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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首曝內幕:2009年《當代中國研究》雜誌「死亡」側記

一、程曉農多年來為何沒寫這段故事?

二、我與陳一諮打交道親歷的兩件事

三、陳一諮“再回家“治病之路

四、“鐵哥們”何維凌評述陳一諮的用人之道與友道

五、劫後余感

2009年10月,在中國國內知識界享有盛譽的《當代中國研究》雜誌停刊,已經印好的2009年秋季號(第三期)成為未發行出去的雜誌。同名雜誌一年後復刊,只是國內讀者再未見過,在他們看來,《當代中國研究》已經“死亡”。

程曉農為這本雜誌盡了許多力,花時甚巨,甚至耽誤了其博士論文的寫作,直至雜誌停刊後他才完成論文寫作及答辯。這點,竟然被於大海、李少民及茉莉等人用作攻擊的口實,太過無聊且無恥。從1998年程曉農確定向國內拓展的路線之後,我作為這家雜誌在國內拓展的關鍵人物之一、編委,長期為這個雜誌付出大量心力,我認為我有義務寫出自己的親身經歷。程曉農在“《當代中國研究》雜誌2009年被破壞始末”一文中的陳述,只是那黑幕故事的二、三成而已。作為該事件最深的受害人,程曉農能夠將這段經歷寫得如此波瀾不驚,哀而不怨,傷而不怒,是他的修養。

但是,我覺得還有些未盡的話,即使不能一吐為快,我也得寫一些出來,以解讀者之疑。

一、程曉農多年來為何沒寫這段故事?

《當代中國研究》雜誌“死亡”之後,國內多有人向曉農打聽此事,每聽他在電話里與人談及此事,我就煩悶。算下來,這些年來,我至少曾有五次非常認真地要求他寫出此事經過始末。說“認真”,乃因我寫了紙條,上面記有我認為為何必須要寫的理由,與他專門抽出時間談這事。但他都沒寫。寫作此事經過讓人不快,並非主要原因,而是外界一直有人在“勸說”(實為阻止)。事件發生之後,體改所的舊同事當中有人勸告,老陳是體改所的創辦人、旗幟,如果要寫,會傷害體改所的形象,當然也包括很多同事的感情,這些同事都以曾在國家體改所工作過為榮。2014年,陳一諮死後,又有人來勸說,人死恩怨了,老陳已經走了,天大的過節也揭過去了。再則,老陳在生時你不寫,死後才寫,就算你寫的全是真事,也會有人說你胸懷不寬。其中為難之處,曉農作為當事人,當然比我更能體會。

上述勸說不能說全無道理。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改革,陳一諮確實是位代表人物,這改革又與六四事件相關,更有一層道義色彩。中國人又有為尊者諱的傳統。加之民運圈內是非從來不斷,不僅將自身,也將外界折磨得精疲力盡。幾乎已經沒人願意再聽這類糾紛與故事。因此,曉農只好打掉牙齒和血吞,讓所有的委屈與憤怒爛在心裡。直到2017年12月茉莉出面,抄錄當年於大海的誣告狀主要內容,再加上一些自己的評述,寫成“程曉農在《當代中國研究》的財務黑洞”,造謠誣衊。曉農這才動手,將當年的資料全部翻出來,擇要寫成“《當代中國研究》雜誌2009年被破壞始末”。

如果體改所的舊同事要因此怪罪程曉農,不如去怪罪陳一諮,以及於大海、茉莉等人。因為讓人負屈含冤還要默不作聲,在美國OIG司法調查作出程曉農無過錯結論之後還要繼續造謠抹黑,天下沒有這道理。

二、我與陳一諮打交道親歷的兩件事

對於陳一諮,我與他交道甚少。曉農幾乎也不多談陳這個人。曉農為了雜誌運作,讓我承擔了陳一諮先後以女兒與妻子名義承擔的工作。本人研究、寫作、家務已經累得不可開交,還要為他做這部分工作,而陳視為理所當然,從未表示過謝意。我有時會對曉農發幾句牢騷,他總是安撫說:老陳生病,時日不久,你就算幫我的忙吧。我則一忍再忍,前後為陳做義工長達七年。

