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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一場未遂的宮廷政變

鄧小平最終決定這個關於傳達陳雲批評胡耀邦的會議不開,還說「胡趙格局不能變」,趙紫陽在天津得知這個決定。但是,開會的事已經傳開,海內外沸沸揚揚,以為這是一次倒胡行動,是一次未遂的宮廷政變。

1983年3月17日,胡耀邦主持召開一次中共中央財經小組向中常委的彙報會。在會議中間陳雲拿出準備好的講稿,一條一條地、指名道姓地批評胡耀邦。陳雲批評胡耀邦的語氣很重,有的地方用詞很尖刻。胡喬木等希望全黨都知道陳雲對胡耀邦的嚴厲批評,鄧力群在既沒有向鄧小平報告、也沒有向書記處請示的情況下,在新華社國內工作會議上傳達陳雲對胡耀邦的批評。趙紫陽從胡啟立那裡得知這個情況後,立即打電話給鄧力群,問他有沒有這麼回事,鄧吞吞吐吐。趙紫陽說:“原來不是說要開個會定一下嗎?怎麼還沒開會就捅出去了?立即打電話,不要擴散!”鄧小平最終決定這個關於傳達陳雲批評胡耀邦的會議不開,還說“胡趙格局不能變”,趙紫陽在天津得知這個決定。但是,開會的事已經傳開,海內外沸沸揚揚,以為這是一次倒胡行動,是一次未遂的宮廷政變。本文摘自《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作者楊繼繩。

胡耀邦獨立思考,為人直率,敢於直言。毛澤東逝世以後,在兩件大事上胡耀邦出了大力。一是在思想上撥亂反正,在真理標準的討論中立了頭功。二是平反冤假錯案,在他親自主持下,單是解放出來的高幹部,就有6,000多人,為改革準備了一大批幹部。在這兩件事上他冒了很大的風險。他做好了這兩件事,使壓抑了多年的一股力量釋放了出來。這股力量是改革初期的重要推動力量。

作為共產黨的領導人,對於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他當然不會讓步的。但他思想比較解放,對知識分子比較寬厚。因而對批判文藝作品、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不夠堅決。正是在這一點上,黨內的一些老人對他早就不滿意。鄧小平對他也不滿意。他也有缺點,如好即席發言,輕易表態,難免有疏漏,被人抓著了不少“辮子”。知識分子卻喜歡他這樣,認為這才是平民領袖的形象。胡耀邦逝世後,《科技日報》發表了一篇該報記者張戈非的一篇紀念胡耀邦的稿件,表達了知識分子上述看法:“寧可聽漏洞百出的真話,也不願聽滴水不漏的假話”。

為了進一步研究胡耀邦這個人,2004年6、7月間,我兩次訪問了胡耀邦的老朋友胡績偉。他是新聞界的老前輩,我們是同行,他對我談話很坦率。他認為,胡耀邦註定要被整下台。為什麼呢?他不僅要從“四人幫”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還要從毛澤東的錯誤路線下解放出來;他不僅要突破“四人幫”和毛澤東的個人極權,而且反對樹立新的個人極權統治;他不僅要糾正毛澤東那一套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假社會主義,而且還要反對打著毛澤東旗號的任何變了新花樣的假社會主義。這就越來越威脅到某些政治權威和理論權威。胡耀邦最終成為某些人推行新的專制主義的政敵。胡績偉借給我他寫的一本書:《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其中就有他說的這一段話(第304頁)。

胡耀邦雖然使一大批被毛澤東打倒的幹部平了反,復了職,但由於胡耀邦有了上述思想,有些老幹部復職後對他並不滿意。左派們不時地向胡耀邦發起攻擊。1981年初發生的“社論事件”是左派和胡耀邦的一次小小的較量。

1981年3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用自我批評的方法清理極左思想》的社論。這篇社論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組織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的編輯們寫成的,其中有些話是胡耀邦的原話,這些話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上也講過,稿件由胡耀邦審定,先在《理論動態》上發表,再作《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可以說,這篇社論完全體現了胡耀邦的思想。

