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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恩斯坦 我生命中的惡魔

由於周圍的人都不知道我和哈維之前發生的事,所以他們對我那天上午的掙扎感到非常驚訝。不是因為我要和另一個女人裸體相對。而是因為,是哈維·韋恩斯坦導致我和她不得不裸體出鏡。但那時,我不能對他們說出這些。

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是一個充滿熱情的電影狂人,一個冒險家,一個電影才俊的資助人,一個慈愛的父親,也是一個惡魔。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就是我的惡魔。

今年秋天,記者通過不同的渠道,包括和我關係親近的朋友艾什莉·賈德(Ashley Judd)找到我,讓我談談我生命中的這個片段,它雖然痛苦,但我自認為已經能平靜對待。

我曾經給自己洗腦,讓自己覺得這件事已經結束了,我熬過來了;我借口說揭發惡魔這件事已經有足夠多的人參與進來,由此逃避發聲的責任。我認為我的聲音不重要,也不會帶來什麼改變。

實際上,我是想為自己免去向親人解釋幾件事的挑戰:為什麼當我不經意地提到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樣,曾遭哈維霸凌時,我沒有說出一些細節。以及為什麼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對一個傷害我如此之深的人熱情友好。我曾為自己寬恕的氣量而感到自豪,但事實不過是我羞於描述那些已經被我遺忘的細節。這讓我懷疑,我生命中的那個篇章是否真的翻過去了。

當這麼多女性站出來描述哈維對她們做過什麼時,我不得不正視自己的怯懦,並低頭接受一點,即我的故事雖然對我很重要,但它不過是悲傷和困惑的海洋里的一個水滴。我以為到現在,沒有人會在乎我的痛苦。這也許是因為我多次聽到別人,尤其是哈維,說我什麼都不是。

我們終於意識到了一種已經被社會接受的惡。它侮辱和羞辱了無數像我一樣的女孩,因為每個女性心裡都有一個女孩。那些有勇氣說出來的人鼓舞了我,尤其是在這樣一個社會裡——它選出了一個被十多名女性指控性騷擾和性侵犯的人作總統,並且我們都聽到,他說有權勢的男性可以對女性為所欲為。

不會再這樣下去了。

從學生到墨西哥肥皂劇明星到幾部美國電影里的臨時演員再到有機會參演《亡命之徒》(Desperado)和《傻愛成真》(Fools Rush In),這跌跌撞撞的14年里,哈維·韋恩斯坦成了一股讓原創內容成為主流的電影潮流中的魔法師。與此同時,一名墨西哥女演員在好萊塢謀求一席之地是不可想像的。儘管我已經證明他們錯了,但我依然什麼都不是。

讓我決心追求事業的力量之一是弗里達·卡羅(Frida Kahlo)的故事。在墨西哥壁畫的黃金時代,她願意畫誰都看不起的那種親密的小畫。她有勇氣在不理會質疑的同時表達自己。我最大的志向就是講述她的故事。描繪這位非凡藝術家的生平,並以打破成見的方式展示我的祖國墨西哥,成了我的使命。

韋恩斯坦帝國,即當時的米拉麥克斯(Miramax),成了品質、精良和勇於冒險的同義詞,是複雜、叛逆的藝術工作者的港灣。它們正是我眼中弗里達所擁有的,也是我渴望具備的特徵。

我已經開始了和另一家公司合作拍片的旅程,但後來,我奮力把它收回,交給了哈維。

我通過與導演羅伯托·羅德里格斯(Roberto Rodriguez)和他當時的妻子、製片人伊麗莎白·阿韋蘭(Elizabeth Avellan)的關係,對哈維有些許了解。我和這對夫婦合作過幾部電影,他們把我帶進了他們的圈子。當時對於哈維,我只知道他充滿智慧,是一個忠於朋友和家庭的男人。

按我現在的了解,我懷疑是否是由於我和他們——以及和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喬治·克魯尼(George Clooney)——的友誼才使我免遭強姦。

我們最初的協定是哈維向我支付已經完成的作品的版權費用。作為一名女演員,我將獲得的是美國演員工會(Screen Actors Guild)最低薪資再加10%的報酬。作為製片人,我會得到一個還沒有確定是什麼的職銜,但沒有酬勞。這對於90年代的女製片人來說並不少見。他還要求我簽署了一個與米拉麥克斯影業另拍幾部電影的協議,我以為這會奠定我女主角的地位。

我不在乎錢。能與他和這個公司一起合作我已經非常激動了。我天真的以為,自己夢想成真了。他認可了我生命中那之前的14年。他也給了我——這個無名之輩——一次機會。他同意了。