真正認識到陳的不講道理,是在2009年他設計知識產權陷阱陷害曉農的過程中。為了讓曉農承擔未獲各電視台允許而發行曉農應他反覆懇求而主持製作的文獻片的法律後果,2009年5月間,他要求曉農去紐約與八位他委託的民運人士會談。一個人的能力,不在於其擁有多少資源,更體現在其動員資源的能力上。當時接獲陳的一位(女)舊部這一電話通知之後,我想起了“虎倒餘威在“這句老話。這八位人士,有的我認識,有的我不認識。由於擔心曉農個人應付不了這麼多人,我以中心董事與雜誌編委的身份陪他一道前往。

當我們講清楚為什麼必須要依據美國知識產權法規、在獲得各電視台授權之後才能發行這部所謂紀錄片。王軍濤贊成這樣做,認為在美國,必須遵從美國法律。緊接著有個情節可以說明陳一諮的不講理。他的忠實隨從王SJ在電話向陳請示後講了一番話:“老陳說,使用這些電視台的錄相不說明來源,是合法的。一位美國資深記者向老陳說了,根據知識產權法律規定,凡電視台製作的片子公開播放三次以上,產權就歸社會共有,可以自由使用。”我當時就向這位王先生提出:既然有這樣的法規存在,事情就非常好解決。請老陳將那位記者的電話與電郵告知我們,我們與他聯繫,向他打聽,這條法規在何處可找到。或者,請老陳問好法規出處後告訴我們,以供我們查詢。”王再次打電話請示陳,然後告知我們:“老陳說了,美國記者說過的話非常靠得住,不需要查詢,紀錄片的發行必須由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

程曉農是當代研究中心的執行局主席、法人代表,如果有什麼知識產權糾紛,自然由程曉農負全部法律責任。中心的經費有限,專款專用,屆時連律師費用都將由曉農個人負責。考慮到我們聽到的一些消息,在赴紐約與這八位人士見面之前,程曉農及參與紀錄片製作的另外兩位董事已經做了決定,如果陳一諮一定要堅持在未獲各電視台允準的情況下發行這部“紀錄片”,我們將通過律師將此紀錄片的所有權益移交給當時由陳一諮任法人代表的胡趙基金會或者其他由陳一諮指定的機構。因此,在王SJ代表陳一諮表態之後,曉農向王表達了這一共同決定,請他轉告陳。八位當中的其他幾位,也覺得無可再談。

這次會面後,表面上安靜了三個月左右。八月某日,我突然接到一位董事的電話,說要向曉農轉告陳一諮的意見與幾條建議。當時曉農不在家,電話由我代接。這位董事轉達的意見如下:“程曉農必須就紀錄片一事向陳一諮認錯,寫個認錯書,老陳就既往不究了“。我聽後當即表示:“這件事情上,錯的是陳一諮,不是程曉農。要寫認錯書,應該是陳一諮,不是程曉農”。這位董事軟言勸說:“就寫個認錯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不然,老陳說要撤銷程曉農的當代中國研究主編職務。曉農就委屈求全吧”。我回答說:“撤銷程曉農當代中國研究主編職務,應該召開董事會。董事會做出的任何決定,程曉農都會遵守。這事不是由陳一諮個人說了算”。

這位董事繼續勸說,提出三條建議:

“一、老陳這個人擅長權力鬥爭。過去這些年,他想整誰,誰就會倒霉,曉農是鬥不過他的,識事務者為俊傑。老陳身體也不好,不能生氣,你們就讓著老陳,給他一點面子吧。第二,打官司,要花很多錢。你們應該知道,老陳背後有支持,你們那點錢,根本陪不起。第三,老陳的動員能力很強,完全可以發動網路大字報攻勢,讓你們非常狼狽,到時候你們根本說不清楚。老陳還讓我轉達,如果程曉農不認錯,他一定要將程曉農送進美國的牢房裡。”

