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晚年內心獨白:保持晚節卻晚節不保 - ☀阿波羅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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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晚年內心獨白:保持晚節卻晚節不保

自此以後,「保持晚節」差不多成了周恩來在政治上的口頭禪,在整個文革期間一直不斷地講,尤其是每當黨內鬥爭劍拔弩張的關頭更是如此。他反覆表示要保持好自己的革命晚節,要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跟著毛澤東走,為黨和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周氏的晚年,他一直以此自勉,並且身體力行。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一場來勢異常兇猛的政治風暴席捲了整個中國。當時,誰也未曾料到,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名為“文化大革命”的運動竟會把中國拖入一場歷時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這一年,周恩來已經年近古稀,剛剛過完六十八歲的生日,旋即被捲入政治風暴的中心。他人生最後的十年就是在這種天下大亂、風雨飄搖的年代裡度過的。這十年,“保持晚節”成了周恩來的口頭禪,卻到頭來沒有保住晚節。

晚年周恩來

“保持晚節”的表白

“保持晚節”是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的口頭禪。它透露出周晚年心態,是解讀他在整個文革期間政治態度的一把鑰匙。這種“保持晚節”的心態,說穿了不過是忠君思想的現代翻版,帶有明顯的愚忠味道。不管以後的是非對錯如何,總是先要在政治上跟著毛澤東走。自延安整風以後,這已成為周心目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和準則。

在文革前夕密雲下雨的日子裡,和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一線領導人完全被蒙在鼓裡不同,周恩來由於事先有毛澤東的打招呼,心裡多少有些底,知道毛在政治上將有大的動作。儘管這時他對毛的全盤意圖還不大清楚,不過憑藉其多年來的經驗,已經覺察出政治氣氛的詭譎,山雨欲來,並且看出了其中的某些名堂。

像羅瑞卿的問題,周恩來就看出是毛澤東與林彪之間在政治上的交易。所以當深感委屈的羅瑞卿要求見毛、林一面,當面把問題解釋清楚時,他就給擋了下來。但羅不知就裡,仍然執意要給林彪打電話時,周本人也在電話上急了起來,大聲說道:“太天真!你太天真了!”在意識到一場重大的黨內鬥爭已經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周恩來行事十分小心,處處謹言慎行,在政治上採取遠事避禍的態度,繼續埋頭於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盡量避免過問其它方面的事情。然而,後來事態的急劇發展,並不以他的主觀意願為轉移,很快便把他一步步推向政治風暴的中心。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毛澤東在各項準備大體就緒後,拋出了姚文元的發難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並下令全國各地的報刊轉載。然而出師不利,不僅在學術界受到抵制,普遍對該文深文周納,殺氣騰騰的政治批判頗多非議,而且在北京主持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的彭真決定北京各報刊暫不轉載,甚至連《解放軍報》也按兵不動。

這種情況,讓毛澤東大為惱火,更加認定北京是由劉少奇控制下的“針插不入,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他的話已經沒有人聽了。為此,毛親自打電話把周恩來叫到上海,表明自己的態度,要他出面進行干預,解決轉載問題。

這樣一來,周恩來身不由己,只好奉命介入,從此捲入文革的旋渦之中,並且越陷越深。從一開始,他便面臨著兩難的處境。從內心來說,他並不贊成姚文元文章中過火的政治批判,清楚這種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的搞法只會傷害知識分子,造成學術界的思想混亂,令人們噤若寒蟬,人人自危。在這個問題上,他更傾向於執行毛澤東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而不是搞一言堂,唯我獨左,靠政治運動來解決學術問題。同樣,在治國思路上,周也是希望走由他不久前在三屆人大宣布的在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實現現代化的強國之路,而不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連年搞政治運動。

然而,毛命難違,周恩來既懾於毛澤東的威嚴和整人的厲害手段,不敢說出他的真實想法,同時也早已習慣於順從毛的意志,凡事聽命於毛。自延安整風以後,他早已洗心革面,在政治上形成了對毛不可動搖的信仰,把他看作是個人、全黨乃王整個民族的精神主宰,因而對毛的獨斷專行總是逆來順受,不管後來的是非對錯如何,首先總是要在政治上跟著毛澤東走。這已成為周氏心目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

在兩難之中,善於調和矛盾的周恩來採取了一條折衷之道。他先是說服彭真,提議召開專門會議,博達貫徹毛澤東的指示,討論北京各報轉載姚文元文章的問題。同時又竭力淡化姚文中的政治批判色彩,將其限制在學術討論的範圍內。為此,他有意把姚文元的文章安排在《人民日報》第五版的“學術討論”專欄中,並親自修改審定了編者按,強調:“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他還煞費苦心地大段引用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強調“雙百方針”的講話,以增加編者按的權威性。

