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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中共四種抗日花樣和打得最慘、最大的戰役

——縱覽中共抗日

1939年12月26日晨,在太行山區靈壽縣岔頭附近山嶺,埋伏了4000名八路軍,參與埋伏的包括鄭維山的特務團,蔡順禮的騎兵隊。來自延安毛澤東的指示是:「一定要清除這支隱患。」賀龍、聶榮臻的命令:「全部、乾淨、秘密地滅掉」,「務必全殲,不使漏網」。抗日挺進隊行軍中突然遭到劫殺,屍橫遍野。八路軍還一個個翻屍檢驗,再補上一刺刀。被俘虜的幾十人中有一些女幹部,其中包括趙桐的20歲妹妹趙理智,一起綁了活埋。趙彤等345人全部遇難,沒留一個活口。·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口頭抗日的先鋒。它發表抗日宣言比蔣介石1937年7月17日在廬山發表抗日宣言早了3年之久,而且不同的鄭重版本先後有4種之多。

然而,認真對共產黨的抗日歷史做一考察,發現這裡面大有說道。我就按歷史順序一一道來。並做為我本人向反法西斯勝利70周年的獻辭。

為讓讀者提綱攜領,一覽無遺。我整理出共產黨抗日的幾個階段,布列於文章開端。

一),以假亂真的抗日階段,(1934年7月紅軍準備長征——1935年10月長徵結束)

二),半真半假的抗日階段,(1935年8月1日王明在莫斯科發表“為抗日告全國人民書”又稱“八一宣言”——1938年10月武漢保衛戰失敗)

三),一分真九分假的抗戰階段,(1938年底——1945年8月抗戰勝利)

四),清點共產黨抗日戰績,

一),以假亂真的抗日

1934年,蔣介石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動了第五次圍剿。這一次戰事順利,蘇維埃政權如即將覆巢之危卵,岌岌乎難免殼碎黃濺焉!

當時為了吸引蔣介石主力,掩護紅軍主力向西南方向的撤退,蘇維埃中央軍委決定派一支疑兵離開江西瑞金東進,來個聲東擊西。這支疑兵的名字就叫“北上抗日先遣隊”。

北上抗日先遣隊6000餘人,彈藥不足,而中央指定部隊攜帶的宣傳品就有160多萬份。有《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告農民書》、《一致對外——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擁護紅軍北上抗日運動》等傳單口號。總共裝了三百幾十擔,先遣隊一路張貼散發,搖旗吶喊,宣傳北上抗日。但是先遣隊並沒有北上,只是在民國心腹之地閩、浙、贛、皖轉來轉去泡蘑菇。

蘇維埃中央軍委還一度下令南下攻打福州,與北上抗日南轅北轍。

不到半年時間,6000人很快大部分被國軍殲滅。抗日先遣軍第一任軍團長尋淮洲戰死、第二任軍團長劉疇西和地方軍委主席方誌敏被俘槍斃,只有軍參謀長粟裕帶少數人突圍。

“抗日先遣隊”和日本人一個照面都沒有打。“北上抗日”是一次軍事佯動作。粟裕當時對中央的意圖不了解,對軍委的瞎指揮頗有怨言。他不知道這是紅軍斷尾求生之計,自己就是那截被折下來的尾巴尖。亂蹦亂跳沒有章法只是要分散蔣介石的注意力,讓蜥蜴主體逃走。

這是共產黨第一次宣告“北上抗日”。

1935年9月20日。紅軍走過草地,突破臘子口進駐哈達鋪。此時周恩來大病剛愈,不顧仍然很虛弱的身體,安頓下來馬上就和張聞天、博古一起來找毛澤東,商量下一步的去向。由於張國燾的分裂,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計劃已無法實現。8天之前在俄界會議上(甘肅迭部縣),毛澤東曾提出用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境建立根據地的方針,但此時紅軍已損兵折將十之八九,再遠征消耗下去,有滅頂之災的危險。真是“多歧路,今安在”,“拔劍四顧心茫然”。當然,周恩來是拔槍四顧心茫然。