我沒有想到的是,後來會變成我對他說“不”。

對他晚上任何時候來敲門都要說不,一家家酒店,一個個地點,甚至還包括一個他都沒有參與的電影拍攝地點,他都會突然地出現。

對與他一起洗澡說不。對允許他看我洗澡說不。

對允許他給我按摩說不。

對允許他赤身裸體的朋友給我按摩說不。

對允許他給我口交說不。

對讓我與另一個女人一起脫掉衣服說不。

不,不,不,不,不······

每一次拒絕,隨之而來的都是他馬基雅維利式的憤怒。

我想,他沒有什麼比“不”這個詞更憎恨的東西了。他荒謬的要求可以是半夜給我打來一個暴怒的電話,要我炒掉我的經紀人,因為他們對另一個客戶的另一部電影起了爭執,也可以是在威尼斯電影節上動手把我拽出了致敬《弗里達》(Frida)的開幕儀式,只為了讓我與他參加他的私人派對,派對上還有一些我本以為是模特的女人,後來我才得知她們都是高級妓女。

他的說服手段可以是甜言蜜語,也可以像那次在憤怒的攻擊中說一些可怕的話,“我會殺了你,你別以為我做不到。”

當他最終相信我不會以他期望的那種方式爭取這部電影后,他告訴我,他已經把我的角色以及我研究多年的劇本給了另一個女演員。

在他眼中,我不是一個藝人,我甚至不是一個人,而是一件物品:我並非什麼都不是,我是一具軀體。

到了這一步,我只能尋求律師的幫助,我沒有將其起訴為一起性騷擾案件,而是指控為一起“惡意”案件,因為我在這一部電影上花費了大量心血,而他從未有過拍攝或賣給我的打算。我試著將電影從他的公司里拿出來。

他聲稱,作為一個女演員,我的名氣不夠大,並且我不是一個合格的製片人。但他給了我一張不可能完成的、期限緊迫的任務清單,在我看來,這是他為了擺脫法律責任。

1.重寫劇本,且無額外報酬。

2.籌集1000萬美元製作資金。

3.請到一位頂尖導演。

4.為四個較小的角色選用著名演員。

令很多人——尤其是令我自己——十分驚訝的是,我做到了。這要歸功於這群前來拯救我的天使。其中包括數次重寫出精彩劇本、卻遺憾地從未署名的愛德華·諾頓(Edward Norton),還要感謝我的朋友、首次擔任製作人的瑪格麗特·佩蘭琪奧(Margaret Perenchio)提供了資金。還能有才華橫溢的茱莉·泰莫(Julie Taymor)同意執導,從那以後她就成了我的堅強後盾。其他的角色,我召集了我的朋友安東尼奧·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愛德華·諾頓,和我親愛的艾什莉·賈德。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說服傑弗里·拉什(Geoffrey Rush)的,當時我們幾乎還不認識。

現在,哈維·韋恩斯坦不僅受挫,還要拍一部他不想拍的電影。

諷刺的是,在我們開拍後,性騷擾就停止了,但憤怒在累加。幾乎在每天的拍攝中我們都要為反抗哈維而付出代價。有一次,在一個採訪中,他說我和茱莉是他見過的最狠的母老虎,我們就當作是稱讚了。

拍到一半時,哈維出現在片場,他抱怨弗里達的“一字眉”。他堅決要求我去掉弗里達瘸著走路的特點,還痛斥了我的表演。然後,他讓房間里的人都出去,除了我。他對我說,我唯一有價值的就是性感,而那部電影毫無性吸引力。所以他對我說,他要停拍那部電影,因為沒人想看我演那個角色。

這對我來說是沉重的打擊,因為我承認,我迷失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迷霧中,想讓他把我當成藝術家:不僅是一個出色的女演員,還是一個能找出引人入勝的故事、能用新穎的方式講述它的人。

當時,我一直希望他會承認我是一個製片人,除了能完成他的要求,還能主導劇本,獲得使用那些油畫的授權。我與墨西哥政府協商,與所有必要的人協商,得以在之前沒有任何人用過的地方拍攝,包括弗里達·卡羅故居以及卡羅的丈夫迭戈·里韋拉(Diego Rivera)的壁畫。

不過,所有這些似乎毫無價值。他唯一注意到的就是,我在這部電影里不性感。他讓我懷疑自己能否稱得上是一個演員,但他從未能夠讓我相信這部電影不值得拍。

他提出了一個繼續拍攝的條件。如果我同意和另一個女人拍一場做愛的戲,他就會讓我拍完那部電影。他要求正面全裸。

之前他就一直要求更暴露一點,性愛場面多一點。之前有一次,他想讓艾什莉·賈德飾演的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和弗里達在跳完探戈之後做愛,朱莉·泰穆爾最終說服他以一個吻代替。

但這一次,我很清楚,如果我不通過某種方式滿足他的性幻想,他永遠不會讓我拍完這部電影。沒有談判的餘地。

我只能同意。到那時,我已經在那部電影上投入了很多年時間。我們已經拍了大約五個星期,我說服了那麼多有才華的人參加。我怎麼能浪費掉他們的傑出工作?