為便於局外人理解,我對中國這個時期的“左”、“右”稍作解釋。簡單地說,傾向於資本主義的就是右,傾向於共產主義的就的左。在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里,左當然是好的。在左字上加引號,表示“左”不是真左,“左”不是好的。在改革年代,激進改革者被說成右,頑固保守者被人稱為左。中國的改革過程應當以反左為主。這是時代決定的,也是改革的任務決定的。趙紫陽任四川省委書記時提出了“經濟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的說法(1995年趙對本書作者說“我已經改變了。”)。這就是政治上排除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傾向,經濟上排除改革開放的阻力。趙紫陽的這兩句話反映了當時一些領導人的思想和作法。胡耀邦不同,他主張在經濟上反左,在政治上也要防左,反左。

從中國改革總的要求來說,胡耀邦是對的。但他由此就處於政治鬥爭的風口浪尖之上。

當時,胡喬木等人總是想把中央“以反左為主”的方針,扭轉為“以反右為主”的方針。這篇社論就是批評這種傾向,闡明了多年來左傾路線影響的危害,因而觸及了左派的痛處。他們向鄧小平告狀,說這篇社論有嚴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說反左,有20多處,卻連一處反右也沒有。”“講黨的歷史只講‘左’的危害,沒有講陳獨秀右的危害,王明後期右的危害。文章似乎給人一個印象,二十年來一貫‘左傾’”他們認為應該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鄧小平找一些人來談這篇社論,鄧小平說“總的說,問題不大,不像反映所說的毛病那麼大。那些同志把問題看得太重了。“”

“這篇社論沒有大錯”,但是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這就實際上給左派以口實,以便他們用“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來取代中央的“以反左為主”的方針。胡喬木等人像得到了尚方寶劍一樣,決定馬上向全國通報。表面上是批評《人民日報》的社論,實際上是批評胡耀邦。通報強調反右,還說“要注意,右的方面的東西往往和反革命活動的言論一起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梅行給《人民日報》社社長鬍績偉打電話,要他承認這篇社論錯了。並勸胡績偉不要說這篇社論是胡耀邦主持撰寫的。胡績偉理解為,這是要他承認錯誤,以便證明胡耀邦錯了。胡績偉想:當時中央已經研究撤銷華國鋒黨的黨中央主席,改選胡耀邦繼任。如果胡喬木把這個通報發到全黨,必然使大家認為胡耀邦在大政方針上出了錯誤,可能影響對胡耀邦的選舉。因此,胡績偉給胡喬木和鄧力群寫了一封信。

信中說“這個通報牽涉較大,搞得不好會不利於安定團結,希望三思。”後來這個通報沒有發,是不是這封信起了作用,不得而知。“社論風波”就此停息。

進入1983年,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出現了明顯的成效,但城市改革的動靜不是很大。要不要在這個基礎上將改革向城市全面推進?鄧小平主張改革可以向城市推進。陳雲陣線的意見認為,還應繼續貫徹“調整、改革、充實、提高”的方針,全面總體改革應放在“七五”計劃期間。胡耀邦按照鄧小平和意見,千方百計地將改革向城市推進。

1983年1月20日,他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一報告,題目是《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講話提出“從實際出發,全面而有系統地改革,堅決而有秩序地改革”。“什麼是全面而系統地改革?全面,就是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防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胡耀邦在講話中還強調:“總之,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

1月21日,《人民日報》一版頭條公開發表了這篇講話摘要。

這個講話觸怒了陳雲和他的追隨者。儘管胡耀邦傳達的是鄧小平的意見,但在組織上他被人抓住了辮子。當時黨的另一重要領導人趙紫陽出訪未歸,而涉及這樣重要問題的講話,他又沒有和其他人協商並取得共識。胡耀邦這個講話引起了一場爭論:是改革服從調整還是調整服從改革?

