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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師大教授:一個收縮型社會再支撐不起擴張型政府

隨著我們進入收縮型社會,我們政府收入增長會明顯慢下來,而我們的社會養老支出會快速增加。這就要求我們有一個新的財政稅收政策。特別地,我們要削減政府支出,包括政府行政費用和投資支出。這本質上要求我們在收縮型社會要縮減政府:既要縮減政府規模,也要縮減政府行為。我們需要非常清醒,一個收縮型社會再也支撐不起一個擴張型政府!

我報告的題目是“收縮型社會經濟發展”,實際上還是說人口問題,因為在這樣的收縮型社會,人口是最主要的,作為一個引擎存在的。

人口變化下的收縮型社會

我們現在經常說“新常態”。也有人說“L”型增長,並特別關注L到底後能不能上來,這方面有很多說法。但考慮到我現在所講的時代背景,我認為從長期看經濟增長率很難從這個L底再上來。這個時代背景就是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新的狀態:由於人口的變化,我們進入一個“收縮型社會”。我強調“收縮型社會”這個概念,不是簡單的經濟衰退,而是包括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總體發展趨勢,強調由於人口結構和總量的變化所導致的整個社會經濟處於收縮狀態,其中人口變化是主導因素。

首先,我們把這種收縮狀態區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總量層面的,一個是結構層面的。其次,對兩個層面的變化,我們又可區分為相對變化(軟收縮)和絕對變化(硬收縮)上。相對變化強調增長率的下降,也就是增長速度的下降;而絕對變化強調絕對水平的下降。

從總量層面看,我國人口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葉就進入了相對意義的下降,但絕對意義的下降還需要若干年。目前有幾種估計,易富賢研究員的人口高出生率方案估計是2020年,蘇劍教授估計是2022年,這些時間段實際上都是很近,馬上就到了。翟振武教授則樂觀一些,他估計在十幾年以後。從大多數專家意見看,中國人口總量的絕對減少應該是2030年前的事情了。

從結構層面看,我們的社會收縮在絕對意義上其實已經在進行中。這裡我主要關注人口年齡(時間)分布結構性收縮和區域(空間)分布結構性收縮。

關於年齡分布結構,比較全面的定量計量方法是“人口金字塔”。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已經進入收縮型結構。特別地,如果我們關注勞動力人口(這裡指15~59歲人口),我國從2012年就開始絕對減少:2012減少345萬,2013年減少244萬,2014年減少371萬,2015年減少487萬,2016減少349萬,5年已經累計減少1796萬,接近佔世界人口第61位的智利總人口。蘇劍教授更預計2022年以後勞動力人口減少呈加速態勢,每年超過1000多萬。再看一個社會更活躍人口,或者叫活性人口,比如15~45歲人口,雖然很遺憾我手頭沒有這幾年的統計數據,我猜想這些年也應該是絕對減少的,而這對經濟社會的影響應該更顯著。

關於區域分布結構性收縮,我們也正在經歷中。首先,鄉村在收縮。早在2012年,馮驥才先生就說過:“(我國)每一天消失80至100個村落”。現在廣大村莊,即使沒有完全消失的,也處在人口減少的凋零中。其次,一些大區域性的社會收縮也很明顯,比如近來大家關注的東北現象,易富賢研究員早就從人口角度預警了今天東北的困境。

關於人口衰減引致的社會收縮,不僅是中國的問題,其實也是當今的一個世界性問題。最明顯的例子是日本,從總量上看,日本2006年開始人口絕對減少,但是其勞動人口減少始於1990年。日本空置房2017年是820萬套,2023年預計會到1400萬套,2033年預計會到2000萬套。我們現在經常說日本經濟“失去的25年”,什麼是最根本原因呢?我認為很重要的就是人口減少驅使其進入了收縮型社會。這就是日本的“新常態”,25年前就進入了這個“新常態”。以後就不要再說什麼日本“失去XX年”,因為它根本就不可能再回來,除非其人口趨勢大逆轉。其實歐洲也早就處於社會收縮狀態,其表現沒有日本厲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引進了外來人口。對於人口凈減少的國家,比如匈牙利,上世紀80年代人口就絕對減少了,其社會收縮程度比日本尤甚。我印象很深的是2011年去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在很多街區都沒有人氣,建築陳舊,有的地方好似曾經繁榮文明的廢墟。即使人口總量還在增長的法國,但據訪問常我校的一位法國教授講,法國的鄉村也在萎縮,消亡,鄉村人口逐漸往城市進行遷移。

收縮型社會的經濟增長

在這種收縮型社會經濟增長有什麼特點?我這裡想提一個理論問題:一個封閉型的收縮型社會,其長期經濟增長率是多少?