毛澤東對周恩來這種和稀泥的作法很不滿意,不過畢竟是幫了他的忙,解決了在北京轉載的問題,從而在對手的防線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初戰告捷後,毛並沒有急於擴大戰果,而是繼續在幕後靜觀勢態的發展,等待抓對手的辮子。所以,當彭真攜帶旨在試圖對已經迅速擴展到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學術批判運動加以約束的“二月提綱”’專程到武漢彙報時,毛再次施展“陽謀”,故意對這個明顯違背自己意圖的文件表示了一個模稜兩可的態度,以便麻痹對手,引蛇出洞。與此同時,毛又對江青面授機宜,讓她到林彪那裡搬救兵,以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名義,讓軍隊介入這場鬥爭,在政爭中扮演威懾力量的角色。

一個月後,一直在幕後評估形勢,尋找做文章的題目和時機的毛澤東發動了第二波攻勢,拿劉少奇所掌管的對兄弟黨的工作開刀,有意在政治上造成“關門打狗”的局面。當時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決定派代表團前去參加即將召開的蘇共二十三大,採取在會上與之鬥爭的方針。同時在中日兩黨聯合聲明的問題上,考慮到日共非執政黨的處境,同意在兩黨聯合聲明中不點蘇聯的名,而代之以“現代修正主義”的提法。

對此,毛澤東大發雷霆,怒氣沖沖地把外交部的簡報批給在京中央常委,說:一個大會為什麼一定要到呢?不到就要砍頭嗎?是否要發賀電,也值得考慮,不發就犯了罪嗎。毛稱此舉是當作“挑戰策略”的t(L最後無非是兵臨城下“l:,完全推翻了在京常委原先所作的決定,徹底關閉了中蘇之間僅有的對話大門。

接著,毛澤東又向縱深突破,矛頭直指劉少奇的親信彭真。他利用一九六六年三月中旬在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機會,專門就學術批判問題講了一篇話,對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綱“壓制學術批判的問題,表示了嚴重的不滿,提出”北京有人造反“;並針對中宣部扣壓關鋒、戚本禹批判《海瑞罷官》稿件一事,警告說:宣傳部不要搞成從前的農村工作部(該部因鼓吹推行”包產到戶“而被撤銷-一作者注)!

毛澤東本來是想在這次會議上以搞”獨立王國“的罪名,一舉解決彭真的問題,打掉劉少奇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但在常委內部試探了周恩來、鄧小平的態度後,卻得不到兩人積極的響應。劉本人更是不會贊成,所以只好暫時作罷。

散會後,劉少奇出訪東南亞。一直在一旁觀風的康生趁機奏了彭真一本,給苦於一時找不到借口的毛澤東提供了炮彈。康生利用陪同接見外賓的機會,當面向毛彙報了不久前,彭真讓中宣部給上海市委宣傳部打電話,質問上海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為什麼不跟中宣部打個招呼,批評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裡去了一事,說這是彭真”整到主席頭上了“。

這一下,毛澤東終於有了整倒彭真的把柄,可以師出有名了,說服黨內多數人相信彭真等人確實正在陰謀反對他本人,”修正主義上台“的危險迫在眉睫,必須發動一場革命來徹底摧毀他們。用毛自己的話來說是,”再不發動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於是,毛澤東決心利用劉少奇出訪的機會,揭開彭真問題的蓋子。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他連續找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談話,嚴厲批評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準革命。並表示: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毛並讓康生立即返回北京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傳達他的意見。

當時,因劉少奇不在國內,鄧小平去西北視察工作,中央一線的領導人中只有周恩來一人在京留守。因此,他的政治態度如何攸關事態發展。對周的態度,毛心中有數,早就算計好了的。周本人也意識到這一點,知道自己正在面臨著一次政治上的重大選擇。所以他並沒有急於表態,而定有意壓了一下,以便有時間可以從容考慮一下。實際上,周已經覺察出毛對彭真日益不滿的態度,而且也看出這是衝著劉少奇而來的。