也就在此時,毛澤東在繳獲的舊報紙《大公報》、《中央日報》上讀到劉志丹、徐海東領導的紅軍在陝甘根據地活動的消息。這一發現使中央領導同志極為振奮。

22日上午,中央領導在哈達鋪關帝廟內召開了團以上幹部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關於形勢和紅軍整編的報告。毛澤東在講話中說:“感謝國民黨的報紙,為我們提供了陝北紅軍的比較詳細的消息,那裡不但有劉志丹的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軍,還有根據地!”毛澤東鼓動說:“同志們,長征快要結束了,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向陝北進軍。與那裡的紅軍會合,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全體與會人員受到極大鼓舞,情不自禁地一致高呼:擁護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確路線!到陝北根據地去!”

紅軍在哈達鋪進行了整編,中國工農紅軍易名“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支隊”(簡稱陝甘支隊)。支隊政委由毛澤東兼任,支隊司令員彭德懷。全支隊共7000餘人。

這就是第二次宣告“北上抗日”。從國民黨舊報紙上偶然撿到的紅軍突圍求生之路,被毛澤東賦予“抗日救亡”的民族大義。北上逃命,變成北上抗日。

概括以上兩次”北上抗日”,抗日是假,逃命是真。我稱之為“以假亂真”的抗日。

二),半真半假的抗日

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康生、張浩等在莫斯科以中共和中華蘇維埃政府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又稱“八一宣言“),由於自從紅軍長征以來共產國際就與中共失去聯繫,共產國際七大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統一戰線”的決議和“八一宣言”內容直到1935年11月才由張浩帶到延安。1935年11月28日,延安才發表《中華蘇維埃政府和紅軍革命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呼應“八一宣言”精神。號召組成反蔣抗日統一戰線。

這是鄭重其事地發表第三個和第四個抗日宣言了。然而國民黨卻只把這當做殘匪的絕境求生伎倆。蔣介石繼續部署圍剿延安,要做“攮外必先安內”的最後一擊。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突然改變了歷史的進程。張學良兵諫犯上,扣押了蔣介石。延安興高采烈的氣浪幾乎掀翻了窯洞。毛澤東也大笑著說“元凶被逮,薄海同慶”。一些人在討論如何公審和槍斃蔣介石。

但是斯大林對中國時局有了新的認識:如果利用中國遏制日本對蘇聯的威脅。必須依靠強人蔣介石。斯氏甚至懷疑張學良受日本收買,逮捕蔣介石以瓦解中國抗日力量。共產國際斷然指示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趁勢推動國共合作,建立聯蔣抗日統一戰線,接受國民政府的領導。

延安中共如當頭被澆了一瓢冷水,聯合張學良組成西北抗日政府的構想頓成泡沫。毛澤東冷靜之後擦乾頭髮,擺出一副頗以民族大義為重的造型,重新調整說詞。周恩來親赴西安,換了一付冷麵孔面對張學良,扮演不偏不倚調停人的角色。

1937年7.7盧溝橋事變,日本加緊侵華步伐。嚴峻形勢把國共關係擠得更緊了一些。7月8日下午,蔣介石收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9人聯名打來的電報:“廬山蔣委員長鈞鑒:日寇進攻蘆溝橋,實行其武裝奪取華北之已定步驟……紅軍將士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家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地衛國之目的。”7月9日下午,蔣介石收到由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等代表全體紅軍打來的電報:“我全體紅軍願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請授名為抗日前鋒,與日寇決一死戰!”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等為首的國際路線派從自莫斯科銜命而來,就是要加強聯蔣抗日統一戰線。王明主張“一切通過統一戰線”。強調“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號召國共消除前嫌共赴國難。

王明和周恩來組成長江局。在武漢保衛戰期間,國共合作相當緊密,真有點共赴國難的味道。郭沫若的抗戰回憶錄“洪波曲”,就是述說的這段歷史。

但是國共互相猜疑,共產黨敷衍國民政府的命令、推諉與日寇作戰,此間就已經發生。有這樣一個例子:

1937年8月左右,蔣介石曾調一二九師到石家莊阻擊日軍。蔣委員長特派他的高參、劉伯承的舊識喬茂才傳令師長劉伯承。政委張浩接待了喬高參,轉身悄悄派人去告訴劉伯承躲起來。並對李達交代如何對付喬茂才。李達把喬茂才安排在一二九師師部,陪他好吃好喝,卻絕口不提調動的事。喬茂才幾次催促要見劉伯承,李達均以種種借口搪塞。喬茂才手持總裁手令,卻找不到接令之將軍,整天吃了睡,睡了吃,最後無可奈何自行離開了。回重慶被蔣介石狠狠訓斥了一頓。

共產黨聲言一致抗日,實際上內部發生分化:一些中共領導人認真執行共產國際指令,聯蔣抗日衛蘇,其抗日的忠誠度無可懷疑;另一些領導人圖謀借日滅蔣,積蓄力量,伺機做大。其抗日的忠誠度,口心不一。

我把自1935年底到武漢保衛戰結束這一階段的共產黨抗戰活動,歸納為半真半假的抗日階段。

三),一分真九分假的抗戰

保衛武漢戰役失敗,長江局最後撤銷,王明鎩羽而歸,他在中共內部影響式微。到了1942年王明淪落為延安整風的教條主義、投降主義的靶子,這位馬列獃子只有招架之功了。毛澤東與王明政治力量的彼消此長,讓共產黨的抗日政策有了大變化。

毛澤東主張獨立自主的抗戰方針。紅軍可以被改編,可以穿著國民軍的軍裝,樂意接受政府的武器裝備,但是不能接受國民政府的命令。

不同來源的資料交叉印證著毛澤東的陰謀策略。

1、古屋奎二在《蔣總統密錄》中記載:1937年9月26日,毛澤東曾對八路軍發出下列指示:“中日戰爭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共產黨的基本政策是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第11分冊,台北:中央日報社,1977年版,P117)。

2、奧。鮑里索夫(前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高級官員羅滿寧)在《蘇中關係(1945一1980)》披露:毛在抗戰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軍“用一分力量和日本斗,用二分力量來和國民黨斗,用七分力量來發展自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版,P100)。

3、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公布了一份《李法卿談話稿》,李法卿為楊成武部一個騎兵連的支部書記。談話稿稱:部隊從延安出動時毛、朱等曾召集幹部訓話,指示中日戰爭為本黨發展之絕好機會,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

且按下第一份和第二份資料不表,這裡只把《李法卿談話稿》做進一步考證。

考證一,記者巢父曾經採訪過剛投誠的李法卿。《李法卿訪問記》被收入《共產黨在中國》一書。該書由“華嚴出版社”於1943年7月公開發行。此書第324頁記錄:

“最近十八集團軍獨立第一師楊成武部李法卿君竟率領幹部四百五十餘人公開聲明脫離共黨。

李君是河南人,骨頭臉,長身材,看上去倒像一個小商販------參加中共已十多年。

李君說,抗戰後,隨十八集團軍出發;在出發之前,毛澤東朱德召集訓話,指示工作方針。朱毛特別聲明,中日戰事實為中共發展的絕好機會,他們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國民黨,一分抗日------”

考證二,中統局局長徐恩曾的回憶錄中,提到了當年曾破獲新華社地下諜報工作站,逮捕了11名中共秘密特工人員,還意外抄獲了毛澤東所撰的教材文件,內容和李法卿所言大致相符。

考證三,《蔣中正總統文物》文檔記載了第十八集團軍李法卿等450人向國軍四十軍投誠事件,

這是中統局提供委員長的情報彙編。時間為1940.09.04-1940.09.14,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528-079,入藏登錄號:002000001917A。

抗日戰爭的中後期,毛澤東的“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方針逐漸佔據主導地位。百團大戰在共產黨內部被認為彭德懷違背了”一、二、七”方針,幫了蔣介石的忙。一直到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還翻老賬對彭德懷批判。毛澤東為了減輕日軍對新四軍、八路軍的壓力,派密使潘漢年到上海與日本派遣軍司令部接觸,私下達成妥協約定,出賣國軍。