根據主流的經濟學理論,經濟增長的源泉包括人口、自然資源、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技術知識。對某些國家,可能還可以包括體制轉型或結構變遷。這些因素共同確定一個經濟體的潛在增長率。在這裡,人口看似只是諸多因素中一種,但它其實並非一個普通變數,它會起到一個引擎作用。在這裡,人口不是孤立的要素,它會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使用,對無論物資資本還是人力資本的積累,對於知識的更新和技術的進步,都具有決定性作用。人口和其它要素不是簡單的可替代關係,而更應該是一種互補關係。從系統的角度看,這裡存在一種系統集成效應,即整體大於部分之和(所謂的“1+1>2”),這貌似規模經濟,實際上是超越規模經濟的。而其中人口是其中的決定性因素,就像數字10000,其它源泉因素是在後面添“0”,但人口因素是那個“1”。而且,人既有“人手”,還有“人口”,前者是供給側因素,後者是需求側因素,這兩重屬性是其它增長因素所沒有的。如果人口供給屬性推進了潛在增長率,則人口的需求屬性把潛在增長率推向實際增長率。

因此,基於以上理論,我猜想一個封閉的收縮型社會的經濟增長率是跟人口增長率更高度相關的。羅馬俱樂部1972年出版了《增長的極限》,他們提出資源環境的制約會導致經濟增長的極限。我認為,人口收縮型社會,也會面臨增長的極限。當然這裡的極限並不意味著經濟完全不增長,但意味著經濟增長率處於低速態(也不排除經濟負增長),而且這些增長更多的有可能是技術的隨機進步、世界經濟的協同影響等因素導致的。過去學術界常從要素生產力的邊際遞減來解釋世界發達經濟體經濟趨緩,但實際上人口這個因素在裡面應該起了更重要的因素。實際的例證,讓我們再回頭看看日本的戰後經濟增長率。日本在其勞動人口絕對下降的1990年以後GDP增長率平滑值基本就沒有超過2%,這與人口爆炸的上世紀60年代兩位數的增長率不可同日而語。同樣,進入收縮型社會的歐洲經濟增長率也是在低速區徘徊(見表1)。

一種常被人提及的觀點是,當人口增長減少以後,我們可以通過提高人均GDP來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按照我前面的分析,這種觀點很可能不成立。我們這裡再看一下日本的數據,人口增長率降下來以後,人均GDP就沒有太大的增長。而且實際上人均GDP增長率高的時候正是人口增長率高的時候,而人口絕對減少的年代人均GDP增長率也低,有些年甚至是負值。

如何應對收縮型社會

最後談一下關於如何應對收縮型社會。

既然這種社會收縮主要是因為人口衰減造成的,所以應對收縮型社會首先要考慮的是盡量減緩人口衰減的衝擊程度。這裡比較緊迫的是儘快調整人口政策,包括直接的人口政策和間接的人口政策。直接人口政策就是儘快放開生育限制,在一些人口出生率過低的區域還要施行鼓勵生育政策。間接的人口政策是指一些益生的經濟社會政策,讓有生育意願的人實際能生育孩子。比如住房供給和城市低密度規劃、幼兒園及教育供給等。不要因為現有人口基數大就“厭惡”人口,實際上沒有一定的人口出生率支撐一、二十年後的人口強烈收縮對社會的衝擊是非常劇烈的。

然而,無論我們採用什麼樣的人口政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未來人口出生率低於更替水平、全國人口絕對數量下降都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我們希望延緩收縮、弱化收縮,但社會收縮依然是時代的大趨勢。所以,應對收縮型社會更需要我們從習慣於擴張型的社會到去適應收縮型的社會。無論是我們的個人、家庭、企業機構,還是政府,都應該有這樣的轉型意識。這應該是真正的自古以來未遇的新變局。

對於個人和家庭來說,我們首先對於未來生存和發展的預期可能需要大的調整。比如,過去30年,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強勁的擴張期,國家和個人收入增長都非常快,以致大家可能對未來經濟收入增長過於樂觀。現在很多人去加槓桿買房子,我估算了一下目前房價隱含對未來收入的增長率預期是非常之高的。但是,面對我們面前日益顯現的收縮型社會,這個樂觀的收入預期未必能實現。現在的80後、90後很可能不會重複60後、70後那樣的收入和財富增長故事,因為前者面對的是收縮型社會而後者處在擴張型社會。這是發展的一面。與此相對,還有生存的一面。對於家庭來說,在一些典型的“421”或“422”家庭,養老問題是個沉重的話題。怎麼讓活著的人有尊嚴地謝幕,這是跟大國情懷一樣重要的問題。60後、70後要考慮養老問題,80後、90後的人也會考慮養老問題,這個家庭問題在收縮型社會比在擴張型社會嚴峻得多。