我請了那麼多人幫忙,我感受到交出作品的巨大壓力,以及對所有相信我並追隨我做這件瘋狂的事的人的感激之情。所以我同意去拍那場毫無意義的戲。

那天,我到了片場,去拍那場我認為能拯救那部電影的戲。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精神崩潰了:我的身體開始不由自主地顫抖,呼吸急促,我哭啊哭啊,停不下來,好像在往外吐眼淚。

由於周圍的人都不知道我和哈維之前發生的事,所以他們對我那天上午的掙扎感到非常驚訝。不是因為我要和另一個女人裸體相對。而是因為,是哈維·韋恩斯坦導致我和她不得不裸體出鏡。但那時,我不能對他們說出這些。

我心裡知道自己必須這麼做,但我的身體不停地哭泣和抽搐。等待拍攝一組靜態劇照時,我一度開始嘔吐。我只好服用鎮靜劑,它最終止住了我的哭泣,但卻加重了嘔吐。所以你可以想像,這並不性感,但那是我能撐過那場戲的唯一辦法。

等到影片拍攝階段結束時,我的情緒已經太糟,於是並沒有太多參與後期製作。

哈維看完剪好的電影后,說它不夠好,不能在影院上映,他要把它直接做成錄像發行。

這一次,朱莉不得不獨自跟他抗爭,讓他同意,如果我們試映得到80分以上,就可以在紐約的一家影院放映。

只有不到10%的電影在首次放映時能達到這個分數。

我沒去參加試映。我焦急地等待結果。影片得了85分。

我聽說哈維再次勃然大怒。試映結束後,他在影院的大堂里對著朱莉怒吼。他把一張記分卡揉成球,扔在她臉上。紙團打中她的鼻子彈開。朱莉的男友、這部電影的編曲艾略特·戈爾登塔爾(Elliot Goldenthal)擋在她身前,哈維對他進行了暴力威脅。

哈維平靜下來以後,我鼓起勇氣給他打了電話,要求他在洛杉磯的一家影院里也放映這部電影,這樣加起來總共兩家。他沒太刁難就同意了。我不得不說,他有時友好、風趣、機智——但問題是:你永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什麼樣。

幾個月後,到了2002年10月,這部關於我的英雄和靈感之源的電影——這位有著一字眉和瘸腿的墨西哥藝術家在世時從未真正獲得認可——這部哈維從未真正想拍的電影,讓他獲得了無人料及的票房成功,儘管沒有得到他的支持,影片還是讓他收穫了六項奧斯卡提名,包括最佳女演員獎提名。

《弗里達》最終讓他贏得了兩項奧斯卡獎,但我始終沒有看到任何快樂。他再也沒讓我主演過電影。根據我和米拉麥克斯公司最初的協議,我在那些不得不參演的電影中都是演些次要的配角。

多年以後,我在一次活動中碰見了他,他把我拉到一邊,跟我說他戒煙了,犯過一次心臟病。他說他戀愛了,娶了喬治娜·查普曼(Georgina Chapman),還說他跟以前不一樣了。最後,他對我說:“你在《弗里達》中的表演很好;我們拍了一部很好看的電影。”

我相信他的話。哈維永遠不會知道,這些話對我有多重要。他也永遠不會知道,他對我的傷害有多深。我從未讓他看出,他讓我感到多麼恐懼。在社交場合看到他時,我會微笑,努力想著他的優點,對自己說,我在作戰,我贏了。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女性藝術家這麼有才華,卻必須通過作戰才能講述我們的故事呢?為什麼我們必須拚命抵抗才能維護自己的尊嚴呢?

我認為,這是因為作為女性,我們在藝術上被貶低到了不堪的地步,電影業不再努力去弄清女性觀眾想看什麼,女性想講什麼故事。

前不久的一項研究顯示,從2007年到2016年,只有4%的導演是女性,而且她們中80%的人只得到了拍一部電影的機會。另一項研究發現,2016年,大片中的台詞只有27%是女性說的。人們想知道,為什麼沒有早點聽到我們的聲音。我想,這些統計數據說明了一切——我們的聲音不受歡迎。

除非我們的行業實現男女平等——男性和女性在所有方面都有同樣的價值——我們的社區將繼續成為性掠奪者的樂園。

我感謝每一個聆聽我們經歷的人。我希望,通過把自己的聲音加入那些最終發聲的人的合唱中,將會有助於弄清,為什麼這麼難,為什麼我們這麼多人等了這麼久。男人之所以性騷擾,是因為他們可以。女性直到今天才發聲,是因為在這個新時代,我們終於能夠發聲。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紐約時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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