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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苟全性命,最後選擇自殺的翻譯名家傅雷

——文革中自殺的幾個名人(5)

據當事警察左安民敘述,當時夫婦倆是一左一右吊在鋼窗的橫檔上,地上鋪著厚厚的被子,被上有兩張踢倒的方桌。傅雷夫婦頸部有馬蹄狀索溝,法醫判定:自縊致死。傅雷夫婦事先把浦東土布的被單撕成長條,然後擰繩打結拴在窗框,又在地板鋪好棉被,防止自縊踢倒的凳子驚動鄰里。當年傅雷58歲,朱梅馥53歲。

秦雷

文革中自殺的幾個名人(大紀元合成)

編者按:1937年《約翰·克里斯多夫》中譯本發表時,傅雷在《譯者獻詞》中寫道:“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

“所以你要戰勝外來的敵人之前,先得戰勝你內在的敵人,你不必害怕沉淪墮落,只消你能不斷的自拔與更新。

批判右派自己卻淪為右派,最後不願苟全性命的傅雷

青少年時期的傅雷,是那個時代的激進人士。在上海徐匯中學讀書時,就因發表反迷信、反宗教的言論,遭到學校開除;在五四運動中,傅雷走上街頭,參加演講和遊行;北伐戰爭時,他參與上海學潮,遭到當局的威脅。那個時期的知識分子,幾乎都感覺報國無門,大批的知識分子很多倒向左翼。

1931年,傅雷留學法國回國。

抗戰時期,傅雷閉門翻譯《約翰•克利斯朵夫》等書,克利斯朵夫堅持獨立思考的精神,促使一些青年參加“革命”,這部小說影響了幾代中國青年。

從抗戰勝利至中共建政,傅雷積极參与了愛國民主運動,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的真正創辦人之一。他與民主人士聯合發表“反蔣”宣言,寫下了大量政論文。他發表《廢止出版檢查制度》,指出:“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民意決不能發揮,政治決不能上軌道。沒有圖書出版自由的國家,根本談不上文化。假如沒有言論自由,其他自由怎能保持呢?我們又怎能改正錯誤,反對專制呢?”

1947年,傅雷翻譯埃德加•斯諾的《美蘇關係檢討》。在代序中指出:“他不能贊同中國只能有兩種人:不是親蘇,便是親美;反蘇的必親美,必近乎反動,甚至就是國民黨的尾巴。”

1949年後,傅雷謝絕清華大學的邀請,成了體制外的一名自由職業者,以翻譯、教學為業,日常生活主要靠稿費維持。當時,上海文化人裡面只有他和巴金沒有領過工資。後來,上海政協吸收他為政協委員。

1950年6月27日,傅雷給黃賓虹的信中寫道:“方今諸子百家皆遭罷黜,筆墨生涯更易致禍,懍懍危悚,不知何以自處。”他自稱“未能與世浮沉”,只不過是“苟全生命”而已。讓傅雷對社會變革不適應的憂患,已經展現出來。

1954年,傅雷被吸收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1955至1957年,傅雷以無黨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任上海市政協委員,擔任文學、新聞、出版小組副組長。他熱心奔走於文學、音樂、繪畫、出版界之間,寫下了大量書面報告和文章。

1956年,中共提出“雙百”方針。整風運動初期,傅雷開始向黨靠攏,積極參政議政,學著適應政治氣候。

1957年3月4日,傅雷列席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第一次親見毛澤東,他敘述:“此次會議,是黨內外人士一起參加的破天荒第一次。我們黨外人士大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

傅雷妻子朱梅馥寫給長子傅聰的信中說:“爸爸開會回家,還要做傳達報告給我聽,真興奮。自上海市宣傳會議整風開始,踴躍爭鳴,久已擱筆的老作家,胸懷苦悶的專家學者,都紛紛寫文章響應,在座談會上大膽談矛盾談缺點,大多數都是從熱愛黨的觀點出發,希望大力改進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揚眉吐氣,精神百倍。”

傅雷還特別發表了文章《大家砌的牆大家拆》,批評少數黨員的政治優越感和一些黨外人士的政治自卑感。當時傅雷一共發文12篇,涉及文藝、出版等多個領域,為政府提了涉及文藝各個領域的建設性意見達18萬字。