對於企業和機構來說,面對收縮型社會,推行擴張戰略就必須謹慎。對大多數企業和機構,恐怕就不能像過去那樣快速鋪攤子。也許仍然可以在地域性和結構性上擴張,但是總量擴張已經就頗具挑戰性了。因為,總體上供給側在收縮,需求側也在收縮。在擴張型社會,擴張可以建立在社會增量的爭奪上;而在收縮型社會,擴張只是在存量上的爭搶。顯然,後者更艱難。因此,現在總體上真到了以內涵式發展取代外延式擴張的時代了,要擴張也應該是非均衡性的。有些企業,特別是基本消費品企業,比如啤酒、速食麵企業,面對需求持續性下降,現在已經感受到收縮型社會的寒意。又如高校,現在很多大學都在搶人才,搶學生,希望有大發展。但人口基數在減少,總量盤子萎縮的時候,你想擴張就很難了。現在大家常說錢不是問題,沒人是問題。慢慢地,人和錢都會是問題。

對於各級政府來說,更要考慮收縮型社會的公共政策問題。我們過去經常說,在發展中解決問題,在增量中解決問題,其實也就是在擴張中解決問題。這些年擴張社會也逐漸養成了我們慣性的思維方式。但是,我們可能以後必須面對緊縮型社會,不得不在減量中解決問題。而且這個收縮狀態,實際上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世界性的。我們看了一下各國,可能除了非洲和亞洲一些國家人口還在擴張,世界大部分比較富裕的經濟體人口都在結構性或總量性收縮。這樣。政府怎麼樣能夠來應對這種局面,從習慣擴張中解決問題到學會收縮中解決問題,這將是一個重大的政策思維變化。以下例舉幾個方面的政策調整方向。

關於財政政策,得益於過去近30年的高速擴張,我們用稅收、收費和土地出讓收入支撐了一個日益龐大的財政支出,其中包括很大規模的行政費用和政府投資支出。隨著我們進入收縮型社會,我們政府收入增長會明顯慢下來,而我們的社會養老支出會快速增加。這就要求我們有一個新的財政稅收政策。特別地,我們要削減政府支出,包括政府行政費用和投資支出。這本質上要求我們在收縮型社會要縮減政府:既要縮減政府規模,也要縮減政府行為。我們需要非常清醒,一個收縮型社會再也支撐不起一個擴張型政府!

關於貨幣政策,伴隨著過去高速的經濟增長,我們實際執行的是長期的高擴張性貨幣政策。這種高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因為有高速經濟增長來消解,我們仍然可以處在一種可以接受的溫和通貨膨脹時代。但現在我們面對的是收縮型社會,這樣高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就應該轉向了。否則,我們將要麼面對高通貨膨脹,要麼面對嚴重的資產泡沫(實質上也是一種通貨膨脹)。這就意味著貨幣的貶值,貨幣信用的消解,最終引致政府信用、社會信用的瓦解。去年以來幾乎全國性的房價暴漲就有老百姓對人民幣信心的因素。與財政政策同理,一個收縮型社會也已經不能支撐一個高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現在中外利率處在歷史地位,著名的“債券之王”格羅斯(Bill Gross)在說:“全球利率處在500年歷史中的最低水平。”我認為這很可能不是短期現象,如果我們考慮實際利率,以後很可能都是這樣的水平,這應該跟世界性的人口收縮是有關係的。這也表明世界總體性是貨幣是擴張過度的。

關於土地政策,過去我們的政策是建立在人口增長所造成的土地資源緊張的恐慌心理上。比如“18億畝耕地紅線”就是我們土地政策的支柱之一。其實,面對現在已經進入的結構性收縮社會,對於土地緊張的恐慌應該解除,而更多地考慮土地資源的有效利用。而且這種有效利用應該是城鄉一體化考慮的。現在,農村社會在絕對收縮,土地拋荒日益普遍,而城市還處在擴張中。現在的土地管理政策造成了明顯的資源配置扭曲,這也是若干城市房價泡沫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農村土地的“保護”政策也限制了農村土地的集約使用和農村的發展。中國未來應該允許更多的城鄉互動以利於城鄉均衡發展。讓有一些鄉下人進城(房價門檻不要高不可攀),還要讓一些城裡人下鄉(租用土地),去開發鄉村,以減緩我們鄉村的收縮。這是與財政貨幣政策一樣重要的公共政策。

總體而言,我們遇上了亘古未有的新變局,我們需要面對收縮型社會。收縮型社會有不同於擴張型社會的基本特徵,這要求我們從習慣的擴張型社會的生存方式和治理方式轉向未曾經歷的收縮型社會的生存方式和治理方式。轉向不易,但不得不就此邁開步伐。

(李紅剛系北京師範大學系統科學學院教授)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楚天 來源: 第一財經日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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