平心而論,從個人關係上來說,周恩來對彭真的為人並無太多好感,其中緣由一直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風期間。當年彭真追隨毛澤東、劉少奇整肅黨內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唯我獨革,不能容人的霸氣,讓他很不以為然。不過,當時周氏自覺理虧,並沒有過多計較,長期以來,還是一直把彭作為黨內執行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來看待。在工作中,更是由於毛澤東,劉少奇對彭真的欣賞和重用,讓他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常務工作而對他尊重有加,乃至以黨的副主席之尊,主動向他請示彙報工作。對此,彭真曾多次對自己下屬不無感觸地提起這一點。

即使在後來毛澤東已對彭真表現出明顯不滿以後,周恩來也並沒有馬上就跟著變臉。如前所述,當毛在三月杭州會議上,根據江青的告狀,為滬劇《蘆盪火種》到北京未能演出一事,批評彭真在北京搞”獨立土國“時,周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小心翼翼地為彭真緩頰,表示:我還沒有什麼感覺,讓毛澤東碰了一個軟釘子。

這次,周恩來無法再這樣做了。從毛澤東充滿火藥味的談話中,他已經看出毛拋出彭真的決心已下,而且正在盛怒之中,如果這時再為彭真講話,不僅於事無補,而且還會引火燒身,把自己也給搭進去。因為毛在這次嚴厲斥責彭真包庇資產階級學閥和反共知識分子的同時,也點了周的名,說:“周同這些人,不能不接近,但是要注意”。

儘管周恩來此時對毛澤東如此大動干戈仍有不理解的地方,對局勢的發展也感到憂心忡忡,但是有一個信條支配著他:那就是在政治上要跟著毛澤東走,保持自己的革命晚節。這是自延安整風以後,他始終恪守的政治準則。此外,毛的政治謀略、駕馭大局的能力以及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脾性,在黨內都是無人可與之匹敵的。任何企圖與毛澤東硬頂的作法,都無異於以卵擊石,自取滅亡。對這一點,周恩來是深信不疑的。

經過兩天的考慮,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來正式寫報告給毛澤東,表明自己的態度,以及為貫徹落實毛的指示而準備採取的措施。報告中說: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大旗,徹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動學術思想,徹底揭露這些學術權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立場,嚴格看待這是奪取文化戰線上領導權的問題,以利興無滅資,組織自己隊伍,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鬥爭。並擬按此方針,起草一個中央通知,送主席審閱。同時,指出前送主席審閱的五人小組報告(即“二月提綱”-一作者注)是錯誤的,擬由書記處召開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邀集上海、北京有關同志加以討論,或者進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寫。

周恩來的表態,使彭真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因為這已經不再是毛澤東“個人”的意見了,而是代表了在京中央常委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彭真不得下向毛寫了書面檢討,承認自己“在這一方面確有嚴重的錯誤相缺點”。這樣一來,整個局勢急轉直下,彭真已經註定要下台,回家檢討休息了。由此毛澤東重新奪回了對中國政治中心的控制權,在與劉少奇的較量中贏得了第一個回合。

不僅如址,周恩來的表態對不在北京的劉少奇、鄧小平,也是一個有力的牽制。縱使他們有心對彭真援之以手,也會囿黨內力量對比的形勢而感到孤掌難鳴,況且他們目前遠離京城,鞭長莫及,等他們回來以後,生米已經煮成熟飯,只好忍痛演出“揮淚斬馬禝”的一幕了。

根據周恩來給毛澤東報告中的提議,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至十二日,被緊急從外地召回北京的鄧小平以總書記的身份主持召開了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貫徹毛的指示。會上,鄧表態擁護毛批彭的指示。康生、陳伯達這兩位後來文革中的紅人充當炮手,系統批判了彭真在學術批判問題秈慨史上所犯的“嚴重錯誤”。周則以監軍的身份坐鎮會議,和鄧一起指出彭真所執行的“錯誤路線”是“同毛豐席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並一起檢討了常委“失職”的問題。

中央書記處會議作出兩項決定:一、以中央名義正式通知撤銷五人小組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二、成立以陳伯達為首的起草小組,為中央草擬關於文化革命的指示。這就是後來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最高指揮機構中央文革小組的由來。

遠在國外訪問的劉少奇對禍起蕭牆的情況毫無所知,甚至在回國後,奉命緊急飛住杭州,參加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專門解決彭真問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途中,仍被蒙在鼓裡,還把從國外帶回來的水果也給彭真準備了一份。面對毛咄咄逼人的攻勢和黨內力量對比的懸殊形勢,劉少奇沒有作任何抵抗,便接受默認了毛對自己頭號幹將的開刀問斬。這樣,彭真成了文革祭壇上的另一個犧牲品。