按常規,作為黨的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應當以黨的文件全文發下去。但胡喬木不同意發。習仲勛對胡喬木說:“黨的總書記在有中直機關各部門負責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區有關同志參加的會議上發表了一個重要講話,如果不形成文件發下去,黨的史會留下一個空白,怎麼向後人交待呢?”胡喬木仍然堅持不發。為什麼胡喬木敢這樣堅持?他認為講話全文沒有提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向鄧小平談了這個意見,鄧小平說:“這麼重要的講話為什麼沒有四個堅持?這個稿子不能發。”後來,經過胡喬木修改,加上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胡耀邦的講話還是發下去了。

2月16日(大年初四),胡喬木讓當時《人民日報》社長鬍績偉、總編輯秦川和副總編王若水去他家中,對胡耀邦這個講話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批《人民日報》宣傳了這個講話。胡績偉回憶說:“喬木的談話那樣聲色俱厲,好像把他對耀邦的不滿都傾吐出來了。”胡喬木說:“對中央負責同志個人的批示、談話,不要馬上忙於宣傳,弄得過份不好。”“中央同志有些講話是在個別場合說的,根據這些講話作宣傳更要注意。”“中央的某一次會議,哪一個人的某一次講話,不能作為宣傳中心。”“紫陽同志在耀邦同志離京前,曾當面和耀邦同志談過,改革要有步驟,不能一轟而起。今年改革要集中到利改稅。改革要堅決而有秩序地進行,不能一下子都去搞承包。”他還說:“耀邦同志在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請我修改,我改了一次,臨到走前,我又改了一次。改了不少,還是有問題。現在還沒有定下來,但文件已經發到縣上去了。當然,整個講話是好的。問題是,全文與十二大沒有聯繫,有的還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開了才幾個月,十二大還算不算數?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對大家施加政治壓力。但耀邦這一講話就反過來了,就造成壓力,而且壓力大。”“十二大要宣傳共產主義,宣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他說胡耀邦的報告“把個人利益強調得過份”,“把國家利益和社會主義利益放在一邊。”聽了胡喬木的批評以後,胡績偉認為:“一個書記處書記能夠對總書記進行批評是很好的事,但最好是對總書記當面講,或者有總書記參加的高層會上講。而這次,卻是背著總書記講的,而且是專門向自己直接領導的下講的。這位一再強調黨性的同志這次什麼也不在乎了。胡喬木同志不只批評全面改革,批評把承包推廣到一切部門,而且給耀邦的講話扣了一個違背十二大精神的大帽子,指責人民日報根據總書記的講話進行宣傳是頭腦發熱。這是一個多麼危險的徵兆!”(胡績偉:《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胡績偉說的“危險的徵兆”變成了危險的現實,並由此引發出一場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