我當即表示:“正因為陳一諮擅長搞權力鬥爭,這種別人沒有任何錯處,但為了老陳的面子也要認錯的認錯書決不能寫,否則就會成為把柄捏在陳的手裡,他想整人就拿出來晃一下,不明就裡的人還當成真事了。我聽說過他擅長整人,也知道他過去在中國,出國後在民運圈的故事,確實是戰無不勝。但這是在美國,美國是法治國家,大有美國法律,中有NED規則,小有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章程。我們就按法律走吧。如果他能證明曉農觸犯美國法律,法院判決是什麼結果,我們都接受”。

幾天以後,有朋友轉來陳一諮到處散發的誣陷信。涉及的內容均屬捏造。我們當即給陳一諮發函,讓他將那封誣陷信直接發給我們,我們將請律師提告。如果不寄給我們,就必須立即停止散發,在10月份原定召開的董事會內部討論。我有一封在董事會內部給陳一諮的公開信,一一駁斥了他的誣陷與不實之詞,要求他道歉。其中他誣說我與程曉農開夫妻店牟利,我則將他女兒與妻子的工作合同出示,表明我從未領取他以其女兒與妻子的名義簽訂工作合同的那部分工作報酬,這部分工作報酬實際上被他長期佔用。這一情況,見程曉農“《當代中國研究》雜誌2009年被破壞始末”。(http://heqinglian.net/2017/12/28/2009-cmc-crisis/)

這次董事會的情況,曉農在文中已經講明,但我還想補充一句,那位奉命打電話轉述陳一諮意見及建議的董事在退出董事會後對曉農說了一句:“這次是老陳贏了,但贏得身敗名裂。”

三、陳一諮的“回家”治病之路

海外民運的內鬥從未斷過。互相攻擊的內容主要有兩類,一是特務,二是貪污。不少人含冤莫白,成為人生中一大痛事。因此,今年茉莉成為於大海的槍,出面攻擊程曉農的“腐敗”“時,我很慶幸2009年做出的選擇:從陳一諮構陷開始,每一步都走司法途徑。在關於知識產權陷害時,請的是版權律師;在資料交接過程中,由雙方律師接洽移交;在應對於大海代表CMC提告的兩場訴訟中,我們都嚴格按照司法程序走。於的刑事訴訟移交國務院OIG,最後,通過 OIG將近一年半的調查,還了程曉農清白。我當然知道這事讓陳一諮極不痛快,據說除了六四之外,陳一諮在權力鬥爭中很少失敗。因此,我猜想,從OIG宣布不予立案、程曉農未能如他之願被“送進美國的牢房”之後,他的心情不會好,這種鬱悶會一直持續到2014年他死去之時。

我一直想探究陳一諮緣何謀劃知識產權陷阱來陷害程曉農在先,繼之又動用一切力量,想用構陷與羅織罪名的方式將程曉農“送進監獄”。從私交來說,這麼多年來,程曉農為他做了很多事,包括讓我義務為其打工以便陳一諮取酬。有人說過,陳一諮這人是政治動物(好聽的說法是精於政治謀略),但能夠將事情做到這種惡劣的地步,應該另有原因。

當時,有關陳一諮“回國治病”的各種傳說沸沸揚揚,有文字為證並且是正面闡述的有這麼幾篇,按時間先後羅列於下:

《陳一諮拒簽“保證書“斥胡錦濤教條主義》(博訊北京時間2009年5月24日,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9/05/200905241828.shtml)這篇文章是博訊轉載。文章要點是:香港朱耀明等人為海外流亡人士發起一個“我要回家運動”,並擬出版一本以《再回家》為題的書。該書的採訪隊於2009年初到美國洛杉磯探望病中的陳一諮。當時陳透露,他曾透過曾慶紅向國家主席胡錦濤轉達信函﹐表示希望回國治病。曾慶紅知道他病情這麼重之後也同意轉達﹐藥費也可以考慮代為籌謀﹐不過胡錦濤方面其後向陳一咨在北京的女兒表示﹐陳要先寫保證書﹐同意不參加治病以外的任何活動才可回國。此後,海外中文媒體也持續以此為報道主題,比如自由亞洲電台曾發表《洛民運界促當局允陳一諮返國求醫》(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蕭融,2009年11月5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chen-11052009095227.html)