為配合“反右”運動,傅雷連續公開發表三篇揭發和批判“右派”的文章。在《比一比,想一想》中,他明確表態:“反右”鬥爭“做的是史無前例的大事業”;《識別右派分子之不易》中,他明確表示與“右派”劃清界限;《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則是批判葛佩琦的“右派”言論。

1957年下半年,傅雷被指控為“親美反蘇”急先鋒、上海“中間路線”的代言人。說他堅持資產階級民主,反對社會主義民主,反黨反社會主義。自8月22日起,上海各大報紙都開始批判傅雷。傅雷堅持“沒有廉價的檢討”,他說:“人格比任何東西都可貴!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

當年12月,朱梅馥給傅聰信中提到,作家協會開了十次批鬥傅雷的會,傅雷做了三次檢討都不能通過,一切工作都被停止,傅雷常常失眠,人瘦了許多。

1958年初,中央負責“反右”的一位領導到了上海,認為上海右派太少。為湊名額,市委書記柯慶施便將傅雷加進湊數。

4月30日下午,傅雷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當天傅雷深夜回家,夫妻二人長久相對無言。後來傅雷長嘆一句:“如果不是因為阿敏太小,還在念書,今天我就……”

傅雷被劃為“右派”後,公派留學波蘭的傅聰也成被批判對象。1958年年底,傅聰選擇在學業完成時出走英國,當時這種非法出境就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問題。傅聰出走加重了傅雷的罪名,傅雷抑鬱,不問世事,閉門不出。傅聰後來在回憶錄中講述:“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風反右時,我和父親幾乎同時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從波蘭被召回國內參加反右整風的。我寫了個檢查,後來仍被允許回波蘭繼續學習。我走後,對父親的批判越來越擴大化了。我在波蘭聽到很多關於他的傳說。1958年12月,我留學畢業,如果我回來,勢必是‘父親揭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當時我是被逼上梁山的……”

1959年秋天,受傅雷影響,正在北京外交學院就讀的傅敏因為政治審查,忽然被調入北京外國語學院。傅敏畢業後,也沒有單位敢要他。

“反右”運動以後,《約翰•克利斯朵夫》被稱作“是資產階級右派反動思想的根源”,“是一部宣揚個人主義的小說”。

由於頂著“右派”帽子,傅雷的譯著被延遲或拒絕出版,沒有體制的保障,失去譯著稿酬,傅家生活極度窘迫。一向氣傲的傅雷,不得已以卑微的措辭致信領導求助。

1959年,傅雷給朋友信中表示:“隨時準備撒手而去,永遠休息”。

1961年9月底,傅雷摘去“右派”帽子,妻子滿腔愉快,傅雷卻未有感恩之言,他說,戴帽子與摘帽子都是他們的事,與他無關,“當初給我戴帽,本來就是錯誤的。”

1966年初夏,傅雷對老友周熙良說:“如果再來一次1957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

8月23日,傅雷與妻子在書房清理舊畫古董。保姆周秀娣在屋外聽傅雷說,音樂學院可能要來砸,要砸就讓他們來砸,最多大不了兩條命。

27日,朋友最後一次造訪傅家。傅雷說,這次無論如何不願再受辱,他要帶著朱梅馥一起走。朋友力勸:“如果要走,你能不能把梅馥留下?”傅雷說,他不能讓她一人活著受苦。

30日,上海音樂學院紅衛兵砸開了傅家大門。領頭人是上音鋼琴系教師、後升上音副院長的李名強,曾是傅家的座上賓,常去傅家聽傅聰唱片,是傅聰的琴友。進門就喝道:“傅雷,你的問題很嚴重!”傅雷回敬:“你混蛋!”

紅衛兵布下崗哨,限制傅雷夫婦出門,隨時接受抄家和批判。因為上海音樂學院的鋼琴系主任李翠珍是朱梅馥在晏摩氏女中的同學,當初從香港回來時曾給傅雷寫信徵求意見。此時李翠珍已被打成特務,這封信就成了傅雷是“潛伏特務”的罪證。

