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在擔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長期間，在對外交政策和對國際形勢的分析上都有自己獨特的觀點，如反對在外交接待中「打腫臉充胖子」的鋪張浪費方式;反對中國以「輸出革命」的方式介入他國內政;不認為新的世界大戰會打起來，認為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大於戰爭，戰爭有可能完全避免;主張和平共處，對外保持緩和的理性的姿態，反對一味高調鬥爭，對於西方世界，他主張接觸，爭取國際合作，不贊成自我封閉。可惜這些主張當時幾乎都沒獲得採納，相反成為後來批判他的「罪證」。而中國為此付出沉重代價。例如張聞天因反對中國對印尼「輸出革命」而遭到批判，被批判之後僅僅過六年，就出現血腥的「九三〇」事件。
文革期間，彭德懷與張聞天被批鬥
在中國，政治領導人，特別是能夠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的，都是歷經路線鬥爭和政治清洗倖存下來的精英，如果用「很傻很天真」來形容他們中的某些人，實在讓人詫異，但是卻有幾個中共領導人，其中不乏當過總書記的，被同事和親人用類似「很傻很天真」的話語來評價：
「這個人就是社會經驗太少，很天真，太天真了。」
——楊尚昆評價張聞天
這是1986年，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的楊尚昆，當著張聞天夫人劉英和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的幾個成員談話時所說的一句話。楊尚昆長期在中共的中樞機構——中共中央辦公廳擔任主任一職，經歷過中共黨史上許多的重要事件。由於此次是小範圍的談話，而楊尚昆與張聞天夫婦為多年的戰友，和張聞天同屬所謂「二十八個半」之列，也是張聞天的知己，所以楊在此次的談話中算得上是暢所欲言，談話涉及到黨史上一些不為所人知的細節，因此此次談話在他去世多年發表後為研究中共黨史者所重視。
說到張聞天，稍微懂得黨史的人都會聯想到兩次會議：遵義會議和廬山會議，在後來被稱為決定中共生死存亡的遵義會議上，由於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等人的支持，毛澤東得以重回中共軍事決策層，為毛澤東未來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打下堅實基礎。而在廬山會議上，又由於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田家英等人支持彭德懷的萬言書，張聞天被毛澤東打入政治深淵，並遭受迫害含冤致死。而除此之外，張聞天與毛澤東的關係還要聯繫到另一個會議——會理會議。
會理會議在黨的歷史上算不上是最重要的會議。在很長時期，關於這一會議的情況只有少數高級幹部知道，並未公開。在「九一三」事件以後，出於當時批判林彪在歷史上曾經地反對過毛澤東，這次會議的材料才被披露出來。
以前的中共黨史對很多史實語焉不詳，給人兩個錯覺：一是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就成為中共領袖了，二是遵義會議後，從此毛澤東帶領紅軍開始戰無不勝的道路。事實上遵義會議後，擔任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總書記的不是毛澤東而是張聞天，毛澤東只是三人軍事組的成員之一，而且中央明確三人軍事組組長周恩來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而毛澤東只是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而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並未馬上得到軍隊高級將領的信服。遵義會議後的第一仗土城戰役，由於情報的失誤，造成戰役的失敗，毛澤東馬上審時度勢，才有了後來被高度稱讚的四渡赤水。
而在此過程中，林彪感到在毛澤東指揮下，行軍時走了「弓背路」，搞得全軍疲於奔命。其實有林彪這樣想法的紅軍將領不少，如黃克誠等人。林彪於是打電話給在此過程中打得最苦的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要求彭德懷出來指揮，被彭德懷拒絕。隨後林彪給三人軍事組寫信，要求彭德懷任前敵指揮，也就是要毛澤東下台。而會理會議正是中共為批評林彪那封信召開的，主持會議的是中共總書記張聞天。
