒向賀龍有所不滿,林彪還曾特別提醒羅要注意兩點,一是政治與軍事的關係,二是要多團結一些人。毛澤東通過葉劍英等人向下打招呼準備解決羅的問題時,並未見到林彪有所行動,林也從未召集下屬打過招呼,亦不曾見到林彪對倒羅公開發表過什麼談話或指示批判羅瑞卿。林彪內心未必贊同毛澤東對羅採取的嚴厲的組織措施。上海會議實際上由毛自己幕後主持,實際出面組織會議的是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林彪並未在會議上露面。但是林彪對會議的過程應該是了解的,否則在上海會議結束羅下台成定局時就不會有林彪向毛建議葉劍英出任軍委秘書長,楊成武出任代總參謀長一事。對於3月份的北京會議,批羅雖是大方向,但林彪卻要求批羅不許涉及賀龍(頁15),實際上是保護了賀龍,避免軍內鬥爭擴大化。

(2)在倒羅問題上,到底是毛主動還是林主動?以筆者的分析,軍隊是毛澤東的禁臠,也是毛澤東解決黨內鬥爭的最終手段,所以毛澤東對軍隊必須有絕對的掌控,而對軍隊的指揮具體的體現就應該是毛澤東--〉林彪--〉羅瑞卿。但是由於羅瑞卿與賀龍結為一體,而賀龍又與劉少奇、鄧小平關係甚篤,軍內無形當中形成劉鄧--〉賀龍--〉羅瑞卿,這種格局絕非毛澤東所樂見的。再加上劉少奇曾經公開說過羅瑞卿是國防部長的接班人,觸及了毛澤東的禁臠,尤其是毛澤東正著手準備發動一場針對劉鄧中央的大舉措之前,絕對有必要對軍隊領導層動一次大手術,將軍隊的指揮權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邱會作指出“起初毛主席對威脅他權力的防範還是泛指的,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後,按毛主席自己後來說的,對劉少奇警惕了。在這種背景下,賀龍與劉少奇、鄧小平的歷史和現實關係就成了一個無形的紐帶,把羅瑞卿聯繫起來了。原來‘毛澤東——林彪——羅瑞卿’統帥人民解放軍的概念模糊了,‘劉鄧——賀龍——羅瑞卿’的模式為一些高級幹部所習慣,這是毛主席沒有料到和最不願意看到的。我認為這在客觀上導致了羅瑞卿下台,並為賀老總日後遭難埋下了禍根。”(頁7)此時軍內兩派的矛盾以及林羅之間的矛盾正好被毛所利用。林彪雖然在倒羅一事上要負一定的責任,但是主要的責任還在毛澤東。

(3)軍內兩派矛盾形成的責任何在?目前官方的說法是,羅瑞卿抵制林彪的“頂峰論”和“政治挂帥”,由此引發了林彪的忌恨。這種說法顯然過於簡單化和膚淺,掩蓋了實質問題。軍內“山頭”的形成有其歷史上的因素,毛澤東也是善於搞平衡術的老手,軍委副主席就分別由一方面軍的林彪與二方面軍的賀龍出任。平心而論,羅瑞卿是軍內的實幹家,有魄力、有能力,但缺點也很明顯,就是以往整人太狠,表現在黨內鬥爭中的1953年的“高饒事件”和1959年的“彭黃張周事件”等,另外,羅瑞卿以軍中第二位實力人物自居,其他老帥們往往不放在眼裡,對葉劍英、聶榮臻等人的工作更是支持不夠,甚至將葉劍英發現的軍內“郭興福教學法”的功勞據為己有,引起葉劍英的強烈不滿。與此同時,羅還形成自己的一個小圈子,由此得罪了軍內一批人,尤其是軍隊的老帥們,這些人恰恰就是日後倒羅的骨幹,而這一點正是官史所刻意隱諱不提的。軍內兩大派系的矛盾、林羅之間的矛盾以及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鬥爭交織在一起,終於引發了文革爆發前夕軍內的一次大動蕩,也對日後中國政治形勢的走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程光 《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心靈的對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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