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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去世時鄧小平就想調兵進京鎮壓 政治局投票二比二是走過場

表決的結果是:李鵬、姚依林支持戒嚴;趙紫陽、胡啟立反對戒嚴;喬石棄權。此後,第13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作用基本上消失了,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再也沒有參與任何決策過程。1989年5月18日上午,中共元老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薄一波、王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中央軍委委員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等人聚集在鄧小平家中開會,決定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起決策作用的是鄧小平,具體執行者是楊尚昆。此二人無疑是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主要責任者。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胡耀邦因心臟病發作而逝世。北京各高校學生髮起悼念活動,從校園到天安門廣場,很快轉化為一場反官倒、反腐敗、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的學生運動。由於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並由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於1989年4日26日發表了題為“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1989年5月13日,數百名北京各高校的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短短一、兩天時間之內,絕食請願學生的人數劇增到數千人,持續不斷地有學生送醫急救,引發北京各界逾百萬人士上街遊行聲援,聲援活動又迅速擴展到全國各地,引起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恐慌,決定調動大批解放軍部隊進京,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包括整個北京市區)實施戒嚴。

名義上,調兵進京、實施戒嚴的決定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所做出,然後交由中國國務院出面頒布戒嚴令,並由中央軍委具體部署實施。實際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純屬木偶,被幾個躲在幕後的中共元老所操縱,拍板定局者是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從以下幾次相關的中共高層會議和中共元老的密會,可見其端倪。

1989年5月16日晚上,也就是北京各高校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第3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5名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以及有權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中共元老楊尚昆(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薄一波(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這次緊急會議做出了兩項決定:第一、鑒於目前局勢非常緊急,於5月17日向小平同志進行全面的情況彙報,聽取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的意見;第二、同意由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絕食請願的學生髮表書面講話,書面發言稿會後馬上播發。

1989年5月1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5名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齊聚鄧小平家中,名義上是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實際上是向當代的慈禧太后鄧小平彙報請示,聽候鄧小平的指令。在場的還有中共元老楊尚昆和薄一波。

會議一開始,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首先簡單介紹了學生運動的情況,但鄧小平很快就給會議定了調子:“今天只談論究竟應該(對學生運動)退讓不退讓?”薄一波迫不及待地發言說:“現在,後退是沒有出路的,我們已經到了無路可退的地步。”楊尚昆隨即也明確地表了態:“這是水壩最後的一個大堤,不能退,一退就垮了。”鄧小平等人如此一定調,趙紫陽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便或不敢表達了。就連反對調兵進京戒嚴、最終被撤銷職務的胡啟立,當時也不得不違心地表示“退是不能再退了”。

緊接著,鄧小平就提出了調動軍隊進京,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意見,他說:“考慮來考慮去,要請解放軍出來,要在北京戒嚴,具體一點就是在北京市區實施戒嚴。戒嚴的目的就是為了堅決制止動亂,迅速恢復秩序,這是黨和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我今天鄭重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來,希望你們考慮。”

鄧小平說是提出“個人意見”,希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予以考慮,但他作為中共的“慈禧太后”,具有絕對的權威性,他的意見誰也不敢也無法反對。於是,會議隨即做出四項決定:第一、當天晚上繼續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具體部署如何在北京市區實施戒嚴;第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於5月18日早晨去醫院看望住院治療的絕食請願學生;第三、李鵬於5月18日與學生代表進行對話,要求絕食請願的學生全部從天安門廣場撤出來;第四、5月18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報告部署北京市區戒嚴的情況。

會議結束後,鄧小平親自打電話給中共元老陳雲、李先念、彭真,並指示秘書打電話給中共元老鄧穎超、王震和中央軍委的3名委員洪學智(時任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劉華清(時任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副秘書長)、秦基偉(時任中央軍委委員、國防部部長),通知他們於第2天上午開會,通報實際上由鄧小平拍板決定,而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義所做出的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部署情況。

1989年5月17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繼續開會,與會者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的5名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和中共元老楊尚昆、薄一波。5名常委對戒嚴問題意見分歧,無法達成一致的意見,薄一波提議進行正式表決。表決的結果是:李鵬、姚依林支持戒嚴;趙紫陽、胡啟立反對戒嚴;喬石棄權。表決一結束,趙紫陽立即提出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請求,理由是個人對北京戒嚴持有不同看法,無法繼續履行總書記的職責。楊尚昆覺得趙紫陽在這個時候辭職對局勢震動太大,極力勸說趙紫陽不要、也不能辭職。趙紫陽最終收回辭職的請求,改為請病假3天。