劉少奇的軟弱退讓,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附和屈從,令毛澤東更覺得可以無所顧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繼續放手大幹。一九六六年五月Pq日至二十六日,作為文革全面發動標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揭發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並通過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綱領文件《五·一六通知》。

本來,這次會議完全是山毛澤東一手策劃的,特別是對會議所要通過的主要文件《五·一六通知》,毛更足煞費心思,親自主持修改,增添了大段內容,並饒有深意地在結尾處加了一段點睛之筆,點出文革鬥爭的目標就是那些正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但是在會議期間,毛卻有意滯留外地,躲在幕後,“委託”劉少奇出面主持會議,讓他用自己的手砍掉自己的左膀右臂。與此同時,毛又與林彪達成默契,讓他在會議上唱主角,作一個和當年七千人大會時一樣有份量的發言。

五月十八日,林彪按照預先的安排,在中央常委中率先發言,從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開始,危言聳聽地大講“防止政變”的問題,製造中央內部有人搞政變、顛覆的恐怖氣氛。然後,他又對毛澤東大加吹捧,說:“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還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林彪的講話隨即成為會議的主調。與會者人人自危,紛紛在發言中對照林彪的講話,檢討自己對毛澤東的態度,同時對彭、羅、陸、楊群起而攻之,唯恐不能劃清界限。會議的氣氛非常緊張,形成人人過關的場面。多年賦閑在家的元老如朱德因不明底里,在發言中走了題,被責令“脫褲·產”檢討,招來眾人的圍攻批鬥。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來在中央常委中第二個發言,談了三個問題:一、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群眾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這是周氏在文革發動之初,在黨的正式會議上的首次發言。與林彪的講話相比,這篇講話,尤其是第三部分,雖然語不驚人,但實際分量也很重,給與會者不小的思想觸動。同時,它透露出周恩來晚年的政治心態,成為解讀他在整個文革期間內心世界及其基本政治態度的一把鑰匙。

周恩來在發言中表態擁護毛澤東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和為清除政治隱患而對彭、羅,陸、楊所採取的措施,宣揚對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毛是有預見的,早就有感覺和材料,抓得准,抓得狠;並聯繫彭真等人當年在延安整風中“整別人不整自己,個人主義極端嚴重”的表現,用“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的道理,來說明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思想原因。周恩來還在講話中闡述了毛澤東不久前提出的“剝筍”政策--不斷清除黨內出現的修正主義分子,像層層剝筍一樣,剝掉他們,說:“要有信心,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團結在毛澤東同志周圍,堅持不懈地採取剝筍政策,世世代代傳下去。”

“保持晚節”是周恩來通篇講話的中心,話雖不多,卻是他在審時度勢之後所精心選擇的話題,刻意向毛澤東所作的內心表白。他表示:“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銷。”為了表明自己的堅定態度,周氏甚至提出:“蓋棺不能定論,火化了也下能定論”,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因為這兩個人在最後關頭都經不起考驗,變成了革命的叛徒,瞿秋白臨死前寫了一篇“多餘的話”,而李秀成在被俘後向清廷寫了“自述”,全都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所以“這些人都是無恥的”。

“保持晚節”問題本來是毛澤東首先提出的。自五十年代中期以來,毛日益感到他的主張在黨內曲高和寡,不為多數人所理解和接受,所以挖空心思地祭出了這一武器,專門用來對付中共黨內高級幹部中在思想上日益嚴重的離心傾向。他在各種場合提醒黨內老同志要保持“無產階級晚節”,過好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關,甚至還刻意從中國古代典籍中引經據典,用《詩經}中“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來強調一個人保持晚節是最難的。文革前夕,毛更進一步在這件事情上做文章,對史學界評論李秀成自述一事,親筆批示:“晚節不忠,不足為訓。”

毛澤東的這種敲打,在中共黨內的高級幹部中產生了很大的作用。一時間,人們紛紛以此來自律自勉,唯恐在跟著毛幹了大半輩子革命後不能保全自己的晚節。像軍中老帥葉劍英就在批羅瑞卿的會議上有感而發地說:“行百里者半九十。晚節末路之難也如此。羅瑞卿同志的晚節不能保全,對我們是個極大的教訓。”

不過,要說黨內高級幹部中在思想上對此受觸動最大的還數周恩來。他一直把在政治上保持革命晚節和忠於毛澤東本人聯繫在一起。這和他深受中國儒家政治文化傳統的影響有很大關係,包括其中的忠君思想,內心深處對毛的尊崇、敬畏乃至感戴之情,都遠在一般人之上。實際上,自延安整風以後,周就開始自覺不自覺地用事君之道來處理與毛的關係,盡心竭力地侍奉他。在重慶談判時,周忙裡忙外,除了參加與國民黨的談判外,還充當了毛的“大警衛員”,對毛照料得無微不至。