林彪是毛澤東的嫡系，深受信任，而且林彪在毛澤東眼裡，正像他批評林彪的一樣：「你是個娃娃，懂得個啥?」因此，在工於權謀、疑心很重的毛澤東看來，林彪的背後肯定是有人慫恿。楊尚昆回憶說，恰恰在此次會議上，「有人卻出來說是張聞天到了三軍團司令部，同彭談了多少多少。我就起來作證，我說我是政治委員，整天同彭德懷兩個在一起，根本沒有這個事。張聞天沒有到過三兵團。所以這就懷疑到張聞天同彭德懷聯合起來反對毛主席。這根本是個冤枉，毛主席卻一直深信不疑。我以為毛同張的疙瘩那個時候就結下了。不然為什麼明明是要批評林彪那封反毛主席的信，結果卻又要把張聞天同彭德懷拉出來?那個會上非常緊張呵。」
很多人知道那次毛澤東懷疑彭德懷，但不知道毛同時懷疑也張聞天。這個誤會直到在廬山會議上，由林彪自己解釋清楚了。只是廬山會議上這個誤會的澄清，並未改變毛澤東對彭德懷和張聞天的態度，對兩人已定的命運也無關緊要了。張聞天是中共黨內難得的學者型領導人，他有深厚的馬列主義理論基礎，但並不像王明和博古那麼教條主義，他是共產黨內少有的能始終保持頭腦清醒、堅持真理、理想堅定、作風民主而又不迷戀權力的政治家，從今天看來，他在黨的路線、經濟以及外交方面的思想是具有相當高度的。雖然他也有過教條主義，但是經過失敗後馬上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開始反對博古的主張，遭到博古的排擠。而擅於權力鬥爭的毛澤東抓住這個機會，把原屬博古陣營的張聞天、王稼祥等人拉入自己陣營，在遵義會議上把博古、李德等人拉下台來。
中共受共產國際支配的現實以及自己羽翼未豐的限制，使得毛澤東只能逐步達到登上權力頂峰的目標。在毛看來，中共把受共產國際認可的博古和李德趕下台來，推舉另一個留過蘇的張聞天，在共產國際那裡可以交代，而且張聞天認同自己的革命理念，更重要的是張聞天不屑權謀，作風民主，正是權力過渡的最佳人選。深諳權力哲學的毛澤東明白，所謂權力，不在於職務，而在於實力。而且毛澤東一向不喜瑣事，即使後來自己權力鞏固了，他還繼續讓張聞天當總書記，正如後來把劉少奇推到一線一樣。等到毛澤東牢固自己的政治勢力，並逐步得到共產國際和史達林的信任，或者說自己的地位在共產國際和史達林的眼裡已既成事實，開始準備通過延安整風使中共完全毛澤東化時，張聞天就成為多餘的人了。在遵義會議後，由於中共的主要任務是軍事鬥爭，而軍事基本上由毛澤東主導，以致於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後，同樣精於權謀的張國燾馬上就看出中央真正做主的是毛澤東。
對於擅長理論不善權謀的張聞天來說，他知道自己不適合擔任最高領導，擔任總書記也是特殊時期眾人推舉，他曾經三次辭職都遭到拒絕。他與毛澤東兩人既無私交，也無共同語言，好在他作風民主，不黨同伐異、爭功諉過，與毛基本也能相安無事。張聞天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是中共民主作風較好的一段時期。毛澤東自己也說：「洛甫，你是『明君』，開明之君。」張聞天主持中央工作期間，並不只是名義上的總書記，在他主持下，確立了中共很多重要方針。他雖然支持毛澤東，但並不意味他不堅持獨立思考，更不是毛澤東的「應聲蟲」。在他主持的中央會議上，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否決毛澤東的意見也不只一次。
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後，毛澤東開始時主張「除蔣」、「審蔣」，並領銜通電全國，經過討論，毛澤東很快同意了張聞天「爭取南京政府正統」和爭取「妥協派」的主張，也就是和平解決的方針，爭取到參與事變的處理，毛後來還做了自我檢討。
在1937年的洛川會議上，張聞天提出並論述了抗日戰爭為持久戰的論斷，為確定八路軍抗戰時期的戰略戰術作出了貢獻。張聞天還停止了「左」傾肅反和其他整人的運動(如劉志丹是由張聞天下令釋放而非毛)，吸來大批知識分子加入中共。可惜的是，張聞天對中共這些的貢獻後來在黨史里不是被忽略就是改在毛澤東的頭上，這又驗證了那句話：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更進一步說是勝利者中的當權者書寫的。
張聞天與毛澤東關係的轉變是在對待毛澤東與江青結婚的問題上，張聞天由此遭到毛澤東的忌恨。毛澤東和江青結婚，在中共黨內是遭到很多人反對的，但大都不敢當面說，而作為中共總書記的張聞天帶頭寫信給毛澤東，而結果是「毛主席看了信後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結婚，誰管得了，後天就結」(劉英)。毛澤東也做得出，結婚時連請客都沒請張聞天。楊尚昆回憶說：「以後不是經常毛主席開會就罵麼，說我無非是吃喝嫖賭，孫中山能夠，為什麼我不能夠?」