這次會議做出兩項決定:第一、5月18日清晨5點鐘,中共中央政治局的5名常委分頭去協和醫院、同仁醫院看望住院治療的絕食請願學生。第二、北京戒嚴問題的部署因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嚴重分歧而陷於僵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全體常委於第2天(5月18日)上午再去鄧小平家,將問題上交給鄧小平,由鄧小平與中共元老、中央軍委有關負責人一起部署,並由中共元老們最後拍板決定。

此後,第13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作用基本上消失了,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再也沒有參與任何決策過程。

1989年5月18日上午,中共元老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薄一波、王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中央軍委委員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等人聚集在鄧小平家中開會,決定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

這次會議做出了五項決定:第一、於1989年5月21日零點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第二、於1989年5月19日晚上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第三、由楊尚昆負責,立即部署軍隊在北京市區實施戒嚴的行動計劃,成立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第四、向徐向前、聶榮臻兩位解放軍老元帥通報北京當前的形勢,並通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即將在北京市區實施戒嚴的決定。第五、鑒於目前北京乃至全國的緊張局勢,立即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發出通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黨委常委會要在中央召開黨政軍幹部大會後對戒嚴決定明確表態。

上述幾次會議表明,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是由中共元老們拍板決定的,起決策作用的是鄧小平,具體執行者是楊尚昆。鄧小平和楊尚昆無疑是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主要責任者。

楊尚昆與鄧小平的關係非同尋常,不僅是四川同鄉,而且早在1930年代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央蘇維埃政權時期,關係就非常密切。1949年中共建政後,楊尚昆長期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在1956年召開的中共第8屆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楊尚昆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兩人的關係越加密切。1978年,“四人幫”垮台後2年,鄧小平復出政壇重掌大權。離開中國政治舞台達12年之久的楊尚昆也復出,並得到鄧小平的充分信任,先於1980年9月從中共廣東省委書記任上調入北京,補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1981年7月出任中央軍委常委兼秘書長,1982年9月升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協助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在1982年召開的中共第12屆代表大會和1987年召開的中共第13屆代表大會上,楊尚昆連續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繼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在1988年4月召開的第7屆全國人大第1次會議上,由於鄧小平的提議和竭力堅持,80高齡的楊尚昆取代李先念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可以說,鄧小平與楊尚昆的關係屬於密友,而與同輩人陳雲、李先念、彭真等人的關係則是同志。王震雖然死心塌地地追隨鄧小平,但他與鄧小平的關係,也遠不如楊尚昆。至於胡耀邦、趙紫陽、萬里,雖然在1980年代作為鄧小平的三大愛將,但他們與鄧小平的關係,更象徒弟與師傅的關係,難以達到鄧小平與楊尚昆親密無間的程度。正因為是密友,楊尚昆可以隨意出入鄧家,在鄧小平名義上退出中共權力核心圈後,更成為在鄧小平與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間傳遞信息、溝通意見的信使。每當中共中央政治局有重大事情需要向鄧小平請教,都是通過楊尚昆傳達的。

楊尚昆與趙紫陽私人關係也相當不錯,在當時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親近的就是趙紫陽。這不僅因為他倆都曾擔任過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更因為在一些問題的看法上相同,思想觀點比較接近的緣故。所以,在如何處理1989年學生運動這一敏感問題上,楊尚昆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雖然他在內心深處可能贊同趙紫陽處理學生運動的主張,即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但是,鄧小平一旦做了武力鎮壓的決定,他就轉而全力予以執行。

在鎮壓1989年學生運動的問題上,中共元老中除了鄧小平和楊尚昆,陳雲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中共內部資料中有這樣的一段記載:陳雲同志在事關黨的重大原則問題上從不退縮,在黨和國家危難關頭更是挺身而出,無所畏懼。1989年春夏之交,他正在外地養病,當首都發生政治風波,他毅然提前返回北京,召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開會,率先提出要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並指出:“現在是關鍵時刻,不能後退。如果後退,兩千萬革命先烈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共和國。”陳雲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在中共黨內具有崇高威望,他的表態對於平息政治風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陳雲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5年任期內,只是在學生運動期間的1989年5月26日,出席並主持過一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議。按照中共當局的說法,對穩定當時的局勢起了很好的作用。