中共建政以後,周恩來更是身體力行。而骨子裡帝王思想濃厚的毛澤東對這一套搞法也怡然自得,在中共立國以後,更是處處擺出一副君臨天下、捨我其誰的架勢,獨斷乾綱,一切以他的意志為轉移。這種封建社會的君臣之道,在中共黨內借屍還魂,大行其道。在黨內高級幹部中唯毛獨尊,以封建君臣關係來順從迎合毛,早已相沿成習,無人不恪守遵行。林彪甚至私下概括出:“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搶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這樣一類的心得。

應該說,中共黨內對毛澤東風行君臣之道的這種搞法,根子還在延安整風。當年劉少奇大力鼓吹毛澤東思想,把它在黨內宅於一尊,開了惡劣的風氣之先。其後,林彪在廬山會議後主持軍委工作帶頭大搞毛的個人崇拜更是推波助瀾,周恩來也難辭其咎,在這方面是帶了頭的,把對毛盡忠守分作為最重要的政治操守。林、周兩人這樣做,雖說都有在政治上韜晦防身之意,所不同的是,林彪搞的是兩面手法,陽奉陰違,表裡不一。而周則更多的是誠心信守,身體力行。

對此,周恩來認為並沒有什麼不妥。在他看來,在政治上忠於毛澤東,雖與中國歷史傳統中的忠君思想有某種相似之處,卻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因為毛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是中國革命的歷史形成的,是在近代飽受屈辱和挫敗的中國人為了儘快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作出的歷史選擇。因此,遵從中國人民的這種選擇,乃是天經地義的,是歷史的需要,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什麼愚忠。

更何況毛澤東還是周恩來一生理想和事業的旗幟,正是在毛的領導下,才成就了革命大業,才有了他今天的一切--作為泱泱大國的總理,在內政外交的舞台上顯露身手。周氏曾不止一次地表達過自己的這種內心感受。因此,忠於毛很自然地就和他全部的政治信仰,諸如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共產主義理想等聯繫在一起,並成為其中最高的體現。

另一方面,周恩來內心深處一直有著強烈的宗教式的原罪感。這既與他出身於破落的封建家庭有關,在革命的隊伍中並非“根正苗紅”,同時也和他在二十年代那段與毛澤東的歷史恩怨分不開。按照中共在政治上衡量幹部的標準,在黨內路線鬥爭中犯過錯誤,本來就屬於大節己虧,如果再在歷史上反對過毛,那就更是罪加一等了。對此,周的內心一直深自愧悔,引為終生教訓:大節既虧,晚節豈可不保?因而他在政治上更加小心謹慎,處處夾著尾巴做人,在工作上盡心竭力,任勞任怨,以求補過。對毛則更是低首下心,隱忍屈從,唯恐一誤而再誤。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的“保持革命晚節”,正好切中周恩來的心病,讓他怵然惕厲。況且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的半個月前,毛在提出“剝筍”政策的那次與外賓的談話中,又當著周的面,再次提及他在江西時期挨王明路線整的那段經歷,憤懣之情溢於言表,並意在言外地說:“那個時候一個鬼都不上我的門,有一個鬼上門,就算我有群眾。”

無論毛澤東此舉是否在有意敲打周恩來,他卻寧可這樣理解,並把它看做是毛在這場重大的黨內鬥爭中對他政治態度的一次觀察和考驗。正因為如此,周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有意選擇了“保持晚節”這個題目來作為自己的政治表態。他在小組會的發言中曆數自己在三十年代反毛的“錯誤和罪惡”“,心情沉重地說:“學毛著,作筆記要和自己的革命歷史聯繫起來,作總結,有的人擺樣子,不讀毛著,拿起來讀一段就痛心了。”由於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和威望,他的表態,特別是“保持晚節”的講話,在與會者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就特別提到了這一點,強調周所提出的保持晚節的重要性,說:“保證不打自己的旗幟,這是最根本的一條。這樣就是在一些路線性質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我們也比較容易改正。這一點,恩來同志的態度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他不斷地講(周恩來插話:也還要警惕。),人人都要警惕。只要不搞個人野心,不搞個人主義,不打自己的旗幟,我看總可以跌倒了爬起來,慢慢地跟上。”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選自《晚年周恩來》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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