毛澤東對博古、張聞天這樣從蘇聯回來「言必稱希臘」的知識分子是鄙視甚至是憎恨的，鄙視一是來自這些人的教條主義，二是論權謀，這些人在他眼裡連真正的對手都談不上。憎恨一是這些人無異是蘇聯和共產國際這「如來佛」套在中共和他頭上的「緊箍咒」，二是這些知識分子大都有自己獨立的人格，不會完全臣服於他。所以，張聞天雖然在關鍵的時候幫助過他，但在毛眼裡，張聞天或許更多只是工具而不是恩人。他曾對給他擔任俄文翻譯的師哲說過，在長征路上，他用很大的耐心，隱忍著種種痛苦，極力接近張聞天——其不得已之情溢於言表。隨著毛澤東逐漸不再需要張聞天，對張的嫌惡也越來越不加掩飾，而這種情緒竟保持了一輩子。
毛澤東是個感情豐富的人，如現在影視作品裡渲染的那樣，不是不念舊情，但是誰如果違背他的意志或威脅到他的權力，哪怕不是事實而只是他認為，舊情也就不復存在。而且專制者最忌別人干涉自己的私事。念舊情當然也就會念「舊恨」，長期在毛身邊工作，深刻了解毛的楊尚昆感嘆：「所以毛主席這個人，他全部是在矛盾中活下來的。但是基本的是要保存他這個權，所以歷史上誰反對了他，他都記得清清楚楚。」
毛澤東婚姻風波後，毛澤東與張聞天之間心照不宣的政治平衡被打破，楊尚昆說道：「後來他們兩個關係就越來越僵了。以後他對洛甫的態度就不是與人為善的態度，而是諷刺挖苦。」曾經擔任過毛澤東秘書的李銳甚至說，毛澤東對待博古比對待張聞天還好。楊尚昆總結：「所以他們兩個分道揚鑣，搞得慢慢距離遠，恐怕是從長征後期就開始了，不過會理會議後主要是走路，還看不出什麼明顯分歧。我說聞天同志一方面過去是有些教條，另外一方面他確實很喜歡研究理論。這個人就是社會經驗太少，很天真，太天真了。」
楊尚昆所說的「社會經驗」和「天真」，表面是說張聞天不諳世事，身上知識分子的學究氣太濃，實質上指張聞天明知自己作為最高領導人慢慢有名無實後，還不知自保，順從毛澤東，而是堅持原則，履行自己哪怕只是名義上的總書記的職責。
49年後，對經濟有深刻研究的張聞天本想從事經濟工作，但被毛拒絕而安排到外交系統(毛曾說張聞天不懂經濟，其實不懂經濟的是他自己)，先後擔任過駐蘇聯大使和外交部常務副部長。一是共產黨國家有過把失勢的領導人貶到國外做大使以遠離權力中心的慣例，二是當時的國際環境決定「新中國」的外交就是與共產黨國家特別是與蘇聯的外交，而張聞天也留蘇多年，所以這樣安排表面看來也順理成章。
既然不讓做經濟工作，張聞天又一心一意做起了外交，開始潛心研究國際問題，在擔任外交部副部長期間，在對外交政策和對國際形勢的分析上都有自己獨特的觀點，如反對在外交接待中「打腫臉充胖子」的鋪張浪費方式;反對中國以「輸出革命」的方式介入他國內政;不認為新的世界大戰會打起來，認為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大於戰爭，戰爭有可能完全避免;主張和平共處，對外保持緩和的理性的姿態，反對一味高調鬥爭，對於西方世界，他主張接觸，爭取國際合作，不贊成自我封閉。可惜這些主張當時幾乎都沒獲得採納，相反成為後來批判他的「罪證」。而中國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例如張聞天因反對中共對印尼「輸出革命」而遭到批判，被批判之後僅僅過了六年，就出現了血腥的「九三〇」事件，印尼共產黨幾乎被斬盡殺絕，千萬左翼人士人頭落地，蘇加諾被逼下台，華人華僑橫遭池魚之災，印尼同中國的關係急劇惡化，外交關係中斷長達23年，印尼對華人的歧視一直延續到今天。直到文革結束，鄧小平上台後，張聞天的這些主張才得到實現。
按說張聞天進入外交系統後對毛澤東的權力已無任何威脅，但蘇聯對張聞天高規格的接待和與高崗的交往還是遭到毛澤東的猜忌。而且張聞天的「很傻很天真」還在繼續。當整個黨實際成為一人黨，他的絕大部分同事選擇順從和沉默時，他明知道自己在毛心中的地位，他還是堅持真理和理想。這不變的「天真」使得他在「廬山會議」上沒有選擇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支持彭德懷，一般人都知道彭德懷的「萬言書」，但不知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除了講事實外，更注重找原因，從經濟學和哲學的高度析事說理。張聞天從此步入人生的深淵。
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含冤病逝，這天正是中共成立55周年紀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