1983年3月17日,胡耀邦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央財經小組向中常委的彙報會。由當時的國家計委主任姚依林和副主任宋平彙報。小平主持,陳雲等老人都參加了。沒想到,在會議中間陳雲拿出準備好的講稿,一條一條地、指名道姓地批評起胡耀邦來了。如,胡耀邦曾說過,財政赤字是假的。陳雲在發言中說:“國家財政赤字是確實的,不是假的。耀邦。”陳雲批評耀邦時,每批評一件事,後面總是像老師對學生的口氣,親切地稱呼一句“耀邦”。陳雲還批評了胡耀邦對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看法,“說‘一五’時期搞156項是走了彎路,這種看法不是史唯物主義,是唯心主義。”他憤慨地說:“連’一五’都要改?”還問胡耀邦:“還要不要十二大決議?”因為十二大決議中有“調整、改革、充實、提高”的方針。對陳雲的批評,胡耀邦沒有辯解,不停地點頭認錯。看來,陳雲憋了一肚子話,這次一吐為快,一共講了條(《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中說陳雲講了十條)。陳雲還明指胡啟立暗指胡耀邦地說:“應該下放到財政部或國家計委去學習鍛煉。”陳雲批評胡耀邦的語氣很重,有的地方用詞很尖刻。鄧小平沒有想到也不願意陳雲會這樣批評胡耀邦,有點不高興,說:“今天主要是聽彙報。”胡喬木等希望全黨都知道陳雲對胡耀邦的嚴厲批評。會後,胡喬木找陳雲商會議記錄、發言整理出來,然後召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進行傳達和討論。陳雲同意胡喬木的意見。。趙紫陽等就準備開一個會商量這件事。趙紫陽說:“書記處可以準備,準備。這件事到底怎麼講由耀邦定,由耀邦自己講。”開會的事胡喬木從陳雲那裡領來了令箭,卻沒有向鄧小平請示報告。鄧力群說,這是胡喬木“可能有點疏忽”但是,鄧力群在既沒有向鄧小平報告、也沒有向書記處請示的情況下,在新華社國內工作會議上傳達了陳雲對胡耀邦的批評。這次會是1983年過年後在北京友誼賓館召開的。當時我也出席了這次會議。在會議即將結束的時候(大概是3月17日下午),說是中宣部長鄧力群要接見與會代表。我們乘車到中南海。等了一段時間以後,說鄧力群來了先合影,再聽報告。我們在院里排了一個半園形的隊伍,為照相作準備。不一會,一輛高級轎車從中南海西門開了進來,一直駛到我們這個半園形隊伍的當中。鄧力群一步也沒有走就站到了為他安排的中心位置。當時站在第一排的人看到汽車直衝自己而來有點緊張。合完影后就進到裡面作報告。這次國內工作會議由徐占琨負責簡報工作。記錄當然也是他的事。他也讓我作一份記錄。記錄交上去以後,再沒有退回來,也沒讓向下傳達。正是在這次會上,鄧力群傳達了陳雲對胡耀邦的批評。他在《紅旗》雜誌聯絡員會上也傳達了這個內容。廣東省委副秘書長李言年把《紅旗》會上的這份傳達記錄稿送到了中央,胡啟立才得知此事。

趙紫陽從胡啟立那裡得知這個情況後,立即打電話給鄧力群,問他有沒有這麼回事。鄧吞吞吐吐。趙紫陽說:“原來不是說要開個會定一下嗎?怎麼還沒開會就捅出去了?立即打電話,不要擴散!”就在中央還沒有最後定是否要開這個會的時候,胡喬木、姚依林竟然向各省、市和中央機關發出了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萬里看到通知問習仲勛,習仲勛說不知道。又問胡啟立,胡啟立也說不知道。習仲勛認為,在總書記、常務書記、中辦主任都不知情的情況下,竟然有人發出召開批評總書記會議的通知,這是很不正常的。習仲勛和萬里認為黨內危機迫在眉睫,共同向鄧小平報告並作了工作。鄧小平決定這個會不開,還說“胡趙格局不能變”。趙紫陽在天津得知這個決定。但是,開會的事已經傳開了,海內外沸沸揚揚,以為這是一次倒胡行動,是一次未遂的宮廷政變。

但是,趙紫陽卻對這件事的性質持不同看法。他1995年12月16日對本書作者說:“當時,的確有不少人對耀邦在經濟問題上的作法有意見。我也有意見,也有一致的地方。但那時並不是想把耀邦搞下來,包括陳雲。也可能我看得比較簡單。”趙紫陽認為不是什麼“宮廷政變”,但他對自己的這個看法也沒有說死:“可能我看得比較簡單。”趙紫陽從天津回來後,胡耀邦到趙紫陽家看望。胡對趙說:“那個會不開了。”還說:“外面對開擴大會很擔心,以為中央要出什麼事了。”趙說:“這些只是經濟工作中的不同意見,不要想得太複雜了。我這個人你是知道的,只是個助手人才,對意識形態不感興趣,我也不認為喬木和力群有非分之想。我們是在一條船上,同舟共濟。”事後,胡啟立對趙紫陽說:“耀邦對你說的同舟共濟很高興。”(以上關於1983年批評胡耀邦的情況來自趙紫陽同本書作者的談話,見本書“附錄”)

情況可能不像趙紫陽說的那麼簡單。胡耀邦回憶說:“1983年有一天,喬木突然跑來,哭訴著說:你不當總書記,還可以干別的,我們友誼長存。我當時到非常詫異,不解其故。喬木反映過來後,破涕為笑,談別的了。”(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載《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4期,第38頁)胡耀邦還說:“1983年那次會是準備“換馬”的,是鄧保護了我。”(同上,第43頁)