這天夜間,傅雷叫夫人朱梅馥打手電筒,在小花園裡進行嫁接試驗。這一細節被發現後,紅衛兵認為傅家是在埋變天帳,於是挖地三尺,搗翻花園,50多種月季被一株株連根拔掉,沒有搜到東西。但後來他們找到了傅雷寫給傅聰信的草稿,原以為信上寫的是叛國勾當,誰知傅雷傾訴的是愛國之情。紅衛兵認為這是階級敵人的障眼法,繼續抄家。地板被撬開,“反黨罪證”、“親美證據”終於被查獲:一面小圓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已經模糊不清的鏡子背面是蔣介石像,畫報上是宋美齡。這些東西在閣樓上一隻箱子里被發現,箱子是傅雷姑母49前寄存在傅家,傅家從來沒有打開過。紅衛兵們為自己取得的戰果歡呼雀躍,在震天的口號聲中,傅雷夫婦被按倒在地,並被勒令下跪。

連續四天三夜,傅雷夫婦遭受了批鬥,傅雷的“親美言論”、抽煙斗、喝咖啡、西式餐具及彈鋼琴等“資產階級的腐朽生活”,在紅衛兵眼裡都是“四舊”,都要批判。傅雷收藏的畫作、書籍和大量私人物品,一律充公。傅雷夫婦被勒令戴著高帽子,站在長凳上接受批評,傅家房子四周貼上了大字報。

9月2日,夫妻二人以娟秀的小楷,把後事分條列項地交代清楚:存款600元贈予保姆周秀娣,作為她失去工作後的生活費;一個小信封里裝入了53.50元,寫明是他們夫妻的火葬費;9月份的房租的支付55.29元;親戚寄在家的東西被抄走應付的賠償等都有具體交代。

晚上,朱梅馥讓周秀娣早點休息,並囑咐她:“明天小菜少買點。”

翌日早上,周秀娣發現主卧室門虛掩,晃了一眼,害怕得連現場都沒看清,趕緊跑去報告。

9月3日上午,據當事警察左安民敘述,當時夫婦倆是一左一右吊在鋼窗的橫檔上,地上鋪著厚厚的被子,被上有兩張踢倒的方桌。傅雷夫婦頸部有馬蹄狀索溝,法醫判定:自縊致死。傅雷夫婦事先把浦東土布的被單撕成長條,然後擰繩打結拴在窗框,又在地板鋪好棉被,防止自縊踢倒的凳子驚動鄰里。當年傅雷58歲,朱梅馥53歲。

傅雷的遺書寫給他們在上海的唯一親屬:“人秀:儘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裡搜出的,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內理出之物)。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了!因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為我們別無至親骨肉,善後事只能委託你了。如你以立場關係不便接受,則請向上級或法院請示後再行處理……使你為我們受累,實在不安,但也別無他人可托,諒之諒之!”

朱人秀時任上海勞動局局長,作為共產黨員,他要自保就必須站穩立場,而傅雷夫婦自絕於人民,所以骨灰不能收存,只能寄放在萬國殯儀館。當時在北京的小兒子傅敏也被迫害,自顧不暇,所以骨灰無人認領。

1966年9月初,29歲的江小燕從鋼琴老師那裡得知傅雷夫婦自殺的消息,知道凡自殺身亡的“黑五類”,一律不準留屍骨,她就戴著口罩到萬國殯儀館,自稱是傅雷的乾女兒,請求把骨灰交給她,但她沒錢為傅雷夫婦買骨灰盒。從殯儀館的登記簿上,她查到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幫助下,她買了一個大塑料袋,將傅、朱的骨灰裝好,以“怒安”的名字,寄存在上海永安公墓。江小燕與傅雷不認識,只是喜歡閱讀傅雷的譯作,看過傅聰的演出,也喜歡彈鋼琴。

江小燕致信周恩來,反映骨灰無人認領問題,她提到傅雷是愛國的。未署名的信沒能寄出上海,落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裡,江小燕被抓走,審訊了一整天。經過反覆調查,確定江小燕背後沒有人“指使”,才把她放回。

因為傅敏在給一位同學的信里,表達了對“文革”的不滿,三年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關押在北京一中自設的“黑監獄”,他幾次自殺未成,結果又罪上加罪,被紅衛後拖回學校,接著批鬥,再度自殺,未死。

傅雷夫婦自殺在上海江蘇路284弄,現名“安定坊”,從8月23日到9月8日,上海紅衛兵共抄家84,222戶,其中高級知識分子和教師1,231戶。警察左安民說,當時在他管轄的地段,500多戶人家裡有200多戶被抄家,自殺的文化人,幾乎每天都有。就在他們居住的同一條街上,1969年1月31日,年僅30歲的女鋼琴家顧聖嬰不堪侮辱,與母親、弟弟開煤氣自殺。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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