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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領導人的大腦 王滬寧蹊蹺缺席習川會!會不會變「陳伯達」

新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的中共“筆杆子”王滬寧,持續成為外界關注的中南海“熱點人物”。在保守中共意識形態這一體制下,作為中共的所謂“理論高手”,王滬寧未來命運並不被看好,並屢被與毛時代的陳伯達類比。

中共當局近日搞所謂中共“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官媒報導顯示,12月2日,新任政治局常委王滬寧會見了外界政黨高層,而當局為外國政黨領導人準備的晚宴的邀請函,罕見以王滬寧名義發出,陸媒稱這是少有的事。

中共十九大後,短時間內王滬寧已高頻率以各種方式“露面”官媒。

中共官媒11月13日以“王滬寧部署後10天,36路人馬覆蓋全國”為題,高調報導了管宣傳的王滬寧,部署了36支所謂十九大精神全國“宣講”人馬。這一報導口徑也讓外界窺見王滬寧的異常高調的用權風格。

11月17日,當局舉辦“全國精神文明建設表彰大會”,王滬寧首次以“中央文明委主任”身份參加,正式接下劉雲山此前兼任的這一職務。

11月下旬,在北京召開的習近平文選第二卷出版會上,王滬寧盛讚習近平,並要求大力推動對外宣傳。

第4屆世界互聯網大會12月3日上午將在浙江烏鎮開幕,出席的中共最高階領導人是政治局常委王滬寧,王滬寧並發表主題演講,強調“網路主權”,為中共管控互聯網背書。

緊接著,王滬寧還出席浙江嘉興的“紅船精神”座談會,要求中共官員弘揚所謂“紅船精神”。

王滬寧被稱中共“頭號理論化妝師”,是炮製中共理論的“高手”。王滬寧先是為江澤民包裝推出所謂的“三個代表”,後來是胡“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推手。而習近平的“中國夢”、以及十九大上加入黨章的“習思想”,也是出自王滬寧。

在12月8日《美國之音》“焦點對話”中,時評家陳破空表示,40天十次亮相,王滬寧的出鏡率超過其他常委。一方面,是分工的客觀結果。七常委中,以主管意識形態的書記處常務書記和中紀委書記角色最為吃重,而且,他們在黨代會後,立即到位。其他角色如人大委員長、政協主席、副總理,則要等到明天三月兩會後才能換屆到位。另一方面,王滬寧主管意識形態,近期意識形態領域活動特別多,造成他高頻率出場。這是十九大之後中共的新景觀。

陳破空說,王滬寧露面太多,對他本人不一定有利。一來不符合他歷來低調的風格,容易讓外界看出他的弱點;二來會引起其他常委的嫉妒,潛伏權力鬥爭的風險。一旦出錯,政敵會揪住不放,讓他提前在政治上受傷。而功高震主,是封建王朝政治的忌諱,稍有不慎,可能招來習近平的疑忌。陳伯達和魯煒就是前車之覆。鑒於王滬寧是風派,他將來的政治去向如何?外界似乎還不宜急於下結論。

中共靠謊言起家和治國,歷來把馬列主義等宣傳和意識形態工作放在極端重要位置。但時至今日,其意識形態管控亦遇上空前危機。王滬寧在這一時期主管意識形態,到底有什麼結局?

陳破空此前曾表示,毛澤東曾稱讚陳伯達是黨內最好的理論家,江澤民曾稱讚王滬寧是黨內最好的理論家。但願王滬寧的結局不會像陳伯達那麼糟。

海外中文媒體世界日報11月15日文章披露,20世紀80年代末,王滬寧還是上海的一名年輕教授,因為倡導「新威權主義」而獲得了關注。他認為,像中國這樣又大又窮的國家,需要一個鐵腕來推動現代化發展,然後才能考慮轉變成一個民主國家。

王滬寧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一個開明的獨裁政府能「高效分配社會資源」,「促進經濟快速增長」。

王滬寧曾隨年輕政治學者代表團參觀過十多所美國大學,其中包括哈佛、麻省理工學院等。

「他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人:年輕,表達清晰,擅長理論爭辯」,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卡勒(Miles Kahler)說。他第一次見王滬寧是80年代初在上海,後來又在加州見過。

1989年天安門事件爆發並蔓延到中國各大城市時,王滬寧和上海的示威活動保持了距離。

文章稱,習近平是幾十年來中國最強勢的領導人,王滬寧將他視為意識形態上的靈魂伴侶。據信,王滬寧幫助起草了習近平的主要口號,包括上個月被載入黨章的那句口號──「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它將習近平擢升至和毛澤東一樣高的地位。

文章披露,在此之前的2013年,當習近平訪問哈薩克,啟動意在投射中國實力的「一帶一路」計畫時,王滬寧也在現場。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發布的習近平照片,也需要先經過王的認可。

會不會變“陳伯達”

法廣中文網11日文章表示,中共十九大上才沒有沿襲黨內“慣例”,象十七大一樣,把一個總書記的備胎,安排為分管常務的政治局常委,從年齡角度形成所謂的“接班梯隊”。而是把劉雲山退位騰出的位置,安排給了沒有半天各級基層領導工作經歷的王滬寧。

中共黨史上,稱得上是黨內理論家,曾經為黨的最高領導人捉筆代刀者,只有陳伯達一人進入了政治局常委會。但那畢竟是發生在“文革”的所謂“非常時期”。

王滬寧與陳伯達之間的共同點還有,都是從未擔任過基層幹部,黨內政治履歷極為單一:從幕僚、御筆到政治局委員,再到政治局常委。

兩人早年都有留洋經歷,王滬寧是留美,陳伯達是留蘇。

陳伯達日後的下場眾所周知,但在被毛澤東拋棄之前,他確實是毛澤東最為信賴,最為倚重,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立下汗馬功勞的一個所謂“我們黨最好的理論家”。

1966年,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陳伯達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後,毛澤東親自點將讓他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澤東、林彪之後,位於康生之前。

刊登於《炎黃春秋》雜誌的《秦城內外的陳伯達》一文中介紹說:陳伯達是在1971年9月13日深夜,也就是林彪墜亡的當晚押入秦城監獄的。文革前期,陳伯達曾是中央專案組王光美、陸定一專案小組的負責人,卻淪為接受專案審查的囚徒。

陳伯達回憶錄的記載是:他在澡堂淋浴到一半,突然變成了冷水,年屆七旬的他脊椎受寒,第二天就起不了床,只好住進了復興醫院的犯人病房。起初他走不了路,只能在地上爬。“後來我扶著椅子,鍛煉著站起來,慢慢地才能一點一點蹭著走。”

陳伯達入獄後生活有一定優待,主要是在伙食上,文革後期享受過每月60元的標準,“比家裡吃得還好”。但總體仍舊不乏艱苦。8年間穿的衣服,補了又補,又難於拆洗,自己形容“直如原始人一般”。其子陳曉農第一次探監見到父親時,陳伯達的軍服棉襖和棉褲都已磨破,邊沿露著棉花……

從被毛澤東指定為政治局常委到被毛澤東下令關押進秦城監獄,前後大概是五年時間,正好相關於現在的中共政權兩次全國黨代會的間隔時間。

阿波羅網林億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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