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評論 > 對比 > 正文

周掌柜:「印度管理」全面超越中國嗎?

管理最終應該回歸商業的本質,不是“錢生錢”,也不是“股東利益最大化”,而是“價值創造”和“服務客戶”。

前不久,汪濤先生寫了一篇中印管理對比的文章,主要表達了兩方面觀點:其一是美國科技巨頭被印度人“接管”了,作者認為在管理水平上印度甩出中國“二十一萬六千里”;第二是歐美知名商學院也被印度人“接管”了,但華人並不知道自己“輸”在哪裡,作者對國人不懂得MBA的利害很著急。進而,汪先生推斷:印度產業會靠MBA超越中國。一言以蔽之:他將中國產業振興的希望寄託於MBA。

應該說汪先生的文章言辭懇切,有很多數據,沒有理由懷疑其拳拳之心。而且作為普通的公眾視角,看到大量印度人成為美國公司高管,對於MBA教育能夠提升產業水平充滿期待——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印管理優劣”以及“MBA教育價值”都是需要多維度思考的大命題,在產業進步方向上則是大是大非的判斷,筆者並不贊成汪先生神化“印度管理”以及商學院教育的立論。更何況“印度人在美國的管理能力”更多代表美國的管理水平,印度本國的管理水平與之相差十萬八千里,時空錯位的對比邏輯上也不嚴密。

以下三點不同角度的看法供探討:

首先,中印管理的“龍象之爭”是偽問題。如汪先生所見,印度人的管理能力有其成就,但必須區別開“美國印度裔管理能力”和“印度國家產業管理能力”兩個主體。如果看印度國家整體的管理能力,在種姓制度帶來的壁壘森嚴的階層分野和下層民眾文化心理上的安於現狀的大背景下,印度經濟和產業根本上很難形成類似中國社會前30年的全面勃興。中國前30年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源於各階層13億普通人改變個人和國家命運的意志與慾望,也就是“小人物的奮鬥”。印度有深層缺陷的民主制度,不但未能遏制腐敗與財閥勢力,相反崇拜“精英主義”,形成了極其低效的國家決策體系。還有,印度的多宗教文明、地域分割等,都是限制其經濟騰飛的因素。這些因素映射到企業的管理上,印度企業的管理能力也是有待商榷的。

回到汪先生對印度人佔領全球商學院的焦慮:絕對點講,即使全球一半以上的商學院院長、教授、MBA學生是印度人,大約也難言會造就印度本國經濟未來的崛起。過度誇大管理學對一國經濟的影響顯然是荒謬的,文化與制度才是根本,更何況管理學本身還是弊端重重缺少革新呢?

其次,將商學院教育推向神殿值得警惕。對於汪先生對MBA教育的極致推崇,筆者也認為有一點極端化。汪先生的文章引用了兩個案例,一個是中印比較,一個是華為與中興的比較。依汪先生的邏輯,印度管理比中國有基礎有優勢,但卻和現實中印度經濟與中國經濟的巨大差距存在本質矛盾;而他認為中興管理比華為強很多,中興的銷售額卻只有華為的三分之一不到,過去十多年節節敗退。顯然,其判斷和事實明顯違背。從個體角度讀MBA並沒有錯,商學院對於非商科學生來講,是重要的商業通識教育陣地,在商業歷史上有其解放思想的正麵價值,但過去30年全球產業界將MBA推上神殿則是危險的,將商學院教條的與金融行業就業連接也是一種全球範圍內值得警惕的現象。

知名學者冀強對此分析:“最優秀的青年群體紛紛擁擠進商學院學習商科而不是最具建設性、基礎性的理工專業,就像一個人被抽掉了骨骼一樣”,他對於MBA教條帶來的產業後果充滿憂慮,進一步認為:“當今西方經濟包括中國經濟的重大病症恰恰是經濟學、管理學在核心主張上出問題了,企業家和企業在錯誤的價值主張牽引下,謀求資本利益最大化,商學院當屬始作俑者之一,一大批MBA畢業生成為職業經理人,又將此主張和一套教條哲學、方法大量應用於企業實踐,禍害了企業,也禍害了所在國家”。現實對比案例更是不勝枚舉:國內很多知名企業的大佬成天醉心於在管理經典中尋求魔法,結果企業都搞得發展不彰,實際上,諸多中國優秀公司的實踐本身是反對教條主義的結果,與汪先生所言的MBA式領導力沒有任何聯繫。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FT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對比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