我們關注到這類消息,多少也有點理解為什麼會發生2009年《當代中國研究》雜誌被破壞事件。但想歸想,卻不想就這事公開談論。“哀兵必勝”,一個昔年的改革重鎮級人物、如今70多歲且身負重病,希望回國治療,並希望當局解決昂貴的醫藥費用,不管怎樣,其情可憫。但我們不談,別人會猜測,為了維護陳一諮的“改革重鎮”之光輝形象,在陳生命最後幾年,與陳同居一城、往還甚密的草庵居士寫了一篇《關於陳一咨先生申請回國治病一事的澄清》(獨立評論,2014年4月17日,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302221,草庵居士文章中用的是陳一咨,為不發生混亂,我統統改成陳一諮),概述了2007年陳一諮患病之後申請回國治病的一些情況:”2008年,陳先生的中國一些故舊部下計劃之中國北京或上海為陳先生尋找一個可以安身治病的優美之地,同時方便採取中醫治療“,該文附有陳一諮寫給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簽名信(經曉農查對,簽名出自陳手),以及陳一諮“寫給曾慶紅先生的信件原件(與本文無關的部分有刪節)”。草庵還說,“曾慶紅簽署意見請胡錦濤考慮安排陳一咨回國治療事宜。習近平未做任何意見簽署,但對轉送此信的本居士原部下夏X龍帶來口信,如果(政治局)公開討論,不會反對,可以根據情況盡量安排資金和醫生。”

草庵在該文最後結尾聲明:“在此過程中,陳一諮先生從未因為期望返國治病而寫過任何有辱自身人格的悔過書,更未為了回國治療而放棄原則祈求任何人,更未從事所謂的為了自己的性命而出賣台灣及美國利益”。其中,獨獨沒有提到《當代中國研究》雜誌被破壞一事。也許,作為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及《當代中國研究》雜誌的創辦人,陳一諮從未將這個中心與這本雜誌當作社會公器,而視之為私家領地。在陳一諮申請回國養病的同一年,他親手毀壞這本由程曉農苦心主辦了12年的雜誌,似乎是抱著梁武帝的心情。公元549年,建康城被攻破,梁武帝被囚於台城。面對國滅身囚之境,梁武帝完全無視黎民百姓的生死哀痛,只是漠然地說了一句,“天下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四、“鐵哥們”何維凌評述陳一諮的用人之道與友道

陳一諮在2009年破壞當代中國研究雜誌的行為實在不堪。但我畢竟是學者,一生閱歷可算豐富,知道人在得志與沒落時的表現不會一樣,但本性卻不會大變。也因此,我後來很關心陳一諮當年的朋友、舊部對陳的公開評價。各種私下評價雖然很多,但只要沒寫成文字,我都忽略不計,也不會在此文中引用。一位朋友為曉農寄來了一本《傳說中的何維凌手稿》(香港大風出版社,2015年出版,以下簡稱《何維凌手稿》),算是讓我了解了陳一諮青壯年時期的為人處世。

經歷過20世紀80年代改革時代且與京城多少有些聯繫的人,大都會知道何維凌這個多少有點神秘色彩的人物。他的神秘來自於他是鄧小平長公子鄧朴方的密友,他的重要在於兩點,一是他利用這鄧公子這一特殊關係,為中青年改革者們與體制內高層的溝通起了重要橋樑作用;二是在於他是京城中青年改革派的一個靈魂人物。他擔任過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其一生事業與陳一諮交叉之處甚多。這本傳說中的遺稿,由其朋友黃曉京整理,另一朋友王小強在香港的大風出版社出版,其前妻秦燕親筆書寫《何維凌生死書》為序,真實性不容懷疑。全書涉及陳一諮的筆墨甚多,通篇看完,何維凌對陳一諮的能力、開創性都有較高評價,但也不迴避他的性格弱點。其中我注意到與陳一諮“友道”有關的兩段話:

一段出現在《何維凌手稿》第13章(第239頁-240頁),這一章幾乎是為陳一諮開闢的專章。何維凌談到,“諮先生有收攏人才的真本領,”,在“攏人的時候,他真能做到禮賢下士,也真能做到待人寬以約。然而,一旦攏過來了,關係近了,成了圈內人了,就立即出現了反比效應。看別人的缺點過多,察得細、察得緊,……”,“以察察之明待之,不僅起不了關心的效果,而且會造成誤解乃至反感。王彥經常說:‘老陳就是愛搞遠交近攻,誰跟他越近,對他越好,就越得不到好果子吃’。也確實大致如此。特別是在諮先生一帆風順的時候。”

另一段出現在該書最終篇第25章(第502頁)。這章的主題是回憶京城中青年改革派聚散離合中的合與斗:“中國人喜歡聚,但一聚就斗,鬥了必然散,散了又想聚,聚了還得斗,如此循環往複,乃致無窮。”整篇文字不免滄桑之感,但寫得剋制。只是寫到陳一諮,何維凌還是忍不住要說道幾句:“陳一諮大概早就想通了,他認為人的一生,朋友是經常要更換的。早年文革中一位與他生死與共的戰友樊立勤,對這個觀點,大不以為然。……樊立勤曾就此勸我,慎重擇友;但我卻當作耳旁風。”

我看到這些話,忍不住划上紅道讓曉農觀看,問他認不認識王彥與樊立勤,或者聽到過陳的老友對陳的類似評價。但曉農與陳在國內的關係就是普通上下級關係,沒有任何私人交往,陳一諮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程曉農是該所綜合研究室主任,他不認識陳的這些老朋友(他們自稱為“老八隊”成員,仿李自成義軍的稱呼),他當然也無從聽到這些考評。

五、劫後余感

《當代中國研究》雜誌2009年被破壞這一事件,所涉及的當然不止曉農文中所述的人與事,我們不僅眼看著一棵親手澆灌的小樹在碩果累累時被攔腰砍伐,還要承受各種精神壓力與訴訟負擔。但即使在茉莉那篇嚴重歪曲事實的“財務黑洞”發表之後,曉農仍然堅持只在講述中談及與財務相關的事情,以及事情相關的結果,其餘的人與事均不再涉及。我充分理解這一點,董事們大都是體面人,被迫攪在這件極不體面的事情中,已經很感委屈了。但我還是想說一句,在這場風波中捲入很深的除了於大海、李少民之外,還有那麼一位復旦校友,一篇文章都沒編過,卻迅速地掛上陳一諮封賞的《當代中國研究》雜誌副主編頭銜,以此名義到處招搖。不幸的是,在這位人士的利用價值喪失之後,他被該中心現任負責人踢出門外。這位人士曾私下向曉農兩次道歉。但我認為,這種喪失原則、唯利是圖的人不值得為友。

民運中內鬥不斷是常事,我作為旁觀者都深感疲累。在此鄭重向海外民運人士認真建議:今後凡涉及所謂”腐敗”指控時,如果有可能,建議他們走司法途徑解決,以免背上不明不白的污名。回溯20世紀中國的政治史,這種內鬥,幾乎是中國政治活動尤其是中共及中共體制培養的政治反對活動中的常青戲碼。韋君宜女士晚年反思自己一生革命經歷,在《思痛錄》增訂版“結語”中痛陳:“還有不能忘記也不能釋懷的是:也不知有多少革命者受到莫大冤屈,遭受自己人帶給他們的多少磨難,因而後悔走上所謂革命道路。參加革命之後,竟使我時時面臨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選擇。這使我對於‘革命’的傷心遠過於為個人命運的傷心。”中共革命的參加與支持者,與中共政權培養的不少反對者,是精神特質上的同構物。我與曉農對此深有同感:只要我們還在堅持對中共的批評,來自所謂昔日“同道“的傷害,幾乎就是我們在海外生活的宿命。

1940年代出生的人,無論在朝在野,基本都退出中國的舞台中心;1950年代出生的人,也行將退出這個嘈雜不堪的舞台。但願這兩個年代的人,除了進行內鬥之外,還能留下更多的正面遺產。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來稿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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