其實,早在198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北京戒嚴之前,鄧小平就曾與楊尚昆私下討論過解放軍部隊的情況,早有調動軍隊進京鎮壓的打算。1989年5月11日下午,楊尚昆單獨前往鄧家彙報情況。他倆主要談論了以下問題:第一、這次學潮為什麼結束不了;第二、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支持學生;第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態度;第四、解放軍部隊的情況;第五、北京和地方政府的態度;第六、下一步怎麼辦?

交談中,鄧小平表示:“人民要求反腐敗,我們當然接受。現在這些別有用心者提出反腐敗,我們也要當好話來接受。當然,這個口號只是他們的陪襯,他們的核心是要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接著又說:“我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只有姚依林的觀點最鮮明,態度最堅決,並且一以貫之。在重大政治問題面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斷,要敢于堅持原則。當然,我們要盡量採取和平的手段解決這次學潮。”從鄧小平“我們要盡量採取和平的手段解決這次學潮”這一句話,可見他已有調兵進京鎮壓學生運動的預案。

鄧小平詢問楊尚昆:“你怎麼看京津滬三地對這次學潮的處理?”楊尚昆回答說:“處理這次學潮,態度最堅決的是北京,李錫銘、陳希同幾乎每天把兩眼都盯在學潮上,生怕北京出現大的亂子,擔當不起。”

李錫銘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市長,他倆結夥緊跟李鵬、姚依林,力主武力鎮壓學生運動。在趙紫陽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學潮)”的主張後,他們一方面極力刺激學生,激化矛盾,不讓局勢穩定下來,一方面一再向鄧小平謊報軍情,促使鄧小平下定決心武力鎮壓。這是導致發生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一個關鍵。

鄧小平接著又詢問:“部隊思想狀況怎麼樣?”楊尚昆回答說:“學潮發生以來,解放軍總政治部已經連續發出4個通知,要求各大軍區認真做好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決不介入地方政府處理學潮的事務。對於涉及嚴重影響地方社會安定的打砸搶事件,地方政府需要軍隊出面維持秩序的,必須報經中央軍委批准。現在,軍隊的政治學習抓得很緊。一些軍區還開展了官兵對話活動,針對性很強,有效果。7大軍區和3總部(解放軍總參謀部、解放軍總政治部、解放軍總後勤部)的領導班子成員精神面貌很好,沒有不團結現象。”

1989年5月13日上午,楊尚昆和趙紫陽一起來到鄧小平家,彙報近期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工作部署。聽完彙報,鄧小平表態說:“這次學潮已經拖得太久了,將近一個月了。老同志們心都焦急著呢。陳雲、彭真、先念、王震還有鄧大姐(鄧穎超),包括我,心裡都急著呢。要有決斷力。”楊尚昆明白鄧小平的心思,特別就解放軍部隊的情況予以說明:“部隊官兵的思想是統一的,與黨中央、中央軍委保持高度一致。這次學潮對部隊官兵的思想不會有大的影響。”最後,鄧小平特別叮嚀:“在重大政治問題面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斷,要堅持原則。當然,對這次學潮,我們要儘力採取和平的手段解決。”

在上述鄧小平的談話中,在在都透露出他一直有著動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的想法,決定調兵進京、對北京實施戒嚴,決不是他一時心血來潮。鄧小平本來是希望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做出相關的決議,可以“名正言順”地調動軍隊進京,以避免“垂簾聽政”之嫌疑,沒想到遭到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堅決抵制,打亂了他的如意算盤。這也正是鄧小平痛恨趙紫陽,導致趙紫陽被軟禁到死的主要原因。

《鋼鐵的部隊:陸軍第38集團軍軍史》透露,1989年4月22日,也就是胡耀邦去世後僅一周,陸軍第38集團軍便奉命進京“維護首都安定”了。北京衛戍區警衛第1師也已經奉命進入北京市區執行命令。由此可見,鄧小平等中共執政者對於其專制統治的安危是極為敏感的,從一開始就考慮到了動用軍隊的可能性。相比之下,北京的市民和學生就顯得太天真爛漫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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