說這個時期共產黨的抗日是一分真,九分假。這是一個很公平的評價。

四),盤點共產黨的抗日功績

根據八路軍戰報,八年抗日八路軍對日本的最重要戰役有28次,28次總共打死打傷日本官兵77859人。與之相對,日本方面的統計28次交戰日軍共計傷亡6703人。

其中聞名於世的百團大戰,據八路戰報:斃傷日軍2萬餘人、偽軍5000餘人,俘日軍280餘人、偽軍1.8萬餘人;

日軍戰報:亡302人,傷1719人,皇協軍傷亡失蹤1202人——《華北治安戰》

平型關伏擊戰,據八路軍戰報:打死打傷日本軍人1000餘人。

日軍戰報:日軍被打死167人,傷94人,——《日中戰爭》日本文藝春秋社1984年版

可見中日雙方的統計數字有著巨大差距,我對此留待以後評說。我要指出的是共產黨在八年抗戰中打得最大、最成功的一次戰役,既不是平型關伏擊戰,也不是百團大戰,而是1940年10月的黃橋戰役。黃橋戰役一舉殲滅國民軍張德勤部隊1萬1千人,中將軍官二人死在戰場,旅團長數人被擊斃,國民軍傷亡慘重。俘虜師、旅、團軍官30餘,下級軍官600名------諷刺的是韓德勤部隊是在台兒庄血戰立下戰功的抗日部隊,受到蔣介石的表彰。陳毅公開聲明新四軍向韓德勤開戰的理由是,新四軍要向韓德勤“借一塊地方抗日”。

另一次八路軍打得堅決、徹底但是慘無人道的戰鬥,是伏擊趙桐的“北上抗日挺進軍”

1939年12月26日晨,在太行山區靈壽縣岔頭附近山嶺,埋伏了4000名八路軍,參與埋伏的包括鄭維山的特務團,蔡順禮的騎兵隊。來自延安毛澤東的指示是:“一定要清除這支隱患。”賀龍、聶榮臻的命令:“全部、乾淨、秘密地滅掉”,“務必全殲,不使漏網”。

抗日挺進隊行軍中突然遭到劫殺,屍橫遍野。八路軍還一個個翻屍檢驗,再補上一刺刀。被俘虜的幾十人中有一些女幹部,其中包括趙桐的20歲妹妹趙理智,一起綁了活埋。趙彤等345人全部遇難,沒留一個活口。·

趙彤時年28歲,“九一八”事件發生時是東北大學物理系學生。後來與苗可秀組織少年鐵血隊抗日,一度人員達1萬2千人。後來又入關成立“華北國民抗日軍”,人員發展到2萬5千人。與日寇多次交鋒,打過幾個震動全國的漂亮仗。趙桐一家是全國聞名的抗日之家。

趙侗

1937年12月25日,由楊成武等人牽線搭橋,“華北國民抗日軍”宣布加入八路軍,趙侗被任命為晉察冀軍區第五分區司令員。但是很快趙彤與共產黨發生分歧,遂帶少數幾個人離開八路軍。1938年,趙桐在重慶招募和培訓抗日幹部,重起爐灶,組建“北上抗日挺進隊”。國民政府給予支持,配備了新式衝鋒槍等武器。國防部出具讓沿途軍隊協助的公文。沒想到這位著名抗日英雄和一批熱血愛國青年(多為東北三省子弟),在北上途中被謀殺於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

共產黨畏懼趙桐的號召力,擔心抗日挺進軍成為八路軍的後患。就連夜緊急調兵,將趙桐等消滅於太行山麓,這是曠世慘案、冤案。共產黨至今竭力掩蓋這項重大罪惡。共產黨並不在乎抗日救國民族大義,為了該黨在爭奪權力中佔到上風,不惜殺害抗日英雄。苟能興黨滅道義,豈因亡國避趨之——這是毛澤東的政治哲學。

(有刪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縱覽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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