就在陳雲批評耀邦前後,姚依林和宋平聯名給中常委和鄧小平寫信,說耀邦到處亂講話,和十二大精神不一致。使計委工作很難做。這封信沒有什麼反應。小平確定不開省委書記會之後,找姚依林談了一次話,說:“你那封信有股情緒。”姚說:“我也承認有情緒。”趙紫陽曾向本書作者談了他和胡耀邦的關係。他說,在改革的問題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們的意見不一致,那是在1983年,胡作了一個報告,講“包”字進城,把農村承包簡單地搬到城裡來。趙認為城市經濟比農村複雜,要慎重。在經濟發展問題上,他們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趙主張不要追求速度,胡主張提前翻番。這是他們的根本分歧(從胡耀邦對李銳的談話來看,胡耀邦認為增長速度在4%-5%之間,不可能實現國民經濟翻兩番,只有7%才能實現這個目標,胡的這個看法是對的)。在陳雲批評胡耀邦之前,小平找紫陽、耀邦、喬木一起到他那去談了一次話。小平說:“今後經濟工作由中央財經小組和國務院主要決策和發言,不要政出多門。書記處只管大事。”客觀地說,經濟工作應當由國務院管,胡耀邦管得過多是不合適的。他曾找國務院的幾十位部長一一聽取彙報,並即席發言,這些即席發言,部長們當作指示。由於他不是主管經濟的,情況不是很清楚,他的有些指示使部長們為難。1983年初胡耀邦主張“包字進城”也有過粗、過急的問題,趙紫陽不同意也是有道理的。圍繞那次陳雲批評胡耀邦經濟彙報會引起的風波,是不是一次未逐政變?是不是要胡耀邦下台?這要有分析。從趙紫陽等國務院這個角度看,的確是經濟問題的爭議;而在左派那裡,是不是要藉此機會要胡耀邦下台?是有這種可能的,但還要有新的史料證明。吳江在他的《十年的路》中,對這次批胡事件,用“拆台”二字,我覺得在現有的資料情況下,比較妥當。吳江認為,這件事明顯地暴露了在改革問題上兩股勢力的較量,胡耀邦首當其衝。

胡耀邦得罪陳雲那股力量由來已久。“黨校事件”中已見端倪。在經濟問題上,胡耀邦和陳雲看法不一致。陳雲認為胡耀邦不懂經濟,胡耀邦認為陳雲還是堅持老套套、老框框不放。1980年末,在中央常委和書記處會議上,討論1981年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問題發生了一次爭論;1981年底,又在同樣的會議上,又為1982年的速度發生過一次爭論。胡耀邦在同李銳的談話中提到了這個問題。胡耀邦說:1981年、1982年的爭論:經濟上尖銳些,關鍵是速度問題。說不能把住老套套、老框框不放。於是引起陳雲、紫陽誤會。生產目的問題,並非批評什麼人。

翻兩番問題。1980年夏,在武漢討論經濟,到2000年翻兩番。紫陽、姚依林心中無數。小平問:怎樣達到兩番?我答年增百分之七點二,力爭百分之七,不能少於百分之六。姚說只能百分之六,1984年爭五保四。我發急了,講了難聽的話,並非對誰過意不去。這時互相不能說服。於是每到地方時,我就在下氣。在起草十二大報告時爭論爆發。有人告狀,說我在下講了要百分之十,向喬木反映,喬木向小平反映了。於是小平找我去問:1,是否搞高指標?答未超過百分之七。2,是否說不要搞重點建設?答無此事。3,不要整黨?答要整,是文件怎麼寫的問題,實際上報告中寫了。

胡耀邦這裡說的生產目的討論,是指1979年10月,《人民日報》在胡耀邦的支持下,開展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其意是在發展生產所前題下,要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有人誤認為這是針對某人的,也有人說胡耀邦主張“高消費”。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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